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商承祚先生与甲骨学、简帛学

商承祚先生与甲骨学、简帛学

陈炜湛,谭步云

        摘 要:商承祚(锡永)先生在两门年轻的学科——甲骨学和简帛学上建树良多。在甲骨学的创始阶段,先生在资料搜集与整理、字典编撰、文字考释、商史钩沉等方面的贡献为世所瞩目。与此同时,先生还致力于甲骨学的教学及人才的培养。至于简帛学,先生的成就也颇为突出,尤其是战国楚竹简、战国楚帛书的整理及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关键词:商承祚;甲骨学;简帛学;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825.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 )06—0059—10

 

        商承祚先生(1902 -1991),字锡永,号契斋,广东番禺人。先生幼承家学,及长,复从罗振玉(叔言)先生游,习古文字之学,弱冠即以《殷虚文字类编》闻于世。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重庆大学等院校。其中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时间最长,几近五十年。

        先生的学术成就巨大,共有著作十五种,又有书法作品集二种,学术论文六十馀篇,其后人编为《商承祚文集》。先生之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甲骨、金文、石刻、简帛等各类古文字以及考古、语言、书法等(详参本文附录《商承祚先生著作提要》),其中又以甲骨学与简帛学两方面的研究最为学林所重。

 

        在发现殷墟甲骨文已届百年之际,1999年7月14日出版的《中国文物报》以《百年甲骨学勿忘奠基人》为题,介绍了在甲骨学方面卓有影响的十位学者,商先生即榜上有名。于此可略知先生在甲骨学上的成就。

        甲骨学兴起于19世纪末,它是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甲骨文及其载体——龟甲兽骨,包括甲骨的发掘、整治、钻凿、镌刻,文字考释,甲骨断代,商史等方面的研究。今天,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早期的甲骨研究,重点在于文字的考释,似乎未脱金石学的窠臼。科学意义上的甲骨学,大概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共同创立的。

        我们赞同张永山的意见:在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学者开创这个领域的过程中,先生“从青年时代就投入了这门学科的拓荒者行列,并随着这门学科的成熟而成长起来”[1]。先生在甲骨学上的贡献,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 资料搜集与整理(包括辨伪)。2. 字典编撰。3. 文字考释。4. 商史钩沉。以下分别述之。

        研究一门学问,首先得有研究的材料。因此,早期的甲骨学者莫不致力于甲骨的蒐集,以期获得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例如罗振玉,购藏甲骨多达两万馀片[2],后择优著录为《殷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以及《殷虚书契菁华》等汇辑。在殷墟科学发掘前,应是收藏甲骨数量最大的学者。先生受财力所限,自然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收藏,只能尽己所能而为。《殷契佚存》就是这么一部甲骨材料的荟萃[3] 。《殷契佚存》“著录六家收藏甲骨实物(何遂61片,美国施密士62片,王富晋27片,陈邦怀30片,于省吾7片,商先生自藏77片),三家拓本(孙壮193片,黄濬60片,商先生自藏483片),共1000片”[4]。于此可见,除自家收藏外,先生还充分利用收藏家所拥有的资料。先生作《福氏所藏甲骨文字》[5],集子所载就全都是福氏收藏的甲骨资料。当年先生得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徐养秋介绍而结识美国人福开森,福氏乃尽出所藏甲骨文以示先生,先生“共选拓得三十七版,精印行世”[6]。先生那一辈的学者,搜集原始材料固然是为了便于个人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这一点,在他们整理、公布原始材料的举措上得以充分的体现。发现甲骨文的早期,因其身价陡然倍增,所以有伪片出现。先生收集甲骨,当然就要做辨伪的工作。在先生的藏品中,有一块左尾甲,是“在抗战之前于北京琉璃厂厂肆所得”,“胡厚宣首先以摹本著录于《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置于《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之后,并记曰:‘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番禺商锡永先生自巴州拓寄,厚谊可感,考释另详。’后董作宾又以拓本著录于《殷虚文字外编》(一九五六年),片号为451。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后收入《欣然斋史论集》)也著录这块尾甲的摹本,并谓‘上面的虫形即蚕字,下面的大字,象以手采桑之形’。一九七八年,徐俊良、蒋猷龙在《地理知识》第一期发表的《中国的蚕桑》一文也著录了这甲片,加以介绍;该刊第五期又发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组孟世凯的信,题为《谈谈甲骨文中有关蚕桑的真伪资料》,认为这甲片是伪刻”[7]。由此一度引起论争,先生也曾撰《一块甲片的风波——契斋藏龟之一真伪辩》申述[8]。先生作此文,除了申明甲片之真的理据外,还是先生多年甲骨辨伪的经验之谈。事实证明,先生购藏的这块甲片是珍品[9]。于此可睹先生精湛的辨伪能力!

