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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地理学的学术创新、学术风格和社会贡献

  中山大学地理学的学术创新、学术风格和社会贡献

司徒尚纪, 许桂灵

        摘 要:作为基础科学之一的地理学,在我国长期隶属于文科。成立于1929年的中山大学地理系,归入理科,自此开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新历史和新格局。文章发端于此,阐述地理学在中山大学以学科性质、研究方向、课程设置和各类专题地理研究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创新,由此反映地理学岭南学派所具有的博采包容、长于野外考察、为社会服务的务实学术风格,指出其对推动中国地理学前进,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重大贡献,并以此彪炳于中国地理学史册。

        今年是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80年,借此机会回顾中山大学地理学发展历史,总结其规律,作为继续前进的借镜,十分必要。基于这一目的,本文拟从整个地理学和全国空间视野,鸟瞰中山大学这一学科在历史时空中的地位、贡献和影响。可以发现,中山大学地理学走的是一条不断开拓创新、引领学科潮流,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肯定的道路,充分表现了它创新、兼容、务实、坚持野外考察等学术风格,对中国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牢牢地树立了在全国同行中的领先地位,并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

    一、学术创新

        一门学科的生命在于学术创新,在于它不断新陈代谢,除旧布新。地理学从一门古老学科发展到当今现代科学行列,也经历了同样过程,它在中山大学80年的轨迹,即清楚地凸显了学术创新对这一门学科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学科性质从文科到理科的转变

        我国传统地理学以沿革地理为主体,以《汉书·地理志》为嚆矢,到16世纪末传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直至民国初年近代地理学草创,都未能根本改变沿革地理主流地位,故地理学长期依附于历史学,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工具。

        基于此,地理学在学科分类上属文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作为我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学制。规定经、文、格致、农、商等科皆应设置地理课程,在文科中设中外地理专业,学制3年。在进士馆、译学馆、师范馆等都设各种地理课程[1]。这样,地理学在文科框架内传播和发展,直到1929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之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和革新。

        1924年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与北京大学同时成立我国最早的地质系, 1927年成立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后由中山大学地质系接管。地质调查与广东治河急需的水文水利调查相结合,促进了地理学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联系,并使之与自然、技术等学科建立起紧密关系。而地理学的文科性质和归属,显然不能适应民初以来广东方兴未艾的经济建设对新型地理人才的要求,迫切需要按照新模式设置地理教育机构。在这种背景下, 1929年秋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概览》指出:“本大学鉴于我国地理人才之需要,决添设地理学系,冀以造就专门地理人才,从事探求本国地理,并以培植中上学校地理老师,俾于华南及东南亚洲树立科学地理基础为宗旨。”[2]1929年时任中大校长的戴季陶在《中大的改造》演说中也说:“历史学、地理学和国文学,这三科的进步和发展,是一切学术建设的根本,尤其是中国今天的情形,上述三种学问,可以说是一片荒地,杂生着若干乱草,开拓整理的工作,全在今天努力作起。”[3]在这里,历史学与地理学并列,显见已破除了地理学属文科的旧例。戴氏在上述讲话中同时指出:“理科的学问,常常是世界的、人类的,而文科的学问,许多是民族的历史的,情形大不相同。”[4]按照理科这一特点,地理系开设之初,讲授专业课程及工具课程达31门之多,包括地理学、地文(形)学、地球形态学、气候学、生物地理、人类地理、经济地理、中国地理、世界人种、亚洲地理、欧洲地理、南北美洲地理、亚洲东南部地理、特种地理概要、地理工作训练、制图学、制图实习、地图应用、地形测量、野外实习和旅行等,并规定必须学习4门其他理科课程,即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这些课程涵盖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应用地理和区域地理,与当今地理学科涵盖内容差别不大。而此前,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和《师范教育令》,规定各种地理课程,均设在文科[5]。很明显,中大地理系是完全按照理科(中大此前称为自然科学)办学原则和架构来设置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创新。

        中大地理系创始人,是留学德国地质学博士、中大副校长朱家骅通过“国联”聘请的德国地理学者W·克勒脱纳(Wilhelm Credner) ,其为第一任系主任。2年后,另一位德国学者W ·卞沙(W. Panzer)继任。德国是近代地理学的摇篮,是地理学大师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 - 1859)和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 - 1859)的故乡,德国地理学以区域地理研究和重视野外工作见长。这两位德国教授从一开始就带来德国地理学的传统和风格,并以此区别于当时按照英美地理学模式创办的其他大学地理系。

        中大地理系完全采用外国教材,使用外语上课。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外语能力,吸取西方地理学成果。除上述两人用英语授课外,还聘用人类学家史禄国(俄国人)用英语给学生讲授亚洲地理,效果甚佳。在浓厚的外语氛围影响下,有些学生未出校门就有译作问世,如后来成为著名地理大家的林超、周廷儒、罗开富、楼桐茂等。

        反观国内其他大学地理系或史地系,原先均设在文科,如, 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设立史地部, 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改称史地系等。继中大地理系成立的同时或稍后,清华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川大学等学校都设立了地理系或史地系,多数在文科,也有在理科,情况比较复杂[6]。但中大一如既往将地理系设在理科,这无疑是起了开先例、树典范的作用。

