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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植仪教授教育与学术思想研究

邓植仪教授教育与学术思想研究

何贻赞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510642)

        摘要:邓植仪教授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授先驱,著名土壤学家,曾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教务长、教授、农学院院长,广东土壤调查所所长等职、作者通过学习有关论著对其教育与学术思想作初步研究、

        关键词:农村;农民;农业生产;农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713(2005)02-0129-06

 

        邓植仪教授(1888-1957),字槐庭,广东省东莞县人,我国著名农业教育家,土壤学家。青少年时期,我国正处于历史更替,社会变革的大动荡年代,民族灾难深重。他目睹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段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自耕不能自食,自织不能自衣,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贫穷饥饿,苦不堪言。对此他感到万分忧虑,从而萌生了“教育救国”“振兴农业”的思想,坚定地选择了学农、研农、振兴中华农业的道路,并为之奉献终生。

        1909年,邓植仪冲破轻视学农的世俗观念,自费赴美学习农业科学。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土壤学,1914年获硕士学位。在威斯康星州农事试验场从事短期土壤研究工作后,同年返回祖国。自此,他一直工作在教育和农业部门,为发展我国农业教育和土壤科研事业辛勤奋斗了40多个春秋,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先后担任过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广东大学农科研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广东土壤调查所所长,中山大学教务长和农林部技术总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受聘为中央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10月18日,年近古稀的邓植仪正在华南农科所研究室召集有关科研人员聚精会神地规划广东红壤研究工作时,由于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辞世。他那种对祖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无限忠诚的献身精神,深受后人景仰。

 

一、农业教育为农业发展服务

        邓植仪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领导才华的农业教育家。他的办学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一向认为,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机构的设置,是为了“挽救我国农业之衰颓而发展之”,建设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农科,就是要使他真正负起解决农业生产重大问题之责。在办学过程中,他一直重视教学、科研、推广(生产)相结合,坚持农业教育为农业建设服务。

        (一)艰苦创业,勇于开拓

        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特别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历程是和邓植仪的名字紧紧相连的。从1917年至1949年,经历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三个发展阶段,历时共33年,邓植仪曾先后多次出任校、院长达21年,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长达11年,这在1950年以前中山大学校史上是少见的。他为广东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巩固,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多层次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创建于1917年,邓植仪从1920年开始主持该校工作,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农专办学是极其艰苦的,历程是坎坷的。学校不仅缺乏必要的经费,还曾因生源缺乏,校舍被军队征用,实验场地被变卖,学校被逼迁,在临时棚厂内办学两年多。邓植仪带领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了向社会募捐增建校舍,改进招生办法增加考生来源,增聘知名教授壮大师资队伍,改革教学体制等措施,使农专转危为安,打下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1922年,为了推动农专向高层次发展,农专师生发动了改办大学运动。邓植仪明确提出“本校欲图提高,不能不急于改为农业大学。”经一年的争取,广东省教育厅终于同意农专筹备改办大学,并任命邓植仪为广东农科大学筹备会会长;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广东大学;将筹建改制中的农专改组为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院长。1932年至1940年,邓植仪担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在任的前6年是农学院蓬勃发展并走向更高办学层次的时期。1935年,中山大学建立了研究院,下设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邓植仪兼任土壤学部主任,开始招收土壤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惟一的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土壤学专家。

        邓植仪在推动学校向高层次发展的同时,开拓了多种办学形式,如为扶助贫困地区发展蚕桑业,成立了由他兼任所长的巡回蚕业讲习所,派出教师下乡巡回讲授蚕桑应用技术,学制一般为半年。这种送科学技术下乡的办学形式,深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

        (二)颠沛流离,坚持办学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是在颠沛流离,鼙鼓频惊中度过的。1938年10月,广州告急,中山大学奉命西迁。当时校长邹鲁远在重庆,乃由教务长邓植仪带领全校师生,辗转搬迁,初迁广东罗定,旋又改迁广西龙州,最后定址云南澄江县。西迁途中他风尘仆仆,备尝艰辛,定址澄江后又四处奔忙,积极筹划,于1939年3月1日正式复课。至此,一个拥有7个学院,2000余名师生的中山大学在交通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四个多月数千里的辗转搬迁后,终于安顿下来,得以弦歌再续。

        在澄江期间,邓植仪除了主持全校教务工作外,作为农学院院长,他亲自和丁颖、侯过教授到昆明大普吉农事试验场洽商学生实习问题,并与澄江县合作建设试验场,保证了一年级新生农场工作和四年级毕业论文得以按教学计划进行。在他亲自带动下,全院的科研、推广工作也能结合当地农业生产逐步开展。除土壤调查外,还与云南省合作规划研究稻、麦、茶、果树、林业生产的改进与发展。