        先生于1923年刊行的《殷虚文字类编》[10],“依《说文解字》体例编排,计收单字七百九十字,重文三千三百四十字,凡罗氏有说解者照录之,商先生另有见解或新释者则以‘祚按’别之”[11]。王国维为此书作序,认为“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12],决非溢美之词。虽然后出的《甲骨文编》取而代之,但《殷虚文字类编》的筚路蓝缕之功却是有目共睹的,其体例,其识见,均为继作者所接受。譬如早出的《簠室殷契类纂》,“所引卜辞全无出处,无可覆核且多为残辞断句,无补于文义的理解”,而先生所作,“每字之下,注明引书卷页,较《类纂》为优”[13]。再如文字的考释,亦多有胜于《类纂》,从而及时反映了甲骨文字研究的发展(详下文)。

        甲骨文发现之初,考释文字是学者的重要工作之一。文字尚且不识,遑论其馀。直到今天,考释未识之字依然是甲骨学者的要务。先生搜集整理甲骨文的材料,当然是为了下一步的研究,其中,考释文字便是研究的重中之重。集中反映了先生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的成就是《殷虚文字类编》和《殷虚文字考》二著。先生在作《殷虚文字类编》时,已经开始了文字的考释,所附按语166条,“其中纯属独自立说者一百零三条”[14],这一百多条的按语实际上就是先生对存疑字的考释。后来先生作《殷虚文字考》[15],大部分的按语就收入此考释中。文章共考释85字,其中已成学界共识者至少有17字,计有:兆,齿、解、虤、良、椃、或、盟、老、考、湮、直、蠱、矍、取。此外,在《殷契佚存考释》中,亦多精到之论[16],均为后出之《甲骨文编》或《甲骨文字典》所吸收,只是有些说解乃暗引,一般读者不知而已。先生在考释之馀,还注意对殷墟文字的特点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以利于对未识字的钩沉稽考。《殷虚文字用点之研究》就是先生关于甲骨文考释的理论性文章。先生说:“卜辞中用点之字甚多,或表水,表雪,表雹,表火,表酒,表血,表粥汁,表粟米,表尘土,表光芒,表残糜,表细小,表众多,由一点至十点以上无定例……”[17]先生还在文末附了七十七个带有“点”的未识字,实际上告诉我们,甲骨文的“点”有多方面的所指,考释时不能一概而论。先生还在《研究甲骨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一文提出了考释甲骨文的一个重要原则[18]:除求其字形吻合外,还得考虑文义的沟通。与此相关,先生还提请考释者注意甲骨文文献所具有的三个特点:一是假借现象,二是误字,三是没有刻完全的字。顺便一说,早在1930年即注意到甲骨文考释的理论和方法并进行总结归纳的,只有先生而已。譬如唐兰,是大家公认在古文字的理论和方法上建树颇多的学者,其甲骨文考释理论及方法的实践性著作《殷虚文字记》是在民国廿三年(1934)写定的,影响颇广的《古文字学导论》,则在民国廿四年(1935)写定。而杨树达先生的考释文字名言:“首求字形之无,终期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因义而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借通之。”则写定于1951年[19]。

        先生在商史方面用力不多,但1933年发表的《殷商无四时说》一文[20],考定殷商时人只有春秋两季的概念,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认知。先生还有1949年发表的《商纣之检讨》一文[21],迄今为止仍不失为一篇据甲骨文以论商史的重要论文。先生旁征博引,除了引述传世典籍,还充分利用甲骨文材料,一反传统之说,认为纣并非什么暴君,周灭商也并非什么义举。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先生认为:研究商纣其人,“要在史书中用冷眼来观察,侧面去推敲,客观去论断,同时再拿地下的材料爬梳印证,才能去伪存真”[22],实在是古史研究的金科玉律!

        应该特别书上一笔的是先生在甲骨学教学上的贡献。1924年,先生因作《殷虚文字类编》而为马衡(字叔平)所举荐,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念研究生,才读了一年就被东南大学聘为讲师,讲授甲骨文字[23]。先生恐怕是在大学里开设甲骨文字课程的第一人。1927年,先生转到中山大学任教,编有《殷墟文字》讲义[24],石印刊行。这大概算是甲骨文最早的教材了。于此可见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已是驾轻就熟的了。1931年,先生转而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撰成《甲骨文字研究》讲义[25],用于北平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学。《甲骨文字研究》虽然被用作教材,事实上是先生研究甲骨文的心得。譬如“甲骨文字中用点之表示”一章,就是本诸《殷虚文字用点之研究》一文。又如对甲骨诸家的评介,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对于素为唐兰所垢病的叶玉森[26],先生称赏有加:“丹徒叶玉森著《殷契鉤沈》、《说契》、《研契枝谭》,骋其所见,多独到语,于罗、王二家外,别树一帜。”[27]可知先生确乎把叶氏看作当时研究甲骨文三大家之一。在评价《殷契鉤沈》一书时又说:“此篇于国名稽鉤甚多。……其字虽不尽识,地望无从得知,观其上下文义则为国名地名而可信。颇可补罗氏之挂漏。”[28]先生此书,已注意到利用甲骨文以上溯殷商古史的问题。其中“(四)由甲骨文字中推想上古人民生活之程序”一章,钩勒出“渔猎”、“游牧”、“农业”、“信仰与宗教”、“政治与刑法”、“思想与艺术”等史迹。每一项都可以出一专论,可惜先生后来无意于此。但可以肯定,先生富有启示的导论,影响过有志于此的学人。此外,先生此书还具有学术史之价值,从甲骨文的发现到早期甲骨文著作的述评,都可补目下所见之不足。

