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整理与保护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整理与保护

程焕文

        摘 要: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总计3万余件,绝大部分为1927年顾颉刚先生赴江浙所采购,具有重要的实物史料价值、文物考古价值和艺术参考价值。1920年代末期,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曾对这批碑帖做过初步登记整理,其后因战乱等多种原因,辗转各地,偶有坏损。虽颇受学界关注,但长期束之高阁,难以得见。2000年以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始招募碑帖整理人才,购买数字化设备,重新清点登记,修复保护,整理编目,电子扫描和编辑出版,以公诸同好,嘉惠学林。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总计3万余件,上自秦汉,下迄民国初年,大者方广盈丈,小者幅面数寸,遍及历代刻石、摩崖、造像、碑记、墓铭、联语与刻帖,而尤以碑刻最多,绝大部分为原始拓纸和整幅拓本,极少剪裱,偶有装裱,亦为一般托裱,具有重要的实物史料价值、文物考古价值和艺术参考价值,是珍贵的文化学术遗产,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然而,因为种种原因, 80多年来,这批珍贵的碑帖一直束之高阁,迄今没有全面的揭示、系统的报道和充分的利用。

    一、收藏缘起

        中山大学图书馆拥有如此珍贵的大量馆藏碑帖,其收藏并非历年搜寻累积所致,而是70多年前仅5个月的辛勤所得,其为功至巨者首推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

        1924年2月9日,孙中山先后发布训令,将原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1], 6月9日任命邹鲁为首任校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于1926年8月17日发布命令,正式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在1926年中山大学改组之时,中山大学图书馆仅有中文书45, 706册,西文书3, 799册,藏书匮乏,远不能满足教学和研究之需要。其时,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先生(1927年6月任副校长)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提出了“本校图书馆之最大目的,在为中国南方最大之一刊物保存所”的宏伟发展目标。朱家骅先生一边于1927年初专门聘请了杜定友先生来校襄理图书馆,广征人才,增加经费,从事改良编制, 扩大规模[2] ;一边又亲自上报了一个搜集各种图书的计划,并促使该计划于1927年上半年经广州政治分会批准施行[3]。与此同时,朱家骅先生在1926年8月至1927年夏秋之间先后聘来了傅斯年、鲁迅、徐信符、董作宾、顾颉刚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朱家骅先生曾说:“文科原无丝毫成绩凭借,现在几乎是个全部的新建设,聘到了几位负时誉的教员,或者可以继北大当年在此一科的趋向和贡献,一年以后,在风气和成绩上,当可以比上当年之有‘学海堂’。”[4]

        经傅斯年先生再三邀请,著名史学家、民俗学的开路人顾颉刚先生辞去厦门大学教职,于1927年4月17日到达广州,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顾颉刚先生与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学校教务主任的鲁迅先生向来不和,两位先生在厦门大学供职时矛盾已十分尖锐,来到中山大学共事后更是水火不相容,朱家骅先生乃惜才爱才之人,于是,请顾颉刚先生协同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先生搜购各种书籍并制定国立中山大学购书计划,以尽量避免与鲁迅先生发生正面冲突。1927年4月30日,顾颉刚先生完成《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 5月16日,学校委派顾颉刚先生赴上海访蔡元培先生和吴稚晖先生,请两位先生担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同时赴江浙一带搜购图书。

        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各地设立图书馆,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但当初开办时,大都以书院改建,而书院的藏书则正统派的气息非常浓重,他们只看见圣道所在的经和羽翼圣道的子史文集,看不见一般人的知识上的需要和一般人生活的最亲切的记载。所以各地的图书馆虽则设立很多,但除了几份新书和报纸之外,差不多和民众不能发生关系,所有的经史子集,不过摆着看样而已。说经史子集足以研究古学罢,这极普通的版子,极门面的几部书,实在说不上供研究的参考。———说得上供研究古学的参考的,只有一个京师图书馆,因为这是内阁大库的藏书,而又加上敦煌发见的卷子,确有许多新材料。你想一个图书馆既以古书为主体,而所藏的书还不够研究古学之用,岂不是太有名而无实了呢?”为了“把各方面的材料都粗粗搜集完备”,顾颉刚先生专门拟订了《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将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帐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集、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等16类文献列为应购求的图书,并提出了“分为十二期,每期六万元,于十年内完成”的长远规划建议。其时, 6万元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是顾颉刚先生认为:“实在说起来,以中国这样大,又这样古的一个国家,用了这些钱来搜集这些材料,只能说过省,不能说过奢。”[5]

