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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

——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 要: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关键词:朱谦之;史学理论;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5)01-0050-06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是“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和东方学家”,在哲学、史学、宗教、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教育学、音乐史、戏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朱谦之自1932年秋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北京大学,在中山大学工作了整整20个春秋。这期间,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十余年,倡导并大力开展“现代史学运动”,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创办和主持的《现代史学》,是20世纪前半期有影响的史学刊物。他在中山大学讲授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课程,发表和出版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和著作,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朱谦之的史学理论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他撰著的《现代史学概论》中。这部书吸收了他发表的有关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并使之体系化,因此是最能全面反映他的史学理论成就的一本书。该书除卷首“发端”外,由十一章组成,依次是:史学的意义、史学的分类、史学的历史(上)、史学的历史(下)、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什么是历史方法、史的论理主义与史的心理主义、历史论理学、历史心理学、历史统计学、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这十一章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史学的意义”和“史学的分类”是对历史学的总论。“史学的历史”分为两章,分别论述西方和中国的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论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介绍西方人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在此基础上进而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史学与哲学、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什么是历史方法”以下诸章基本讲的是史学方法论,由大到小、逐层推进地介绍和论述历史研究法:“什么是历史方法”是一般论述;“史的论理主义与史的心理主义”说的是研究历史的两种典型模式;“历史论理学”、“历史心理学”是从学术史上说明这两种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统计学”介绍的是统计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它是比较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属于历史研究的特殊方法;“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说明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工具。要之,《现代史学概论》十一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历史学总论;二、史学史;三、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四、历史学方法论。这四部分内容,形成了比较严整的史学概论体系。

        关于史学的意义,朱谦之认为英国史学家弗里曼、德国史家兰克的观点都存在不足。弗里曼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换句话说,除却过去的政治,就应该没有历史了。德国史学家兰克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了我们对于国家起源和性质的观念,似这种把国家—政治的组织作为研究史学的中枢,和中国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把帝室作为史的中枢的观念,当然是一样的错误了。他认为,对于历史的界说,应该比较广大一些。他分几层论述历史的内容:“历史是叙述进化的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人类的进化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2]。他认为从前的历史,看重凝固的史迹,而忽略纯粹的生命绵延,不知历史是为进化而存在,为生机开展而存在,“历史家应该把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阐明出来,这就是历史家供给人们以一种改造现状的原理了”[2]。真正的历史家,是真理的火把,是生命的导师,是往古的传达人。历史家如果能够把过去的僵迹,完全无缺的记载下来,还不算尽了史家的职务,须知史家之所以为史家,在他能够将过去同现在、未来联络起来。朱谦之对“历史”的阐述,与梁启超、李大钊关于历史的定义有相通之处。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3]而李大钊的定义则是:“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4]。同时,朱谦之又接受了德国生机主义历史哲学的观点,注重历史的生命性,注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他的“历史”定义吸收了中、外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在当时是比较有特点的。

        关于史学的分类,他说,历史的分类,从大体来看,有三种分类法,那就是年代的分类、区域的分类、事实的分类。年代的分类有“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之划分。朱氏认为,这种年代的分类法,已渐成为老式教科书中的分类,对以后的影响主要是习惯所致。区域的分类,就是以所占特殊之区域为分类的标准,如所谓欧洲史、亚洲史、希腊史、罗马史、德国史、英国史等。这种分类,最适用于政治史的叙述,对一般的文化状况常常忽视过去,仍不算最好的历史分类法。事实的分类,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事实的范围为主,分为通史与专史;二是以事实的内容为主,即分为政治史、文化史、法制史、经济史等等。他还将这三种分类与中国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对比,认为中国传统的史体大有改革的必要。