 

        如同甲骨学,简帛学也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当然也是在简牍、帛书发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门学问。所谓简帛学,就是以竹简木犊帛书及其所载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学问。

        在纸张发明以前,简牍、缣帛作为文字主要的书写载体,历史可能相当悠久。譬如简策,徵诸传世文献和古文字,大概可上推至殷商以前[29]。帛的使用历史也许不如简牍久远,却也不会太晚。王国维认为:“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则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30]不过,由于简牍、缣帛保存不易,因而后世所发见的简帛在总数上所占比例可能微乎其微。

        简牍发现及研究的历史,目前所知,至迟可上推至汉。《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古文经学派。延至晋,亦有简牍的发现及研究。《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馀万言。”流传至今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就是经过了当时的学者整理过的古籍。不过,战国帛书的发现就相当晚了,在20世纪40年代长沙所出之前,闻所未闻。

        简帛的发现虽然很早,然而,科学意义上的简帛学却在19世纪末年才得以建立。早期的简帛学,实际上只是简牍学,并不包括缣帛的研究,而且仅涉及汉代简策。例如简帛学上的奠基性著作—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虽然旁及少量的晋简、纸片和帛书,主要的还是汉简的研究。随着考古上新的发现,简帛学研究的范围遂逐渐扩大到战国及秦的简策和缣帛。

        先生在简帛学方面的贡献,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料的收集及整理,二是文字考释及书法研究。以下分别述之。

        先生曾藏“居延汉简”一函五枚,为西汉哀帝时物,“当得自裘善元处,原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黑城附近所得两汉木简的一部分,因被盗窃出来而流失四方”[31]。虽然先生一直没有撰写文章加以讨论,但亦可藉以得知先生有意于此久矣。先生还藏有帛书残片一件,也是出自长沙子弹库[32]。 1942年9月,战国楚帛书被盗出土后不久归长沙唐鉴泉(先生原注:原做上门裁缝,民国十六年始在车站路正式开业,招牌“唐茂盛”,辟屋之半兼营古玩。二十年专业古玩,人皆以“唐裁缝”呼之——引者按)所得。是年冬季,唐去信先生求售。先生托友人沈筠苍前往了解情况,据沈筠苍给先生的信中说:当时的帛书是“大块的不多,小块的累累”。正在反复议价之际,就被蔡季襄捷足先登。可见,先生所藏就是“累累的小块”中的一块。先生虽然与完整的楚帛书原件失之交臂,却在1959年得到楚帛书的原大照片,于是摹写刊布,以利不易见到照片的学者[33]。先生所收集的简帛原物虽然不多,但在原始材料的搜集上仍旧是不遗馀力的。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迄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出土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馀枚”,先生“遂倾注精力开展楚简研究工作”。开始先生根据发掘单位及学界友人提供的照片及临写本进行研究,终觉不安,后来两次到实地考察,进行精确的摹写和考释,然后公诸学界[34]。应特别一提的是,早期的照相术不太精良,而简帛又都是书写本,不同于甲骨文可以施以墨拓。因此,一份精确的摹本甚至比照片还有研究价值。以“楚帛书”为例,先生据弗利亚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提供的全色照片所摹凡839字,经与后来的红外线照片相校,除其中残文105字外,摹写有误者仅91字,而正确无误者有643字。比蔡修涣据实物临写的本子(凡592字,误摹133字)精确得多[35]。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红外线照片(1966年)刊布之前,堪称最佳摹本。又如上世纪70年代以前所出战国楚简,先生及其助手曾畏的摹本较之照片研究价值更高。遗憾的是,倾注了先生多年心血的《战国楚竹简汇编》直到1995年才正式面世[36]。尽管如此,能够把出自多处、出土时间不一的材料汇为一编,功德无量。此书至今仍是学者重要的参考著作。