        ()随科学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开创新研究方向和课程

        恩格斯曾指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7]一方面,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地理学又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吸取有益养分,促进自身成长壮大。中大地理系成立以后,即根据这个学科特点,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开设、调整其课程设置,开拓新研究方向,使其保持生机和活力,在全国地理学科中占有重要一席。

        抗战军兴,面对强敌压境和入侵,国防和军事地理研究为地理学者所重视。吕逸卿教授及时开设“战争地理”课程,吸引许多热血青年前来听课。1939年中大地理系孙宕越、徐俊鸣著有《军事地理学》,是我国第一部军事地理专著,该著作旁征博引大量中外战史,阐述地理条件与军事活动的关系。1943年徐俊鸣出版《国防地理导论》专著,突出说明地理环境与国防布局关系。这两部别开生面之作,无论是对我国草创中的军事地理,还是抗日实战都有重要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地理系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结合。上世纪60年代初,自然地理学学科出现飞跃发展和学科迅速分化局面,从过去区域描述转变为以自然地理结构和自然过程为主的综合整体研究。一方面是学科内部分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与相邻学科的交叉和渗透。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不断推动自然地理学的创新和进步。结果形成化学地理、水化学和水热平衡三个新研究方向,全国高校地理系中独树一帜,处于遥遥领先地位。而为支持这些新研究方向,在地理系先后开设大气化学、水化学、风化壳和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景观地球化学等课程,由黄润本、董汉飞、唐永銮等教授主讲,为我国培养了最早一批这些方向的人才,也为以后环境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64年地理系编印的《海南岛自然地理论文集》反映了以上创新方向的研究成果。

        海南岛自然地理论文集》反映了以上创新方向的研究成果。地貌学是自然地理学的一门最基本课程。建国后华南海岸、河口开发利用以及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这门学科在地理系发生分化,河口海岸动力、沉积过程和地貌过程及其演化规律成为地貌学一个稳定、持久、最有华南区域特色的研究方向。在学术研究上,特别在港湾航道治理,重大水利和海岸工程选址、运作管理上发挥重大作用,在全国树立起一面科研为生产服务的旗帜。在它的影响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珠江水利委员会等先后成立相应机构,将河口海岸研究列为重要研究方向,并取得许多出色成果[8] ,地理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不可没。

        建国初成立的中大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在文革期间受到重创, 1972年,以系主任曹廷藩教授为首的一批教师预见到城市规划将成为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即奔赴上海、青岛、郑州、怀化、湛江等城市开展调查和规划,深得有关部门好评。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浪潮席卷全国城乡,地理系迅即将城市规划作为经济地理教育和研究的核心,并很快确立了这一学科在全国的学术中心地位,涌现了许学强、闫小培等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城市地理学者群体。他们的大量高水平论著和规划项目赢得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和赞扬。现在,城市地理已发展为广东省重点学科,以经济地理专业为基础的中大人文地理学亦已入选为全国仅有的两个人文地理学重点学科之列(另一个在北京大学) 。这些成果的取得,首先应归结于当年能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调整专业方向,并坚定不渝地沿着既定方向前进,从深层根源而言,这也是一种学术创新。

        ()彪炳于地理学史的创新见解

        学术创新最根本标志在于超越前人并经受时间考验是正确的研究成果。细检中大地理系80年历史,这样的成果不绝如缕,不但被写入各种地理学史册,而且不少成果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取得明显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恩格斯在评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作用时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9]即个别人物的杰出成就,是可以代表某个时代科学发展水平,因而成为同时代学术创新的一个标志。地理学在中大地理系的情况也恰恰如此。

        在自然地理学方面,地理系主任吴尚时(1904 - 1947)教授在地貌学、水文学、气候学、区域地理学方面提出许多新见解,皆为时人所折服。如1937年他在广州河南七星岗发现海蚀地形遗址,作为华南海岸上升的一个证据,后为中外地理学界充分肯定。1941年撰写《广东省之地形》论文,第一次提出海拔高于珠三角冲积平原内多丘陵等地理特征的“广花平原”概念,为后人使用至今。1947年在《中国之山脉概论》论文中提出中国地形“三级阶梯”论和从东北大兴安岭至滇南谷地把我国分成西北与东南两大部分的一条直线,称为“中华对角线”理论,反映我国东西两大部分的非地带性分异,具有非同寻常的地理意义。1939年在《广东南路地形》一文中第一次正确指出湛江附近湖光岩为死火山口,积水成湖,解开了法国人对湖光岩成因的各种猜测;同时最早指出琼州海峡形成于最近一次地层陷落,这已为后来地质研究所验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1947年与曾昭璇联名发表《珠江三角洲》一文,针对中外地质、地理、水文、水利工程界基本否定珠江河口存在三角洲的论断,根据地貌学和水力学原理,并结合野外考察,提出“珠江三角洲溺谷生成学说”,证实珠江三角洲为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特别论证了珠三角内部许多山岭,本为海上一系列海岛,后周边海域被冲积物填充,成为山岭地形,并以此区别世界许多大河三角洲地形景观,这恰是珠三角地形特色[10]。此后,关于珠三角存在与否的争论得以平息,珠三角概念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领域被广泛利用。珠三角今已发展为我国经济发达区、世界产业转移的一个重心,吴尚时、曾昭璇作为捍卫、论证这一科学概念的先驱者,厥功至伟。

