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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镛和阿诺德树木园

 

陈焕镛和阿诺德树木园

W.J.Haas

许兆然 译

        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Jamaica平原上,占地约1590亩,离波斯顿市中心约8公里。树木园创建于1872年,New Bedford商人J. Arnold以他的遗产作建立该园的基金。此捐款要求哈佛大学“建设一个树木园,尽可能引种所有的,包括本土和国外的树木和灌木种类。”现在,阿诺德树木园以亚洲树种为主,而中国产的树种更是种类繁多,成为欧美国家中研究中国树种的一个中心。陈焕镛于 1915年的秋天来到波士顿,进入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学习。他当时刚毕业于纽约州立Syracus大学森林学院,已经阔别他的家乡(上海市)来美国学习了五年。从现在开始,他要在树木园的树丛中学习他的研究生课程,再苦读四年。那时候,C. S. Sargent (1841-1927)已经把阿诺德树木园建成一个研究中国树木的中心。他于1873年就任树木园主任直到去世。Sargent对东亚植物的兴趣受启迪于A, Gray,后者首次发现东亚和北美东部的植物区系有密切联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两地的树种也许能够互相引种和生长良好。正当Gray的研究为Sargent引种东亚植物提供理论基础的时候,E. Bretschneider(1833-1901),一位住在北京的内科医生给Sargent寄来了大量的中国种子。这些种子经Sargent栽培,在美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从那时起,Sargent不断地收集中国植物。欧洲的同行给他提供种源,他自,己也亲自到中国采集种子。于1907年,Sargent雇用E. H. Wilson(1876-1930),原英国Veitch & Sons园艺公司职员,为树木园到中国中西部采集。Wilson采集的大量中国中西部植物种使Sargent和阿诺德树木园从此闻名于世。此后Sargent得到收藏家和人文学家Joseph F. C. Rock(1884-1962)的帮助。由那时起,树木园收集的中国树种迅速增加。无疑,阿诺德树木园栽种和收藏到的大量中国树种和它们的标本使树木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而树木园的研究员,特别是A. Rehder(1863-1949),对这些中国植物的研究,更进一步对中国植物区系的认识作出了贡献。

        就象美国人要到欧洲的标本室研究美国植物一样,中国人要到美国和欧洲来研究中国植物,因为中国植物学家们若不利用西方标本室收藏的中国材料,他们要开始研究自己国家的植物区系就象在黑暗中摸索一样。阿诺德树木园比世界上任何其他西方植物园收集到的中国植物都要多。陈焕镛到哈佛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这些材料,引用他自己的话,“在这里花费几年时间所见识的中国树木,也许相当于我花一辈子的时间在中国考察和研究才能见识到。”

 

在美国受教育时期(1909一1919)

        M.Case是第一个引导陈焕镛理解阿诺德树木园重要性的人。这位马萨诸塞州Weston人于1909年用她继承的地产在Weston建立一个教育和农作物试验研究所,即今天阿诺德树木园的一部分,称为Hillcrest花园。陈焕镛在1909年从上海市来到美国,先在Amherst的马萨诸塞州农学院学习森林学和昆虫学。于1910年开始,Case雇用陈焕镛为暑期短工。在1910年和1919年之间有五个暑期,陈焕镛帮Case管理和教育Hillcrest的其他年轻短工。大家都喜欢他,Case觉得陈焕镛的西班牙裔母亲给他遗传了平易近人的态度。

        陈焕镛在Hillcrest出色的工作也许不但由于他母亲的影响,他父亲的影响也可能是其中重要原因。陈的父母相遇大概在他的父亲任清朝驻古巴的外交使节的时候。陈焕镛有14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十三,于1890年生于香港,之后不久,全家搬到上海。他的父亲在一男生学校教英文,该校名为Thomas Hanbury学校,纪念出资设立该校的英国商人Thomas Hanbury。陈焕镛在Hillcrest的暑期工作类似于他父亲晚年所从事的教育。

        阿诺德树木园的植物学家通过在Hillcrest开设暑期课程使它成为传播园艺知识的中心,其中J. G. Jack(1896-1935),为当时的树木园助理教授,和他的未来学生陈焕镛建立了友谊。这一友谊多半是由于对中国植物的共同兴趣而发展起来的。Jack曾于1905年自费到中国为阿诺德树木园采集标本。

        陈焕镛在Hillcrest渡过了第一个暑期之后,以森林学为职业的抱负加强了。决心富强自己国家的中国学生们常常要求自己所学的科目是中国未来的关键行业。在当时中国学生发行的1911年1月刊《中国学生月刊》中,陈阐述了“森林学在中国的重要性。”他生动地描绘了森林被毁后导致的恶果:洪水泛滥,灾荒,以及不良气候。中国曾经是绿树成荫,碧水晶莹的绿洲。但是不加选择地砍伐森林已经使得整个整个的省份变成荒野,肥沃的表土顺着河流被带到大海。陈焕镛号召发展教育。他认为教育是对付无知的解毒剂。他提出建立专门培养森林工作者的学校,利用西方科学的长处,采取政府和民众配合的办法,来恢复中国的森林。为此,中国学生应该争取全国人民来关心造林。