        1940年秋,邓植仪奉调农林部任技术总监。中山大学从云南迁回粤北,农学院则迁到湖南宜章县栗源堡。1942年6月,邓植仪从农林部返回中山大学任教务长,1943年8月,重新担任农学院院长。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犯粤北,1945年1月16日,栗源堡沦陷。邓植仪率领农学院和其他学院部分师生,历尽艰险,从栗源堡突围到达连县,成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当时中山大学校本部迁往梅县),邓植仪兼任主任。他临危受命,竭尽全力,坚持办学,使学生不致中断学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带领师生迁回广州石牌校区。此后直至1949年,中山大学曾数度易长,但邓植仪一直担任教务长兼农学院院长,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教学、科研秩序而辛勤工作。

        (三)坚持宗旨,矢志不移

        在数十年办学实践中,邓植仪坚持以振兴中华农业为办学宗旨,一直强调农业教育应与农业建设密切结合,应而向农村,而向农民,为农业生产服务。他发表的教育方而的讲演和论著不少,如《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1]、《论农学院之过去与将来》[2]、《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3]、《改进我国农业教育自议》[4]和《农业改进与乡村教育》[5]等,均体现了他的农业教育思想。他对兴办农业教育的主要观点如下。

        1. 热心农民教育  他认为农民是整个农业的主体,居于直接生产地位,能否接受农业科学知识的教育对农业生产至为重要。早在1921年,他就曾向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提出设立乡农学校议案,他严肃批评当局不重视农民教育:“吾国四民农为最众……独于此占多数之辈不为设想,宁非憾事。”他倡议设立乡农学校,以图补救,并就其办学方针提出具体建议。1938年,他又指出,为改变“业农者不可得学”的状况,既要积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又要改革农业教育制度,大力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辅助农民教育,以利农民教育之推行。

        2. 倡导“教建合一”  邓植仪认为“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当谋其沟通。”农业教育要以整个农业为对象,应依据整个农业政策而规划。为此,他建议由农业部、教育部与实业部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主持整个农业教育,以消除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之隔阂,使其相辅并进。

        3. 建议建立适合国情的农业教育体系  他的构想是:以高等农业学府为中枢,其设立与布点“不贵乎多而贵乎健全”。主张适当调并一些高等农业院校以充实师资和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而发展中初等两级农业学校则应面向广大农民,以提高农民文化技术素质,适应农民子弟易于就学和利于农业技术推广为主旨。

        4. 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邓植仪一向认为农业教育应注重结合国情,教学必须联系实际,反映中国特色。他对当时农业教育“多犯空泛之病”,对教材内容不切实际,或不加选择照抄外国教材,深感遗憾。他批评这种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的“讲堂式之教材”和“黑板上之教育”,是难以培养出实用人才的。他在和彭家元教授一起编写《土壤学》教材时,就非常注意利用广东土壤调查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并翻阅我国古籍中有关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等史料,使该书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5. 重视与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的协作  邓植仪认为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面貌,全国农业界必须团结合作始能收到良好的效果。1923年他在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就与东南大学农科、北京农业大学商定,建立交换教授及学生可相互转学等合作协议,如农专派出沈鹏飞、张天才教授作为交换教授到北京农业大学执教、派黄国华教授赴东南大学任教,促进了三校良好协作关系。

        (四)不负使命,艰难求索

        邓植仪从教数十年,继承发展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了国外先进办学经验,不断探索办中国式农业教育的道路,为我国农业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可贵的经验,有些对当前深化农业教育改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重视建立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学校管理体制,积极推动系、科与研究推广机构同步发展,从组织管理上促进了学校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  邓植仪常说:“须知高等农校所负之使命,不仅造就人才而已,尤负有改进地方农业之责”。他认为地方农业问题至为复杂,如不组织教师分头开展研究,是不易奏效的;而向农民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及时把科研成果推广于农村,则是振兴农业至关重要的一环。因而他在担任广东农专校长时,就设立了推广部,建立了整套农事咨询部门,编印并赠阅《农业浅说》,与农民合作试验推广优良品种和新技术的措施,并派教师下乡,为农民举办农业技术夜校、讲习班等。这些推广工作,即使在抗战期间,也没有中断过。这不仅使农民得到实惠,同时也培养了教师深入农村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作风。