        在经济地理方面,原地理系主任曹廷藩教授是一位最富学术创新成就的代表性学者。他针对建国初从苏联引进就有争议的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配置”还是“生产力配置”问题,从1958年开始相继发表《关于经济地理学当前争论问题的一些初步意见》[11]和《经济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任务问题》[12]等系列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立场出发,根据经济地理学科对象、性质、任务、生产配置一般规律、为生产服务等不同层面,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学科中存在的地理学派(区域学派) 、经济学派以及技术学派的学术根源、主要特征、优点和缺点等,科学、系统、令人信服地阐述了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配置、生产力配置等不同概念的界定、内涵和本质差异。他极力主张的经济地理对象是研究“生产配置”这一科学论断为全国大多数同行所接受,从而结束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为首主张经济地理对象为“生产力配置”的北方学派和以他为首的经济地理对象为“生产配置”的南方学派这场长达10多年的学术争论。曹廷藩自此被公认为经济地理学理论权威、“生产配置”论的代表人物,他的论著[13]被奉为学科圭臬,他也赢得了全国同行的尊敬和信任。1962年曹廷藩被选为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领导的中大地理系也成为经济地理学在南方的学术中心,吸引大批莘莘学子负笈前来。曹廷藩的创新理论成果,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基本矛盾论 经济地理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和基本矛盾在我国经济地理界向有不同的看法。曹廷藩在深刻理解毛泽东哲学著作《矛盾论》精髓基础上,针对不同意见,提出生产发展对于生产配置的要求和作用于生产配置的自然、技术、劳动力、区位诸条件,是基本矛盾;而北方学者认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地区”之间的不相适应才是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曹廷藩的观点,因有深层次哲学依据,并符合生产配置的客观要求,不但渐为北方学者所理解和接纳,起到统一经济地理研究对象矛盾的作用,而且成为生产配置的实践指南。后来广东各级农业区划、作物布局、土地利用、工业布局等经济建设规划和实施,皆以解决上述基本矛盾为主要内容,成绩斐然。

        二是学科性质论 基于经济地理学研究生产配置涉及面甚广,这门学科的性质也成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曹廷藩在1958年以前,认为其学科性质是边缘学科,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带有边缘性质的学科,具有明显的跨界性质。后来经过深入探讨,他认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经济科学。1961年他发表《经济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任务问题》论文,指出经济地理学具有经济、技术、自然三结合特点,是一门特殊的经济科学或一门特殊的社会经济科学。这一科学论断,澄清了在学科性质问题上混沌不清的概念,为经济地理学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因而得到全国同行认同。晚年,曹廷藩对学科性质又有了新的认识, 1978年中国地理学会在长沙召开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他发表了《关于学科性质的再认识》论文,认为经济地理学“似应属人地关系系统,带有边缘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性质”。这一修正使经济地理学作为当时复兴中的人文地理学一分支,起了推动作用,有利于学科发展。

        三是人口和生产发展协调论 我国人口众多,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处理好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关系,是生产配置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曹廷藩在其一生科学活动中,多次在其论著中分析生产与人口之间的关系,指出生产发展和配置的情况决定着人口和居民点的分布,而人口和居民点的分布又反过来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配置。他同时认为,在弄清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总量情况下,首先要安排好农业生产劳动力,然后再安排工业生产劳动力和其他部门劳动力。为了保持农业生产经常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城乡人口的正确比例关系,应当着重研究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曹廷藩这些精辟论断,既具有深刻科学依据,又具有长远的前瞻性。2000年中国人口已达13亿,为全球总人口的1 /5。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严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不少成绩,但农业人口控制相当困难。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掀起城市化高潮,这对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作用匪浅。但过多的人口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正如曹廷藩预见那样,生产没有控制人口的变化和发展,那么人口反过来就会影响生产。如此看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只有集中全力发展生产,使国家富裕起来,人口数量才会减少,人口素质才会大大提高。建国50多年的社会发展变化历程,证实了曹廷藩关于生产与人口协调发展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四是农业区划因地制宜论 曹廷藩深知地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研究生产配置的经济地理学更能发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在上世纪50年代参加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基础上,他指出经济地理工作者应当关注生产发展的方向问题、生产各部门的比例问题、生产的地区安排问题等。在当时以农业为基础的背景下,他撰写《关于经济地理如何为生产服务的问题》和《关于经济地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一些问题》论文,提出“经济地理的研究必须以农业的生产配置和工业的生产配置为其主要内容”,“必须首先并且以较大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地理学,其次为工业地理学,再次为运输地理学,更次为人口和居民点地理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多次参加中山、东莞、湛江等地农业区划,提出农业区划不要停留在一般的分片划区上,要注意解决各地农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更好地发挥区划的作用。他后在《经济地理学原理》中总结道:“研究农业生产在不同地区的立地条件、内在联系状况、地域分异规律,为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农业区划是他生平参与经济地理为经济建设服务最多的一个领域,其成就和贡献已深深铭刻在广东农业区划的史册上,殊足令人总结和追忆。