        当时在美国各地的中国学生人心振奋,因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近1912年,新政权中华民国成立了。陈焕镛在森林学方面的抱负需要他接受更多的专门训练。1912年,他从马萨诸塞农学院转到纽约州立Syracus大学森林学院。Syracus具有一流的设备,在Catskill山有一个专门的森林夏令营。陈焕镛1914年造访了这个夏令营。在Syracus本科期间,陈焕镛是当时中国学生会的积极分子,该会在全美遍布分会。1913年8月中国学生会在Ithaca康乃尔大学举行第九次年会。陈焕镛参加大会并被选为《中国学生月刊》的英文编委。当时国际银行辛迪加在操纵中国贷款并垄断中国金融。在1910年该辛迪加是英,法,德,美四国合伙,到1912年变成六国,增加了日本和俄国。在Ithaca,中国学生会代表们演出讽刺当时中国政府的节目,谴责当时中国总理,因为他已接受“五国贷款”。

        会后的第二年,由于东西方文化冲撞和接触引起的日益增长的思想苦恼导致陈焕镛在《中国学生月刊》上发表了两篇短文,道出他的内心痛苦。他写的《东方和西方》很可能是以他自己经历为题材。小说描述了一位年轻的上海小伙子抛下了他的未婚妻梅小姐到美国留学。她“很美,不同于美国姑娘的外在美,而是娴静和温柔,富于东方姑娘特色”。在新英格兰州立学院学习后,这位年青小伙子西化了,爱上了学院的一位中国研究生。这位女士更适合他的美国化口味。俩人结了婚,他再也不回中国了。在东方的大陆上,梅小姐心碎了,希望成了泡影。她终干进了修道院,和那里的寂寞、低声的祈祷及教堂的钟声长相斯守。

        陈焕镛的另一篇短文题为《苦力》,抗议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人的虐待。故事描写一个香港苦力以拉黄包车为生。劳累一天后,浑身散了架的苦力所赚到的钱仅够带回给他的老母亲糊口。这时一个英国士兵要苦力拉车送他回营地。这个英国兵已经迟到。车夫却累得走不动了,哀求歇息一下,醉鬼般的英国兵还一个劲叫车夫快跑,要跑得比魔鬼还要快。拉到半路车夫实在支持不住而摔倒,黄包车也摔倒在地上。咆哮着的英国兵一刀扎到车夫身上,无情的刺刀穿透车夫无力的肉体。苦力车夫的尸体被一脚踢进车道旁的露天水中。……

        1915年陈焕镛毕业于Syracus森林学院后,进人哈佛大学的Bussey应用生物学学院学习。他没有成为一个森林学者,倒打算以树木学为职业了。阿诺德树木园没有开设正规课程,但学生们可以在Bussey学院注册而在树木园跟J. Jack做研究。同年,另一位中国学生钱崇澍(1883-1965)也在Bussey注册跟Jack做研究。在树木园学习期间,钱崇澍在新英格兰植物俱乐部杂志Rhodora上发表论文。陈焕镛后来为此庆祝,称赞钱崇澍为“第一个描述植物新种的中国植物学家”。第二年,又一位中国学生钟心煊(音译,原文为Zhong XinXuan)也来到这里。J. Jack擅长教学,学生们都称赞他。他多方帮助学生,常常自己掏腰包支付学生们在树木园研究工作的工资或帮助学生们申请哈佛大学的贷款。他从1916年开始为陈焕镛办理贷款。

        当时在哈佛大学有十多个中国学生就读于不同的系,陈焕镛比他的多数同胞更富于冒险精神。中国学生大部分都住在研究生宿舍或靠近学校,陈焕镛则起初住在St. Botolph,后来搬进Gainsborough街。两者位于波士顿Back Bay艺术中心,离马萨诸塞州园艺学会,交响乐大楼和新英格兰音乐名胜仅仅一石之距。在波士顿学习的第三年,波士顿环球报曾采访过陈焕镛,一个“从中国来到波士频研究中国树木”的外国学生。陈焕镛详述了他在树木园的学习。在当时,中国人来美国学习已有25年的历史。那年约有1,6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大部分在学习将直接应用于中国科学的项目。

