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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书与整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初期发展与问题

购书与整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初期发展与问题

殷 开

        摘要:文章从中山大学图书馆早期的一次购书和整理活动出发,重点描述顾颉刚、杜定友两位学人在此时此地的活动与思想,力图以他们对中西新旧之书的处理反映时人对相应学术体系的态度看法,以此折射出学术转型的某些面向,为探讨中国学术走向“现代”的复杂情景多一尝试。

        中国藏书的历史极为久远[1] ,自印刷技术改良以后,宋元至明清的藏书事业更为兴盛,特别是清代的藏书、刻书与目录编纂事业已有相当的发展[2]。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则是在西方文化强劲推动下产生与发展的[3]。甲午战败以后,在官绅各界办学会、设学校、废科举、建藏书楼 [4]的倡议下,对开办图书馆的鼓吹开始纷呈于士人言论和报端,图书馆在中国迎来了第一个迅速发展时期,西方图书馆学及图书分类思想的影响亦接踵而至。

        1920年代初文华图书科的创立、图书馆留学人才的纷纷归来和杨昭恕所著《图书馆学》的刊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此后以北大国学门成立、“古史辨”运动兴起等为主要标志的学术变迁也蔚为潮流。书籍和图书馆作为知识的载体,对学术变迁的反映或许更为显明,学术分类的变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图书分类的变化。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当时虽起步较晚而发展迅速,新书旧籍的大量累积也将分类与摆放问题的分歧集中呈现。本文拟从1920年代末该馆的一次图书购买和整理活动出发,以顾颉刚、杜定友两位学人在此期间的活动和思想为中心,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初期发展置于学术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

顾颉刚受托购书

        国立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为孙中山先生晚年手创,与黄埔军校并列为一文一武两大举措。由此决定的中大就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它在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设计中更扮演着为国民革命输送人才和承担国民政府文化建设的重要角色。改名和改制[5]之后,学校的各项建设也随即展开,以朱家骅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向当时的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图书馆扩充计划,其说明为:“立国天地问,必保持其文献,非但供行政之参考,亦以资学问之研讨也。不幸中国政府及私家自来不注意于史料之搜集与保存,凡一时以为不需用者,及与学术界之正统思想不密合者,举付一炬。遂至三千年来,仅有畸形之史,而失去若干万件正确之史料,思之痛心。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有见及此,设立社会文化、中国革命历年出版物收藏部及中国近代外交史史料部,广收近代材料以供众览,唤起其革命工作之责任心,。至于过去历史及民间材料,虽似与现代政治无直接关系,而欲解社会现象之积因,及国民思想之症结,此等文件实占有重要之地位,不得不由若干专家精专之研究,以完成根本之革命事业。故国立中山大学,对于旧书旧档及家谱民族等,一律收集⋯⋯总之,广东为革命策源地,国立中山大学为广东最高学府,其所担负之国民革命任务特重,然欲完成国民革命之事业,必先对于古今历史有全盘之探瞩而后可于因革取舍之间有确当之处置。此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所以刻意佚出以前之藏书成法,而征求各种文献材料之故也。”[6]计划所要搜集的材料,主要为:一是通令各属机关和各市乡之社会团体,凡有印刷品及已不需用的文件,均送中山大学永远保存;二是通令各县县长,征集各县居民之家谱、族谱及各民族之材料;三是通令各县政府,用优厚报酬、奖励等办法,鼓励各族各县之旧家大族出售藏书与金石书画;四是通令南洋各领事,尽量搜集华侨和南洋土人之材料。而为了配合此计划,对经费的要求也颇为巨大[7]。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扩充计划的内容不但包括了所谓“新史学”的种种材料,更强调“国立中山大学为广东最高学府,其所担负之国民革命任务特重”而设立“中国革命历年出版物收藏部及中国近代外交史史料部”,可以视为革命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表现出正在立国开府的国民党对于建构自身乃至新的中国历史的充分重视。该计划经政治分会会议通过并同意付款[8]后得以进行,本文所述的顾颉刚购书和杜定友来粤任职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1927年4月17日,因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风波[9]而再一次迁徙的顾颉刚来到广州任教中山大学,因鲁迅声言顾若任职我即辞职,时任中大文学院院长的傅斯年则云若不让顾就职自己便辞职。最后朱家骅出做调人,一方面许鲁迅等请假离校,另一方面则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中大图书馆购书。这本是有些“两败俱伤”的无奈安排,却不啻于给了顾颉刚这样爱书爱材料的史学家一份见面厚礼。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对图书事业的兴趣与其对整体学术的愿景是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问,他就写了《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连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开篇就点出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分类编目问题:“馆中前编目录仅书名目本数,不列撰人版本诸项,于稽检上甚数困难。今设立书目编订室,观日刊所载日记录,已祛其弊。然尚有可商者,第一图书分类应以科学门目或时代学派上之差异为标准,不当依据前人成法如经史子集之类。其确可自成一类者,虽种数甚少亦应独立,不可汗漫比附以目录之观徒示整齐[10]”,此中所提的分类标准问题已经可以看出他对整理旧学的初步构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也许对“改变了样子的”图书馆仍不满意,也许是自己对整理编目之事本有更大的热情[11],他对自己毕业后的去向就曾认为:“我想到我最适宜的事情,便是图书馆。”[12]为此还“把以前所编的书开列出来”,请罗家伦和胡适帮忙[13]。其实,顾颉刚之所以选择图书馆为独立治学的第一步,是大有一番抱负在胸的。新学术风气的感染已让他对旧分类和传统学问有了革新性的看法。在他致罗家伦的信中更明确地说: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应是《中国书籍目录》。这目录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我想有了这一部《书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国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备的《中国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学术沟通”的事业— — 这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14]。