        五是以任务带学科论 上世纪60年代,曹廷藩在谈及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与任务关系时,在肯定对象规定任务之同时,提出以任务带学科论点。他指出:“只有当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需要某方面的知识时,这样才促使人们对于某些事物或现象的注意,才促使人们对于某些事物现象的研究。这样,一些学科产生了,一些学科发展了,所谓任务带学科就是这个意思。”[14]当然,这个观点是在当时经济地理学界对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争论不已背景下提出的,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对于澄清这三者关系的模糊认识,是很有必要的,也有助于加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推动学科理论建设。他后来指出:“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地理发展和提高的最基本经验。”这是以任务带学科的最好脚注。1980年,他更坚定地指出:“科学的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只注意参加工作实践而不进行理论总结也是不对的。”[15]翌年,他又告诫人们,在每一项工作任务完成后,都要进行更为及时、系统的总结。这样,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也说明以任务带科学是正确的。其深层根源在于他深谙知和行、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近20多年来,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转为以城市规划为发展方向,做了大量城市和区域规划工作,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产生了不少高水平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盛誉,这离不开曹廷藩以任务带学科的思想的指导,也是他所培养的经济地理学子们遵师教导取得的成果。这恰如著名地理学者、欧亚科学院钟功甫院士说的:“曹廷藩先生的结论性论点就比哈特向(Richard Hartshome,美国著名地理学者)的理论更加系统而完整,更为鲜明、突出。曹先生不愧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之一。曹氏的《经济地理学原理》一书,堪称富有中国特色的杰作。”[16]这个评价是中肯和公允的。

        人文地理学学科建国后即被否定,改革开放后才复兴,并很快崛起为地理学一个最有活力的分支。中大地理系原有的人文地理优势也被激活,许学强为首的一批人文地理学者异军突起,选择以城市地理为主攻方向,同时带动旅游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发展。1979年以来,许学强先后在《城市规划》、《经济地理》、《地理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根据区域、经济因素预测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个数学模式》、《我国城镇体系的演变和预测》、《我国城镇分布及演变的几个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时空差异分析》等论文,提出了中心城市人口预测模式,总结和预测我国城镇体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澄清和明确了国际上研究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人口问题中存在的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借助定量分析方法,阐明外资在广东的时空特征、成因及流动规律。这些论文不少观点被认为是“创造性研究,填补了空白”、“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权威之作”,对“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有重要贡献”。许学强1988年出版的《现代城市地理学》专著被学术界认为“具有我国最高水准”和“国际意义价值”[17]。许学强这些创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文地理学在中山大学复兴的标志,产生了重大影响。1994年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挂靠在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许学强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借助于与香港、加拿大等的合作进行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牢固地树立起中大人文地理学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近年中大人文地理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即与此有不可分割关系。

二、学术风格

        地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除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是共同的以外,还深受所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因而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地理学在岭南的发育、成长,必然受制于岭南文化总体格局,同时也受教师学术渊源、出身的影响。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在长期历史积淀基础上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所谓“中国地理学中岭南学派”[18] ,是以中大地理系为核心和代表的,它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活动,充分反映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治学精神和追求,并以此区别于地理学其他学派。

        ()博采包容、兼收并蓄

        这是岭南文化风格之一。历史上岭南学者利用广州、港澳口岸之便,首得海外风气之先,大量吸收海外文化,使之成为岭南文化一部分。许多饱学之士,几无不藉此成功。早期利玛窦入粤,带来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地理学,广东由此成为近代地理学在我国发祥地。晚近梁启超推介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更是西学东传一个典范。据统计,清咸丰三年到宣统三年( 1853 - 1911)在我国译书高潮中,有58种地理著作、12种天文气象著作被译成中文[19]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广州翻译出版的。民国以降,阅读外文地理书刊在广州已成为时尚,这时期地理学者,多掌握一二种外文。中大地理系成立后,吴尚时、梅甸初、林超等开始译书,德、法、英、美等不同流派地理著作被介绍进来,这对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建立和知识传播起了很好作用,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地理学者也基于此。最突出的是吴尚时,他利用深谙英、法、德文之便,尽量搜罗吸收各国地理学派之长,融会贯通,先后开设地形、水文、读图、制图、日本、北美和非洲地志等课程,撰写大量论(译)著,包括翻译著名的法国地理学者E·马东男《自然地理学》(地形篇和水文篇) 、M·巴台尔《森林与河流》、《江河之水文》等,这些论著的不少观点,比英美地理学者的同类文章更有见地。吴尚时上述一系列成果,使他成为地理学岭南学派领军人物。另一个突出例子是中大地理系首届毕业生黄秉维院士,他没有出国留学,却通过广泛阅读外文书刊博采西方地理学精华。毕业于中大地理系的北师大教授周廷儒,对自然地理、中外文献之熟悉与野外工作之勤快相得益彰,故能创立“古地理学”,并因这门新学科而名振中外。同样毕业于中大地理系的罗开富教授精于英语,懂法、德、俄语,博闻强记,读外文书之多有口皆碑。曾昭璇教授才思敏捷、笔走龙蛇,其硕士论文参考英、法文资料300种以上,获得导师杨成志和语言学者王力高度评价。

        建国后,中大地理系学者很快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从过去崇尚西方地理学转到学习苏联地理学。许多人在短时内掌握俄语工具,一些人成为苏联地理学专家。代表人物有王正宪、曹廷藩、钟衍威、唐永銮等教授。他们翻译《普通自然地理学原理》、《英国经济地理》、《新城市总体规划》等苏联地理学著作,蜚声地理学坛。