        在朱家骅先生批准第一期购书款大洋6万元的大力支持下,顾颉刚先生从1927年5月17日离粤,22日到达上海,至10月13日回到广州,前后在江浙一带采购图书约5 个月的时间。顾颉刚先生在1928年时曾这样记述其5个月的图书采购情形:“到了江浙之后,努力购书,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各地的书贾和旧家都纷纷来接洽,使我户限为穿。我对于他们的来固然欢迎得很,但我与他们之间总觉得有一层隔膜:就是我志在为图书馆购书,而他们则只懂得正统派的藏书。他们心目中以为可藏的只有这几部,所以送来的书重复太多,一也。我所要的材料,他们以为不应买,所以不肯(实在也不会)替我去搜集,使得我不能完全达到我的计划,二也。因为这缘故,所买的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帐簿、日记、公文、职员录⋯⋯虽是亲到旧家及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的数目,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购,他们已懂得搜求了(二十年前是不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从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有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这样做了五个月(从五月中到十月中) ,第一期的六万元尚未用完,而学校已连电促归。总计买到的书约有十一万余册,碑帖约有三万张。”[6]共计花费“大洋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九元六角零一厘,毫洋七百廿二元”[7]。

        回到广州以后,顾颉刚先生与傅斯年、商承祚、容肇祖、闻宥、沈刚伯、何思敬等共同筹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出版物审查委员会,“为研究便利起见”,专门设立了民俗学会(1927年11月成立) 、考古学会、历史学会、语言学会等4个学会,由此奠定了中山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和学术传统[8]。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立以后,其所属各学会均以文献与研究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为主要任务,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碑帖的进一步收集工作并无进展。顾颉刚先生曾言:“回到广州之后,为本校功课牵制,不能继续工作。自从共产党暴动之后,本校经费大受打击,亦不容继续购求。所以江浙一带的书肆虽常有信来,告我以某种某种的好书为他们访得了,但我也无法答复。”[9]尽管如此,顾颉刚先生在1928年12月10日仍然在呼吁:“我们酷盼本校仍然依照去年的计划,继续购求大宗书籍,使得中山大学的图书馆确能成为中国全国的模范图书馆! 我们更盼各地的图书馆能够传染了我们的‘轶出藏书家的藏书范围’的风气,把近在手边的材料多多收拾,不要任他烂灭! 如果各地图书馆都能给我们同情,中华民国的史料,以及各地方的志书材料,便都不会失去了! ”[10]

        1928年11月傅斯年先生离校后,顾颉刚先生于11月25日继任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1929年2月25日,顾颉刚先生请假2个月北行, 5月25日又续假2个月,其后离开中山大学[11]。顾颉刚先生北上以后,商承祚先生代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在1929年曾提出“拓全两粤碑碣”,“至他省碑碣亦应尽力购拓之”和“搜罗考古书籍拓本照片”之计划[12] ,但是这些计划是否得以实施,以及成就如何,目前尚有待考证。

        在1927—1929年间,顾颉刚先生在中山大学任职不足两年时间,但是为中山大学的学科发展和图书馆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所搜得的11万余册图书和3万余张碑帖不仅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准备了丰富的图书资料,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在1928年冬迅速达到21. 5万册[13] ,一跃成为当时国内不多见的藏书丰富的大学图书馆。

二、初期整理

        顾颉刚先生所购11万余册图书和3万余张碑帖运抵中山大学后,因“图书馆书库狭小,不敷收藏”,1928年“年假中,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房屋初布置好,本校教职员亦较有空间,所以便把这一百二十余板箱的书搬到这个研究所内打开,作第一度的整理。后来又因书籍太多,教职员各为本职冗忙”[14],学校图书馆决定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三楼特设旧书整理部一所(估计房屋一十二间) ,专为整理是项书籍, 并与该所以研究之便利”[15]。