        关于史学史的认识,朱氏的观点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本文将专节论述。

        关于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朱氏的论述十分宏观,他对西方关于知识分类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从不同时期科学知识的分类,论述历史在科学中的不同位置:在以神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时期,历史学属于修辞学范畴,为一种文学;在以哲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时期,历史属于“记忆”的范畴,为一种主观的知识;在以科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时期,历史学属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范畴,为一种复杂科学;在以文化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时期,历史学属于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范畴。他说,这些分类法,“虽不曾告诉人们以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但已告诉人们以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之变迁”[2],“我固然不承认文化科学说的知识分类,因其太把历史和自然科学分开,但在原则上我仍承认历史学为文化科学”[ 2],“所以我一方面站在第三时期,认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一方面又把目标移向第四时期,以为历史即是文化史,所谓历史学即为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的一种文化科学”[2]。对于历史同文学的关系,他能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认识,认为历史与文学相互联系,但历史和文学是绝不相同的。“自有了科学的历史文学发生,于是历史便与文学绝对不同,而旧史家将文学与史学混同的观念,也不能成立了。因为历史本身不能不成为一种科学,所以历史的文学亦不能不成为科学的历史文学”[2]。他站在现代史学的高度,认为现在是科学的历史科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历史学已经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为历史科学。“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历史文学,也为科学的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哲学,也为科学的历史哲学;三者互相帮助,因而建设了真正的历史科学的新时代”[2]于是,历史同科学的关系也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在当今的时代,历史是一种科学。朱谦之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论述历史学的性质,这是他的见解深刻的地方。特别是对解决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他的见解富有启示意义。

        关于史学方法论,朱氏认为,历史方法应分两方面解释,一为“历史进化的方法”,一为“历史构成的方法”。前者是研究社会科学所共同采用的历史方法,后者为历史科学所特别采用以建设历史的方法。所谓共同采用的历史方法,就是发生式(Geneticmode)的方法。这种发生式的方法,本是生物学上研究有机体发生之各时期的经过之一种方法,现在却可采用研究各种社会事实。它更重要的是在整理人类过去的“记载”以外,还要对于实际存在的事实,表明历史“进化”的意义。历史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也用得着其他实证的研究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等,但相比之下,历史的方法更加重要。“历史的方法中,原用得着观察法、实验法与比较的方法,不过这些方法都不能全部应用于历史的全领域,历史之所以成为真正科学,依我意思,则除以上各种方法以外,最重要的还要算到史学所特有之历史法,没有它,便历史也不能成立了”[2]。历史方法在以生物学为背景外,还有以哲学的进化论为背景的一派,前者可算作史的心理主义,以孔德为代表;后者可算史的论理主义,以黑格尔为代表。史的论理主义注重论理学的方法,以生活为本位,注重个别的内容,属于经验主义;史的心理主义注重心理学的方法,以思想为本位,注重普遍的形式,属于越验主义。“论理学”是“辩证法”的旧译法。朱氏认为辩证法也有其进化的历史,中世纪以后辩证法的发展可分为神学的辩证法、观念论的辩证法、唯物的辩证法、生命的辩证法,并依次讲述了这些辩证法的历史和基本观点。朱氏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也有一些偏见,他说:“唯物辩证法,就是‘矛盾的论理学’,‘革命的论理学’,所以从这方法起点,所见的人类历史,也不外乎就是人类社会之矛盾的发达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了”[2]。“马克思所注重者,乃在这个‘敌对形式’之发展,这就是所注重者仍在说明社会病理的发展,而非社会生理的发展”,“假如这社会病理的现象消灭以后,便不适用,所以由唯物辩证法所形成之唯物史观,应用在历史上面,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却没有绝对的意义”[2]。研究历史还需要社会生理的法则,那就是历史的心理法则了。于是,他又专辟一章,讲“历史心理学”。关于历史的论理的方法和历史的心理的方法的关系,朱谦之说,两者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历史的心理的方法。“所谓论理的方法,只不过心理的经验的方法之一个说明,一个解释,历史终竟是以经验的事实为主,而倾向于社会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之方法的”[2]。同时他还指出,二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历史论理学,走到极端,便自然倾向于唯物的辩证主义,只能看出人类历史之病理的方面;同样历史心理学,走到极端,也自然而然倾向于唯性的本能主义,完全注意于人类历史之生理的方面。然而真正的历史方法,应该包括消极与积极,病理与生理,而成一大综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有其重要之点,正是相反而相成的”[2]。最后他说:“历史学方法应为一种综合的方法,而这种综合方法,是应兼采史的心理主义和史的论理主义的长处的。”[2]

