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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民俗出版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中山大学民俗出版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施爱东

      摘 要:“民俗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提出,始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但是,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学科名称中脱颖而出,则是取决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民俗》周刊的巨大影响,中山大学因此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发源地。大学出版审查制度如同双刃剑,制约和规范着民俗学会的出版,而出版审查与反审查则更像是一出斗智斗勇的智力游戏。 1927年至1943年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倡导者们在极其艰苦的物质和人事条件下先后印行了多种刊物和丛书,他们为理想而奔波,凭热情而工作,为经费而斗争,因人事而夭折,折射出20世纪早期中国大学学术出版业的诸多艰辛和困惑。

       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从1927年初开始,到1943年底结束,前后跨越16年,起止时间是以民俗学会的几份出版物为标志的。钟敬文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评价:“这个附属于南方的一个大学的民俗学会,从创始到结束,前后经历了16年。它印行了许多书籍、期刊,收集发表了许多民俗资料,探讨了许多民俗问题,宣传并在一定范围内普及了民俗学知识,培养出一些年青的民俗学工作者。它不但开拓了中国民俗学的领域,在东亚人民文化研究史上也是引人瞩目的。”1

        有关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物的价值阐述和文本分析已经汗牛充栋,本文旨在钩沉这些出版物背后的出版事件,以及围绕出版事件所产生的人事关系,借以管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学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一、《民间文艺》:上承《歌谣》下启《民俗》

        1927年初,傅斯年奉朱家骅之命在中山大学筹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遂招顾颉刚来中大。顾颉刚早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就有复办《歌谣》周刊的意愿,得此机会,提出在中山大学复办《歌谣》,并举荐钟敬文负责具体事务,一起筹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1927年10月16日,顾颉刚与钟敬文、罗常培等人一起去傅斯年处开会,议定刊行4种出版物:《文史丛刊》、《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歌谣》周刊、《图书馆周刊》,其中《歌谣》周刊由钟敬文、董作宾具体负责2。

        主要是为了扩大口承文学的搜集范围,使不局限于歌谣一项,原定周刊名《歌谣》在临出刊前突然改名《民间文艺》,周刊内容除歌谣之外,尚有神话、传说、故事、谜语一类,编辑取向全在“语言文学”。3

        《民间文艺》周刊每期封二公布的“征求民间文艺简章”如下:

        (一)本刊征求民间文艺范围,凡流行民间的神话,童话,传说,趣事,寓言,歌谣,谜语,俗曲,唱书,剧本,谚语,歇后语等等皆是。所有关于上列各种材料,我们一律欢迎。篇幅多者,可装订成册见寄。

        (二)记录的方法,韵语如歌谚等,须一依口语写出,其中方言俗字,可用罗马字或国音字母,注明其音读,并详释其意义,勿随意改成国语或文言。散文如神话童话等,则宜以质朴的国语传写之,遇杂有韵语处,仍当尽量保存本色。又该材料采自何处,通行于何地,并须一一注明。

        (三)投稿人姓名住址,须详为开列,以便通信,并寄赠本刊。

        (四)本刊收稿处为“广州文明路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间文艺周刊编辑室”。

        刊物承印为广州市德政街三友印刷社,每期的印数大约在七八百份左右4,售价为每册3分,半年6角(共26册)。其发行名义上由学校出版部负责,发行地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实际上,通过市场销售的数量极少,大部分是以寄赠的方式发出的,而寄赠的工作,主要由钟敬文负责。

      还在北大《歌谣》时期,董作宾就是“歌谣店”中的一员猛将,且因《看见她》而声名大噪,加之顾颉刚对“文艺”的兴趣不大,于是,钟敬文将《民间文艺》发刊词的写作任务交给了董作宾。

      1927年11月1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及《民间文艺》创刊号出版,这时正值学界筹组“第二批西北科学考察团”,语史所决定参与考察,委托董作宾负责拟定计划等项。董作宾很快淡出了《民间文艺》的编辑工作,这样,担子就落在了钟敬文一个人身上。

        12月1日,董作宾和钟敬文等人一起去了顾颉刚家。董“母病偏中,急欲假归”5。董作宾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山大学,也再没回到尚未成型的民俗学界。