        因此,是次受托买书的顾颉刚兴奋地向胡适报告:“广州中大经费甚充足而书籍颇少,现派我任购书之事,到京沪收买旧书,九月中仍回粤。这件事是我极高兴做的,因为借此可以收得许多材料。我买书的计划,除普通书外,要收地方志、家谱、档案、科举书、迷信书、唱本、戏本、报纸等。”[15]此信中已透出他搜罗材料的雄心,而《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16]则有更详细的规划[17],其主要内容为:“以前人看图书是载圣人之道的,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至下也是文人,所以藏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取它做道德和文章的。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门家也可以致力研究。这一个态度的改变,是从恹恹无生气的,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图书馆的大关键。计划要搜集的图书资料分为十六类: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教义新书、民众文学书、旧医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并对以上各类所包括内容及搜集之必要性作了说明,计划书最后说:“总括我们购书的宗旨,只是‘搜集材料’一句话⋯⋯即不应只以传统下来之文书及其价值为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民俗等等之范围⋯⋯使我们的图书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图书馆。”[18]这一计划所体现的精神,真与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几无二致,可以视作当时“现代学术”对于史料范围和图书分类的主要观点。当然,买书的计划未必就是分书的类别,顾自己也说“将来图书馆编目时,应当把通常重视的经史子集和向来鄙视的俗陋猥琐的书一起打通,按其性质置于同一的部类之下才是”[19],但到底按什么性质来分别部类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5月17日,顾颉刚离开广州,到上海、杭州等地购书,至9月下旬结束。此次购书,历时四月余,“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各地的书估和旧家都纷纷来接洽,使我户限为穿”[20]。购书之忙碌也可从日记中得以印证,本年从5月到8月的日记都非常简略,其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终日对付书估”、“整理书箱”、“写书目片[21]”等语。他在偷闲中给胡适写信道:“书籍已装满四十箱,暂息几天。余书大约尚可装二十余箱。这次买书很痛快,惜无暇翻检耳。”[22]这种“痛快”甚至让他有些不舍[23],不难想见,一个爱书之人携带巨款(五万余元)去书市如此“奢侈”的“挥霍”,心情应会是何等快意。但问题也并非没有,顾颉刚马上就发现了供需双方在购书观念和选择上的差异:“但我与他们之间总觉得有一层隔膜:就是我志在为图书馆购书,他们则只懂得正统派的藏书。他们心目中以为可藏的只有这几部,所以送来的书重复太多,一也;我所要的材料,他们以为不应买,所以不肯(实在也不会)替我去搜集,使得我不能完全达到我的计划,二也。因为这缘故,所买的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账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旧家及小书摊上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的书目,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购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二十年前是不知道有这一回事的),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从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有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24]此种差异,表面上看是双方对各自需求的误解,背后则反映出新旧学术转型中各家(书估们虽然难称为“家”,但他们服务的对象却有很多是“家”)看待书籍和学问眼光的分歧。

