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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贫困学生的难忘的往事

一个贫困学生的难忘的往事

作者:邹思民   来源:罗永明《我们的中大》

        我生长在湖南省一个贫困县的农民家庭。虽然我就读过的中、小学都是公立学校,学费很低,但是父母为供我读到高中毕业,确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1947年7月,我受一个在武汉华中大学读书的高中同班同学的影响,用我当年上学期间在一间民办小学教书的薪酬,去武汉参加全国大学的统一招生考试。考完以后,又应招在《武汉时报》做练习生,干校对工作。

        解放前,“毕业即失业”已成口碑,特别是像我这样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的青年学生。因此我报考大学的志愿,一是医学院,二是农学院。心想:学医找不到工作,可以凭医术给别人看病;学农找不到工作,可以回家科学种田。至于上大学的费用从何而来,只能是走一步瞧一步了。

        我接到的第一张录取通知是湖北省立医学院,该院9月初开学,我那位高中同学借钱给我缴费注册。第一学年是学德语和英语,一天要记几十个单词,我当时有胃病,学了20多天,就吃不消了。正在这时,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录取通知来了,当年中大新生是10月上旬才开学,在一个同时考上中大工学院的同学的策划和资助下,我们两人从湖医退学,由武汉乘火车来到广州,成为中大的一名学生。回想当年依然念念不忘。

学生可以在宿舍做饭

        解放前的大学,把大学生看作是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人,除上课时间有规定外,很少其他清规戒律。以吃饭为例,有学生膳堂,但学生也可以不去膳堂搭吃,自己在宿舍做饭。有钱的同学想吃得好点、合口味点,可以自己做;没钱的想节省一点,也可以自己做。前者用煤油炉,后者用柴炉。学校没有准或不准的规定.也没有人干预。

        我的最大困难是交不起伙食费,买了个柴炉和砂煲,好自己“节省点做”。当年一年级住的是工学院一座尚未投入使用的实验室,房间都很宽大。我住的房间住满五个人;和我同来的那位同学住的宿舍则只有他和另一个湖南老乡。于是我便在他俩的宿舍里烧柴做饭。当年的生活习惯是一天两餐,不吃早餐,少数有钱的人自己去五山市场买早点。我上午上完课回来做饭,一天做一次,每次一斤米,晚上吃剩饭。没有刀,没有砧板,也没有锅,菜以腐乳、萝卜干、炒黄豆三样为主,目的是省钱。为了省钱,第二个学期所吃的大米,是开学时我在郴州上火车前买的。当时不知道卖米的人在米里掺水,过了两个月,米的表面发红,但仍舍不得扔掉,洗干净照样煮来吃。

         我同宿舍有位王安民同学,逢星期天都不在学校,他的膳堂饭卡便交给我去吃,等于我每个星期日都有“加菜”了。如果没有这样宽松的管理,可能我这第一年也读不了。

学生转院要向“教育部"备案

        转入第二学年开学的时候,家里连提供我买一石米做饭的钱也没有。我来到学校,什么也没有带,目的是来办理休学手续,待做一年工赚点钱再读。到了学校以后,一位湖南同学提醒我,你试一试,申请转读师范学院。在这一言提醒之下,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自己去找师院院长陈一百教授,陈教授看了表示同情,他说:“转院要先经系主任同意。”我立即去找教育系主任王越教授。王教授听了我的陈述,便说:“转院可以,但要从一年级读起,去年读的学分与师院相同的,可以免修。”只要不用钱有书读,多读一年也无所谓,我便满口答应了。

        王教授签署了“同意转院”,再回到院长室,陈院长也批了“同意”。除了转入院系同意以外,还要转出院系同意。当我找到农学院蚕桑系主任杨邦杰教授,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说:“你经济上有困难,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嘛,不一定要转院!”我说:“我是连吃饭的钱,家里也供不起。”他也就同意了。

        我这一转院成功的信息,被同级的黄昭燊同学知道以后,他走来问我要办哪些手续,我详细地给他做了介绍。结果,他也转院成功,我俩便成了介乎当时教育系一、二年级之间的“跨级”学生。

        中大学籍管理的严格,我是1985年5月,根据教育部(84)教学字031号文件规定,去中大办理补发毕业证书,从广东省档案馆查阅我的学籍表时才发现的。原来转院还要经过学校的批准,并向当时的教育部备案。其中,学校的批文是1948年10月18日忠教字1471号文批准转院;教育部则是1949年6月14日以穗高字第5059号代电入学资格准予备案。办理补发证书的同志说:“是发给你五一届的证书还是五二届的证书呢?”他看完这些记载之后说:“应该是发五二届的。”

一门课两个学生照样上

        我和黄昭棠同学从农学院转入师范学院以后,因为相同的学分还有效,我俩便既选教育系一年级的课,也选二年级的课,还选了一门选修课——“古典文学”,两个学分。

        “古典文学”是文学院开的,课室设在文学院,学生只有我们两个,教授姓名我忘了。每周两个学时,他很认真讲授,我俩也很认真听讲,两个学期,师生都从未迟到早退过。他讲的案例,有两个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且对修词炼句还有指导作用。

        一个是同一事物可以有多种描述方法,如何以最简练的旬和词来表达。该案例的大意是:“有一匹奔跑着的马,在路上踩死一条狗。”最简练的表达是:“奔马弑犬于道。”

        一个是“白马非马”,那时叫诡辩论,现在听说有一种新的叫法。白马是马的一种,怎么不是马呢?反方的意见是:白马就是白马,马可以包括白马,白马则不能包括所有的马。   

        学校为了实施课程计划,不因有的课程人少而改变计划或劝学生选修其他的课程,这可能也是绝无仅有。

革命的火种由谁播点

        解放前的中大,被誉为华南地区爱国民主运动活动的中心。我在中大的第一年,完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于转院解决了经济来源,才开始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前后对比,几乎是判若两人。引导我转变的力量来自三方面:

        启蒙老师是王越教授,他讲授“中国教育史”,实际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对人类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划分,以及当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根源何在,有深人的分析。通过学习,我们对此有了正确的理解。

        其次是同乡中的进步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活力读书会”,成员是湖南籍的进步学生和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分析革命形势,使大部分湖南籍的中大校友,除极少数的留在广州以外,都成为迎接湖南解放的一份力量。

        三是高年级的进步同学。给我帮助最大、个别谈心最多的是教育系三年级的周天祥同学,也是他介绍我和黄昭燊同学参加“爱协”(以后改称“地下学联”)的。1949年上学期,在地下学联的领导下,我当选为班会的常务干事。学联的成员成为班里的核心,通过各种活动形式,团结全班的同学,共同学习,共同为迎接广州的解放而进行护校工作。

        “七二三”事件以后,组织介绍我经香港进入大鹏湾,参加粤赣湘边纵教导营,广州解放后回到广州工作至离休。黄昭橥同学留在学校,解放后,担任第一任广东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以后任职华工大至离休。同班同学分别于解放前后参军或参加革命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