        集中反映了先生在简帛文字考释及书法研究方面成就的是《战国楚竹简汇编》、《战国楚帛书述略》及《商承祚秦隶册前言》等著述。事实上,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后,先生就参与了整理的工作,只不过其研究的成果都融汇在《银雀山汉墓竹简》之中而已[37]。《战国楚竹简汇编》所考释的文字,证之于今天新发现材料,仍多真知灼见。“如信阳竹书十三号简之‘周公岁然作中曰’,宁不见于前出古文字材料,与印相近而绝非印,商先生释为色,读整句为‘周公碎然作色曰’。今郭店楚简正有此字,作甲,曰‘爱则玉色,玉色则形’,‘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五行》13,14),曰‘形于中发于色’(《成之闻之》24),与信阳简恰可互证。再如望山一号墓竹简之奋字,凡十馀见,均与卜笠之事有关,不见前出古文字资料,《汇编》直释为‘即贞之省’(页二二五,贞误写为自,《字表》二五页不误),并无确证。不意此形既屡见于包山楚简(第20,197,213,228等),复见于郭店楚简(《老子甲》13,《老子乙》11,《缁衣》3、9),证明释贞至确。”[38]又如“豪”字。《望山》1. 1云:“靶艘以枪豪为恕固贞……”北大的同道认为“豕”“至”古音相近,遂把字释为“室”,但是,为了迁就《楚帛书》所载“不可以豪女取臣妾”语,又说“‘篆女’当读为‘嫁女’。因为‘豪’字包含‘家’字的字形,所以又有‘家’音”[39]。罔顾楚地所出竹简已见“室”字的事实,并且如此辗转反复、随心所欲地考证,不免让人疑窦丛生。而先生则直截了当地说:“豪,即家。从爪之家,战国以后未见。此字亦见于第六〇、九六、九八、九九简。”[40]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后出资料,例如郭店楚简每见此字[41]。《老子丙》3云:“邦豪混乱。”《缁衣》20云:“邦豪之不宁。”《语丛一》13云:“有篆有名。”《五行》29云:“有德则邦豪举。”《语丛四》26云:“一豪事乃有真。”显然,这些例子中的“豪”都是“家”。所谓“邦家”,就是“国家”。准此,《楚帛书》“不可以篆女取臣妾”中的“豪”读为“嫁”才有通假的理据。后来,某些涉及楚地文字的字编都直接把“豪”作为“家”的异体附于该字条下[42],实在是对先生考释的肯定。近见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简也有“豪”字,《郑子豪丧》一篇有甲、乙两个本子,“豪”字多次出现。“郑子豪”,传世典籍正作“郑子家”[43]。进一步证明了先生的考释确为不刊之论。

        先生所作楚帛书摹本,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先生在帛书文字考释方面的贡献。兹略举数例为证。罕,先生隶定为“杲”。帛文所谓“少杲”,当即典籍所见的“少皡”。香,似百而非百,先生释为“首”。帛书云“型首事”,即施刑于肇事者。肠,字像“纪”而“己”下多了个“口”,先生认为即“纪”繁构,缀加口符,为楚地文字所常见者[44]。这些考释,堪称精当,为学界所接受也是意料中事。

        1975年末,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现了大批竹简,凡一千一百五十五枚。不久,所出辑为《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45]。先生对其承上启下的字形及书法极感兴趣,“反复读之,深知由小篆而汉隶其间的秦隶百分之九十未脱篆体,亦有不少横画和擦笔已蓄挑势,此后汉隶将之扩张,字形结构又追求方整,以致气质日下,至东汉而秦隶亡。”“从秦隶可以看出其承上启下所起的变化,如极端简化的葱、總,草化的走、是……等。以上诸字因见于书册,故表而出之,便于读者观览。”“草木的草字,以往我认为始自西汉中晚期,前此则作卿。今知始皇时草字已产生。復有一发现,即简文中世字皆作带,未见他用。至借为树葉之葉,则是后来的事。及葉字行,仍把枼读作葉,人们将一个朝代的中期说成‘中葉’是不对的,应曰‘中枼(世)’。”[46]虽然先生未对秦简进行深人的探讨,但所言均字字珠矶,特别有启发性。有意思的是,先生自此“为人题字题辞,几乎均以秦隶书之”,以为“写秦隶,既古朴雅致,又容易辨认”,“在书坛上独树一帜,亦堪称一绝”[47]。足见先生对秦隶真的是情有独钟,同时也可以视之为先生对自己秦隶书法理论的实践。

 

结语

        商先生在甲骨学和简帛学上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兹略赘一笔,以为本文结语。

        在甲骨学的创建期间,先生至少作出了四个方面的贡献:1. 资料搜集与整理(包括辨伪)。先生撰有两部甲骨文资料汇集:《殷契佚存》和《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尽管数量不是十分巨大,但所辑都很有研究价值。2. 字典编撰。先生所作《殷虚文字类编》,远胜于前出的《簠室殷契类纂》,而为后出的《甲骨文编》奠定了学理基础。3. 文字考释。在先生所考释的甲骨文字中,为学界所承认的至少有17字。先生还是最早总结、归纳甲骨文考释理论的学者之一。4. 商史钩沉。先生在商史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殷商无四时考》及《商纣之检讨》二文,凡关注商史者都不能不读。此外,先生在甲骨文的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也用力甚多,先后撰写过两部甲骨文教材:《殷墟文字》和《甲骨文字研究》。