        不论如何,书是买回来了。据当时的报道:“本校教授顾颉刚先生于本年五月赴沪杭苏等处,采购图书,历时五月,宁波、绍兴、浙江、嘉兴各地藏书家,亦均闻风而至,争相售让。总计购得书籍约十二万册,计丛书约一百五十种,地方志约六百种,家谱约五十种,考古学书约二百五十种,近代史料约八百种,民问文艺约五百种,民众迷信约四百种,又碑帖约三万张。约举于下⋯⋯其他档案如《漕运议》,《清末预算案》;旧报如《时务报》、《昌言报》、《知新报》、《谕折汇存》,及《申报》十五年等⋯⋯”[25]十二万册书在今日看来可能并非很多,但相较此前的中山大学图书馆“计未改组以前,中文书只有45706册,西文书3799册”[26],已是呈几倍的增加,而对比于此时其他的国立大学,这个数目更足以傲视群雄。如下表所示:

校名

图书

本国文

外国文

总册数

国立中央大学

87186

31219

118405

国立中山大学

200384(顾购书后)

21635

222019

国立北平大学

150000

30000

180000

国立清华大学

129878

40483

170361

国立浙江大学

16433

8651

25084

国立武汉大学

33091

3661

37652

国立暨南大学

28579

5951

34330

国立劳动大学

14931

1764

16695

国立同济大学

 

3709

3709

国立交通大学

69204

17436

86550

 

        以此为基础,到1936年时,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计有271,862册,在高校图书馆中仅次于私立燕京大学的285,083册和国立清华大学的279,363册 。[27]

接下来,如何处置这突然到来的几倍于旧藏的图书,本应成为顾颉刚继续处理的问题,但此时的他已非初涉学界的编目员。从1927年10月起,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并任《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图书馆周刊》的编辑,承担“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书目指南”课及文史导课(诗经、近三百年思想史),编讲义《中国上古史》、《尚书学》;次年,又担任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还有中大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图书馆中文旧书整理部主任,《图书馆周刊》主编⋯⋯这一串串头衔的背后,其实是无穷无尽的事务在等待着他,难怪他要抱怨:“功课事务纷至沓来,也没有能做成一篇研究文字⋯⋯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到五年,我是一个落伍者了,我除了做学阀之外,再没有别的路了。”[28]更要命的是,在1928年春季应蔡元培邀请,与傅斯年、杨振声共同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员,拟定《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及预算表、集刊目、工作计划书的过程中,繁重的工作之外,他还与傅斯年闹翻[29],最后不得不退出筹备事宜,可谓元气大伤,到6月份便想辞职了。后来虽经挽留答应再呆半年[30] ,也多把精力放在教授“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中国上古史实习”及“近三百年思想史”等课和民俗调查中,能用在图书馆和旧书整理上的时问精力之少可想而知。而依照《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31]所记的整理程序,是在1928年4月10日商定编纂方法和个人分工[32],正式编目从16日开始,到该年年底结束。顾颉刚虽然也和杨振声一同担任了杂书(杂志)类的编目[33],但应能推知他并无分身之术,难以对此次分类整理工作有很重要的影响[34]。若要详细了解这些,恐怕还要等到杜定友这个角色的出场。

杜定友致力图书分类与整理

        杜定友的一生是和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创立发展紧密相连的。他就读于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专业,1920年获得文学学士证书,次年又获教育学、图书馆学两个学士学位,并提前1年获准毕业。1922年3月,杜定友在广州创办“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培训全省中学图书馆管理人员,4月组织“图书馆研究会”并被推举为会长,为国内图书馆学会组织之始。1925年4月,负责筹组全国图书馆协会,响应者17省,后得知北京方面也在组织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并已有3省参加,为了避免未成立的图书馆协会出现“南北朝”状态,杜定友邀请北京方面的袁同礼南下上海,共同协商两地筹组工作合并,说服代表取得一致意见,于4月25日宣布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杜本人被推为执行部副部长,并于次日接待美国图书馆学专家鲍士伟(Dr.Arthur Elmore Bostwick)一行。9月,他又与章太炎、袁希涛、王云五、朱经农等友人创办国民大学,专设图书馆学系并任主任,后两次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任职(1927—1929,1936—1949)。

