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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同声歌唱

那时候我们同声歌唱

作者:杨  早   来源:罗永明《我们的中大》

        今天是1997年的8月25日,现在是晚上10点15分。后天上午,我将飞往济南,帮人干一桩没多大聊的差使,为的是能去一去曲阜;明天一早,老单将启程往龙JlI县回龙镇,继续扶他的贫去;三个半钟头前,我和老单在中山大学东门碰头,分手,他拿走了载有他作品的一张磁盘,归还给我一些CD;现在,我坐在电脑前,眼望丑陋的单显屏幕,手指盲人似在摸索键盘;昨天傍晚,阿飚坐上火车,回到了他寂寞的深圳。

        前天晚上到昨天早晨,我们还坐在一起看电视,喝桂花陈,吃阿飚女朋友红梅买的葡萄,扯谈。我们当然谈到了老莫。

        这就两年多了,自打我们陆续从中大逼仄的学生宿舍撤离。

        我进大学的头一个月就进了校广播站。到了军训结束后,我才在那儿见到一些同级。

        有人把我带到一个小胡子面前,说:“单小海。”我对小胡子点点头,他说:“我认识你。”

        我虚荣地吃惊:“怎么会呢?”

        小胡子顿时圆睁了双眼,似乎有些愤怒地说:“我和你是一个连的!”我噢了一声,那么他应该是政行系的。政行系是一个小系,而且九一级27名新生中只有5名女生,难以引起中文系男生的兴趣。我们在军训初期对本系女生表示失望后,宁愿盯着隔壁连的外语系看。墙根处靠了一个小个子,长的头发披拂前额。见我看他,就说:“我是莫锟。”我知道此人,军训快报上有他几行字,什么“队列站成一道青春的风景”。他说他在哲学系。

        见到王永飚是几天或十几天后,因为他虽然也进了广播站,但却在编辑部厮混,不比我们三个进的是新闻部。是在一个文学讲座,莫锟指着当时还精瘦的一个说,这就是王永飚。这个名字也曾在军训快报上晃过。略微打过招呼,我瞥见他面前摆了一本周予同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册,想这人一定是好学分子。我对好学分子向来不甚感冒,于是走开去。

        好了,我已经把怎么认识你们的讲完了。下面该讲什么呢?我开始稀里糊涂。

        我记得和老单约定吃过晚饭一起去图书馆发奋,在东五的小卖部等,迟到要请客。可是谁赖账的次数多?我记不清了。

        老单和我一开始就处于比拼状态。二人相互吸引且相互敌视。我们曾一起参加学校的卡拉OK“大赛”。我要求他刮掉让他看起来“像个小地主”(王雄明语)的小胡子,以免评委认为他是个颓废人士。我那时相信什么事都应该且可以名符其实,如果本来就颓废也就罢了,但其实老单是个上进青年,所以要把胡子刮掉。刮须刀是借我宿舍一名同志的,老单一边刮一边气哼哼说多少女孩子都没让我刮掉它,没想到毁在你手上。

        他和我经常吵架。我觉得他吵架时像个好斗的公鸡,毛都支楞着。不知道在他眼里我像个什么。如果也是公鸡那就对了,因为我们吵架的原因都很鸡毛,其实就算两只真鸡也不会为一些鸡毛这样吵法。那时我们都是意识形态拥护者,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原则。朋友怎么样?原则面前大义灭亲,何况朋友?

        有一年的最后一晚我们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又吵了。两人气狠狠地各回宿舍。到了快11点,我爬上对面的五楼去找老单。我对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不想今年的不快带到明年。然后我把老早就想送他的一支钢笔放在桌上,往回走。当时我这样做一半是懊恼,一半是附庸风雅,一心一意想让自己的行为像个绅士,老单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

        我走到楼下,听见有人叫我。我回头,老单的黑影站在五楼楼道口。我走近些,听他说什么。然而他只是挥了挥手,明年见。这时熄灯时间到了,整个宿舍区沉入黑暗。我在黑暗中慢慢往回走,模模糊糊地想,到底什么是所谓友谊呢。很快我就把这个问题抛开了,那时我更爱思考什么是爱情,真正的爱情。