        在哈佛大学四年的每一个学期,陈焕镛都注册J. Jack的森林学课程。他学习优良,于1919年学习结束的最后一年春天,获得哈佛大学的Sheldon Travelling奖学金,准备到中国南部采集植物标本。他毕业那天,C. Sargent召见这位才华出众的中国学生,声音粗哑地训导他,“陈,你的植物学生涯就要开始了。”Sargent叫他回到家乡认识野外植物,而植物学上尚未开发的海南岛将是最好的地方。Sheldon奖学金可以支付一年的工作费用。正在整装待发,哈佛大学财务处发来一个不寻常的通知:陈焕镛所获的奖学金必须扣除部分以偿还J. Jack为他申请的贷款。幸好Bussey学院院长,昆虫学家W. M. Wheeler帮陈焕镛出面说情。 Wheeler正在研究世界性的蚂蚁分类,后来包括了中国的蚂蚁。他赏识令陈焕镛为阿诺德树木园采集中国植物的价值。

        由于Sargent想扩大引进中国植物的计划,他安排中国学生到树木园学习,然后回国采集标本。当时陈焕镛是执行这样任务的第一位中国学生。计划要求陈于9月份离美回国,在中国野外工作一年,然后再返回美国学习一年,整理所采集的标本。Sargent要求陈焕镛尽可能采集木本植物和种子,而Jack则鼓励陈把自己的领域扩大到草本和昆虫。所需费用由陈所获的资助和将来出售采集材料之所得来支付。为了寻找进一步的经费来源,J. Jack曾出面和B. L. Robinson教授商量,希望后者出资为哈佛大学Gray标本室购买陈将采集的材料。

        海南岛位于中国南部,与广东大陆隔海相望,属于热带气候,当时尚未开发。西方人在那之前已有文章记述对海南的探险。第一个横跨海南的人是B. Henry,原籍美国宾州西部的新教传教士。后来,他于1893年就任广州基督学院第一任院长。广州基督学院即岭南大学的前身,模仿新教徒建立的Syrian学院来设计,后者即今天的贝鲁特美洲大学(位于中东黎巴嫩)。Henry曾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游览海南岛,专门研究海南土著。据他报道,一些年青土著妇女“相当漂亮,尽管她们脸上纹了蓝色的线条。”

        带上一本探险手册和依靠“年青人的犟劲”,陈焕镛只身一人到了海南。疟疾天天威胁着他。在土著村寨里坚持了9个月,他终于病倒了,高烧至40.6℃,满身都是蚂横叮咬的伤痕和营养不良引起的病痛,左手肿得象冬瓜一样,最后被人用担架抬出了海南中部的五指山区。

        陈焕镛返回南京疗养,并包装他采集的植物,昆虫和两栖动物标本,准备船寄到美国波士顿。没想到祸从天降,这些标本被一场大火烧毁于中国商船公司的上海货仓。此时,陈至少还保存着那批海南标本存于南京的副本。此后不久,中国海关一官员为陈焕镛出资到湖北西北部采集。于是,陈焕镛,钱崇澍,秦仁昌和采集员老姚于1922年一起到湖北采集植物。老姚是一位退休采集员,曾帮助Augustine Henry采标本,后者当时是在中华帝国海关服役的爱尔兰籍医生。陈焕镛和钱崇澍的草木植物标本寄到哈佛大学的Gray标本室,陈的木本标本寄到阿诺德树木园。湖北采集的成功补偿了陈焕镛海南之行的失败。

 

南京年代(1920一1927)

        陈焕镛于1920年在南京开始任教。在二十世纪初期数十年间,中国存在着两个教育系统,中国人办的教育和洋人办的教育,后者多为基督教会学校。小学和中学的中办和洋办学校没有什么大冲突,但大学的中办和洋办学校在教师和财政方面常有竞争。竞争最激烈的是在北京、广州和南京,这些大城市同时有中办和洋办的大学。陈焕镛的第一个教职是金陵大学教授。金陵是美国驻南京的新教会神职人员和在纽约的美国基金会共管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以基督精神为教义,学生要上宗教课和上教堂。中国籍教授都任教于基督教科目中,每周要上一节圣经课。陈焕镛在每周一次的圣经课中讲的都是森林和诗的美,令教师和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却只字没有提到圣经。

        后来,陈因为不满金陵大学而转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他说,“我是个中国人,不想为基督学校工作。”东南大学是中国人在南京新开办的大学,当时的校长郭秉文(Guo Bing-wen)是第一位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网罗人才,招聘归国留学生为东南大学教授。虽然东南大学财经来源不稳定,但是它有一流的教授并且是中国人开办的,从而吸引了有为的中国人。和陈焕镛一样,一些金陵大学的中国籍教授也转到了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当局对一流教授的离去感到恼火,从而加剧了和东南大学之间的财经竞争。

        东南大学的理科比较强,特别是生物学。由此,中国科协在南京设立生物研究所时主要聘用了东南大学的教授作研究员。当时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胡先骕(1894-1968)被任命为该所植物研究室主任。胡先骕于1916毕业于加州柏克莱大学,并于同年回国工作,直至1923年又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胡于1916年即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即东南大学的前身,也许因为陈焕镛的影响以致胡决定到阿诺德树木园学习。   