        1927年4月4日,杜定友到中山大学图书馆任职教授,此时距其在母校图书馆任职尚不满两年。关于转变的原因,杜定友回忆到:“母校图书馆自1918年成立以来,经一班1'3#b汉弄得不成样子,分类编目不知所云。我到职后,大加改革重新布置⋯⋯竞为校内的教授所不满⋯ ⋯正当彷徨之际,适遇中山大学改制,对图书馆极为重视,图书馆馆长列为三长—— 教务长、事务长、图书馆馆长—— 之一,当时,何思源氏任馆长,而以专习经济,不谙图书馆学,经友人之介,聘余返粤,以教授名义,专任馆务。”[35]杜对图书馆事业的热诚可谓痴心不改[36],而改制后的中山大学对图书馆也有了庞大的扩充计划,委托顾颉刚购买的大批书籍也将陆续运到。杜定友的设想,就是要使中大图书馆“渐循图书馆专门学之正轨”[37],其实他本人也决心很大:“至是,除本人著作书稿外,其它尽行捐给中大图书馆,决心戒绝藏书之瘾,更坚终身从事图书馆之心⋯⋯仍本初衷,忠诚服务,并愿终身于此,无不竭尽心力而为之。”[38]为了用专业的眼光对中大图书馆加以改造,他具体做了如下几事 :[39]

        一是建立科学的组织管理制度,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重视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建设和规范化建设,并都编辑成册,作为资源保存。据现存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图书馆规程》[40],共有总章14条;办事细则共10章,149条:馆务会议规则,10条,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委员会简章,6条;阅览规则,10条;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借贷规则,15条;参观规则,10条;支援工作报告条例,l5条;研究会简章,10条。另外各种表册凭证的样式也都有规范,有全馆工作的统计表、阅览人数统计表,各种卡片如分管卡、参考书卡、革命文库卡、原著者卡、校订者卡、著者卡、书名卡、书架卡、购订及登记卡、取书条、图书分类登记表、借书券、杂志登记卡、领款单、购物单等。均汇载在《图书馆十六年度工作报告》和后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41]中。

        二是流通、阅览和建设方面杜定友提出“一切为读者”、“读者第一”的口号,实行阅览室开架制和开架外借。“将新到的中外文图书尽行陈列,自由取阅,阅毕留置台上,由管理员放回台上。实行后每日到馆阅览者达五六百人以上。”[42]另外针对当时买到大量书后馆址一时不够安排的问题,在新馆计划和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杜定友还设计建造临时书库 [43],解决了这一问题。

        三是扩充图书方面 图书馆最可依赖的资源还是图书本身。而杜定友来之前的情况是:“国立广东大学设图书馆于校本部,供文科,理科,预科师生使用。藏有中文旧书33000册。其中经部158种,史部197种,子部105种,集部261种,丛书80种,中文新书2250部。”[44]这显然不能满足师生求取新知的需要。改组后“自本校正式开学以来不过五个月,计向东西洋各国及国内各大书局藏书家等订购书籍已达十万册之多”[45],如此极力扩充,再加上顾颉刚到江浙买来的十二万余册旧书,已经蔚为可观。而上述扩充计划里的中文新书、外文书和革命文献[46]部分,则具体由杜定友承担[47]。

        四是图书整理和分类方面 大量旧书和新书的到来使得接下来的整理工作变成了最大问题,这也是当时聘请杜定友来主持馆务的一个主要原因。所谓“本大学图书馆,自何思源教授接手以来,对于内部,力求改善扩充,以期达到完善之目的。曾草就该馆第一期扩充计划书。⋯⋯现闻该校一方从事筹集巨款建筑馆舍,一方聘请杜定友专家设计开设”[48]。但确定整理和分类的标准显然并非易事,首先来看整理之前的情况:“本馆中文图书分类法在未改组以前现代新书采用杜威氏十进分类法,线装旧书则由前主任吴康氏根据四库体例参酌实际状况分为总部、经学部、小学部、史学部、地理部、谱录部、诸子部、集部八大类,每类之首冠以十进数字。本馆当改组之初,对于旧有分类方法即拟全部改革。因鉴于国内近时图书馆界之趋势,颇有中西文合并处理之倾向。今将同为中国书籍划分为二,用二种不同之分类方法处理之。似此办法既于近时潮流有所抵背,且于事实上亦多窒碍,此不得不改者一也;至杜威十进分类是否可以适用于中国确是一个问题⋯ ⋯此不得不改者二也;至吴康氏之特种分类法,范围既只限于线装书而不能插入现时新书,且四库旧法其不适用于今日亟宜打破早为一般图书界所公认,故此分类方法亦无保存沿用之必要,此不得不改者三也。”[49] 可见,新书旧书没有统一,中文西文也没有统一[50],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51]岂不对症下药,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用武之地?