        改革开放后,中大地理系学者仍保持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地理科技的热切追求,充分利用邻近港澳优势,吸收、引进西方地理学最新成果,同时以崭新姿态走出国门,踏上与世界地理学界交往道路。地理系仅1980 - 1988年派往海外进修、考察、交流、合作研究的教师就达45人次,出国攻读学位的更不在少数。地理系接二连三地承办各种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成为吸收世界地理研究新成果的重要平台。此期间翻译、编著出版外国地理书籍之多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例如许学强、朱剑如编著《现代城市地理学》,系统介绍西方城市地理学的流派及其主要观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样一来,在中大地理系之内,以教师学术出身不同,形成各流派共生共存、和而不同、互为补充的派别分野格局。自地理系建立以来,有孙宕越、洪绂、吴尚时为代表的法国区域学派,有叶汇教授为代表的长于自然地理的德国地理学派,有林超、罗开富、曹廷藩、邹豹君、缪鸿基为代表的较为传统的英美地理学派,有王正宪、董汉飞为代表的苏联地理学派,有梁溥为代表的日本地理学派,当然也少不了以唐永銮、徐俊鸣、曾昭璇等为代表的中国地理学派。他们相互包容,无门户之见,且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地理学在中大阔步前进,使中大地理系成为我国地理学在南方的一个最重要摇篮。

        ()长于野外考察和实践

        中大地理系处在岭南,长夏无冬,一年都可以开展野外工作。地理学者可以长年接触大自然,在实践中探索其奥秘,总结规律。这比北方地理学者限于夏天出野外,冬天在室内总结有很多优越性。这也是地理学岭南学派一个重要学风特征。

        中大地理系创办之初,以自然地理学最为出色,野外考察为地理教育最重要环节。这是曾执掌地理系的德国教授所带来的高度重视野外工作的德国地理学派的一个传统。1930年,在W·克勒脱纳带领下,地理系组织“云南地理调查团”,开赴云南边疆作探险式考察,在点苍山4122米发现第四纪冰川地貌,后被命名为“大理冰期”冰川地貌。这是民国时期我国地理学界有组织的地理考察之始,后被载入《世界地理学史》[20]。这次考察成果后撰成《民国十九年云南地理考察报告》,用中、德文发表,产生很大影响。直到1934年后,南京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才组织过类似考察,但没有写出考察报告。这个传统一经形成,历久不衰。在留法归来的孙宕越、吴尚时当系主任时,每学期野外考察十多次,假期则作长途考察, 1937年6月19日《中山大学日报》称地理系“对于实地考察,尤为注意”。抗战时期,地理系几经搬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吴尚时仍坚持带领学生外出考察实习,云贵高原、南岭山地留下他们深深足迹,并写出许多独到见解论著。尤其是吴尚时,其论著参考文献甚少,主要是依靠两条腿在野外考察,总结出结果。地理系早期毕业生,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周廷儒、周立三、黄秉维以及林超、罗开富、叶汇、徐俊鸣等都以此见称。40年代毕业的曾昭璇、罗来兴、何大章、张荣祖、钟衍威以及建国后毕业的黄进、郑度等,都炼就一身过硬的野外工作本领,在各种考察中施展拳脚,大有收获,盖源于学生时代所受野外训练。建国后,中大地理系根据国家建设需要,组织师生参加南方橡胶宜林地选址、南水北调、全国自然区划、珠江流域规划、华南综合考察、农业区划、华南海岸、滩涂调查等,取得许多开拓性的成果。以中大地理系为核心的岭南地理学派的擅长和优越恰在于此。只有野外调查和实践才能验证新地理理论和技能,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地理学的新陈代谢,加速它的开拓创新和向高一级水平迈进。

        ()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务实风格

        应用性是地理学一个重要特征,从历代编写地方志书、编绘舆图到兴修水利等,无一不彰显地理学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国以农立国,水利是农业命脉,与地理学至为相关。吴尚时研究水文地理一开始就走上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世纪30年代,广州东濠涌每遇大雨,常潦患成灾,危及城市安全。吴尚时经过实地勘察和计算,提出在上游筑坝,下游挖河分流方案,为广州市政府采纳,潦患得以弭除。西江在顺德甘竹滩一段滩石林立,航行险象环生,发生多起民船触礁沉溺事件。炸礁成为治河议论焦点,吴尚时以高屋建瓴之见,否定炸礁,提出建筑横河堤坝和水闸方案,为众论信服,当然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建国后事情。在中大迁粤北坪石时期,根据吴尚时建议,地方政府在北江设置水文站,中大派员观测,积累大批水文资料。吴尚时带领地理系师生,踏遍粤北山水,计算各江河流量,提出“蓄水池,横河筑坝,蓄收潦流”等[21]开发水力资源、振兴经济方案,得到地方政府肯定。区域地理与区域开发关系极大,吴尚时、曾昭璇在《广东南路》这篇著名论文中,在深入分析雷州半岛(南路大部)自然、社会条件后,指出南路应造林绿化、利用荒山发展畜牧业,加速开发渔盐资源,发展榨糖、榨油等工业和市场,并指出由于河流分散,未能形成大城市,只有湛江、北海、梅菉、水东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并呈离心性分布格局,限制了区域发展。这些真知灼见,无一不建立在深入调查、归结于应用的基础上。故建国后著名地质学者陈国达院士主编的《中国地学大事典》指出:在“水文地理研究方面,他(指吴尚时)是中国最早倡导者之一;著有《浈武二河之水文》、《曲江潦患与预防》、《粤北之水力》三本著作,并发表几篇治理广州山洪论文。”[22]这个评价,殊为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地理学解决自然和社会经济相关的问题甚多。1952年中大地理系师生参加了海南、粤西、桂南橡胶宜林地选择; 1954和1955年,参加海南岛农业区划,琼雷、桂南以发展热带作物为目的的综合考察; 1958年及以后,又参加珠江流域、桂南十万大山、广东、闽南、滇南综合考察以及首次南水北调科学考察; 1961 - 1963年则转到以广东农业区划和作物布局野外调查上。为此写出一大批调研报告,编绘多种地图,不但推动学科前进,而且为有关部门或地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决策上不可或缺的参考。近年改革开放,地理学各专业都投入这个时代潮流,并大显身手,举凡自然、人文资源调查、环境保护、土地利用、城乡规划、旅游规划、产业布局、区域发展与规划等,因为有地理工作者参与而显得有声有色,成就斐然。仅中大河口海岸所至1999年就承担各类科研任务上百项,不少是应用开发课题,如港口、航道选址、治理,滩涂围垦,海岸保护,水产养殖,防灾减灾等。中大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更以雄厚师资力量、先进设施和丰富经验参加以城市与区域规划为中心各项开发应用研究,硕果累累,在科学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方面树立了一面旗帜,也是中大地理系一贯务实学风在当代条件下的发扬光大。