        胡先骕最初和阿诺德树木园的联系是写信给C. Sargent。寄送标本是和植物学名流联系的普遍途径。1920年,胡寄给Sargent一批采于江西的木本植物标本以换取对这些标本的定名。然后,他按照Sargent的鉴定名录将存在南京的副份标本写上拉丁学名,由此建立了东南大学的研究材料。

        1923年9月至1925年6月,胡先骕在哈佛大学Bussey学院学习,选修了J. Jack的四门森林学课程。以他曾帮助过陈焕镛的办法,Jack帮助胡申请了哈佛大学的贷款。但胡没有借到陈曾得到过的那么多。因为陈的哈佛大学贷款尚未还清,哈佛大学的一位官员批评Jack帮助陈“钓走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和其它利益。”

        Jack后来写信告诫陈,他的大意令Jack在哈佛大学帮助其它中国学生申请贷款时遇到困难。基于Jack的批评,陈焕镛马上还了一半的贷款。胡先骕于1925年返回东南大学后,从Jack那里了解到陈焕镛贷款的情况,感到哈佛大学当局已经对中国学生产生偏见,尽管Jack并没有因陈的贷款未还清而误解其它中国学生。考虑到其他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的利益,胡先骕出面筹款还清了陈焕镛的另一半贷款。

        陈焕镛当时无法还清哈佛大学贷款的客观原因是东南大学的教授工资常常拖欠,有时长达8个月之久。尽管经济困难,陈在南京期间著述颇多。他开始于阿诺德树木园的著作《中国经济树木》于1922年完稿送交出版。同年,他写了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松类比较,发表于《中国科学生物研究论文集》首卷。这些以英文出版的《论文集》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领域增加了一页。此后,通过交换《论文集》,生物研究所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增加了世界各地的研究刊物。

        至1923年底,灾难又再降临,东南大学的科学大楼被大火烧毁了,置于其中的图书馆和收藏自然科学材料的标本室毁于一旦,成千上万辛辛苦苦采集和精心制作的标本以及它们的标签和文献资料随烟而去。陈焕镛为此痛心疾首,已经开始了的事业又得从新开始!而此时的金陵大学则颇有点幸灾乐祸,以此讽刺东南大学的同行。1924年春天,东南大学准备接受由秦仁昌采集的一套藏于国立地理学会的标本。秦当时就读于金陵大学,同时在东南大学任助教。金陵大学的植物学家A. Steward想挖东南的墙脚,把这套标本吸引到他的标本室。他马上写信给E. D. Merrill(1876-1956),后者是当时研究中国植物的一流美国专家。 Steward知道Merrill和华盛顿的联系能够影响这批标本的去向。

        Merrill在就任菲律宾科学局局长时已成为研究中国植物的一流专家。他致力于促进研究所之间的联系和帮助建立标本室,故而影响广泛。他曾帮助岭南大学和金陵大学建立联系,他鉴定过大量的中国植物的标本,在1914至1929年间,他鉴定了大约75000份中国植物标本。1924年,Merrill转任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院长,这个重要职务增加了他的影响。

        当Steward于1924年写信给Merrill时,收藏在西方的中国标本还比存在中国本土的多。Steward装出一种进步姿态来给他的狭隘目的辩护,说“这么多中国植物标本完全流出这个国家,对在中国工作的植物学家来说既是一种不便,也是一种遗憾。”当时已经决定把国立地理学会的标本留在中国,并归入东南大学的标本室。但Steward散布流言,说东南大学不安全,去冬的大火是个好教训:它收藏的标本没有好好整理,管理人员无能,无真正兴趣,又没有合作精神。Steward专责备陈焕镛的不是,因为金陵大学出资为陈1922年到湖北采集。他指责陈欠他的标本,并恼火陈的教父朋友Jack教授原要鉴定海南的标本,却收了陈在湖北采集的木本植物标本。Steward觉得阿诺德树木园的J. Jack是一股支持这批标本归人东南大学的力量。可是Steward无处诉苦,因为Merrill和陈有交情,并热心帮助鉴定陈的海南材料。金陵大学想获得这批国立地理学会标本的企图最后没有得逞。

        从1925年起,植物学研究在东南大学又有了起色。秦仁昌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开始在东南大学全勤工作,同时胡先骕从哈佛大学回到了东南大学。胡象陈一样,在阿诺德树木园期间赢得C. Sargent的信任。在Sargent和M. Case两人就任阿诺德树木园基金会委员时准备筹措一笔经费作中国植物考察使用。若东南大学获得这笔经费,胡先骕将兼管金陵大学的参予者。胡曾天真地和金陵的农林学院院长J. Reisner谈论此事。