        开始的新书和西书分类尚称顺利。据当时校报记载:“⋯ ⋯书目改编,查该馆旧有之中西文图书目录,皆不适用。现拟全部重新改编,惟兹事体大,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故先一方面从事编制新目,一方面赶制临时目录。⋯⋯ 又该馆图书分类标准,向用杜威氏十进法,及吴康氏之仿十分法,惟此种之分类标准,只能适用于小规模图书馆,至大规模的图书馆,欧美各国大都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最后决定)中日文采用杜定友氏之世界图书分类法。”[52]其结果是“今本馆所采用之世界图书分类法虽不能视为完善之作,但其对于新旧各书均能容纳作同一处理是其特长也”[53],杜氏的分类设想在此处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而面对顾颉刚买来的大宗旧书,就没有那么便用了,因为杜定友的分类法不管如何“世界主义”,仍然是按照杜威法为蓝本的,里面对中国书特别是传统书并没有指明位置。对于许多传统旧书来说,究竟属于哪种性质就成为一个难题。事实上这也是旧书整理部开始就遇到的问题:“本部为分类及编目问题,不知经过几次之讨论,始行决定。就中犹以分类问题,为各人最有讨论之点:有主张采用旧有四库分类者、有主张采用杜威十进分类者,并有主张根据本校现有之书籍,参酌各家之分类,另创一种新分类法者。⋯⋯最后决定分类大纲依照本馆已用之‘世界图书分类法’,至其细目,则由编者自行决定。”[54]而具体担任各项工作的分别是:“语言文字学,丁工;经学,罗常培;史学,陈功甫;文学艺术,徐信符、钟敬文、陈德芸、余永梁、夏廷域;地方志,陈锡襄;金石碑帖,黄仲琴;善本目录,马太玄;古物,商承祚;哲学宗教,容肇祖;教育学,蒋径三;科学(自然及应用科学),刘朝阳;社会科学,李一非;丛书,陈钝;杂书,顾颉刚、杨振声。”[55]明显可见,当时从事旧书整理的人员还基本上以传统色彩较浓的学者为主,而且从其后来出版的几种书目来看,“自行决定”之下,分类大纲还是与四库方法有很多类似,没有完全按照杜氏分类法的类目来做。

        想法虽然歧义不一,但整理的任务还是基本上顺利完成[56],新编的各类书目也陆续出版[57]。具体整理成果如下表所示:

已编者

部数

册数

经学

582

3938

丛书

80

3199

类书

99

3545

年谱

206

1290

杂类

108

723

教育

192

490

社会科学

1080

7175

艺术(含金石字画)

727

2724

自然科学

195

1144

应用科学

522

3131

语言文字

264

1476

历史

464

5203

地理

963

9989

已编者共计

5482

45427

未编者

部数

册书

书目

56

349

哲学宗教

1349

6487

文学

4583

25404

未编者共计

5988

32240

        到此为止,这次书籍整理活动可以说告一段落。本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日文图书目录》前言中即带有几分自豪的语气:“迨至近世,欧美图书馆学即兴,西学东渐,吾国学者遂亦起而效法。本馆目录,多仿美国。管理排列,则采彼科学之新;辩证检藏,仍参我古学之旧。”[58]但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也在这过程中被变异地使用了,整理过后的新书和旧书虽然在类目上有所类似,仍然是分别摆放。他本人也由于对前后某些馆长的“不适应”[59],于1929年离开中大图书馆。

结语

        杜定友曾对顾颉刚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大加赞赏,并亲自做跋语:“一般图书馆藏书不出四库之门,推崇‘古文圣道’,这种传统观念极为错误,害人非浅;以往图书馆以藏‘书’为重,不重视其他有用之材料,这也是根本错误的。图书馆收藏应以‘人类的记载’为范围⋯⋯ 非但收藏历代文献,而且对于最琐屑、最新近的材料,尤为特别注意⋯ ⋯现代的图书馆,不是一个死的保守机关。他的机能,在运用馆内所藏,以求文化之进步与发现。所以我可说图书馆是‘社会的头脑’,‘学者的灵魂’。”[60]

