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深切的怀念,永恒的纪念 ——追忆蒲蛰龙院士

深切的怀念,永恒的纪念

——追忆蒲蛰龙院士

作者:邬和镒   来源:罗永明《我们的中大》

        1999年12月31日,是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蒲蛰龙先生逝世2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追忆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以表深切的怀念,永恒的纪念。

        蒲蛰龙(1912~1997),广西钦州县人。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接着,进燕京大学研究院生物学部当了两年研究生。1937年回中山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6年秋,赴美国留学,1949年10月,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他学成之日,乃是新中国成立之时。他心潮澎湃,决心放弃美国优裕生活,毅然归来报效祖国。于是打点行装,携夫人双双起程回国……此后至逝世前数十年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中山大学生物系及昆虫学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历任教授、副校长、顾问、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等职。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6部,获得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1980年11月,蒲蛰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今院士)。1982年至1991年11月.连任第二、三届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后为名誉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后为名誉理事)。1986年,当选为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理事。1987年,被聘为中国生态学会荣誉理事。1989年,当选为国际有害动植物生物防治组织东南亚分部理事。他还是“新时期全国侨界十大新闻人物”之一。1964年后,连任5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蒲蛰龙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昆虫学家。他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60年,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2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他“南粤杰出教授”和“广东省杰出贡献科学家”光荣称号。1980年,他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最高荣誉奖——优秀成就奖。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更是一位著名的害虫生物防治专家。他长期从事生物防治的研究与实践,其成果,为国内外同行推崇,享有盛誉。他被国际学术界尊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广东是盛产甘蔗的地区,要想甘蔗收成好,必须尽量压低甘蔗螟虫(俗称“钻心虫”)的数量。每年,当甘蔗长苗的时候,甘蔗螟虫就在蔗苗中心蛀食,使蔗苗成为“枯心苗”;当蔗苗长成甘蔗的时候,它就在甘蔗中心蛀食,使甘蔗成为“生虫蔗”。甘蔗年年被甘蔗螟虫蛀食,其受害率常在15%至20%,甚至高达30%。这不但使甘蔗减产,而且也使蔗糖数量减少质量降低。甘蔗螟虫如此为害,广大蔗农叫苦不迭。蒲蛰龙见“农夫心内如汤茱”,就急农民之所急,决心用甘蔗螟虫的“天敌”赤眼蜂来防治甘蔗螟虫。即让赤眼蜂产卵于寄主甘蔗螟虫卵内,通过寄生过程,达到消灭甘蔗螟虫的目的。但这样做,必须大量繁殖赤眼蜂。这就要求蒲蛰龙他研究、探索,并进行试验。

        解放前,我国曾进行过用赤眼蜂防治害虫的研究和试验,但未用于生产实践。1951年,蒲蛰龙和广东省农业试验场的科技人员一起,对赤眼蜂的中间寄主、人工繁殖、田闯释放、防治甘蔗螟虫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旨在找到最佳中间寄主,能大量人工繁殖而雌蜂比率不减低。经过17种昆虫卵供寄生,他们首次发现蓖麻蚕卵为赤眼蜂最佳寄生卵。一个蓖麻蚕卵平均可羽化28至59头赤眼蜂。此种“大卵繁蜂”远胜于世界各国一向沿用的仓库蛾类害虫卵“小卵繁蜂”,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赞为“中国独创”,是赤眼蜂研究上的突破性进展和重大贡献。同时,此种繁蜂方法易为农民掌握,满足了防治甘蔗螟虫的需要。经过田间大面积防治试验,甘蔗“枯心苗”由过去的20%减少到5%以下,深受农民欢迎。1958年,广东顺德县(今为市)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赤眼蜂站。以后,广东各地建立了20多个赤眼蜂站,并推广到广西、福建、湖南、四川等10余省,防治甘蔗螟虫及其他农、林作物的害虫。广东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成功经验,带动了国内其他害虫的生物防治。1990年,全国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害虫的面积达700多万亩(不包括林业),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

        广东又是盛产荔枝的地区。荔枝是“岭南佳果”,古今闻名。宋代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荔枝甜美可口,人人可吃。然而,荔枝有害虫荔枝蝽象为害,严重影响荔枝的产量。以60年代一个种荔枝的生产大队计,每年减产不是千斤万斤,而是几十万斤甚至百万斤!过去果农的治虫办法一是冬季捕捉成虫,春季采摘卵块,但花人工太多;二是喷洒农药,但花钱多,收效也不大。而且,喷药时杀死了“天敌”,毒死了采花的蜜蜂,致使许多荔枝树“只见开花,不见结果”。荔枝产量下降,果农徒叹奈何!