        邓植仪极力主张每个系都应附设相应的试验研究机构,教师不仅要承担教学任务,而且应该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早在1930年前,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林学、农林化学3系,就先后创建了稻作试验场、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所、白云山模范林场、蚕种改良所和气候观测所等。抗战胜利后,农学院又与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联合创办了广东柑橘繁殖场,增设了病虫害药剂研究室。这些试验机构和农林业主产紧密结合,有的还直接建在农村,它们的建立、发展,直接带动了稻作学、植物分类学、土壤学、昆虫学的发展,使之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促进了农学院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中山大学农学院在创建初期只有3个学系,经过邓植仪和教师们多年努力,至1949年,已发展成有农学、林学、农业化学、蚕桑、农经、畜牧兽医、园艺和病虫害等8个学系和科研试验机构较完善的农学院,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2. 着力建设一支有学科带头人的高素质、稳定的师资队伍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大学,由于种种原因,人事变动频繁,教师队伍极不稳定,邓植仪深知这对办学非常不利。当时农学院师资来源是多渠道的,但由于他知人善任,真诚待人,扶掖新秀,善于团结教师,因而能使一批学术造诣专深,有振兴中华农业抱负的知名教授如丁颖、陈焕镛、张巨伯、侯过、温文光,利寅、杨邦杰、蒋英、王仲彦等人,长期稳定地在农学院执教。这就使农学院成为当时中山大学7个学院中教师队伍最稳定的一个学院。

        对师资素质的提高,邓植仪是极其重视的。他一方面认真执行中山大学关于长期教授连续服务满5年以上者,得出外考察研究一年照支全薪的规定,以提高教授学术水平和稳定知名教授在院执教;另一方面为使教师队伍不断充实提高,后继有人,他很重视新秀的培养。早在1935年,他与丁颖、侯过、利寅教授等就联名向中山大学校长建议,制定并公布了《选举农学院助教及技术人员留学外国暂行规定》,明确规定要选派一些品行端正,成绩优异,对于农业科学确能专心研究的年轻教师出国深造。同年他们即联名推荐了谢申、林亮东、罗彤鉴等赴美、日两国留学。他们学成后,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都返回学院任教。他还竭力争取留学归国校友,如赵善欢、蒲蛰龙,黄昌贤等返院执教,壮大了教师队伍。

        在师资队伍建设中,邓植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身兼中山大学教务长,农学院院长两要职,但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教师,一直坚持讲授土壤学、地质学、土壤分类学和指导研究生,还常利用寒暑假带领科研人员到农村进行土壤调查,开展科学研究。

        3. 寓学农、爱农、务农教育于实践教学环节之中邓植仪经常教育学生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农业工作又较艰苦,农科学生求学意志不可不坚,学成之后从事农业工作,尤须刻苦勤劳。为此,他对学生的专业劳动和专业技能的锻炼,要求非常严格。新生入学伊始,就先从事一段时间的农场工作,“以锻炼其精神体魄,以免将来易为不良环境所变迁”。其后通过组织学生到校内外农林场进行暑假实习和科学试验,正确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其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和坚定热爱农业、献身农业的意志。早年中山大学农科大多数毕业生都能长期坚持在农业部门工作,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与邓植仪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二、为振兴农业,开展调查研究

        邓植仪深知,“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之蓬衰。关系于国计民生至重且大。”他认为农业的改进必须从调查研究人手,以改变过去“缺乏详细之调查,无精确之统计,茫然无可考,无可凭借的状况”。应“以调查所得资料,作为改良农业之根据”。

        (一)组织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调查

        1920年,他出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伊始,立即在试验场增设调查科,积极组织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的调查,派出科技人员分赴各地对各县地理位置、地势、气候、耕作状况、农民经济状况、作物、果树、畜牧、森林、荒山、荒地、特产及输出品、农村教育状况等进行逐项调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历时12年,于1932年完成了广东全省94个县的调查任务。先后编撰出版了《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5年)、《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1929年)和《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6](1933年),至此,广东全省农林业之梗概始获较全面的反映。这项工作在广东农业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发展广东农林业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工作。

        (二)组织广东蚕丝、蔗糖和化肥的专题调查

        邓植仪对我国20世纪20年代蚕丝业、蔗糖业的日渐衰落,特别是对原以盛产蔗糖闻名于世的广东不但不能输出蔗糖,反而要从域外输入大量蔗糖深感忧虑。1921年,他开始组织科技人员对广东蚕丝、蔗糖主产区进行专题调查,编撰刊行了《广东蚕丝调查报告书》和《番禺增城东莞中山糖业调查报告书》。他分析了广东蔗糖业的盛衰史,呼吁当局立即切实改良甘蔗种植方法、蔗糖榨制法,充分发挥广东地区“土地之腴,气候之适,消费之多,人工之贱”的优势,以振兴广东地区蔗糖业。可惜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政府忽视农业,邓植仪所做的努力,未能收到预期效果。