        这批图书和碑帖的初期整理工作始于1928年1月12日。起初,“除由图书馆调来一二人,及招任二三书记而外,余皆请各科教职员帮同办理。开学后,各科教职员皆回本科,留下者只共三四人,一时人手顿感缺少;加以当时亟想于最短期内整理完竣,所以不得不想法增多职员”。学校乃于1928年3月开始招收临时书记13人,加上原有职员,图书馆共计安排了19位职员参加旧书整理部的工作。当时,各类图书的分类与编目整理工作均由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和学者担纲,其中“善本书及目录书由马太玄先生担任,丛书经学由陈钝、罗常培二先生担任,哲学及宗教由容肇祖先生担任,教育学由蒋经三担任,社会科学由李一非先生担任,金文拓本及古物由商承祚先生担任,金石书及碑帖由黄仲琴先生担任,自然及应用科学由刘朝阳先生担任,语言文字学由丁山先生担任,文学及一般艺术由徐信符、钟敬文、陈德芸、余永梁、夏廷棫五先生担任,历史由陈功甫先生担任,地理由陈锡襄先生担任,杂书由顾颉刚、杨振声二先生担任”,因此图书的整理工作进展顺利。与此同时,还采用了边整理边开放利用的办法,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三楼第十号房设立了参考室,制定了《旧书整理部暂行借阅图书条例》,将初步整理完毕的图书供师生利用[16]。

        当时,碑帖的整理工作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分别朝代登记于簿,同时装入封套”;二是“分类编目,其手续与书籍同样”。从现存的碑帖封套来看,其正面印有红色框格,框栏内印有“国立中山大学所藏金石文字”朱红字样(另一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所藏金石文字”字样) ,同时列有:第×号、名称、时代( ×年×月) 、所在地( ×省×县) 、共×张等5个基本著录项目,各著录项目内填写的文字皆为墨色。另外,当时尚有技术员1人担任碑帖之裱装及修理事宜。据统计,当时所藏的碑帖共计33, 999张,到1928年底时,已登记者17, 618张(其中:南北朝104张、隋唐1, 397张、宋1, 680张、辽金71张、元464张、明1, 455张、清7, 921张、民国726张、无年号1, 449张,已登记而未分朝代者2, 352张,已装裱成本者183册) ,未登记者16, 391张[17]。总的来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旧书整理部已经完成了图书和碑帖的大部分初步整理工作,所以顾颉刚先生在1928年12月10日说:“到现在,整理工作已作成了一大部了,各类书目可逐期在周刊上发表了。”[18]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意见,黄仲琴先生和胡鋈稜先生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上发表了如下有关碑帖的提要与目录:

        ()碑帖提要

        黄仲琴撰《唐碑提要》。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卷第2期(1928年4月2日) ,第23—26页,共7篇提要。黄仲琴先生识曰:“顾颉刚先生,嘱编本校图书馆收藏碑目。限于时间,先从唐代,信手提要,就正读者。若依此排比,详加考订,拟俟异日。黄仲琴识,一七、三、一。”

        黄仲琴撰《唐碑提要(续) 》。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卷第3期( 1928年4月9日) ,第17—19页,共4篇提要。

        黄仲琴撰《唐碑提要(续) 》。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卷第4期(1928年4月15日) ,第9—10页,共4篇提要。

        黄仲琴撰《唐盐池灵庆神祠颂———唐碑提要之一》。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卷第5期(1928年4月22日) ,第14—16页,仅1篇提要。

        黄仲琴撰《唐故朝议郎前行宣州南陵县尉柱国张府君墓志铭》。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卷第6期(1928年4月29日) ,第5—7页,仅1篇提要。

        黄仲琴撰《唐马君起供养石浮图碑》。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2卷第1期(1928年5月6日) ,第4—5页,仅1篇提要。

        黄仲琴撰《跋玉垒山碑》、《跋秦朗碑》。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28年7月8日) ,第7—8页,共2篇提要。