        学术分流派是客观存在的,而流派是由学术风格支持的。1933年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和陈垣教授在学术通讯中提出“南学”有研究之必要。并预言“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论黄河流域矣”[23]。如新会一地,自明代陈白沙以来,在民国有陈垣、梁启超之兴,颇值得研究。近年不少人则提出建立“岭南学”,显见这是基于岭南文化特质和风格而产生的学术流派。关于地理学南北分流问题,北京大学林超和曾昭璇教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后来曾昭璇把地理学岭南学派归纳为野外工作、博览群书和努力创新三大优良传统,进一步将岭南学派问题具体化。曾氏所言,与这里所论没有重大差异。作为岭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地理学在中大的学术风格,足以折射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异。这恰如明代邹善为元释继洪《岭南卫生方》作序曰:“岭南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气燠故阳常泄,而患不降;地湿故阳常盛,而患不升。业医者,苟不察粤地山川窍发之异,有以夺阴阳动历之变,而徒治以中州常法,鲜有不失者。”[24]这里不套用中原“常法”,成为岭南中医药派一个主要特点,这对有强烈地域性的岭南地理学风格形成而言,也同样是适用的。

三、社会贡献

        已有中国地理学史,作者多为北方人,对岭南了解有限,故对地理学在岭南发展和成就,表现欠允,甚至有湮没、遗漏之虞。如作为地理学者的明末清初屈大均及其标志性的著作《广东新语》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只字未提,即使到了近现代,岭南也有许多开拓性地理学成果未登上地理学史册。上述地理学在中大发展及其建树就对中国地理学建立和进步,对社会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做出巨大贡献。兹述如次。

        ()在广州兴起的一个中国近代地理学摇篮

        清末民初,近代地理学在我国渐渐兴起,而素为西方文化在我国传播基地的广州,很快成为这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南方的重镇。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中大正处在发展时期,文理各科相继勃兴,广东社会也相对稳定,对新兴学科人才需要在上升, 1929年中大地理系应运而生。这一创举和它以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兴起,发挥了摇篮的作用。

        第一,诞生了中国近代地理学一代开拓者。

        中国近代地理学产生、发展,不过是百年之事。主要是上世纪20年代前后产生,一方面是旧地理学被淘汰,另一方面又是探寻地理因果规律的新地理学的成长过程。1909年最早献身中国近代地理事业的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张相文(1866 - 1933)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张相文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第一代开山大师。此后随着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少这一学科的开拓者。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括竺可桢、翁文灏、张其昀、丁文江、黄国璋、胡焕庸、吴尚时等。其中只有吴尚时是岭南人,先后就读于法国里昂大学、格朗劳布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大地理系系主任。在他努力下,不但以自己一系创新学术研究成果蜚声学坛,而且地理教育办得有声有色,办刊物,开讲座,出野外,服务于社会和对外开展学术交流,使中大地理系声名鹊起,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吴尚时由此被誉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开拓者之一。1948年,曾昭璇在为纪念吴氏逝世一周年而作的《地理学者吴尚时教授之思想及其贡献》一文中指出,吴氏“对南中国地形之贡献及水文、读图之提倡,备著勋劳,诚可为我国研究自然地理学之一开山大师”,“以地理教育为业,灌输地理知识于青年,领导实际工作,岭表以南一大家焉”。1991年,由国际地理学会地理学思想史工作组主持、国际历史及哲学科学联合会等资助出版的《地理学者传记研究》(马丁主编)将吴尚时列入该刊第13卷(第151 - 155页) 。该卷只选14个世界性地理学者刊出,中国地理学者只收录吴氏一人,而且是该刊收录的第一位中国人。上世纪60年代,前中大校长黄焕秋曾访问苏联莫斯科大学,亲见该校图书馆悬挂着吴氏照片。吴尚时作为旧中国科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25] ,享有如此之高的荣誉,这也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造就了中国近现代地理学一大批时代精英。