        先生在战国楚竹简和战国楚帛书的整理和研究上,一直走在学界的前面,具体体现为原始材料的收集、整理及文字考释两个方面。先生是最早接触战国楚帛书的学者,也是国内最早获得帛书全色照片的学者,因此,先生所作的战国楚帛书摹本一度是学者们所信赖的研究文本。先生是战国楚竹简最早的整理、研究者之一,所作摹本至今仍是最好的。在楚竹简发现之初,先生已经有意识把全部楚竹简汇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高屋建瓴般的学术眼光。先生对简帛文字的考释,证诸今天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相当一部分确不可易。在当年缺乏传世文献可供对读,且楚系文字尚不大为学人所熟悉的情况下,先生精确的考释显得难能可贵。而《战国楚竹简汇编》一著的编撰体例——有照片,有摹本,有考释,有字编,实在是今后材料整理的良好范例。

        附录:《商承祚先生著作提要》(十八种)

        (一)《殷虚文字类编》十四卷,待问编十三卷,附检字

        1923年决定不移轩刻本线装四册(又有八册本)。罗振玉署耑。卷首有王国维序及自序。本书主要依据罗振玉、王国维之考释,将甲骨文字按《说文》次序加以编排。计收单字七百九十字,重文三千三百四十字,凡诸说解,均依罗、王立说,其另有见解之字或新释者则以“祚案”别之。卷中称“祚案”者凡一百六十六条,其中纯属独自立说者一百零三条,馀为附申罗、王之说。又节录《殷虚书契考释》之前四章,与《待问编》十三卷合为一册。甲骨文字写刻极工。自序略述著作始末。王序称先生为“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四人之一,并以“可以传世”评此书,赞其‘精密矜慎,不作穿凿附会之说”。

        (二)《甲骨文字研究》二卷

        1932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讲义,石印本线装一册。书分上下两篇(卷)。上篇又分为总论,定名,发现之历史及考证之书籍,由甲骨文字中推想上古人民生活之程序(渔猎、游牧、农业、信仰与宗教、政治与刑法、思想与艺术),甲骨文字中用点之表示五节论之。下篇为《文字》。先生曰:“凡读古文字,欲求易于贯澈,有条不紊,六书当矣。兹篇亦宗其旨,类而论次,但转注一门于殷无微,故付阙如,而言其五。”但本卷先象形,次指事,而止于会意,每项皆详举甲骨文字而解释之,惟不及形声与假借。似稿尚未完。2008年4月,此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重印(商志馥校注本)。

        (三)《福氏所藏甲骨文字》,附考释

        1933年4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线装一册。本书著录美国福开森所藏甲骨三十七片(本刘铁云、徐梧生旧藏)并予考释。卷首有自序,略述著作经过。卷末有董作宾跋。据董跋,三十七片甲骨,除第十三、二十八两片属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八、九两片属第五期(帝乙帝辛)外,均为第一期(武丁)这物。

        (四)《殷契佚存》,附考释

        1933年10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线装二册。本书征集八家所藏甲骨和甲骨拓本,合计一千片,成为一卷,另考释一卷。其中有不少未发表过的材料,为研究甲骨文的重要书籍之一。卷首有董作宾序、唐兰序及自序。董序曰:“……而环顾海内,努力于第一项工作者(案:指‘搜集所有材料’)则以锡永为最。锡永搜辑功勤,考释矜慎,故收藏者乐与流传。此书取材并其所有凡八家,而新获者犹络绎不绝,虽金陵大学倡导国学之力,然非锡永实无以成兹大业也。”本书收有许多重要材料,如第二二三片、二六六片等第三期卜辞即为甲骨断代之研究增添了标准片;又如第四二六片、四二七片、五一八片兽肋骨记事刻辞,更是极为珍贵的史料。考释亦多创获,如辨羌甲、释醜、说献之本从虎,等等,卷中随处可见。

        先生自序云:“夫以一人有限之心力,从事搜集材料,随得随印,故往往有重见之墨本,爬梳考释,纸缪疏漏尤所难免。”炜湛因喜爱此书,阅之再三,得益至深,并于1978年成《读<殷契佚存>记》一文,作为读书心得呈请先生审阅。先生细为校改,并批示多处,且嘱刊布后送一抽印本,俾附诸书后,以备参考。今检视旧稿,先生手迹,赫然在目,益增缅怀之情。

        (五)《十二家吉金图录》二卷

        1935年5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线装二册。本书集海城于思泊双剑誃、定远方伯常宝楚斋、定海方药雨旧雨楼、北平王铁庵贮盒、至德周季木居贞草堂、北平孙伯恒雪园、衡水孙秋帆式古斋、固始张俲彬镜菡榭、山阴张致和补萝盒、江夏黄伯川尊古斋、番禺商锡永契斋、番禺叶玉甫遐盒,计南北十二家所藏青铜器凡一百六十九器编著而成。器物时代由商至晋,每器有图版,图后附铭文及花纹,次附铭文释文及考释,并著其色泽,详其尺寸。所收入的奇器异文相当丰富,特别是其中有二十一件楚器,为研究楚文化的重要资料。

        卷首有于省吾(思泊)序及自序。于序备述搜集研究资料之艰难不易,且谓:“以锡永之俊才伟抱,如与众人争于取舍之途,虽膺青紫跻显庸,岂有所不逮。乃屏百为,甘落莫,.古寻幽,日从事于钟鼎彝器之学,其耽此而弃彼,孰得孰失,后之人必有能辨之者。”

        自序谓:“此录虽未尽诸家之藏,然其精英备著于是。”又曰:“念我友朋,慨然假借,既许鉴别以摩挲,复获传摹而著录,敦夙好而结古欢,其视善刀而藏者,风义不倜乎远哉?”