        胡鋈稜撰《本部所藏秦汉碑刻提要》。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1期合刊(1929年4月16日)第25—27页,共4篇提要。胡鋈稜识曰:“本部旧书整理部所藏碑帖,为数三四万,真赝杂揉,其有关考证者,虽繙摹之本,亦应登录;前已择要刊登,兹复由秦汉续刊,以接端绪。”

        胡鋈稜撰《本部所藏秦汉碑刻提要(续前期) 》。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2期(1929年5月1日) ,第17—19页,共6篇提要。

        胡鋈稜撰《本馆秦汉碑刻提要(续) 》。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3期(1929年5月16日) ,第19—21页,共6篇提要。

        胡鋈稜撰《本馆所藏碑刻提要(续) 》。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4期(1929年6月1日) ,第23—25页,共4篇提要。

        胡鋈稜撰《本馆藏碑提要》。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6期( 1929年7月1日) ,第1—5页。共4篇提要。

        (二)碑帖目录

        黄仲琴编《本部所藏碑帖目录》。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2、3、4期合刊(1929年2月1日) ,第81—100页。黄仲琴识曰:“本部收藏碑刻拓本,因为数过多,限于篇幅,先就汉唐两代,择要刊登,余候续印”。

        胡鋈稜编《本馆所藏碑帖目录》。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3期( 1929年5月16日) ,第22—33页。胡鋈稜识曰:“本馆旧书整理部所藏碑帖,共有三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张,其已登记编目者,约占三分之二。兹将已编目者,按时代之先后,陆续登载于下,以供研究金石者之参考。”

        胡鋈稜编《本馆所藏碑帖目录(续前) 》。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4期(1929年6月1日) ,第46—53页。

        《浙东后咫园藏碑目》。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6期(1929年7月1日) ,第16—27页。编者注曰:“此浙江上虞胡氏藏碑,均经拓裱。前年为本校购得,兹先将简目发表于此。”该目录共收录自秦至元“历朝碑志四百二十七种,为上虞胡氏后咫园藏本,大都搜集于六十年前,拓工甚精,内有多种,为初拓本,弥可珍贵”。

        此外,因为黄仲琴先生在广州书肆购得10余张四十九石山房石刻,夏廷棫先生亦曾发表过《四十九石山房石刻》一文。见《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4期(1929年6月1日) ,第9—14页。

        从上述有关馆藏碑帖提要与目录的发表情况来看,最初整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主要负责人是黄仲琴先生,其后则是胡鋈稜先生。从中山大学图书馆现存的《中山大学馆藏碑帖登记本》(抄写本)来看,虽然当时碑帖的整理工作进展较快,但是,其登记与编目工作尚属初步阶段。由于碑帖整理既是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又要求整理者具有深厚的文字与史学功底,加上时间仓促、人手有限,所以当时只做了极少数的碑帖提要,而有关碑帖的登记著录则错误不少。例如:胡鋈稜编《本馆所藏碑帖目录(续前)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4期)之后就贴有一张《本刊特别启事》浮签,该启事曰:“本期所载馆藏碑帖目录,系误将初次登记草稿排印,以致真伪并列,错误杂出,殊深抱歉,除另分别校正外,先此声明。”[19]