        爱情很快就降临了。我和老单找个地方猫着,互相参详推衍各自苦心追求的前景。后来这种场景在几个朋友之间反复上演,我们将大量的夜晚消耗在朋友的喜怒哀乐中,从未后悔。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中秋和老单和老莫带了凉席跑到中区草坪过了一夜。子夜过后,旁人渐渐就没有了。我们还在大声聊着。后来也沉默了。再后来就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黎明时扫地工人把我们吵醒。摇摇晃晃挟着草席往宿舍走,回想昨夜的天空,朦胧而亲切,三个青年在月光下默默地坐着。当时的感觉一直说不出,后来看到汪曾祺的一句文章就能说明白了:

        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结果是一人写了一首诗,老莫《酒、女人和乐队》,老单《这一只杯子剩的是哪一夜的残酒》,我的《以酒为名》。酒、女人,在我们回忆里贯穿始终。那些酒是用来喝的,那些女人是用来谈论的。那时的我们在情场上节节败退,被我们爱上的女人都拒绝接受我们的奉献的真正的、纯粹的、决不肯使用任何手段的,爱情。兄弟,那是她们的悲哀,对吧?

        后来阿飚就老是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来叫我呢?我整晚在宿舍没事干,一个人跑出去喝闷酒。  那时候跟阿飚还不熟。跟阿飚熟了以后,就一块儿做了些别人莫名其妙的事。比如大热天中午坐在校道旁下围棋;比如下大雨时我们穿着最好的白衬衫黑长裤黑皮鞋,在躲雨的人们惊诧的目光里,从容行进在哗哗的雨中,肩上还扛着一把关闭的雨伞。但我保证这一切都是兴之所至,并非有预谋的惊世骇俗。

        我们还曾经把自己关在广播站旁边的小屋子里,朗读各人的一些现在看来相当酸的诗和散文,或是要求每个人在半个小时内写出一篇题作《广播站》的文字来。那时的广播站还在赫赫有名的怀士堂的二楼,堂前镌着孙中山先生给当时的广东大学学生们的训词: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就在文章里写:“每个人走过都会看见这行字,有些人就停下来想一想。”这是猜的,但合情合理。人碰到矛盾的话总会愣一愣的。不只一个老生指着字对我说:“看!在当今中国,不做大官,怎样做大事?”然后男生就骂一声“屁”,女生则不骂。

        阿飚将我们的一些事歪曲成学生会刊物《康乐之窗》上的小说。小说写得狗屁,其余三个人都说。阿飚惯于将人物进行方向不正确的夸张和典型化。题目倒起得蛮好:《以诗相逢的日子》。但这也是后来,毕业后,才觉得的。当时觉得题目也狗屁,因为觉得日子是一点诗意也无,经常搜遍几人的全身也凑不了一顿酒饭钱。试过打一瓶酒,购两包咸菜,到小馆里叫一个青菜就坐上仨小时,任凭老板满脸愤怒。那时只是这般凄惶,怎么现在说起来大家都很得意地乱笑?莫非真应了普希金的歪诗:

        所有所有的往事,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拿中国话说,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并且,在回忆中我们的话题也相当纯净,不是各自的爱情故事,就是校园里各色人等的可笑行径,直讲得人人绝倒,还有就是骂谁谁谁“何德何能”。这使我的回忆显得有些不可靠。我们一定也产生过一些当时认为很龌龊,现在却能宽容对待的想法。我们有没有关心过学生会的选举?有没有探讨过如何混入党内?有没有密谋过怎样联手提高知名度?但我们确实商量过,要去环市东路的血站卖血,以应付总是窘迫的生活。

        我们的相聚开始出现缺席,多半是其中哪一棵枯苗遭受了异性感情滋润的缘故。有时不免会衬出其他枯苗的腊黄来。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们常常笑骂整日价在一起的男女庸俗,却从来巴不得也庸俗一把。后来有人果然就庸俗了,譬如阿飚;也有人想庸俗而不可得,譬如在下。