        (六)《浑源彝器图》

        1936年6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线装一册。又洋装一册。今山西浑源县为春秋时晋国重地,于1923年前后出土一批相当惊人的铜器群,造型花纹均具晋国的独特风格。先生收集得二十七器之器形照片,遂编为此册。卷首有自序,备述器物出土前后之有关情况。

        (七)《契斋古印存》

        1936年6月,线装十册。卷首有柯昌泗序及自序。第一册为周玺,第二、三册为秦玺汉初印,第四册为官印套印,第五、六册为汉四字私印,第七册为汉三字私印,第八册为汉两字私印(宋元印附),第九册为两面印,第十册为吉语玺印肖形玺。柯序称:“同门番禺商君锡永以金石学驰名中外,近集古印千钮,制谱以传。君审定古印,浏览谱录,凡陕西山东塞上及直省所出,靡不赅洽,博识前人之所已见者,而精选前人之所未见者,盖诸地之菁英,皆采获于所藏,准以古今藏印之条流区画,可谓得其时地矣。”自序谓此前曾蒐藏古印近千钮,“钤装二十部,分贻同好,藉共赏析”。此印存所录“官印除簠斋旧藏数印、私印除稽庵旧藏二百馀钮外,皆未见著录者”。

        (八)《长沙古物闻见记》

        1939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线装二册。抗日战争开始,先生随金陵大学南迁,路过长沙,见到、听到几年前有不少文物出自战国楚墓葬,乃用心调查,收集材料,著为是书。分上下卷。卷上分漆、木、匏、革、缯帛、纸、黄腊、松香、水晶玛瑙、琉璃、陶、泥十四类,五十二则;卷下分金银、铁、铜、石、不详其质、附邻邑古物五类四十则,凡十九类九十三则。所记古物,除少数汉及汉以后器外,绝大部分为战国楚器。卷首有陈梦家序及自序。我国记述出土楚文物,特别是楚漆器方面的书,此为第一部。

        是书出版后,先生复于1941年再度入湘,考察长沙古物,并以日记体撰《长沙古物闻见续记》(自四月五日至八月廿日,凡记三十九则)。又于1952年冬应中南行政区文化部邀请,赴长沙参加抢救性之考古发掘。归后作《长沙发掘小记》,以续《长沙古物闻见记》及《长沙古物闻见续记》。1996年11月,中华书局据原书影印一册,并附入《续记》、《小记》,还附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及《跋柯克思<中国长沙古物指南>》。先生当年手拓(绘)之器物图及部分手稿亦一并附入以飨读者。卷末有商志馥《重印后记》。

        (九)《广州光孝寺古代木雕像图录》

        1955年2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精装一册。1950年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被毁,在佛内发现六十至七十个木雕像,在无人过问之下,绝大多数随土弃去。事后先生将为人保留下来的十七个,集中加以研究,根据伴出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钱及雕塑风格、手法,认为是唐代的作品。这大批的唐代木雕像,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发现。卷首有先生所著《广州光孝寺古代木雕像的发现经过和它的艺术价值》一文,认为木雕像“很可能是唐代的作品,而不会是唐以后的东西”,“这些像在美术上的价值是远超过其在考古方面的价值的”。计罗汉像四、护法像二、信士像二、供养人像九。

        (十)《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

        1955年6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精装一册。郭沫若题写书名。全书著录并摹绘战国楚漆器二十八件,计凭几一,俎一,案一,柄一,匣一,舞女奁、车马奁、狩猎奁各一,银扣盒三,银扣盒盖一,银扣盘二,盘四,羽觞七,羽觞盒一,壶盖一。卷首有序,论述楚漆器在历史考古学上的价值,并从楚漆器的造型和图案美术两方面论述其艺术价值。附有《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说明》,详细记述漆器的尺寸及有关出土或收藏情况,并对有些器物的名称用途作简要的考证。卷内所录漆器,部分已不知去向,部分在摹绘之后,器收缩失去原来的造型,或已破坏,无法挽救。故所载器物图(照片及彩绘摹本),已成孤本,异常珍贵。本书1957年5月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再版。