        Reisner怂憨Merrill帮助金陵取得此笔考察资金。他跟Merrill说,“没有人比我对中国人的抱负更富于同情心:胡虽然是强有力的中国主义者和热衷于植物学,不幸的是他的热情从不曾成功地把东南大学的标本室组织好,以使它成为一套有用的材料。”当然,Reisner又拿东南大学的火灾为证。他指称生物研究所收藏的由胡管理的标本资料也象其它的中国植物标本室一样,欠缺有效的管理,以致于失去其本来价值。Reisner请求Merrill推荐金陵大学和Sargent的阿诺德树木园合作。胡发现了Reisner的企图而感到恼火,指责Reisner“总是损害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假如此即所谓的‘基督精神’,就毫不奇怪我们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努力推动全国性的反基督宣传了”。

        于1925年返回中国后,胡先骕就和陈焕镛开始一项长期的和后来富有成果的合作,撰写《中国植物图谱》,一套图文并茂的中国植物丛书,其首卷于1927年出版,绘图和活植物的比例是1:1。两位作者赠书C. Sargent,称“由于他对中国植物学的浓厚兴趣,我国木本植物的知识已经大大地前进了。”同年,陈焕镛以休假一年离开东南大学,前往研究华南植物区系。他受聘为设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教授,但那年他冬春两季的大部分时间却在香港植物园和秦仁昌一起研究那里的中国植物标本。自那年之后,陈没有再回到东南大学而留任中山大学教授。胡先骕也离开了南京,就任新建于北京的静生生物研究所植物室主任。

 

在华南建立研究所(1927一1937)

        中山大学当时发展很快。那时的中国基金会掌握着美国豁免的中国义和团战争赔款,并决定支持陈焕镛的研究。基金会于1928年拨款给中山大学建立一个新的植物研究所,以陈任所长。第二年,基金会又任命陈为中国基金会科学教授,从而确保了陈的工资收人。于是,陈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华南开展大量采集,通过和阿诺德树木园的A. Rehder以及加州大学的E. D. Merrill交换材料,来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和标本室。 Merrill的主要兴趣是华南植物,他和陈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Merrill尊重陈,因为陈的工作质量高,尽管岭南大学向他抱怨陈焕镛,也没有改变他对陈的看法。

        Merrill衡量一个植物学家是看他的标本质量和野外记录。1932年以前,岭南大学寄给Merrill鉴定的标本大,部分来自F. McClure(1879-1970),后者毕业于美国Ohio州立大学,于1919年到岭南大学任教。McClure寄给Merrill的标本常常没有花果,又没有详细的记录和标签,标本太小而无法分割。后者对Merrill很重要,他常常需要切取标本的一小部分寄给有关专家帮助鉴定。Merrill曾严厉地批评过McClure寄来这样低质量的标本,而McClure则埋怨他雇佣的采标本苦力们没有文化,不懂采集。相比之下,Merrill特别喜欢陈焕镛寄来的标本,陈则把这归功于他的采集助手是大学生,不但懂得采,而且会观察。

        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和中国人办的中山大学之间也有摩擦,但相互关系没有金陵和东南两大学的那样紧张。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植物学同行之间的摩擦似乎源于岭南大学想在华南执牛耳,这种愿望也许跟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J. M. Henry有关。他是华南探险家和第一任岭南大学校长B. Henry的儿子。James也许觉得陈焕镛刚到华南而不以为意,但岭南大学的领先位置显然受到威胁,因为陈迅速地掌握了华南植物研究的主动权。当时岭南大学《岭南科学杂志》编辑兼生物系主任W. Hoffman和陈焕镛有隔阂。其实,陈对岭南大学的任何人也没有成见,但Hoffman疑神疑鬼,向Merrill告状,说陈与某些科学家及研究所有暖味关系。

        按陈焕镛的解释,两家的不和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岭南大学的计划。当时岭南大学获得中国基金会一笔较大的资助,Hoffman和陈以及岭南的几个人开会讨论双方合作。Hoffman提了三个建议:两家交换标本,划分势力范围,和不在同一季节到同一地点考察。陈焕镛答覆,交换标本并不需要以岭南大学取得这笔资助为条件,而其它的两个建议则是在合作面具下的限制。他直接了当地说,“我来广东是为了研究广东的植物:只要有条件和需要,什么地方和任何时间,我都可能进行必要的考察。目的有两个:出版一本高水平的广东植物志、收集并栽种尽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以保护它们不至于绝灭。”

        至1930年,陈焕镛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国内外的科学团体。陈一般不在洋办的学报上发表论文,但他于1930年在《岭南科学杂志》上发表“森林学和资源保护”一文,希望增加外国学者对中国一个最严重问题的认识。同年,陈领导的植物研究所开始出版英文学报。在那之前,中山大学的学报仅发表中文论文,研究也只限于地区性的问题。新的英文学报欲“把科学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整体”。陈接受Merrill的建议,用一个单词作这个新学报名以方便引证,并取名为《Sunyatsenia》以纪念“共和国之父”孙逸仙(即孙中山)。