        朱谦之专设一章,讲了“历史统计学”,认为它是“历史补助方法中之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然后论述了史学与统计学的关系,梳理了中国著名史学家像郑樵、万斯同、钱大昕等人关于图表重要性的论述,以及近代自梁启超以来关于历史统计学的理论,具体介绍了梁启超、朱君毅、丁文江、张耀翔等运用统计的方法研究历史的成果。

        最后,朱氏论述了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的关系。用“政治学上的历史学派”、“法律学上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上的历史学派”的治学方法,说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工具。历史方法是社会科学所共同采用的方法。有了这种历史进化的方法,而后历史才不但成功为叙述的科学,且为说明的科学;有了这种历史进化的方法,而后才能给人类社会的历史以一个确实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哲理思辨的色彩很浓,对西方的历史哲学借重较多,这与他多年以来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1926年27岁时他即出版了《历史哲学》一书,该书是他1924年在厦门大学授课的讲稿,内容包括:历史的新意义、历史哲学的进化史、历史哲学的方法、生物学的历史观、历史的一元主义、西洋印度两方哲学的生命派、中国哲学的三时期、世界未来之历史的考察等八部分。这部书反映了作者受新生机主义哲学的影响较深,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我最感激的,是新生机主义者杜里舒、柏格森、麦独孤、鲍尔文等,都有很多的借重。还有孔德、克鲁泡特金,都曾给我许多有益的见解,因有这些影响,才成功我的‘历史哲学’。”[2] 这本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写的第一本以“历史哲学“为书名的著作。1929年4月至1931年初,他到日本东京留学,接触到更多的西方和日本的历史哲学著作及史学理论书籍。归国后,他在暨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西洋史学史、史学概论和社会学史等课程,出版了《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1933)和《历史哲学大纲》(1933)。这些著作为他撰述史学概论奠定了基础。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他对史学理论的论述,很重视借鉴孔德、黑格尔、杜里舒、柏格森、伯汉姆等人的观点和方法。

        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了大量的史学概论或史学通论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30余种,著名的有卢绍稷的《史学概要》(1930)、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1930)、赵吟秋的《史学通论》(1931),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胡哲敷的《史学概论》(1935)、李则纲的《史学通论》(1935)等等。也从国外翻译了不少同类书籍,如法国人郎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司各脱的《史学概论》等等。对国外史学理论著作的翻译,促进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朱谦之的《现代史学概论》,应当说是3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下的产物。同时由于朱氏精通几门外文,对西方的历史哲学又有深厚的基础,与同类著作相比,他的这部史学理论著作则是水平较高的一部。他在“史学概论”之前又加上“现代”二字,表明他的史学理论是紧紧地与他所倡导的“现代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二、朱谦之对史学史研究的贡献

        1934年,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上发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以后又单独成册,题为《中国史学小史》。这篇论文实际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论西方的史学发展史,后半部分是论中国的史学发展史,因此,收进《现代史学概论》时,就分为两章:史学的历史(上)、史学的历史(下)。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是史学史上的名篇。

        朱谦之对史学史的研究,非常注意汲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他介绍了美国绍特韦尔的《史学史导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 )、英国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等史学史著作,对克罗齐的《历史叙述的理论及实际》以及鲁滨逊《新史学》中所包含的“史学史”内容也进行了评介。关于史学的历史,他说:“历史的历史本来是当历史本身成为一种‘科学’以后才发达的,是要待合于科学方法之历史考订学兴起而后才发达的,所以为期很浅”[2]。他主张将史学的发达看作人类文化线上之一种进化现象,要用“人类知识发达的阶段法则”来研究史学史,认为以这样的方法来研究,史学的历史便是一个极有条理的阶段发展。他把史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在西方,故事的历史包括史诗与神话、埃及史学、巴比伦史学、亚述史学、圣经史学、荷马史诗、说书家时代、希罗多德的史学。教训的历史,就是指实用的历史,也就是说记述历史,有明确的目的,即传给后代,供后人参考之用。西方教训的历史,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始,经希腊史学、罗马史学,到塔西佗而达于极致。塔西佗之后,西方史学进入发展的历史阶段。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两大系列:第一系列为历史哲学即哲学的历史;另一系列是文化史即“发展的历史”之叙述。文化史又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宗教式文化史;第二期为哲学式文化史,包括唯理主义、浪漫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种;第三期是科学式文化史,包括考证派、综合史学派、社会史、经济史及科学史。像德国的兰克、英国的弗里曼、法国的郎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等著名史学家都属于考证派;像德国的兰普勒希特(Lamprecht)、美国的鲁宾逊(J . H . Robinson)、绍特韦尔(Shotwell)等都属于综合史派;关于社会史、经济史的代表人物,朱氏虽然没有指出代表性的史学家,但却认为它在史学史上特别重要,代表了现代史学的新方向。