        蒲蛰龙再次急农民之所急,与中山大学生物系教育革命实践队的几位教师、学生于1969年秋季来到东莞县(今为市),与该县“五七”大学合办“害虫生物防治培训班”,为该县种有荔枝树的12个公社培训一批专门防治荔枝蝽象的科技人员。他们决定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即让平腹小蜂产卵于寄主荔枝蝽象卵内,孵化的寄生蜂幼虫,吃掉寄主的卵黄,达到消灭荔枝蝽象的目的。此种方法,蒲蛰龙等人曾经做过研究和试验,证明有效、经济,受农民欢迎。于是师生学员一起动手搭起简易的繁蜂室,并做好其他准备工作。试验工作是辛苦的。冬夜草房温度偏低,烧旺煤炉;煤烟使室内空气混浊,设法加“狗尾烟筒”通往室外加以排除;光线不够,又设法开窗并用塑料薄膜挡风……蒲蛰龙常常三更半夜打电筒下楼到草房观察平腹小蜂的培养情况。经过半年多的试验,他们储备了大量的平腹小蜂。到1970年春天在荔枝蝽象“重灾区”的茶山公社增炒大队荔枝园释放,并陆续到他处释放。此后,荔枝蝽象寄生率高达97.8%,除虫效果很好。那年,东莞荔枝获得了多年来少有的大丰收!以药治虫,每株防治费平均为3至4角;而以虫治虫,不到1角,因而受到农民欢迎。此法逐步在全县和其他荔枝产区推广,使荔枝大面积增产丰收。

        广东更是盛产大米的地区。然而水稻丰产受害虫的制约,其害虫,少说也有几十种。广东四会县大沙公社从1962年至1972年,所用药增加10倍,但害虫依旧,并未减轻。1972年早造水稻,农药开支67000多元,依然减产……蒲蛰龙忧心如焚,又一次急农民之所急,最早提出“提倡以发挥害虫天敌效能为主的害虫综合防治”的新见解。虽无前人经验,但也要大胆攻关。于是他于1973年春季,与中山大学生物系部分师生来到大沙公社,开始了综合防治水稻病虫害的研究和试验工作。他们挑选安二大队24亩虫害严重的稻田,进行“以菌治虫”、“以虫(赤眼蜂)治虫”的试验。当时,蒲蛰龙虽说已年过花甲,但为了工作,一样赤脚下田,细心观察,13 13如是。经过艰苦工作,早造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主要害虫的为害率降至1%以下,未造成灾害。后来,不断扩大综合防治面积,并增加了“养鸭除虫”、“农民技术除虫”、合理使用“化学农药除虫”等多种除虫方法。至1975年,大沙公社6万亩水稻取得综合防治除虫试验的成功。蒲蛰龙等人为害虫防治闯出了新路,开拓了新的领域。国外同行专家对这项研究十分重视,美国害虫防治考察团和英国皇家学会害虫生物防治考察团曾先生到大沙公社考察参观,给予高度评价……

        当然,蒲蛰龙在生防等方面的工作远不止这三项,如50年代他主持引进澳洲瓢虫,防治木麻黄和柑桔的吹绵蚧,达到了“一劳永逸”的效果。引进孟氏隐唇瓢虫,已在广东定居,等等。他的贡献是卓越的。张宏达教授祝蒲蛰龙教授八十寿辰有诗云:“绛帐暖春风,禾蔗苦螟虫。兴农多壮志,调动寄生蜂。田头除恶魔,万户庆年丰。‘生防’威力大,除虫立大功!”蒲蛰龙对这首诗中的赞扬,是受之无愧的!

        蒲蛰龙,不仅是一位请之即来热心为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辛勤耕耘热心培养人才的教育家。他在高等学校执教数十年,既授业,又解惑;既教书,又育人,对学生全面负责,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他的学生、研究生成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骨干,早已成为教授、研究员、院士。他的学生,国内国外皆有,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蒲蛰龙常常教导学生和青年:学问要广,知识要多。“学习自然科学的应该具备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学习社会科学的也应该具备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如果说,在多年以前应如此,那么.存知识信赢爆炸的今天尤应如此。几十年。经他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一大批,研究范围有昆虫分类、昆虫生态、昆虫病理、昆虫病毒、害虫生物防治等许多方面,可见老师专业知识广博。不仅如此,他对中国传统农业和古农书亦有涉猎和研究。作为自然科学家,他对文学艺术也十分喜爱,对音乐尤其对小提琴有很深的造诣,真可谓多才多艺。他是科学家,但写文章,却用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临江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耕夫役役,多无隔宿之粮”(唐太宗:《百字箴》)等词句。这都说明,他不仅对学生、青年提出知识广博的要求,而且自己身体力行,首先做到。这就是“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榜样和风范!