        邓植仪对20世纪30年代外国化学肥料的大量输入十分关注,因其不仅造成大量金钱外溢,而且由于长期施用化肥不当,使土壤性质和农作物品质变劣。1932年,他派科研人员赴广东各肥料入口港埠,调查其营业状况,赴使用化肥最广的地区,调查其施肥法。1933年,编撰出版了《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为研究改良施用化学肥料的方法提供了依据,又提醒人们必须重视振兴土肥,堵塞漏卮。

        (三)为发展西北农业献计献策

        1934年夏,邓植仪到西北地区进行土壤调查和农业考察。这次考察使他深深感到,开发西北农业与我国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他对西北农业的未来满怀信心,认为“苟得人而治,假以岁月,熟敢谓干燥之西北高原,将来不可以媲美于东南耶”。他撰写了《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7]一文,提出了充分体现以科技振兴农业和综合治理观点和七项颇具远见的建议,如设置西北科研总机构;设置气候观测台以观察气候变迁情况;进行土壤调查,掌握土壤情况;在黄土高原应先种牧草,然后造林以防治水土流失;采取水利与防治碱盐并举措施,以改良碱性土壤;整治交通水利,增加农业投资,以改善农民经济和农业发展条件;对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建设必须预为筹谋,羊毛、乳品、棉花、肉品、果品等应就近设厂加工精制而后运销,以降低成本,减轻运输压力,增强抵制舶来品的能力。

        (四)出国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

        邓植仪不仅重视对我国农业和土壤的调查,而且注意借鉴国外经验。1935年,他乘赴英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和世界教育大会之便,带着多年感受到的农业和农业教育问题,考察了英、比、荷、德、丹麦、意、法、美等国和南洋各地的农业教育与农业概况,以寻求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之良方,行程10万里,历时165天,对各国的农业设施、政策、科学试验、经营管理、农产品贸易、土壤、肥料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这次考察给邓植仪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农业之在欧美,无论其为农业国抑系工业国,均重视之,而尽量谋其发展。”

        在进行农业教育考察时,不仅访问了剑桥大学农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等著名大学,还对一些农业专门学校、中等农校、乡村农校和专为冬季农闲时培训农民及其子弟的冬闲学校进行了考察。他对各国农业教育的特点,边考察边比较。对英国农业部与教育部能共同制订整体的农业教育计划,注意与地方教育当局暨各大学通力合作,重收实效非常赞赏。回国后,他发表了《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详尽记述了考察情况及改进我国农业和农业教育的意见。呼吁当局要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复兴农村。

 

三、发展土壤科学,促进农业生产

        邓植仪是一位学术造诣专深,具有组织领导才华的土壤学家。他深知土壤问题乃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视发展土壤科学。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把汗水洒在祖国大地上,不间断地从事土壤调查和土壤科学研究工作。

        (一)倡议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

        “欲科学化其农业,必首先建设有系统而充实之农业科学机关以为中枢”。这是邓植仪建立农业科研机构的基本观点。1930年,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土壤调查室,同年10月1日,广东正式成立了广东土壤调查所,这是我国建立土壤研究机构的开端。广东土壤调查所是由邓植仪建议,由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农矿部广州农产物检查所及中山大学农学院3个单位联合筹建,负责广东土壤的系统调查研究、隶属于农林局,挂靠于中山大学农学院。邓植仪受聘为首任所长。该所在邓植仪亲自领导下,不仅摸清了广东土壤概况,而且培养了一批土壤学专家。

        (二)锲而不舍进行土壤调查研究

        土壤调查所成立后,邓植仪亲自规划了广东全省土壤调查研究工作:一为各县的详细调查;二为各县之简单调查;三为全省重要土壤系区的调查。1930年11月,他即带领全所科技人员到番禺县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土壤野外调查,为我国分县土壤详细调查工作拉开了帷幕。经过8年艰苦努力,至1938年广州沦陷前,先后完成了番禺、南海、东莞等34个县的土壤详细调查工作,其中已出版了28个县的土壤调查报告书及土壤分布图。

        1931年夏季开始,邓植仪连续利用3个暑期,亲自主持广东全省重要土壤系统性质及其分布的概略调查,足迹遍及全省各地,于1934年撰写出版了《广东土壤提要初集》。这一论著不仅可供行政、研究与经营三方面参考,还可用作农业学校教材。