        关于中国的史学发展,朱谦之认为它与西方史学一样,也是经过了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三个阶段。中国的故事的历史与西方一样,一方面有韵文的史诗,一方面又有散文的编年史,其代表性的著作是《尚书》、《诗经》、《春秋》、《竹书纪年》、《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孔子的《春秋》等虽属于故事的历史,但与教训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孔子是教训的历史的开山祖师。教训的历史就是中国史学上所谓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司马迁开创了这种体裁。班固继之,更为教训式历史奠定宏基。唐太宗开局修史以后,教训式的历史失却了教训的真精神。《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还能支撑教训式历史的局面,此后只可数到官修的《明史》了。二十四史均不出于教训式历史的范围。刘知几是教训式历史的史评家。以历史为政治的教训,反映了教训式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认历史为政治教训的最好实例,具有开创教训式编年史的功绩;朱熹是教训式历史的集大成者。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朱谦之把它分为三期:郑樵是发展式历史的开山祖师,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发展式历史的纪事本末体。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史学的形成标志着发展式历史第二期的出现。发展式历史的第三期是指中国史学成为科学的研究的时代,即进入20世纪以来的史学。在这一时期中,又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后有罗振玉、王国维等的甲骨文研究,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辨“写的古史”之真伪问题,傅斯年、李济等的“科学发掘的方法”;第二阶段指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第三阶段是他所倡导的“现代史学运动”。他对考古考证派和唯物史观派均有批评,指出它们的优缺点,认为自己从事的现代史学运动,是在考证考古派与历史哲学派之尖锐对立中完成新兴史学运动的使命。如以历史考证考古派的方法为“正”,则史观派的方法为“反”,而他所开展的现代史学运动就是“合”了。他列了一个表[2],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1:中国现代史学三派比较

  (一)考证考古派 (二)唯物史观派 (三)现代史学
史之基础 事实 理论 事实与理论
史之认识 以历史补助科学为史学 以历史哲学或经济学为史学 历史科学为文化科学之一
研究法 过小 过大 小大兼容
着重点 古代史 现代史 历史之生命性
优点 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历史进化的方法 均有
缺点 无中生有,侥幸成名 公式主义 均无
论理的次序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他把自己所开展的“现代史学运动”当作继考证考古派史学、唯物史观派史学之后的一种新型史学,吸收了它们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在史学史的分期上,朱谦之接受了黑格尔等人关于历史的分类的观点,从而把中、西史学史均划分为三个阶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将历史分作三类:(一)原始的历史;(二)省察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6]。伯汉姆在《史学入门》中又把历史的发展分为:故事式的历史、实用的或教训的历史、发展的或发生的历史[7]。朱谦之指出,伯汉姆的所谓故事式的历史,相当于黑格尔的“原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即是黑格尔的“省察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即是黑格尔的“哲学的历史”。而伯汉姆本是应用孔德的人类知识进化之“三阶段的法则”来讲史学发展的,而其结果竟与黑格尔三种不同的历史考察法完全符合。西方的史学史著作如绍特韦尔的《史学史导言》也用了这种理论来讲西方史学史。可见,朱谦之对史学史的三阶段分期法,综合并借鉴了孔德、黑格尔、伯汉姆的分期观点。