        中大地理系以其独有的理科办学模式和学术风格,为中国近现代地理学造就了一大批时代精英,有力地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并为国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传统地理学因设在文科,精于历史文献,少接触大自然,培养的多为书斋学者。中大地理系归于理科,学生深具自然、技术科学修养,又长于野外工作,两者一经整合,培养出来的学生,学科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充分显示近代地理学的性质和特点,故多有作为,成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栋梁。早期毕业的黄秉维、周立三、周廷儒是建国后为数不多的中科院地学部院士,林超、孙宕越、罗开富、罗来兴、张保升、何大章、徐俊鸣、吴壮达、吕逸卿、钟功甫、梅甸初、曾昭璇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地理学家,在各自领域里建树卓著,是建国前我国地理学界最重要的一支队伍。孙宕越后去了台湾,努力推动台湾的地理事业。1949年台湾只有半个地理系(指台湾省立师院史地系地理部分) ,孙氏于1955年创办台湾大学地理系,任系主任; 1962年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建立地理系,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并设博士班。台湾地理学骨干,很多人是他的学生。

        建国后,地理系培养的学生,一秉学科传统优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显身手,做出卓越贡献,为全国同行瞩目。自然地理专业毕业生郑度,长期研究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及其演变,成就突出,被选为中科院院士,也是建国后广东地理界惟一一位院士。同一专业的沈灿燊、刘南威、赵焕庭、潘树荣、黄进、杨勤业、朱士光、李春初、吴超羽、陈朝辉等在水文、海洋地理、综合自然地理、丹霞地貌、历史地理、河口海岸、生态和环境地理等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成为某一学科带头人。经济地理专业毕业的刘盛佳、杜启铭、许自策、蔡人群、许学强等在地理学思想史、城市管理、城市与区域规划等领域成就卓著,为全国性学术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地理在中山大学异军突起,阎小培、保继刚等后起之秀脱颖而出,以其优异成绩,蜚声国内外地理学坛,为中大地理系赢得很高声誉。

        ()在全国地理界掀起重视野外考察良好学风

        我国传统地理学长期以来以文献考据见长,像徐霞客那样以考察大自然为己任的可谓凤毛麟角。尤其受乾嘉学派影响,死钻故纸堆,脱离实际的考据成为传统地理学的主流。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地理学虽粗具框架,但并不能占领整个地理学坛,特别是在北方,旧的学风仍笼罩了大部分地理学人,很多人还是书斋式的学者。在这种背景下,中大地理系师生一反旧传统,走向大自然,在野外考察的荆棘丛中寻找自然、人文的因果关系,这在全国是破天荒的。这种学风的形成,不但成为中大地理系一个优良传统,而且为全国同行树立一个良好范例。自此,野外考察成为大学地理教育和科研的一个不可或缺手段。效法中大1930年云南考察而走向野外的有南京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经实践验证,这种地理教育、研究理念和模式是非常正确的。据曾昭璇教授回忆,建国初,经济地理学“生产力配置”论在北方的旗手———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曾以他“在野外工作未有一套可行方法为憾”[26]。想见北方地理学者的野外工作远不及岭南学者,只是后来有所改进,中大地理系无疑起了好的榜样。即使在时下科学昌明, GIS(地理信息系统)和网络技术发达背景下,只能减少而不能取消地理教育和研究野外考察工作,这已有大量地理研究成果为证。

        ()推动我国地理学从文学描述到科学分析转变

        前述地理学放在文科,或从属于历史学,或史地并重,称史地系,地理学以地理知识文学描述为主,采用自然语言或曰文学语言为工具。我国古代许多地理名著,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水经注》甚至《徐霞客游记》等,内中地理内容与文学糅合在一起,自然、人文地理现象相互交叉,具有多元性特点。因无学科分化,故地理学对象、性质、结构、方法、任务等模糊不清,形成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特点。近代地理学传入,虽然其本身已具一整套完整理论和方法,如系统(部门)和区域两种体系,经验与归纳方法运用、哲学语言代替文学语言,以及数量分析概念建立等,都使近代地理学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元化程度。但这门学科归属不同,其生存和发展背景及后果则大相径庭。在文科背景下,它的特性会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应有发展。而归入理科,它有了与学科相适应的环境,并从其他理科得到养分滋润,而芃芃高长。例如中大地理系与相邻地质系、天文系、生物系等在一起,即互有裨益,获得进一步发展空间。如地理系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课程,由地质系教师主讲,进一步明确了这些学科不可分割的关系。1944年3月国际地理学会会长、美国锡拉丘兹( Syracuse)大学教授G·B·葛德石应邀来中大理学院作《地理学与地质学之新发展》学术报告,地质、地理两系师生参加[27] ,使他们及时了解了这两门学科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获益匪浅。正因为中大地理系归属明确、学科管理得当、课程设置科学合理,才培养了一大批长于野外工作的学问家,他们不但能在广州成长壮大,而且还散布到全国各地,对传播近代地理学做出很大贡献。如吴尚时弟子张保升,长期致力于四川河流水文与地貌研究,发表多篇四川盆地水运与经济建设论文,多次重申“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的人地关系,为四川航运贡献不小,也是近代地理学与地方发展相结合典范。上述中大地理系为我国培养一大批地理学精英,都属这个近代地理学传播者群体。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成果载入多种文献,也集中反映在中大地理系编《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年)和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等论著中,它们也成为研究中国地理学发展史的重要参考书。