      钟敬文自小爱好文学,《民间文艺》的文学取向恰合了他的口味,故亦乐在其中,并将他的几位海丰同乡杨成志、刘万章、林树槐等人也拽入到民间文学的阵营中来。

      《民间文艺》周刊共出了12期,因其仅用来发表民间的“文艺”作品,终是“内容范围太窄,篇幅也小”6,因此到了1928年初,民俗学会遂决定停刊《民间文艺》,改为《民俗》周刊,“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7。

二、《民俗》周刊:因主编更替而波折

      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名称的提出,始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但是,当时可供选择的学科名称还有民学、民情学、风谣学、歌谣学、风俗学等等,之所以最终定名为民俗学,与《民俗》周刊的巨大影响直接相关。

      钟敬文先生在《重印〈民俗〉周刊序》中说:“《民俗》周刊,是中大民俗学会活动中的主要定期出版物,它与30多种民俗丛书构成这个学会活动的重要部分,也是整个学会具有比较显著的成绩的一部分。不管从它本身看,或从它对当时学界的影响看,都可以这样说。”8《民俗》周刊创刊于1928年3月21日,第110期后曾停刊三年,1933年春复刊,只出了13期和1本“百期纪念号”,又停刊了。

      《民俗》周刊是中国第一份专门的民俗杂志,早期《民俗》周刊的编辑工作全由钟敬文一人负责,连刊名“民俗”两字,亦为钟敬文手书9。创刊之初,稿件奇缺,钟敬文不得不四处求人写稿,除了给外地的民俗学同人通信索稿,主要是在校内发动,据钟先生回忆,何思敬、崔载阳等成名人物的稿件都是反复催促才能约到,就连历史系一位教务员的“从前草草写下的一则短记,现在呢,他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写,因为我即需稿用,只能把它发印了”10。

      1928年6月,钟敬文经手付印的民俗学会小丛书之一《吴歌乙集》出版,7月4日,校长戴季陶通知辞退钟敬文。“谓是因《吴歌乙集》有秽亵歌谣之故,为戴季陶大不满意”11。钟敬文坚持工作到8月底,发完《民俗》第23、24期的稿件,于9月7日离开广州。

      钟敬文被辞,《民俗》周刊面临夭折的危机,一是经费困难,二是人手不足。在7、8月份容肇祖尚未回粤时,顾颉刚只好亲自编稿。因为花在周刊上的时间骤增,顾颉刚在日记中屡屡提及这些事务,心中颇不快。 7月下旬至8月上旬,顾颉刚几乎每天都去找朱家骅副校长,或是给他写信。最后因为朱家骅对民俗学的支持,勉力保住了这份刊12。

        在钟敬文与容肇祖之间,顾颉刚曾亲自编过两期《民俗》,即25、26期合刊13。容肇祖从1928年9月底,第27、28期合刊开始接手《民俗》周刊的编辑事务。

        由于人事变动,刊次频密而人手紧缺,《民俗》周刊从6月份开始就无法按正常日期出版,往往只能以两期合刊的形式出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0月份,即容肇祖接手一个月之后。动荡时期的稿件质量自然也无法得到保障。张清水是民俗学会的诤友,他在1928年11月写给容肇祖的一封信中说:“9号接阅民俗,才知确已如顾先生言,交由你接编民俗了。叠出合刊,内容不大充实,不能无讥,先生注意这层?”14

        容肇祖初接《民俗》周刊时,手上没有现成的作者群,就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发动起来,为《民俗》周刊撰稿,容肇祖的妹妹容媛、舅舅邓尔雅等人,都是这时进入民俗学会的。容肇祖决定从形式到内容对《民俗》周刊进行大力改革,他在接手的第一期就发出声明:“现在本刊力求改良,增加篇幅,并自下期起改印横行,以求与语言历史学周刊一致。带研究性质的稿件,尤所欢迎。”15在同期的另一则启事中则要求大家搜罗关于中秋节的风俗、故事、传说以及相关材料照片等物品,准备刊出“中秋专号”。后来又在给清水的信中说:“此后各期,或注重在一方面的。如31期,注重在神话及童话;32期为中秋专号;33期则全属研究的范围;34期注重在故事的传说;35期为风俗的零碎片断。此后各期始可依目做去,当有部分偏重的地方。我意以为使人一定要连续买这周刊,这是书贾的行为。有几个钱,便买某一期。看完了,不买别期亦可,这才是真正的方便学者。”16