        重“通”是朱谦之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其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能够把西方史学从古代通到当代;二是能够把中国史学从古代通到当代;三是重视中西史学的贯通。这种知识结构,在他同时代的史学家中是不多见的。比较而言,他的史学史研究重点还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他与何炳松研究史学史有些相似,即研究西方史学史是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打基础,提供借鉴[8]。他对二三十年代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史学理论著作非常了解,对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历史和趋向有清楚的认识,他能够运用西方及日本的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历史哲学等著作的原文,因此,他的史学史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立论起点较高。他对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地位的史学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郑樵、章学诚等,对浙东史学的源流,也有清晰的认识,显示出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深厚功力。他的史学史研究,无论从观点还是从研究方法看,在30年代都是很引人注目的,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

        当然,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特点,用黑格尔等人的三阶段论来说明中国史学,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再者,朱氏研究史学史,偏好史学流派之划分。他对流派的划分有的很牵强;对史学流派特点的说明,过多地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而对相通的一面重视不够,所以不免带有片面性。第三,他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对所谓的“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评论也有不少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对这些缺点作了诚恳的检讨和自我批评[9]。

        作为宏观性的史学史论文,朱谦之的这篇长文是发表比较早的一篇,著名史学史专家白寿彝曾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史学史分期对推进史学史研究是有益的,他说:“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否跟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相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究竟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条线,这在别的史学史论著中是见不到的。我对这篇文章很有兴趣,后来我的讲稿也吸收这篇文章的某些论点,这使我讲授内容有些变化”[10]。也就是说,与当时讲史学史带有浓重的史部目录解题气味不同,这篇文章注重史学发展的前后贯通,并力图用一根线把众多的史著联系起来。朱氏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观点以及他的认识方法,与他的史学理论以及善于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历史等均有紧密的联系,对将史学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总结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这篇文章的价值需要给予肯定。

   

三、朱谦之史学研究的特色

        朱谦之史学研究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自觉地把史学研究与拯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朱谦之1932年秋到中山大学任教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开展南方文化运动。“九·一八”后,国家民族的危机日趋严重,他怀着一腔文化救国的热血南下广州。他说:“谦之此次南来讲学,实抱有坚定的决心,就是愿尽一己所有能力,和南方的朋友们,共从事南方的文化运动,自民国二十年秋以来,帝国主义者所给我们的侮辱,使谦之时常感着一己的生存是可耻的”;“南方文化虽未成熟,然实为未来中国兴亡存续之一大关键,如南方无望则中国亦无望,我们生存的努力,都等于无意义了”[2]。朱谦之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独立特行。他博览群书,刻苦力学,但又反对考试,并发表《反对考试的宣言》;他主张无政府主义,曾与毛泽东就无政府主义进行探讨,崇拜个人英雄主义。至30年代,他的思想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读书救国、振兴民族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化。开展南方文化运动,实际是他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挽救民族危亡方面的一种表现。他发起的现代史学运动,是其开展的南方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因此,其史学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现代史学》发刊词中,他开宗明义地阐发“现代史学”的使命,说:“我们不要建设有生命的历史罢了,既然要建设历史,创造文化,便不得不毅然决然舍弃了历史的残骸,而从事现代性的历史之把握。”[9]为此,他主张要重视现代治史方法的应用,重视研究现代史、社会史、经济史和科学史。也就是说,他把“现代史学运动”自觉地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了。

        (二)自觉地将中国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史学理论是史学创新的先导,朱谦之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通过研究找到中国史学新的发展之路。尽管他的观点不尽正确,但他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意图是明确的。他在《现代史学》开辟“史学理论”专栏,开办《史学方法论专号》。《现代史学》杂志是近代学术期刊创办以来最早设置“史学理论”专栏的刊物,朱谦之也因此是把史学理论作为专门的学问进行研究的开风气之先者。要之,朱谦之是一位把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开创史学新局面有意识地结合起来的史学家。

        (三)朱谦之的史学理论与他的史学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他的史学史研究,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是他所开设的史学理论课程的一部分;既受他的史学理论的指导,又为他的史学理论提供历史根据。这种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因为史学史是史学理论的基础,史学理论能够为史学史研究提供指导。这对我们今天发展史学理论学科,正确处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关系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朱谦之,五十自述[A],朱谦之文集:第一卷[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 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六卷[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李守常,史学要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 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三卷[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6]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2001.

        [7] [德]伯汉姆,史学方法论[M],陈韬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16.

        [8] 周文玖,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J],求是学刊,2000,(4).

        [9] 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一卷[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杨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