        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植仪从未中断过土壤调查工作,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哪里,土壤调查工作就开展到哪里。1939年春,中山大学刚迁到云南澄江,邓植仪就与丁颖、侯过教授坐西南运输处货车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全程400多公里,多属崇山峻岭,沿途采集了不少土壤标本。考察后,他亲自撰写了“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报告”。土壤调查所则就地组织进行了澄江县土壤详细调查,编印出版了《澄江县土壤调查报告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派遣科技人员赴粤北继续进行土壤调查,并进行全省土壤理化性质研究。

        广东土壤调查所在邓植仪直接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全省分县土壤调查,不仅在全国开展得最早,而且能面向农林业生产,从1930年至1949年坚持了20年。通过调查发现,广东农业土壤普遍呈现酸性,而且沿海一带还有咸性水田(俗称沙田)。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为研究广东土壤改良和合理施肥奠定了基础。

        (三)高度重视学术交流

        为了促进全国土壤肥料科技工作者的学术交流,推动土壤肥料科学事业的发展,1934年,邓植仪与彭家元、陈方济等倡仪,组建了中华土壤肥料学会。该会发行了会刊《土壤与肥料》(季刊)。该会和会刊编辑处均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邓植仪、彭家元等主持学会和会刊编辑工作。

        邓植仪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科学家。早年,他对第一、二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没有中国科学家参加深感遗憾。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积极进行了多年准备,使广东土壤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积累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为出席大会创造了条件。

        1935年7-8月间,邓植仪应邀出席了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邓植仪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主要论述广东省土壤调查工作和成就,在引言中还介绍了我国古代夏禹治平水土后,曾辨别九州的土壤,并比较其肥力而制定赋贡之法,弘扬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文化。我国代表还主动邀请与会代表座谈,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情况,促进了相互了解与合作。邓植仪还与亚洲代表一起商议了有关准备绘制亚洲土壤草图等问题。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土壤学界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他还代表中山大学出席了牛津大学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提交了《中山大学近年来之发展》一文,交流了办学经验。回国后,他撰写了《出席世界教育大会报告书》,并建议组织全国教育联合会,以提高我国在世界教育大会上的地位。

        (四)年近古稀,壮心不已

        1950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土壤肥料会议,年过花甲的邓植仪应邀从香港到北京出席了大会,并为大会撰写了“广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一文,提出了机耕、设置排水装备、改良稻种和改个体经营为合作经营等改进意见。

        大会后,邓植仪先后受聘为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他满怀激情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多次深入基层开展工作。在华北农科所工作期间,与中青年科研人员一起,翻山越岭全力协助新建的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土壤调查、勘测、科学鉴定,了解其土壤的类型和特征,以制订生产计划。在土壤调查工作中,他不忘向农民群众学习我国传统的生产方法和辨认古称“垆土”的各种形态。他积极响应人民政府提倡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号召,整理古籍中有关土壤学的文献资料,探讨前人对土壤分类与土地利用方而所作的研究,撰写了“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一文。

        1957年5月,邓植仪南返广州任职于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这时他已年近古稀,但仍着手研究反酸田改良问题和规划红壤研究工作,可惜任务未完成而突然辞世。

        邓植仪从事教育、科研工作40余年,深受师生、同事们尊敬和爱戴。他学识渊博,造诣专深,著述丰富。他的土壤调查成果,至今仍对农业建设发挥一定作用。他的农业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则是我国现代农业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1992年,华南农业大学专门出版了《丁颖邓植仪农业教育论文选集》,以表达对邓植仪教授的缅怀之情。他求是务实的科学态度,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祖国农业科学和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开拓前进。

 

        注释:

        ①邓植仪. 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 原载《广东省教育会杂志》,1942年5月第二卷第四号.

        ②邓植仪. 论农学院之过去与将来. 原载《农声》月刊,1933年第171期.

        ③邓植仪. 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 本文系邓植仪院长应香港华字报76周年纪念而作,是研究广东农业史迹重要参考史料,原载《农声》月刊,1935年第186期.

        ④邓植仪. 改进我国农业教育刍议.原载《农声》月刊,1938年第218,219期合刊.

        ⑤邓植仪.农业改进与乡村教育(纪要)——在广东省教育行政人员暑期讲习会上的讲话.原载《广东教育》第二卷1947年第五期.

        ⑥邓植仪.《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序言.原载《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1933年8月.

        ⑦邓植仪.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原载《农声》月刊,1935年第184,185期合刊.

[责任编辑 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