        乍看起来,两人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意见相当一致。而细一探究即可发现,两人一致之处仅在扩大搜集材料范围这一方面,至于搜集的目的,现代图书馆学训练出身的杜定友就与以治史为业的顾颉刚有不同的意见,具体表现就在他们对“图书分类”目的和手法的不同看法上。杜定友认为“古来图书卷帙,浩如烟海,繁若列星。苟不分类罗列,则无以致用;纵横杂乱,更难以检阅。此所以业图书馆者,不可不研究分类之法也⋯⋯惟今日之图书馆在乎致用,以科学为标准则较为适宜。故图书之分类,除取便于陈列之外,必注意于实用”[61],也就是如何实用和方便是他进行图书分类的主要出发点,而上文所述之顾颉刚则抱有以此“整理国故”的宏愿。简单地说,顾颉刚更重“考镜源流”,而杜定友则直认“类例之法,重在辨章学术部次甲乙,使图书典籍按类而归以见学术之范围,各科之关系。考镜源流尤其余事”[62]。前者需要“学者的灵魂”,后者志在“社会的头脑”。杜所谓“重在辨章学术部次甲乙”其实已不是传统四部的那种学术分类方法,而是着眼于图书馆中的实际应用。他的关注也不止于顾所谓四部旧学加谱牒簿记,更着重在处理中西书籍融合的问题。若扩展一下观察的视野,就会发现这种差异绝不仅仅存在于此二人中间[63]。仅以当时图书馆学界的权威刊物《图书馆学季刊》为例,第1卷中集中探讨此问题的文章就有近十篇,更勿论其他的各种馆刊、报纸等。另外这一时期关于分类编目问题的著作也大量出版,达到129种[64],当时影响较大的分类法就有杜威法、杜定友法、刘国钧法、王云五法等若干种。直到抗战前的1936年,总结《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的李小缘在以欣喜的口气列举图书馆建设的各项发展后,面对分类问题仍然只能充满遗憾:“分类法之创立,即以分类一端而论,各家信仰主义各自不同,或采四库对于新类加以扩充,或采王云五氏之分类法加以改正,不一而足,方法众多。惟苦莫衷一是⋯⋯”[65]

        可见对图书分类的不同看法,以及由此导致各类学人面对实际问题时的不同做法,均反映出他们对“何书属何学”、“何学有何书”的困惑与争议。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初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分类问题,恰是当时学术转型中一个亟待解决而又极难解决的问题之缩影。

注释:

[1] 详细介绍参见傅璇琼、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年。

[2] 参见(清)叶昌炽撰,王锷、伏亚鹏点校:《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王謇著,李希泌点注:《续补藏书纪事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和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研究著作较完备者应为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谭卓垣1935年在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出版之The Development of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Dy,~ty(1644—1911),后中译为《清代藏书楼发展史》出版(谭卓垣撰,徐雁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此书还很注重考察藏书事业与学术发展的关系。

[3] 详情见程焕文:《晚清中N/,-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3、4、5期)和其专著《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相关章节。

[4] 此时一般仍用旧习的“藏书楼”一词,“图书馆”一词则由日语借用过来。

[5] 详情可参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的有关章节。

[6] 朱家骅:《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第一期扩充计划说明书》,1926年l2月,中山大学校史文献室藏。

[7] 其中:1.建筑费三十万元,第一期十万元;2.建设“孙总理革命纪念”图书收藏部十万元——第一期五万元;3.购置外国文书籍及定期刊物七十万元——第一期二十万元;4.购置中文书籍十万元;5.设立社会文化部二十万元—— 第一期十万元;6.设立近代外交史史料部十万元—— 第一期五万元。见《中山大学图书馆扩充经费的提案》,1926年12月,中山大学校史文献室藏。

[8] 《本校征集各种图书计划已由政治分会通过》,《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16期,1927年6月20日,第23页。

[9] 关于此次风波和顾颉刚与鲁迅的矛盾,学界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主要的论著有顾潮:《历劫志教终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 中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汪毅夫:《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卢毅:《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晋阳学4t:1}2007年第2期)等。另新出的《顾颉刚日记》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最后有对此事详细的记述和顾本人晚年的补白,可进一步参考。

[10] 顾颉刚:《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北京大学日刊》,第82—93号,1918年3月4日至16日。

[11] 1918年4月间,顾曾牛刀小试,为校中画法研究会所购画编目。还自认为“分类部次甚有法度”(顾颉刚:《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及序》,《现代评论》,第1卷19至24期,1925年4月25日至5月23日)。