三、流传变化

        中山大学创办之初,图书馆馆舍陈旧狭小,远不敷使用,迫不得已,遂将碑帖收藏于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楼内。顾颉刚曾言:“本校图书馆久有建筑书库之议。将来建筑成功,除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必须参考的书应仍置所内,设立研究所分馆外,余书当悉数送入图书馆。”[20]但是,这批碑帖究竟何时“悉数送入图书馆”目前尚不清楚。1935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云:“本馆现有楼舍既为卅年前之建筑物,其不适于今日科学化之图书馆固不待言,而现有之书库尤不合用⋯⋯且年来书籍增加,尤觉狭小。”[21]由此可见,当时这批碑帖可能仍然保存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32年2月,邹鲁先生重任中山大学校长,计划投资30万元于广州石牌新校址建立图书馆, 1936 年图书馆建筑工程开始启动,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山大学石牌新校第三期工程全部被迫停工。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中山大学在1937年8月至1938年6月间曾遭受日机10余次轰炸,投弹50多枚,图书设备损失不少。1938年10月中旬,日军逼近广州,中山大学于10月19—20日奉命分批撤离广州。在仓促撤离之前,学校曾将较为贵重且有价值的图书、仪器约600箱寄存于广州沙面、香港九龙等地。余下的大部分图书则于10月21日晚日军进占广州之时在枪林弹雨中从珠江船载撤离。其后,中山大学辗转迁徙于广东罗定、云南澄江、粤北坪石等地,当时负责中山大学图书转移工作的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先生曾在“广州沦陷后一百三十天”时撰写了一篇《西行痛志》,以记述当时沿途搬迁、流离颠沛的艰难困苦,并注曰“无县人杜定友泣记”。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于1945年10月陆续从粤东各地复员广州原石牌校址办学[22]。在抗战流离颠沛的7年中,中山大学馆藏碑帖的具体迁徙情况目前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1952年10月21日,中山大学从广州东郊的石牌校址迁入广州南郊康乐村的原岭南大学校址,图书馆馆藏碑帖亦随之迁入康乐园。1953年1月至7月,冼玉清教授曾与梁钊韬教授、刘节教授等整理中山大学文物馆文物,并邀请麦华三先生协助鉴别整理历代碑帖[23]。然而,由于目前所见资料的记载不详,且此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事人均已仙逝,因此,尚不清楚当时整理历代碑帖的具体情形。其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馆舍条件的限制,这批碑帖一直处在封存状态,鲜有利用。1982年图书馆新建筑落成,这批碑帖亦随之移入新馆,存放于善本书库。

四、抢救保护

        1990年,赵燕群教授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后曾数次呼吁抢救这批碑帖,中山大学的一批知名教授亦曾多次联名吁请抢救、保护和整理这批碑帖,但均因种种原因未果。

        1998年,笔者继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1999年初笔者从美国返回中山大学正式到职后,旋即初步查看了这批收藏于图书馆善本书库的碑帖,其现状实在不忍卒睹: (1)在历经了70余年的各种恶劣收藏环境及多次搬迁之后,状况较好的碑帖大多绳断套破,次序混乱,且多有磨损糟烂; (2)凡托裱本皆因所用浆料未入防虫药而几乎全部被蛀蚀,破损惨重; (3)原来未经整理者损坏更甚,或氧化酥脆,或霉烂板结,或磨损成渣,皆不堪卒睹; (4)因管理不善,丢失现象较为严重。据登记本所载, 1982年清点时,仅唐代石刻拓本就有70余件查无下落。目睹此状,笔者痛心不已,深感愧对中山大学的历史和先贤前辈,如不及时抢救保护,则实于中国文化学术遗产罪孽深重。

        1999年10月,应笔者之请,黄达人校长在到任后的第二个月立即与李萍副校长和许家瑞副校长一起专门来到图书馆视察古籍碑帖之状况。黄达人校长在听取了笔者的汇报和察看了古籍碑帖的收藏情形之后,深感责任重大。当即承诺: (1)尽快筹划中山大学图书馆扩建事宜,以为古籍与碑帖的保存提供优良的馆舍条件; (2)亲自为碑帖的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筹措经费,以完成70余年来历任校长未竟之碑帖整理事业。

        2000年,在获得一香港人士拟捐款建设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的意向后,黄达人校长决定将中山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正式列入议事日程。2002年,学校决定拨巨款投入图书馆的扩建改造工程。2003年6月,中山大学图书馆扩建改造工程正式启动。2004年9月扩建改造工程竣工,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与碑帖保存条件彻底改善。

       与此同时,黄达人校长于2000年初为碑帖的抢救整理筹措到了第一笔30万元人民币捐款,于是,中山大学图书馆正式启动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抢救整理计划”。2001年,黄达人校长又从美国岭南基金会筹措到12. 5万美元(约合100万人民币)捐款,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数字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五、修复整理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数量可观,但状况恶劣,修复整理甚为困难,加上因为各种原因中山大学图书馆又缺乏碑帖修复整理的专门人才,修复整理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中山大学图书馆仍然迎难而上展开了全面的碑帖修复整理工作:

        ()延揽人才

        修复整理碑帖,人才是关键。在专门人才匮乏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图书馆在调配2人专门从事碑帖整理工作的基础上,于2001年选派2人赴上海图书馆学习古籍与碑帖修复技术,于2002年派遣图书馆副馆长林明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生院古籍保护与保存中心访问进修一年,专攻西文古籍的修复与保护技术,是为我国图书馆界派员赴外国研习古籍修复与保护之开端。从2003年春季起,启动特别程序聘请古籍整理专家、原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韩锡铎先生和古籍修复专家、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副主任潘美娣女士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全职特聘专家,聘请字画装裱技师李景文到馆任职,一边参加图书馆的古籍与碑帖修复整理工作,一边以“传、帮、带”的方式为图书馆培训古籍与碑帖修复整理人才。200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改扩建工程竣工后,中山大学图书馆在特藏部设立了专门的古籍修复室。其后,以引进特殊技术人才的方式,先后招聘古籍碑帖修补技工多人,并聘请碑帖鉴定整理专家、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先生为特聘专家,指导碑帖鉴定整理工作。图书馆先后参与碑帖整理工作者,计有李庆涛、钟稚鸥、丁春华、李卓、王蕾等人,一代新人正在成长。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与国际古籍修复与保护界的交流与合作,先后从美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多个古籍修复保护机构聘请多批国际知名的古籍修复与保护专家来中山大学访问讲学,连年免费开办面向全国(包括港澳)为期2周至1个月的各类古籍保存与保护的专业培训班,受训馆员近两百人次,既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全国各地图书馆培养了一批西文古籍修复与保护的专门人才,又开创了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中西结合的先河。因此,中山大学图书馆亦成为我国西文古籍修复与保护的惟一教育培训基地。

        ()清点保管

        原有碑帖均装在专用纸封套中,且已按序号捆扎,基本上可依照过去的碑帖登记本(初编草目)进行核对清点。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存的已编入初编草目的碑帖和未编入初编草目以及朝代不清者,已大致清点完毕,尚有相当部分不宜触动的碑帖没有清点。清点修复后的碑帖已采用脱酸纸板保护,置于新的碑帖柜中妥善保存。

        ()修复托裱

        碑帖之修复需特别小心谨慎,绝不可轻率行事,否则无异于破坏。为此,中山大学图书馆制定了碑帖修复的基本原则: (1)修旧如旧,力图恢复原貌; (2)氧化酥脆与霉烂板结的碑帖暂不修复,待购置专门设备和聘请资深专家后再行修复; (3)有虫蛀、破损或折裂的碑帖先予以修补,然后再进行简单的托裱; (4)整幅的碑帖绝不剪裱。迄今为止,已修复托裱碑帖数千张。

        ()编目整理

        鉴于原有的碑帖登记本(初编草目)在碑帖著录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著录过于简单,如全部拓片均未著录传拓的时代,石刻的出土地点与时代,石刻的撰、书、刻人,石刻的书体、尺寸等;二是有相当错谬,如拓本题名不准确、不统一,复本两录或错成他碑,伪刻当原刻等;三是排序杂乱,难于检索。为此,中山大学图书馆拟订了碑帖整理的基本程序:

        (1)对原初编过的碑帖进行清理、排序、清点、列出缺失清单。

        (2)对原初编过的碑帖进行鉴定、编目,并重新编列馆藏序号(保留原号作参考) 。

        (3)对未整理过的碑帖进行清理、鉴定、编目。

        (4)在对碑帖初步鉴定的基础上,聘请专家鉴定评级。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编的《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中文拓片部分)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中文拓片部分) 》,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著录事项,初步拟订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石刻拓本著录项目,并制定了专门的“拓本编目工作单”,其著录项目包括:

        (1)题名项:包括典藏号、题名。

        (2)刻石项:包括刻石年代、藏石地点、书体、责任者、附刻等。

        (3)版本项:包括拓本年代、拓片尺寸、拓片数量、现存状况。

        (4)附记项:包括版本说明、其他题名、相关记载、印鉴、题记、题签等。

        迄今为止,中山大学图书馆按朝代顺序由远及近已经完成多个朝代碑帖的编目任务。

        ()数字化利用

        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曾确定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持“中文拓片数据库”项目,中山大学图书馆曾表示愿意参与此项目的建设工作。2000年7月,中山大学图书馆派员赴北京,参加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有13家单位参加的“中文古代拓片文献数据库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曾拟定了中国大陆方面计划实施的该数据库的收录范围、著录项目、分类方法等。其后,由于诸多原因,该项目未能如愿进行。尽管如此,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碑帖数字化工作一直没有停止。2003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购置了近百万元的馆藏碑帖数字化设备,包括:普通平面数字扫描仪2台,大幅面数字扫描仪(120 cm ×200 cm) 1台,大幅面真空吸附台(120 cm ×200 cm) 1张等。迄今已扫描馆藏碑帖数千张,碑帖数字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以数字化形式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全面公之于世已指日可待。

六、编辑出版

        2008年4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中山大学图书馆成为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51个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2009年12月,经文化部批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2家古籍收藏单位被确定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独一无二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主要承担高校系统和华南地区古籍修复的组织、策划、指导和实施工作,并与其他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共同承担国家珍贵古籍的修复任务。经过多年的建设,如今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的实验室面积达500平方米,已经成为集古籍修复、字画装裱、人员培训、科学实验和学术研究为一体,国内一流、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古籍修复实验室。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保存与保护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馆藏碑帖是中山大学图书馆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公布与公开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馆藏碑帖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光荣职责。10年前,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启动馆藏碑帖修复整理工作时就已经确立了馆藏碑帖整理与利用的基本原则:一边修复整理,一边建立专门的馆藏碑帖网站,逐步将数字化的馆藏碑帖公之于众,并通过与出版社的合作,陆续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碑帖印刷出版,藏宝于民,嘉惠学林。

        自2010年起,中山大学图书馆将以《历代珍稀石刻拓片》为题名,分卷分期陆续出版馆藏碑帖。第一期出版的《历代珍稀石刻拓片》(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将是80多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碑帖的第一次公开,共收录碑帖686种,其中秦5种,汉66种,三国6种,魏晋20种,南北朝589种,刻石年代上起公元前3世纪,下至公元6世纪,涵盖刻石、摩崖、碑记、造像、墓铭、砖铭等多种类型,是研究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历史和文化的重要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书画艺术价值,其中特别值得记述的有如下三类极为珍贵的碑帖:

        其一,珍稀拓本近60种,包括部分稀见拓本和部分具有重要收藏价值的名家钤印拓本。在三万八千余张馆藏拓片中,珍稀拓本及有名家印鉴题记者均不在少数。《历代珍稀石刻拓片》收录了钤有陈介祺[24]“簠齋藏古”、“君子磚館藏磚”印的拓本9种、顾燮光[25]“鼎梅审定”拓本12种;另有在现有资料下查无记录者31种,对今后石刻及拓片的发掘、整理与修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收录了原石已毁于地震的拓本一种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石拓本2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石刻,为1928年商承祚先生自北京购买,计20余种。当年运抵学校后雇工精拓,现存碑石多已严重损坏。在这种情况下,这批拓片更显弥足珍贵。

