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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回首忆康园

廿年回首忆康园

作者:李旦明   来源:罗永明《我们的中大》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微微地吹拂中国大地,我们七七、七八级两届学生,轻轻推开了中山大学这座华南地区最高学府的殿堂大门,成为“十年浩劫”后重新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幸运儿。星换斗移,蓦然回首,猛然记起199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也是我们踏入中大校园的20年。面对这两个重叠在一起的20周年,笔者写下了以下校园生活片段,以作为对母校,特别是对中大蕴育的校园精神的怀念。

罢课事件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都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特别是那些下过乡、当过兵、做过工的“老三届”,更是有“挤上末班车”的幸运感和必须勤奋学习以弥补逝去年华的紧迫感。再加上整个社会正处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期,中大校园里的学习风气很浓,学生的求知欲望很强,老师教学的积极性很高。这从每天傍晚许多同学一吃完晚饭就去图书馆占位子的现象中可见一斑。

        我们七七、七八级的学生求知欲旺盛,且不乏“明辨、慎思”的质疑态度和批判精神。一位青年教师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史课,也许是因为有些紧张,或者是因为他本来业务水平就不高,因此教学质量较差,还在课堂上闹出诸如“床前明月光,疑是瓦上霜”一类的笑话来。班里向系里反映,希望能换个老师上课,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于是,全级同学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抵制行动——罢课。当上课铃响,那位老师步入课室,面对着一张张空荡荡的座椅时,系里才感到问题严重。王起先生和系党总支书记亲自到学生宿舍征求意见。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王起先生那深深自责的愧疚神情。他检讨说,自己没有把好关,对青年教师的业务指导抓得不紧,没有严格审阅他们的备课,以致谬误流传,等等。罢课事件很快就平和地解决了,同学们又回到课室。此事之后,那位年青教师调离了中大,听说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千得很不错。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们七八级中文系同学在校四年中集体采取的惟一一次“过激行动”。这一“过激行动”得到老师(包括一些外校来听课的老师)和其他系的同学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回想,当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挺“温良恭俭让”、挺“中庸”的。我们没有被责“搞自由化”的忧虑,老师也没有学生“犯上作乱”的感觉,这多好!

谈恋爱与“订婚仪式"

        同学之间谈恋爱恐怕是中外大学生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七七、七八级学生也不例外。只是那时同学之间谈恋爱更具有时代特色和“系情特点”。依我观察,大家还是颇有节制的,不至于“蔚然成风”,而且基本上做到“恋爱学习两不误”。所谓时代特色,就是同级学生年龄悬殊,“两代同堂”读大学可以说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以我们七八级中文系学生为例,年纪最小的才15岁,年纪大的已35岁,前者可以叫后者叔叔或阿姨了。所谓“系情特点”,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98个同学中,只有十来个女生,而且其中有几个是已婚的。同学中年纪大一点的不是已有家室,就是情有所属;年纪小的不谙情事,尚缺乏“紧迫感”;剩下中不溜年纪的只好将“魔爪”伸向低年级同学或是外系、外校。好在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还颇有吸引力,“魔爪”伸出,每每得手。经济系七九级一位女生,当年在学校算得上是“一枝花”,那时她常喜欢到中文系来参加活动。前两年我们遇见她,没想到已身为人母的她竞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当年中文系没有人追我。”我们戏答:“可能是追你的人太多,反让你漏网了。”

        对学生谈恋爱,学校采取“既不提倡,也不反对”的态度。只要谈恋爱者“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不太张扬,校方还是比较宽容的。只是我系有两位诗人气质洋溢的同学(一位七八级的男生和一位七七级的女生)犯了忌,毕业前一年在大钟楼某个房间里,请来一班同学搞了个“订婚仪式”,在校园里轰动一时,以致团中央的内部刊物将此事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典型给予通报,校方才在他俩毕业时采取了措施:一个分北京,一个留在广州,以示惩戒。对其他谈恋爱的同学,在毕业时校方都尽可能地加以照顾分在一块。

        值得庆幸的是,这两位毕业前订婚的同学最终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如今他们都在广州工作,诗人气质不减,而夫妻恩爱日深,真是羡煞人也!

“失踪"的文体委员

        1979年2月的某个星期一,上体育课,当全班同学在操场集中,等待班级文体委员整队上课时,才发现历来准时的文体委员没有在岗位上履行职责。问班主任和班委成员,都说他没有请假;问同宿舍的同学,也说不清楚他去了哪里,有人说好像从上星期六起就没见他的踪影。我们班的文体委员是党员,上大学前刚从部队复员不久,组织纪律性历来很强。这回,他假也没请会跑哪儿去了呢?

        四处打听没有结果,同学们决定查看一下他的床铺和行李。只见他的床铺像平日一样整洁,没有丝毫异样,打开他的衣箱,才发现在折叠整齐的衣服上放着二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回部队参战去了,不用担心。大家才放下心来。

        一个多星期后他回来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失踪”的原因。

        原来,我们的文体委员参军时当的是炮兵侦察兵,所在部队就驻扎在中越边境。当他从报纸、电视上得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就产生回部队参战的念头。打仗正需要老兵。“我复员后,新兵入伍时间不久,业务不熟。我们那是技术活,观测不准,等于大炮没了眼睛。”为了不让同学和老师担心,他选了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空档,带上简单的行李,悄悄地乘火车回到了昆明,然后又转车往部队赶。一路上,他不断遇到盘查,好在他一身军装,领章、帽徽是现成的,加上部队番号、驻地应答准确无误,军事术语倒背如流,以至于检查人员真的认为他是个回家休假、正赶回部队的现役军人。谁知他赶回部队后,+军营里静悄悄的。留守的战士告之,部队早已开拔上前线,他们也无法将他送过边境去。得知如此,他才无可奈何地折返学校。

        尽管时隔20年,但此事在我心中引起的钦佩之情没有丝毫减退。我相信,他此举决非一时冲动,它所体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此行虽未能实现他参战的愿望,但我深信,如果上了战场,他决不会给中山大学丢脸!

        文体委员叫刘浩,现任深圳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