[12] 顾颉刚致殷履安(时为顾妻)信,1920年5月30日,转引自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13] 事见罗家伦致胡适信(1920年5月31日),顾颉刚致胡适信(1920年8月I1日),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

灰—— 我的父亲顾颉刚》,第60页。

[14] 顾颉刚致罗家伦信,1920年5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19—520页。

[15] 顾颉刚致胡适信,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2页。

[16] 此计划先作为“中大图书馆丛书”之一种由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研究会于1927年6月出版,后重刊于《文献》

1981年第8辑,文后有顾延龙的评介《介绍顾颉刚先生撰(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兼述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17] 通过他在此段的日记也可看出对《计划书》写作的慎重,具体是:“草《购求图书计划书》二千余言未毕”(1927年4月29日),“草《购求计划书》毕,共四千言”(4月30日),“终日改《购书计划书》毕”(5月l1日),“孟真(傅斯年)改《计划书》”(5月12日)可见此书其实也反映了傅顾二人的共同看法。

[18][19] 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丈献》1981年第8辑,第l8—25,25页。

[20]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43页。

[21] 1927年5月到8月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册。

[22] 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7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41—442页。

[23] 1927年8月lO日记:“得孟真书,嘱我今日到沪,然今日正购杨见心藏一大批医书,如何可走耶?”顾颉刚:《顾

颉刚日记》第2册。

[24] 顾颉刚:《(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巷头语》,《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1至4合期,1929年2月。

[25] 《学术界消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卷第3期,1927年l1月15日。

[26] 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概览》概述部分,1928年,中山大学校史文献室藏。

[27] 陈训慈:《中国之图书馆事业调查》,《图书馆学季刊》,第10卷第4期,1936年12月。

[28] 顾颉刚致胡适信:1928年8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31—538页。此信详细叙述了顾在中大不得作学问的痛苦和与傅斯年的矛盾。《胡适来往书信选》将其误排至1929年。

[29] 顾颉刚与傅斯年的矛盾,大致上说,既有性格上冲突的因素,也有治学取向上的疑古与重建、学术发展上的普及与提高的龃龉。对此详细的分析可参考顾颉刚日记中的相关条目,论文较重要的有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1995年第12期),刘召兴:《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云梦学刊)zoo6年第6期),李扬眉:《学术社群中的两种角色类型——顾颉刚与傅斯年关系发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

[30]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55页。

[31] 《中山大学图书馆周-TIJ》,第6卷1、2、3、4期合刊,1929年2月1日。

[32] 《编纂书目会议录》,《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卷第3期,1928年4月9日,第39—40页。

[33] 顾颉刚在《本部杂志书目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1、2、3、4期合刊)主要强调的是近代史料的价值和搜集的困难,对图书分类方面没有更多意见。

[34] 一个侧面的证据是顾本年日记中再无与图书馆事务有关的记载,除了年底为《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作卷头语外,本年也再无与旧书整理有关的文章。

[35] 杜定友:《百城生活》,《图书馆园地>1987年第1期,第7—8、ll页。

[36] 后来在其他文章中,杜也把图书馆比作情人,深情讲述两人从相识到结合的过程。杜定友:《我与图书馆:为回国十年纪念而作》,《中华教育界》,第l9卷第6、7期,1931年。

[37] 《本校图书馆消息》,《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26期,1927年12月16日,第20页。

[38] 杜定友遗稿,钱亚新等整理:《我与中大》(《治书生活》之七),《图书馆界》1986年第l期。

[39] 可参考陈卫红:《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图书馆论:b2}2002年第l期),本文重在叙述其整理书的部分

[40] 中山大学图书馆编:≮图书馆十六年度工作报告》,1928年,q-山大学校史文献室藏。

[41] 中山大学图书馆1929年版,中山大学校史文献室藏

[42] 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棠棣集——杜定友先生服务q-大图书馆十周年纪念特刊》,1944年,中山大学校史文献室藏。

[43] 杜定友:《本馆建筑临时书库计划书》,《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卷第2期,1928年3月30日。

[44] 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9—1949)》,第55页。

[45] 何思源:《图书馆十六年度工作报告》序言,1928年,中山大学校史文献室藏。

[46] 需要指出的是,杜定友虽以图书馆学专家名世,但对政治并非毫无敏感,他来到中大也似有对当时国民革命的认同因素。之前他就发表过《图书馆与国家》(《中华教育界》,第15卷l期,1925年)等文章,整理图书以后更与蒋径三合编:《革命文库分类法》(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研究会印,1927年),将革命文献分为孙文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化教育、国民政府、中国革命问题、世界革命问题、反革命问题等几类进行整理。40年代他的集分类法大成著作也以《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命名。

