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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中大意纵横,投笔请缨欲远征

求学中大意纵横,投笔请缨欲远征

作者:萧屏东   来源:罗永明《我们的中大》

        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向往着当时有“南方民主堡垒”之称的中山大学。

        1947年秋,高中毕业后,我即赴广州投考中大,幸而被录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人校之前,我和原在中大文学院就读的老同学陈泰和、萧贤淦,还与中共五岭地委、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直接领导的“湘边队”接上了关系,约定用“吴光海”的化名联系。    我刚迸校时,以中大为主体的广州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但校内一些建筑物的墙壁上,还留有当时张贴的标语。陈泰和、萧贤淦是这次游行示威的积极参加者。我看到了当时摄下的他们高喊口号,魏保和等人提着浆糊桶在街上张贴标语,以及反动军警用棍棒驱超游行队伍的照片。他们还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了学生领袖张承衮如何勇敢机智、指挥有方的动人事迹,讲述了特务流氓殴打学生、彼此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讲述了广州警备司令部调集重兵包围中大宿舍搜捕革命师生的暴行。这是我踏进中大校门受到的第一次爱国民主教育。

        当初我住在五栋宿舍。陈泰和、萧贤淦住在虎豹宿舍。后来他们的住房内空着一个铺位,我便搬过去和他们住在一起。三个人除了各在自己的院系教室上课外,其余时间都是同吃、同住、同行。真是形影不离,情逾手足。

        经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一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中大的进步力量更有了新的发展。不少院系的进步同学,陆续成立了某某社、某某学会、某某研究会、某某同学会等多种名目的进步团体,呼喊民主、自由的情报和刊物纷纷出现。当然,偶然也有一两处贴出蓄意破坏进步力量的反动文章或情报,但那只不过是几个苍蝇的“几声凄厉”而已,人们见了,无不嗤之以鼻。

        不久,中大宜章同学会举行迎新茶话会,向新同学介绍中大的民主传统和同学会的宗旨等。从此,我也就成了其中的一员。会长黄驭白是中大师范学院教育系的高年级同学。后来他成了中大地下党外围组织“红鹰社”的副总干事。同学会的成员,大都思想激进。同我经常接触、交谈较多的,要算法学院经济系的吴少静和文学院历史系的陈亮。他们的进步思想给了我较深的影响。吴少静后来是中大地下学联组织的成员之一。

        1948年3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吴光海”的来信,要我们在广州买些“好书”带回去。我们心里自然明白:准是“湘边队”办干部训练班,需要学习材料。当时,陈泰和、萧贤淦和我聚在一起,反复思忖。觉得书源问题好解决,因为我们曾多次去过广州一家卖进步书籍的地方(书店招牌已记不清,可能是兄弟图书公司),估计那里可以买到;最大的困难是手头一时没有那么多钱。此事又不能向外声张,真是求借无门。彼此正在纳闷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把手上戴着的一枚结婚纪念金指环取下说:“把它换成港币好了。”他们听了,立即欢喜异常。于是三人同去广州,用那枚金指环换得30多元港币,跑到卖进步书籍的那家书店,选购了《整风文献》、《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20多本书,装进皮箱的底层,上面盖着衣物。然后到下河街拍卖处买了两套军服,由我和陈泰和扮成国民党军官,提着皮箱,搭乘火车北上。一路上军警巡回检查甚严,只因为看到我们两人是“军官”,连问也没有问。就这样,我们履险如夷,顺利地把书运回了家。过了两天,“湘边队”的地下交通员就到我家把书带去了。

        转回学校后,我和陈泰和、萧贤淦,经过吴少静和陈亮的介绍,被吸收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是在中大地下党组织指导下成立的一个进步社团,旨在锻炼和培养革命干部,团结广大同学,共同走向进步。参加研究会的同学,不分院系,组成若干小组开展活动:有时唱歌跳舞,有时学习讨论,有时相互谈心,有时野外郊游。形式活泼,无拘无束。彼此之间,互爱互助,肝胆相照,十分亲密,充满着热情和生气。记得《社会发展史》和《大众哲学》这两本书,我就是在小组活动中读的。当时唱《月儿弯弯照九洲》、《康定情歌》的情景,至今我还印象很深。通过这些活动,我们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思想,特别是结识了过去没有机会结识的许多进步同学。其中文学院历史系的徐声沛和我,更是心心相印,成了莫逆之交。陈泰和与法学院政治系的陈光磊也十分投契。

        这年寒假回家时,正好“湘边队”派杨乡、朱丹红两同志回乡筹建“彬宜武工队”。一天,隐蔽在家里的朱丹红,秘密约见我和陈泰和、萧贤淦,传达了“湘边队”的意见,要求我们设法发动青年农民和学生参加武装斗争。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和陈泰和除在家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发动贫苦农民参军外,仍回中大争取进步同学;萧贤淦则应聘去宜章湘南中学教书,暗中串连进步学生。

        1949年春节过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大校园里不时贴出报道解放胜利消息的《华商报》。有一天,我从《华商报》上读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这篇新年献词后,特别感到兴奋和鼓舞,激动得一夜也睡不着觉。许多我们认识的进步同学,如黄驭白、陈亮、欧阳文等,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都前前后后离开中大到游击区去了。3月间,我和陈泰和则把陈光磊、徐声沛通过地下联络站送去了“湘边队”。接着,陈泰和也离开中大进了游击区。

        我是5月离开中大的。临走的前几天,与我同系的同班同学彭延彬主动向我表示:决心跟我一道参加革命,要我带他走。开始我有些犹豫,后来征求吴少静的意见,他认为可以。这样我才答应了彭延彬的要求。

        吴少静是被留下来担任护校工作的。他知道我快要走了,那天晚上,特地邀我一起到五栋宿舍前面的湖边散步。这时月光如水,湖中柳影交横,广阔的平地上一片空明,显得格外寂静。我们选了一块草地坐下,作了一次长谈。最后,少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游击区的生活肯定是很艰苦的,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你们这次去,思想上要有足够的准备。”他的这番临别赠言,我一直记在心里。第二天,我和彭延彬告别中大,乘火车回到宜章,与萧贤淦会合,通过地下联络站,正式踏上了奔向游击区的征途。

        45年后,即1994年,中大七十华诞。我以中大湖南校友会副会长的身份,应邀去广州康乐村中大母校参加庆典。同行的还有萧贤淦等。校庆典礼结束后,我和萧贤淦携眷去中大母校的旧址石牌重访,没想到这里已成了华南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的校舍了。原来那些红砖绿瓦宫殿式的建筑物周围和一些空坪隙地,又新建了层层叠叠的现代化楼房。当时的生活区已变成了商店林立的闹市。我们曾经住过的虎豹宿舍也大为改观,几乎辨认不出。师范学院的那座楼房也不见了。只有五栋宿舍还是个老样子。我们沿着湖边走过,柳条儿随风飘动,婆娑起舞,仿佛还能辨认我们这远方来的客人。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我随口吟诵了毛泽东主席的著名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感慨之余,又以“重访中大母校旧址石牌”为题,口占一首云:“当年栖此意纵横,投笔请缨要远征。垂老归来寻旧迹,沧桑莫辨几回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