        其二,匋斋藏石。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端方(1861—1911) ,字午桥,号匋斋,曾任湖北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是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也是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著有《匋斋吉金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等金石著作。《匋斋藏石记》44卷,所录均为端方所藏之碑刻、造像记等拓片,始于汉代,止于明代,共600余件,仿《金石萃编》例,录释文于前,后附考订,详载原物之尺度,并附有《匋斋藏瓦记》2卷。端方从政之余,醉心于碑帖收藏,曾言:“余少嗜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夐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搜罗,得之既以吉金影摹付印,复取藏石略及若干”。“余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入,为此例既开,后必有继之者,然亦非好而有力不能得此,余既得此,时取打本与原石较其点画以为至乐。庄生云:‘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余尚未能遽忘蹄筌,姑图鱼兔之形出以饷世。读者必欲按图索骥,则余举石以对,亦汉人实事求是之学也。”[26]由此可见,端方收藏与考证碑帖之严谨精当。1911年9月,端方逝后,碑帖除少部分可知下落或损毁者,大部分已下落不明。有鉴于此,匋斋藏石拓片对于寻找这批藏石和相关研究颇为重要。这些拓片多零散分布于各藏馆与个人处,大量收藏者可谓凤毛麟角,中山大学图书馆即是少数几个大量收藏此类碑帖的单位之一。《历代珍稀石刻拓片》(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共收录《匋斋藏石记》所载藏石的拓片110种,约占《匋斋藏石记》的1 /6。这部分拓片以造像最多最精,墓志、碑石次之,内容包括释道造像、墓志、神道碑等等,具有重要的宗教、艺术、文化等价值;其拓工之精良,图像之精美,内容之广阔,非一般造像拓片可比。如《法义兄弟等二百人造像碑》,拓片纵近一米半,宽近一米,碑石上锐中阔下狭,略作椭圆形;线刻佛像画,人物众多,图像复杂,可谓上佳之品。其中亦不乏较匋斋藏石拓本时间更早的拓片,可与匋斋藏石互校,以补错谬。如《乐天佑廿人等造塔记》,《匋斋藏石记》记为《乐天佑等造塔记残石》与《张畅之等造像姓名残记》两石,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拓本为同一造像,中间有裂痕,据此可判断《匋斋藏石记》所记两石实为一石,后断裂为二。

        其三,龙门石刻。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北宋诸朝,历时数百年,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刻艺术宝库,因其造像记、碑刻题记数量之多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素有“古碑林”之盛誉,其中从北魏造像记中精选出来的“龙门二十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是魏碑体的典范。康有为在所著《广艺舟双楫》卷4《十六宗》中即认为“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并称赞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27]《历代珍稀石刻拓片》收录的167种龙门石刻,多为北魏造像记( 126种) ,包含了“龙门二十品”中的十五品,乃北魏书法艺术之极品。

        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的《历代珍稀石刻拓片》将采用精制宣纸单面印刷,并置之于纸袋和函匣之中,古香古色,既不失碑帖原貌之神韵,亦颇有益于收藏者鉴赏和传世,大可公诸同好,嘉惠学林。

注释:

[1] 孙中山:《给廖仲恺的指令(1924年2月9日) 》; 《给邹鲁的训令(1924年2月9日) 》, 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第452页。

[2]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 广州: 培英印务公司印刷, 1928年,第1页。

[3] 《国立中山大学规程》, 见《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 广州: 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27年,第29页。

[4] 《朱家骅启事》,《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2月27日增刊。

[5] 顾颉刚:《卷头语》,《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4期合刊, 1929年2月,第1—2页。

[6] 顾颉刚:《卷头语》,《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4期合刊, 1929年2月,第2—3页。

[7]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7年,第106页。

[8][11][12]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 1930年,第11页。

[9][10][14] 顾颉刚:《卷头语》,《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4期合刊, 1929年2月,第3页。

[13]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 广州: 培英印务公司印刷, 1928年,第2页。

[14] [15][16] 蒋经三:《旧书整理部一年来办理之经过》,《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4期合刊, 1929年2月,第5, 5—12, 13—14页。

[17] 顾颉刚:《卷头语》,《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4期合刊, 1929年2月,第3—4页。

[18] 《本刊特别启事》,《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4期, 1929年6月,第53页。

[19] 顾颉刚:《卷头语》,《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4期合刊, 1929年2月,第4页。

[20]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 1935年,第2页。

[21] 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年。

[22] 黄炳炎、赖达观主编:《冼玉清文集》,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878页。

[23] 陈介祺(1813—1884) , 字寿卿,号簠斋,金石家,潍县(今潍城区)城里人,好藏古物,长于墨拓,工古文字学,簠斋收藏之富,鉴别之精,时人称甲于天下。

[24] 顾燮光(1875—1949) ,字鼎梅,号崇堪,浙江会稽人,博雅好古,擅书法,曾访得古人未著录的自汉迄元碑刻700余种,著有《梦碧簃石言》、《河朔新碑目》、《刘熊碑考》、《两浙金石别录》、《袁州石刻记》、《古志汇目》、《比干庙碑录》、《伊阙造像目》等著作。

[25] 端方:《匋斋藏石记序》,端方:《匋斋藏石记》44卷附藏砖记2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9年。

[26] 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详注插图本)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