        1930年,陈焕镛参加了在爪哇举行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大会,提交一篇关于广东植物的论文。同年8月,他又参加在英国剑桥举行的第五次国际植物学大会。这次大会首开记录,设有一个中国植物专题讨论会,也是第一次有中国植物学家参加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中国植物专题讨论会把研究中国植物的专家从列宁格勒,哥本哈根,柏林,维也纳,佛罗伦斯,巴黎,伦敦,爱丁堡,阿伯丁,纽约,南京和广州吸引到一起。陈代表中国政府、中国科协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参加会议。他在专题讨论会上发言回顾中国植物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古代中国人的研究时期,早期欧洲人的研究时期和现代中国人的研究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第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植物学知识以草木学,百科全书和字典的形式出版,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十八世纪,欧洲植物学探险者在中国采集植物,丰富了西方标本室的材料,欧洲期间研究了这部分材料,第三个时期是中国人自己“承担起在科学基础上重新检查自己国家的植被的任务”,这一时期开始于1916年钱崇澍在Rhodora上发表他的毛莨属新种。陈还总结了其它一流中国植物学家的研究成果,包括钟心煊、胡先骕、秦仁昌和他自己。这上述五人中,只有秦仁昌没有在哈佛大学学习过。陈介绍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主要植物学研究所,概述了他们的图书馆和标本室的成长过程。听众中很多人都熟悉这一历史,因为通过交换标本和资料,他们已经得到了中国植物学家出版的整套刊物,连同带有中国植物学家标签的标本、归入自己的图书馆和标本室。陈希望他们继续合作,帮助中国人建立完整的文献和资料收集。

        会议前后,陈抽空研究了伦敦邱园的馆藏资料,并和Merrill讨论双方的合作。1930年初期,Merrill从加州大学转到纽约植物园就任该园主任,他有资金作植物考察。陈提议纽约植物园和中山大学合作考察海南植物。这一提议后来发展为连续几年的一系列合作考察。这次欧洲之行是陈焕镛植物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现在他和西方同事平等地工作,成为国际植物学团体的一分子。

        在30年代,华南的植物学研究在陈的带领下稳步前进。1934年,中国基金会把陈从科学教授提升为研究教授,授权他协调广东和广西两省的植物学研究。基金会和广西省政府共同出资建立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并任命陈为所长。研究所占用原英国领事馆在梧州的房子。当时广西大学里的情形是令人惬意的。校长马君武(Ma JunWu)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曾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支持陈焕镛的工作。

        1935年,Merrill从纽约植物园转到哈佛大学,主管阿诺德树木园和整个哈佛大学的植物学材料。Merrill的新职务给陈焕镛和整个中国植物学界带来好处,现在,一流的中国植物学的西方专家和哈佛大学丰富的中国植物材料结合到一起。同年,陈焕镛和胡先骕出版《中国植物图鉴》的第四卷,赠书Merrill “记念他对海南和广东植物区系研究的重大贡献。”

        陈焕镛在30年代是高产的,成为中外科学家公认的华南植物学的一流人物。人们说他感情丰富,他的私生活也变成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和广西大学植物学同行之间闲话的一个主要话题。 30年代中期,陈开始和他的侄女(原文是Niece)陈淑珍合作研究中国金缕梅科。陈焕镛的前妻是一香港富商的女儿。这个婚姻没有遗下子女。前妻过后,他再婚的妻子是他以前的管家,后一婚姻遗传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战争时期(1937一1945)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植物学和陈焕镛主持的研究都进展迅速。日军占领了当时的首都南京之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陈坚持在广州的研究所工作直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来写信给Merrill时描述了他如何在日军轰炸下逃到香港:

        炸弹就落在我们研究所的大楼一带。……你曾经建议把标本室和图书馆搬到香港,并准备好可以立即船运到纽约,所需费用由你支付。……我们设法搬了。最后,广州完全撤退了,但我却自己疏忽而进了沙面(当时广州的外国租界)。日本人雇佣德国人来搜查藏在沙面的中国难民。他们半夜来到我藏身的地方,好在我骗过了纳粹们。后来别无他途,我只好扮成苦力步行逃到香港。

        到香港之后,陈和其他同事努力恢复研究。虽然中国基金会继续提供资金,但费用不足。为了使研究所能运行,他妻的妹妹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为研究所提供资金。陈曾经电告Merrill求援,Merrill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汇过来小额美金。日本人于1941年圣诞节占领香港。日本兵亮着刺刀闯进设在九龙的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陈焕镛再次成功地保护了这个研究所,他请求日伪政权的广东省教育主任允许把中山大学的植物学文献和标本搬回广州,获得批准。陈被任命为伪政府的广东大学教授,该大学占用了原岭南大学的校园。由此,植物研究所又回到了广州。