        (十一)《石刻篆文编》十四卷,附录一卷,附检字

        1957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线装二册。卷首有自序,略述编撰经过及对若干石刻文字的看法。全书以双钩摹录石刻篆文二千九百二十一字,采自九十三种石刻,每字之下录入与该字相关之原句。以《说文》次序分为十四卷,附录一卷,检字一卷。此书为先生继《殷虚文字类编》后撰集的又一部古文字字典,从摹录篆文到付梓行世,前后达三十馀年。这是我国目前惟一的石刻篆文字典。

        1976年11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曾重印此书,精装一册。1996年10月,中华书局影印容庚先生朱批校补本,又据作者生前手迹,重新排印前言,调整部分采用石刻目次序,并附入《字说》十四卷,合为精装一册。卷末有商志馥《重印后记》,略谓:“《字说》初稿写于抗战期间蜀地,一九五八年父亲曾略加梳理,一九七九年复命陈炜湛协助整理,部分条目刊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古文字研究》。此次发表《字说》全文,是根据父亲晚年手批眉补,加以整理补正,并校核引文。”

        (十二)《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二卷(与黄华合编)

        1960年6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精装二册。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以书画篆刻家之字号为序,检此卷可得知其姓名、籍贯、年代、专长等资料;下卷以书画篆刻家之姓名为次,检此卷可得其字号。两卷相辅为用,甚便读者。卷首有自序,略述中国历代文人于名字外使用别号的概况,并谓编纂此书得黄华襄助,合二人之力,费四年馀的时间,编成这部字号工具书,提供同好者参考。

        本书所收书画篆刻家之字号,自秦至于民国,约一万六千馀人。

        (十三)《商承祚篆隶册》

        1981年2月,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平装一册。这是先生的书法作品集,共有四种书体:一甲骨文、二金文、三小篆、四秦隶,其中以金文书体为多。各种书体,各具风格。所书内容包括历代著名诗作,陈毅诗,鲁迅语录,革命烈士诗词,民歌,谜语,尼泊尔、缅甸、柬埔寨谚语及先生自作诗等,至为丰富。卷首有《前言》,论篆书及秦隶笔法,为先生书法创作经验之谈。卷末附释文。

        (十四)《先秦货币文编》十四卷,附录(待考)一卷(与王贵忱、谭棣华合编)

        1983年3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精装一册。本书为先秦货币文字字典,依《说文》体例,收录已考释之先秦货币文字三百十三文,同文异体字五千七百二十六文,又录合文六十三文,同文异体者二百三十二文;附录(待考)伍百三十四文,异体一千三百四十七文,总计收录货币文字八千二百十五文。本书初步总结了20世纪以来我国先秦货币文字的研究成果,对历史学及古文字学研究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卷首有编者序言及凡例五则,卷末附检字表及引用书目。序言称:“本编所收的文字,以采取货币正用品为限,其他不是通货器物,以及谱录中致疑之品,一概不收录。近代出土的四朱、三朱铜币,形制不一,一般作方形,少数作圆形,文字有阴文和阳文、有东阿、陈、高安、驺、高阳、临菑等,钱币学界对这类铜币的年代多有争论,所以不予收录。”

        (十五)《说文中之古文考》

        1983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平装一册。本书始作于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7年12月清稿于安徽屯溪,1940年5月写正于成都南郊御营坝古先斋,曾连载于《金陵学报》第4卷第2期,第5卷第1期,第6卷第2期,第10卷第1,2期。1981年秋汇集成册,付印行世。卷首有自序。本书依《说文》次序,将篇中注为古文之字或未注而推知之者悉予录出,据甲骨文、金文、魏三体石经等资料加以诠释辩正,于研读《说文》者大有助益。惟先生属稿之初,战国文字资料出土尚少,故取证亦寡。晚年结集,为存原貌,“一仍其旧,不事更张”。

        (十六)《商承祚秦隶册》

        1984年,香港雅历柯式印刷有限公司承印,平装一册。这是先生第二本书法作品集,1982年春夏间书于香港。所书内容有节临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历代诗文名作、鲁迅语录、革命烈士诗钞、民歌民谣及先生自作诗等。诗作后多有行书《记》语,爱憎分明,文采斐然。卷首有先生手书行书《前言》,论秦隶、汉隶之关系以及秦隶承上启下的作用。

        (十七)《战国楚竹简汇编》

        1995年11月,齐鲁书社出版,精装一册。本书为先生遗著,著录并考释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的七批战国楚竹简。这七批楚竹简是:1. 长沙五里牌四零六号楚墓竹简(遣策);2. 长沙仰天湖二五号楚墓竹简(遣策);3. 长沙杨家湾六号楚墓竹简;4. 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竹简第一组(文章);5. 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竹简第二组(遣策);6. 江陵望山一号墓竹简(疾病杂事札记)7. 江陵望山二号墓竹简(遣策)。七批竹简,原共八百馀枚,经缀合、拼复为五百三十馀枚。全书分图版(照片)、摹本、考释、字表四部分。摹本之左侧附释文。卷首有《前言》,论竹简的时代,形制及编组、内容、文字等项及本书的特点,并有先生像一帧、研究竹简的照片二幅、手稿二页。卷末有商志馥撰《后记》,略述先生逝世后整理此遗著之始末。