        ()地理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巨大效应

        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向有服从社会需要,为实践服务传统。地理学在中大地理系走的也是一条这样的道路,它所产生的各种巨大社会效应,伴随着地理学成长过程,至今仍为社会所称颂。

        地理系创立之初,吴尚时在《曲江潦患与预防》中指出:“近代新地理学为一种研究自然与人生之科学,其富于应用性质,不言而喻。”[28]抗战时,吴尚时在香港发表《广东西北江之形势》、《粤北之国防根据地》、《县长与地理》等论文,对广东地形与抗战关系作了精辟分析,对鼓舞军民士气,作用甚大。1941年吴氏参与编纂首部《广东年鉴》广东地形部分,不仅为广东地形分区之嚆矢,而且为广东经济建设与布局提供重要指引。

        建国初,地理系师生参加一系列单项或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写成多种考察报告,成为在华南、西南建立橡胶热带作基地的主要依据。如海南岛本不是橡胶理想基地,但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橡胶封锁和禁运,国家急需自己种植生产这种战略物资。地理系师生根据考察所得,提出利用地形、种植防护林等措施,仍在纬度较北的海南、粤西、桂南、滇南选择辟出大片胶林,并很快投产,为捍卫年青的人民共和国做出不可磨灭贡献。60年代地理系曹廷藩、梁溥教授等带队参加广东农业区划,提出因地制宜、合理发展和布局农业生产各种方案和建议,为有关部门采纳,由此形成了以东莞为样板的农业区划的“广东经验”,在全国推广,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即使在“文革”中,这种为实践服务的脚步也没有停顿, 1974年经济地理专业师生完成的阳春县城规划方案被接纳和实施,有效地指导了县城建设。阳春今已成为一座美丽山城,这个方案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经济大发展,地理学被赋予重任。中大地理系各专业,都承担了大量应用研究课题,在解决资源开发、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城乡规划、旅游规划、文化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区域规划,以及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方面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社会经济振兴、生态环保和实施科学发展观,做出重大贡献,不仅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且在这些活动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对推动我国地理科学的进步同样产生巨大作用。广州与北京、南京、兰州一样,成为我国当代地理学四大中心之一,而中大地理系又是广州中心的内核,这已是一个不争事实。

        1929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和它的各项活动成果,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意义。首先在学科设置上归入理科,突破传统地理学隶属文科的藩篱,在这个框架内安排部门和区域地理课程,并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不断调整、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在以吴尚时为代表的自然地理,曹廷藩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新崛起的中青年学者群体为代表的人文地理等领域,提出许多精辟、新颖的见解为标志,实现地理学的学术创新,赋予地理学在中山大学不断增长的生机和活力,获得学界的认同和推崇。在岭南地理环境和岭南文化的总体格局下,地理学在中大发展,形成了博采包容、兼收并蓄,既重读书,又长于野外考察,以及服务社会的务实学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理学岭南学派,不仅在学术上创新,开风气,育人才,而且在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彪炳于中国地理学史。我们应继承和弘扬地理学在中大优良传统,为学术繁荣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服务。

注释:

[1] 鞠继武编著:《中国地理学发展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年,第212页。

[2] 《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概览·地理学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36年。

[3][4] 《戴季陶集》下卷,上海:上海三民公司, 1929年。转见黄仕忠《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第6, 7页。

[5] 鞠继武编著:《中国地理学发展史》,第213页。

[6] 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年,第484页。

[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年,第163页。

[8] 李春初:《学思集·序言》,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9年。

[9] 司徒尚纪:《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3年,第114页。

[10] 以上参见司徒尚纪:《吴尚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2 - 37页。

[11] 见《地理学报》24卷2期, 1958年6月。

[12] 《中国地理学会1961年经济地理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2年。

[13] 曹廷藩一生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20多篇,代表作有《经济地理学主要理论问题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6年) 、《经济地理学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1年) 。

[14] 曹廷藩:《经济地理学主要理论问题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6年,第34页。

[15] 曹廷藩:《经济地理学主要理论问题研究》,第81页。

[16] 司徒尚纪主编:《曹廷藩教授纪念文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1年,第44页。

[17] 阎小培:《中山大学城市地理学科的崛起》,载司徒尚纪主编:《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305 - 307页。

[18] 司徒尚纪:《浅论中国地理学中岭南学派》,原载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307页。

[19] 王洪文:《地理思想》,台北:明文书局, 1988年,第273页。

[20] 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第488页。

[21] 何大章、陈小澄:《论我国地形对角线及弧形山脉与河流》,《热带地貌》1985年第1期,第277页。

[22] 司徒尚纪:《吴尚时》,第74页。

[23] 陈垣:《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377页。

[24] 司徒尚纪:《浅论中国地理学中岭南学派》,原载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第307页。

[25] 司徒尚纪:《吴尚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78、181、188页。

[26] 曾昭璇:《论中山大学地理系创办时的德国学者克勒脱纳及卞沙》,见司徒尚纪主编:《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第75页。

[27][28] 司徒尚纪:《吴尚时》,第147, 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