        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政府控告陈焕镛为文化汉奸,因为他曾经为伪政权效劳。陈没有遵从中国人的传统,和敌人绝对地抗战,以致他自己的反对派现在获得机会攻击他。当时的教育部调查委员会和中山大学一群教授员工代表控告陈曾经就任日伪政权的“国际宣传局”局长。陈的辩护律师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律教授,曾经被指定为日军驻华南司令的辩护律师,他们出示了Merrill和其他同事的来往信件,证明陈的行为确实保护了研究所的标本室以及有关文献资料。由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国际宣传局”存在过,也由于陈的行为对保护研究所的标本和资料这点来看符合情理,对他的控告后来终于撤消了。

        Merrill在1946年曾经安排资助想让陈焕镛到哈佛大学工作一两年。当时对陈的犯罪指控已经撤消,他似乎可以成行,但中山大学校长却要求他留在中国。陈“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服从。”后来,陈努力使他领导的在广州和广西的两个研究所重新运行,但事不尽人意。第二年,他变得越来越失望。在广州的研究所,人们的收入不敷支出,经受着不满、失望和意志消沉的折磨。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自从日本入侵以来,研究所就一直没有过任何发展。陈写信给Merrill,“我才60岁多一点,却除了孤独的晚年之外看不到任何前景。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我都完全疲倦了,仅以丁点乐观支撑自己挣扎着做点事。”他也想为其抱负作最后拼搏,问那好象不知疲倦的Merrill,“以你丰富的生活经历,你觉得我该做点什么来解除这失望和厌倦呢?”

        陈焕镛当时还不知道Merrill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失意。Merrill在1946年辞去阿诺德树木园主任一职,原因是在如何处理阿诺德树木园的私人捐款时发生争执。那些捐款主要是Merrill筹集的,他向捐款人强调这些钱仅用于树木园并将尽可能迅速地增加树木园栽种的树木。人家批评Merrill拿回来太多使树木园消化不了,哈佛大学当局主张把阿诺德树木园的捐款用于发展整个哈佛大学的植物学研究。Merrill反对这个主张,坚持阿诺德树木园建园的最初宗旨,指责哈佛大学当局的主张危害了Charles Sargent的一贯宗旨。最后,Merrill斗不过哈佛当局,他的身体也垮了。

        1949年6月,陈焕镛写信给Merrill,告诉他曾想挽回广西的植物研究所但无济于事。当时华南的形势已经紧张起来,那是Merrill收到陈的最后一封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了,中国的科学事业也面临彻底改组。

 

人民共和国的科学(1949—1971)

        1949年11月1日新的中国科学院成立并迅速地吸收北京地区的科学研究所。11月末,胡先骕写信给Merrill抱怨静生生物研究所转到科学院系统期间,麻烦诸多和人浮于事,他希望研究所新的组织关系落实之后能回到正常运转轨道。他那时没有听到陈焕镛的消息,但解释说“广州已经解放,陈的处境乐观,因为现政权对自然科学家高度尊重。”到1954年,陈领导的中山大学的植物研究所也并入了科学院系统,并重新取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

        1954年9月,1200名代表汇聚于北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陈焕镛以及钱崇澍和秦仁昌作为科学家代表出席此届人大。1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开幕式,他的讲话不断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毛主席谆谆教诲大家,“奋发图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分组会议上,许多代表都发言。所有与会科学家几乎都在西方学习过,听了化学家侯德榜作检讨发言后,也许个个如坐针毡。侯当时是全国科协副主席,在苏打研究方面闻名,早年曾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Pratt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他一开头就说,“我接受过长期的美帝国主义教育,对英美资本主义教育中毒甚深。”抗日战争时期,侯支持西方科学,解放以后,他站到苏联科学一边。地质学家李四光,工程学家茅以升,数学家华罗庚和林业部长梁希也在会上发言。在其中一个分组会上,陈焕镛、钱崇澍和秦仁昌等生物学家代表提议每省都划出森林保护区来保护野生植被和用于科学研究,这个提案后来被国务院批准。

        召开人大的同年,陈发表了一篇关于杜仲研究的论文,从中论述苏联科学的特点。第二年,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往后,中国越来越亲苏,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和哲学,勒柏辛斯卡亚的细胞生物学,米邱林的树木栽培学和李森科的遗传学传人中国生物学界。当时遗传学上的美国摩尔根学派和苏联李森科学派之间爆发剧烈争论。虽然胡先骕和遗传学没有什么关系也卷入争论,而陈焕镛则避开这一争吵。