        我和阿飚往往夜里提一瓶劣酒,剥两颗花生在走廊上坐至凌晨,谈一些无非如此的话。那时有一个八九级的历史,名庄晓东的,正失恋,总是两三点爬防盗网上来,见我们就问:你们在谈什么?我们随口讲:谈爱情。他扑通一下坐在楼梯上,谈吧谈吧我也听,你们当我透明好了。我们不谈,他就自己谈,爱情,一大通,最后说:“像咱们这样有才能的人,就是喜欢作茧自缚。”这话说得精彩,虽然他和我们几个算不得“咱们”。庄后来去了某特区的组织部,成了党的人,不知道还会不会发这么精彩的牢骚。

        我没想到会跟阿飚有这许多话讲的。虽然我早已发现此人并不好学,偷起懒来也是我道中人,但同时就知道了他是历史系学生会主席。我发梦都想不到我会和一名学生会主席成为朋友,我从小到大朋友里最高职务的是中学里一个前班长。而阿飚当然也觉得我的脾气绝难忍受。然而就成了朋友。有一晚我坐在宿舍里看书,突然心血来潮,很想拉朋友去喝酒。在楼梯上就碰见阿飚,他说在楼上也看书,突然听见收音机里姜育恒唱“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突想起好久没见朋友(大约三至四晚),扔下书来找我。于是我们又找了老莫老单,快快乐乐地出去喝酒。大学最后那年春节我起心跟阿飚回他的家去走走。坐九个小时的车到龙川I县城,再几个小时到镇上,还有一个小时的摩托车。到家已是半夜,阿飚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起了床。胡乱收拾一阵睡下。第二天刚麻麻亮,阿飚的小妹妹跑来床前将我们吵醒,问说:“太果(大哥),这是哪个?”其时阿飚与我并排躺在乡村的大床上,一时间觉得两人好似兄弟一般。

        我很想讲一讲大一时老莫那个女朋友,他自己称为“第N个春天”的。老莫会不会不高兴呢?别在意,老莫。我只讲那次通信。老莫的这个小女生在他家乡,老莫写信去讲我们几个在中大里叫做“四大流氓”,她就信上问为什么,我们正愁不曾就此事通电全国,有人好奇自是求之不得,遂决定三人各回一信(老单声明他没写)。小女生居然也给我们各回了一封。他们的信我没看,我自己的信里吹嘘这种流氓非一般种类,乃是文化流氓,以精神叛逆为己任,实际我辈均可算有为青年,小女生即回称这等流氓愈多愈好。我又抱老莫近来满脸幸福状,惹出我们很多酸气。小女生竟然说朋友就同甘共苦,如果老莫太过分她就替我们出VI气,把老莫“开除出去”。我阅后自然大悦,连夸老莫真好福气。老单阿飚也作了类似表示。老莫也不怎的,只嘻嘻一笑,把小女生回我们的信统统借去,说是要复印,至今不还。

        说起来我就有气,老莫,你答应过要教我吉他,你答应带我们去你老家的山上玩,还有,你答应过要给我的一首歌词谱曲,你还答应……你答应过我的我统统记得,你却一溜烟跑回广西去也,面都少露。莫要忘了,你最后答应过我的,就是你一个人在南宁,要好好地生活。

        我们毕业时搞过一个合集。现在又想再搞一个,可是大家都忙啊,什么时候能出来,难说得紧。各人有了各自的生活,各自的烦恼,像罗大佑唱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因为彼此见面越来越少。”看他们的诗文,往往没有在校时那么亲切了。然而大伙儿都不易呀,我们感喟着,眼光里充满理解和同情。

        我回首当年,当我们还痴迷于文学的时候,那时的我们像极那些四处浪迹的行吟诗人。我们把足迹走成散乱的诗行,身上沾染了四季的忧郁。当人们问起一路的风景,我们总是给他们老老实实平平无奇的回答,让他们失望而狐疑地走开。而沿途那些古老的传说,我们把它们小心地珍藏起来,留在地僻人静的时节分享。靠着这些传说的指引,我们像货郎一样穿村过庄,贩卖我们卑微的理想。我们带着怯怯的眼神,轻轻叩动你的房门,倘若逢到警惕的目光,我们会局促,不知所措。但终于摆脱了过分的羞怯,我们吆喝起来,声音由低到高:

        快来看哪,主人家,快来看哪,这是和你园子里草叶上的露珠一样新鲜的东西哪!

        一、二、三、四。我们开始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