[47] “A:中文古书顾颉刚担任组织清查,B:中文新书和外文部分杜定友担任组织清查。”《本校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82号,1927年l1月11日。

[48] 《本校图书馆扩充计划》,《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9期,1927年4月18日,第8页。

[49] 《分类概况》,《图书馆十六年度工作报告》,1928年,第12页。

[50] 事实上,这种新旧中西不同处理的分类方式在'-3时国内可以说屡见不鲜,详参《最近各图书馆图书分类之鸟瞰》,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苹》,中华书局,1935年,第259—265页。

[51] 留学菲律宾时,杜定友已鉴于中国四部法之陈旧和西方分类法之隔膜,开始草拟一种新型分类法。他认为中国人对英文字母不如阿拉伯数字习惯,同时又深喜十进制等级明显、简单灵活,因此仍以杜威十进法为蓝本,结合中国典籍及分类传统,着手自编了一部适用于中国图书馆的新型分类法。1922年,《世界图书分类法》(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印,1922年)就这样诞生于他的图书馆学演讲中,后来“1923年解职回沪,重修旧稿。越二年,方得告竣,以公诸世”(上海图书馆协会印,1925年)。此法将中外新旧图书统一分为十类,如他自己所说:“所以命名《世界图书分类法》者,乃欲贯彻世界主义,治世界古今中外之学术图籍于一炉;提倡科学之精神,会通中西文化。故本分类法之惟一主义,即以中西书籍,合并庋藏,而归纳于同一分类之下。”(《图书分类法》,第45页)

[52] 《本校图书馆最近之状况》,《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l4期,1927年5月30日,第l8页。

[53] 《分类概况》,《图书馆十六年度工作报告》,1928年,第12页。

[54] 蒋径三:《旧书整理部一年来办理之经过》。《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6卷1、2、3、4期合-TIj,1929年2月1日,第5页。

[55] 《编纂书目会议录》,《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1卷第3期,1928年4月9日,第39—4O页。

[56] “算至本月(1928年12月)为止,其已编好目录者,为经学、丛书、类书、年谱、杂项、教育、艺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地理等类?至其已分大类而尚未编目者尚有哲学、宗教、文学等类。”引自蒋径三:《旧书整理部一年来办理之经过》。

[57] 《本馆新编中文书目十五种》,《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7卷第1期,1929年4月16日,第74页。本年也陆续出版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新编中文书目》的地理类、中国经籍类、艺术类等。

[58] 梁格:《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日文图书目录》前言,1929年,中山大学校史文献室藏。

[59] 据杜定友自己回忆:“未几,何氏(何思源)荣任山东教育厅长,由杨氏振声继任。杨氏为文字学家,闾闾儒者,沉默寡言,蒙他信赖,一切馆务仍交予全权处理,馆员们也通力合作,至感愉快。一年后,杨氏又辞职,改派李太初充任。我二年来偏居‘侧室’,现在也该‘扶正’了。可是学校虽不比政党,但派系之别,壁垒森严。其实朱家骅氏长校,非‘北大派’,虽工作如何努力,也难占一席。⋯⋯李氏居然摆正馆长架子,假充内行,事事干涉,故生制肘⋯⋯ 不给我办图书馆,我连饭也不要吃,乃拂袖而去。”(《我与中大》,《治书生活》之七)

[60] 社定友:《(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跋》(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第二种),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研究会,1927年,第27—28页。

[61] 杜定友:《图书分类法》总论部分。其在结论部分也强调“分类法之良否,在乎实际上能应用便利与否,而不在门类之多少。⋯⋯能应实用之分类法,且合于以下条件。一、能将各种同类之图书,聚于一处者;二、能将各类书籍排列成系统者;三、各类书籍有各类之位置,便于检阅者。”(杜定友:《图书分类法》,第35页)

[62] 杜定友:《类例论》,《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4期,1927年l2月。

[63] 《图书馆学季刊》,第】0卷第4期,1936年12月。

[64] 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化科学·艺术》(北京:书目文献出版,1994年),第73—77页。

[65] 《图书馆学季刊》,第10卷第4期,1936年l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