        50年代和60年代初,除焕镛不断发表论文。解放以前他的论文多数以英文发表,解放以后他改用中文发表论文,但并没有脱离国际植物学,发表新种和较高分类群附有国际法规要求的拉丁文描述。其他同事也采用了这一新的语言规范。胡先骕没有象陈转变得那样快,但至1958年,他也仅用中文发表论文了。这一改变无疑对中国植物学的发展有益,但这突然转变又使他们进一步和西方同行的联系脱节。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国内多数地方的科学研究陷于停顿。即使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科学界多少有些科学研究,但现在,没有科研也没有论文,有的是不少科学家受到的剥夺和污辱。一些当时被允许看点书的生物学家认为他们已经极为幸运了。当时的中国是在向自己开战,压迫自己的科学家。由于陈焕镛曾经和外国研究单位交换标本和文献,他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和“文化汉奸”。科学家不但自己受攻击而且亲属受株连而承受更大打击。残酷的迫害终于摧残了他的身体也摧毁了他的意志。1970年底陈先生81岁,病到奄奄一息,文革的政治还跟随他进入广州的沙河医院;1971年1月初,某教授到医院看望陈,据报道,陈的遗言是,“我坚信党,坚信党的政策,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数周后他离开人世。他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没有看到中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

 

译后记

        陈焕镛(1890-1971)字文农,祖籍广东新会,原文中没有提及他晚年的工作,其工作主要有:1954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50年代起主编《海南植物志》并与钱崇澍并列任《中国植物志》主编。本文原作者W. J. Haas是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毕业生,原文主要依据存于哈佛大学档案馆的当年陈焕镛和美国植物学家的来往信件,文中加引号的节段多数为作者引用的有关文献中的原话,其中不少是鲜为人知的材料;本文围绕陈焕镛还描写了不少中国和美国的植物学家,对了解中国现代植物学发展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原文发表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出版的《Arnoldia》48 (2),“Transplanting botany to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of Chen Huanyong ”。译文基本上忠实于原文,个别地方有删节和译注,美国人名和地名多数保留原文。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

        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这个中国植物学工作者向往的地方在这数十年来也历尽风波。随着Merrill的逝去,阿诺德树木园往日的西方研究中国植物的旗手风光也逐渐在褪色。在50-70年代,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阿诺德树木园和中国植物学家的联系也基本上中断。几十年来,树木园主任人事更迭,树木园的研究方向也跟着一变再变。Merrill辞职后,K. Sax先代理主任,后于1947-1954年就任树木园主任。1946年,哈佛董事会批准把阿诺德树木园标本室,哈佛大学的Gray标本室和Farlow标本室合并,成为今天的哈佛大学标本馆(Harvard University Herbaria)。1953年1月19日,哈佛大学当局决定阿诺德树木园的标本室和图书馆搬到位于坎布里奇(Cambridge,即哈佛大学所在地)的标本馆主楼。K. Sax因为拒不执行这一决定而被哈佛董事会在1953年撤职。同年底,阿诺德树木园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rnold Arboretum)向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呈上诉讼,控告哈佛大学当局的上述决定违背阿诺德树木园建园的契约,但是法院于1866-1967年度裁决驳回这一控告。Richard Alden Howard于1954至1978年接任树木园主任,使哈佛大学标本馆增加了不少热带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植物标本,接着,Peter Shaw Ashton,一位原英国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教授,于1978至1987年继任树木园主任,他把树木园的方向再次转向亚洲,但不是中国而是热带的印度尼西亚。尽管热带植物学是当今西方植物学的热门货,无论是美洲的还是亚洲的热带植物都难以在温带的阿诺德树木园扎根。

        今天也没有人能否认哈佛大学的名气,但是Merrill之后这几十年,哈佛大学没有再产生过研究中国植物学的明星。今天,在美国执牛耳的中国植物学界和美国植物学界大合作的《中国植物志》英文版是密苏里植物园,而不是阿诺德树木园。就连原来设于阿诺德的美国频危植物保护中心也于1991年搬到了密苏里。据说近年来,哈佛大学的植物学也不景气,六名植物学教授先后退休一个也没有补上。的确,岁月不侥人,树木园原来唯一的华裔研究员胡秀英博士还是Merrill在时雇佣的,她也已退休近二十年了。

        好在树木不象人苍老得那么快,标本室里的标本也不会随人事变动而变价,阿诺德树木园对中国植物学界仍然具有价值。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无数中国植物学人士访问了哈佛,那里丰富的中国植物学材料又开始受到重视。新任的树木园主任(1988— )R. Cook似乎有意和中国植物学界重新建立合作关系,哈佛大学标本馆助理馆长D. E. Boufford是现在正在编写的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志》的美方编委之一。中国的植物学家似乎应该伸出友谊的手和阿诺德树木园再次合作。这种合作,我相信将会是对中美双方植物学界有利的。近年来,我访问过欧洲和美国的几个主要标本馆,关于中国植物的材料,无论是图书资料还是标本,其他标本馆都无法和哈佛大学的相比,更不用说阿诺德树木园里的电国植物活标本。

许兆然 于美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