        学生眼中的蒲教授,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然而他对学生的要求却是严格的、一丝不苟的。他对他们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学习很严格;对他们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的训练尤其严格。60年代,蒲蛰龙指导研究生做实验,解剖昆虫脑神经结与咽侧体(昆虫内分泌系统),不仅要求在显微镜下逐层拨动看清楚,而且在写实验报告时不能作笼统描述,而要一件一件写得实在,写得具体。经过蒲教授的理论讲授和实验指导,他的学生就获得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为开拓学生视野,他还不断向学生介绍有关的新知识、国内外所取得的新成果及科学发展的趋势,使学生收益不少。他的高足王殉章,80年代初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校任教,教学、科研成绩显著,先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很快就被提升为中山大学校长。这便是严师出高徒,名师出高徒啊!

        蒲蛰龙,是解放前在美国吃过“洋面包”的大专家,然而回国工作几十年,始终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衣着简单,生活简朴,既无专家样子,也无教授架子。1967年夏季,他在湘西黔阳山区搞调查,虽然“高山多又多,出门就爬坡;悬崖陡又陡,抬腿心发抖”,但他照样和农民、青年教师一起爬山涉水。1969年,他在东莞搞除虫试验,虽然腊月寒冷,但照样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中午只吃几个沙梨顶顶肚子。调查归来,又搭房,又锯木板做蜂箱,什么粗活他都干。至于说到他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更是谁叫干啥就干啥。他一生,凡是自己做得到的事,无不亲力亲为。

        凡与蒲蛰龙一起工作的人或与他有过接触的人,无不赞他态度好,脾气好,人缘好。他能团结同志合作共事。他待人,彬彬有礼;他说话,轻声细语。他与省外合作担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总是先考虑外单位的利益。他从不与人闹矛盾,更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即使有人处事不公使他受了委屈,他亦泰然处之,从不申辩……他责己也,严;待人也,宽。他对生活没有奢求,对周围的同志却关怀备至。

        蒲蛰龙常常谆谆教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科学事业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既要联系我国的生产实际,更要紧跟世界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要不断提出新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所以他亲手创立的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不论在人员梯队上或者在科技前沿上,都是令人满意的。他重视人才,爱惜人才,更关心人才的成长提高。所里每周(或10天)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他不仅亲自参加,更向同志们派送字条,把新的论文标题和新的科技信息写在上面,提醒同志们阅读,了解“行情”,跟上时代。他常常勉励青年超过自己,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他自己呢,则甘当人梯,扶中青年上马。他对中青年(包括校外中青年以至少年宫的小朋友)的请求和咨询,总是有求必应,有疑必解,有问必答。有人(不论校内外)送论文给他审查,不论他工作怎样忙,不论审阅的工作量怎样大,他都乐意接受。总是仔细审读,并提出中肯的意见,使人得到启发和提高。

        蒲蛰龙与学生及教师工人关系甚好。在电视机还非常稀罕的时候,蒲家已有黑白电视机。每到周末,他和夫人就在电视机前摆好小凳子,还放些糖果让学生和同事们到他家欢度愉快的周末。60年代经济生活困难时期,生物系一位青年女教师生孩子。当时供应紧张,鱼肉凭票证也很难买到;产妇供应的食物,少之又少。蒲蛰龙有见于此,不但与夫人去探望产妇,而且还送去一只鸡。产妇激动地说:“蒲先生送鸡,胜过‘雪中送炭’!”1981年,昆虫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教师,因夫妻分居未获解决,生活不便。蒲蛰龙总是把此事记在心里。每到省科协开会,他便向领导反映。随后,还特意把此事交代给昆虫所行政副所长抓紧办理。由于蒲蛰龙的过问和关心,很快就解决了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使这对青年夫妇深受感动!热情关怀,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这便是蒲蛰龙的领导艺术。

        蒲蛰龙对同事、朋友,常常嘘寒问暖。发现同事、朋友生病或住医院,他总是抽出时间去探望。更难得者,蒲家与所雇女工,亲如一家。工人有病,蒲蛰龙帮她挂号,带她看病。发烧住院,便一日多次去医院送汤送粥。时至今日,这位工人一提起蒲先生对她的照顾便热泪盈眶,激动地说: “蒲先生比亲人还要好!”俗话说:“见微而知著。”从生活小事上也可以看到蒲蛰龙的高尚品德及助人为乐的精神!

        蒲蛰龙常常想到别人,处处关怀别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位不肯麻烦别人的人。搞教学、科研,到图书馆借书、找资料,自己动手不必说;就是家中琐事或以个人体力难以办好的事,他都自己处理,或勉为其难去做,不肯叫青年帮忙。这无不使青年叹惜,又无不使青年折服。

        这便是蒲蛰龙的为人品德,这便是蒲蛰龙的处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