        (十八)《商承祚文集》

         商志馥编,收入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2004年11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原名《契斋论述集》,收入各类学术论文、随笔、序文以及自传性质的《我的大半生》共八十二篇,卷首有照片七帧、先生生前所作《契斋论述集序》,卷末有商志馥所撰《后记》及先生手摹之楚帛书。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赵洪艳】

 

注释

        [1] 参张永山:《商承祚教授与甲骨学研究》,载《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辑,第37-41页,《船山学刊》杂志社,1998年4月。

        [2] 《殷虚书契·自序》云:“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又再倍。”

        [3][5] 是著今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1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参陈炜湛:《读<殷契佚存>记》,《甲骨文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

        [6] 参《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序》,今收入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7][13] 参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7,28页。

        [8] 原载《随笔》第10集,1980年10月,今收入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

        [9] 参陈炜湛:《“契斋藏甲之一”真伪问题的再讨论》,《甲骨文论集》,第169-172页。

        [10] 是书初版为民国十二年(1923)番禺商承祚决定不移轩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年曾出过影印本。今收入甲骨文研究资料编委会《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11] 参陈炜湛:《商承祚先生学术成就述要》,《甲骨文论集》,第251页。

        [12] 见王国维:《殷虚文字类编序》,收入《王观堂先生全集》第4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

        [14] 参陈炜湛:《商承祚先生学术成就述要》,《甲骨文论集》,第251页。

        [15] 原刊民国十四年(1925)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国学丛刊》第2卷第4期,今收入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

        [16] 参陈炜湛:《<读殷契佚存>记》,《甲骨文论集》,第242-250页。

        [17] 参《殷虚文字用点之研究》,原刊民国十九年(1930)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集第125至128期,合刊《文字专号》,今收入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

        [18] 原刊1936年南京《中国学生》第2卷第1-4期合刊,今收入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 [19] 参《积微居金文说自序》,载《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7年。

        [20] 原刊民国二十一年(1932)清华大学《清华周刊》第37卷第9, 10期合刊,今收入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

        [21] 原刊民国三十八年(1949)珠海大学《珠海学报》第2集,今收入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

        [22][23] 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第227,525.,534页。

        [24] 参曾宪通:《商承祚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载《曾宪通学术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1一365页;又参《甲骨文字研究·后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9页。

        [25] 是著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北平聚魁堂装订讲义书局刊行,后影印收入甲骨文研究资料编委会《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第6册。现经商志馥教授校订后,复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4月刊行。

        [26] 详参赵诚:《重新认识叶玉森》,载《古文字研究》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3 -51页。

        [27][28] 参氏著:《甲骨文字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50-51页。

        [29] 参陈炜湛:《战国以前竹简蠡测》,载《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8-54页。

        [30] 参氏著:《简牍检署考》,载《王国维遗书》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

        [31] 参曾宪通:《居延汉简研究二题》,载《曾宪通学术文集》,第277-280页。

        [32] 参商志馥:《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书》,《文物》1992年第11期。笔者按:1997年11月10日,商志馥教授把先生珍藏几达半个世纪的楚帛书残片捐赠给湖南省博物馆。详参楚言《楚帛书残片回归故里》,载《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辑,第45-46页,《船山学刊》杂志社,1998年4月。

        [33] 参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战国楚帛书述略》,第347页。

        [34] 参陈炜湛:《商承祚先生与简牍学》,载《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第36 -44页。

        [35] 参曾宪通:《长沙楚帛书研究述要》,载《曾宪通学术文集》,第126-170页。

        [36] 是著于1995年11月由齐鲁书社刊行。

        [37] 按:银雀山汉简出土于1972年4月间,为汉文帝至汉武帝初年之间写定的简策,凡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孙膑兵法》等典籍。1974年,国家文物局组成“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商先生是为成员之一。参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9,13,245页。全部简策,“整理编辑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准备分3辑出版。第1辑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已于1985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第2辑为《侠书丛残》。第3辑包括全部散碎竹简、篇题木牍及《元光元年历谱》。由于种种原因,第2,3辑至今尚未出版发行。”参骈宇骞:《银雀山汉简文字编·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38] 参陈炜湛:《商承祚先生与简牍学》,《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第42页。

        [39] 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7页。

        [40] 参氏著:《战国楚竹简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243页。按:此简可与第一简缀合。

        [41] 详参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42] 例如张守中等《郭店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又如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

        [43] 参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4] 此数字说解详参曾宪通《长沙帛书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4,52,60页。

        [4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46] 参氏著《商承祚秦隶册前言》,今收入商志馥编《商承祚文集》,第516一517页。

        [47] 参陈炜湛:《夕阳红胜火—商承祚先生晚年生活片断》,《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