        很长一段时间,容肇祖一个人编辑着《民俗》周刊,因为每周还有十几个课时,其辛劳可想而知。大约在1928年底开始,刘万章开始参与《民俗》的编辑事务,因为刘在12月2日已经开始向同人写信约稿17,他在192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更直接地说,当时容肇祖已经开始“要我替民俗编民间故事专号”18。这段时间帮助《民俗》编辑工作的还有夏廷棫19。

        1929年,顾颉刚等人相继离开中山大学,加上校长戴季陶和语史所现任领导对民俗学会的工作不大支持,容肇祖一直被聘为“讲师”,日久生怨,因而逐渐萌生去意。 1930年,容肇祖原高师的老师杨寿昌介绍他去岭南大学国文系做副教授,于是,容肇祖在编完《民俗》周刊第93、94、95期合刊(1930年2月12日出刊)之后,离开中大,转就岭大之聘。

        《民俗》周刊从第96- 99期合刊“谜语专号”开始由刘万章主编。

        尽管民俗学运动的参与者众,但能进行研究工作,且能写出一些较高水平研究文章的人却是极少数。要提高《民俗》周刊的学术含量,使之拥有学术上的较高地位,非有一批知名学者捧场不可。但是,主编刘万章却是土生土长的广东地方民俗学工作者,与当年北大《歌谣》时期成长起来的民俗学者不同,刘万章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界名流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即使本校的大教授们,也不大愿意把文章交给他。刘万章几乎约不到任何有学术含量的稿件,他曾经非常无奈地说,《民俗》周刊的稿子多得很,容肇祖先生离开的时候,就曾经将一大堆稿子移交给他,后来各地的同志,陆续寄来的也不少,可是,研究性的文章却一篇都没有20。刘万章只能用些学生和各地民俗学爱好者的来稿,以致稿件质量越来越差。

        一份学术刊物的权威与否,除了刊物本身的品牌效应,与主持人的学术地位及其在学界的人脉有很大关系。有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撑着,语史所各项事业自然风生水起,但是,随着他们相继北上,刚刚扯起的民俗学大旗也只有萎顿下来。《民俗》周刊走到这一步,已经预示着中大民俗学运动的退潮了。接下来杂志的停刊,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果然,《民俗》周刊出到第110期的时候,学校不再给予经费支持,被迫停刊。

        1933年3月,在朱希祖、容肇祖的努力下,《民俗》周刊又复刊了。

        容肇祖1932年7月回到中大。同年10月,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21也来到中山大学22,12月出任文史研究所(即原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随即劝说容肇祖复办《民俗》周刊,他在《恢复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说道:“书籍费调查费人才费,三者缺一不可,非有大规模的计划和预算,不能完成此学的使命,和极大的贡献,此在中央政府应当提倡奖励,特设机关,宽筹经费,延揽各项专门人才,分代搜集,分省调查,分析综合研究,且须宽以岁月。现在我们在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不过小规模的试验,而且学期中间接手种种预算,多已固定,三项经费完全没有,仅能担任出版周刊的经费,一切全赖容先生个人的努力。”23

        可惜的是,复刊的《民俗》周刊只坚持了14期。学期结束时,中大没有续聘容肇祖,刊物无人主持,1933年6月13日,这份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民俗学专业期刊,终于在第123期划上了一个凄怆的句号。

        关于《民俗》周刊的发行情况,我们有以下资讯:

        根据1928年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预算表》24,《民俗》周刊每期印刷费为80元,又据钟敬文先生回忆,1928年上半年,每期印数不到1000册,则每期册成本至少应在8分,而《民俗》周刊的市面零售价是每期册4分。再参照相似厚度的民俗学小丛书的定价,可知《民俗》周刊的定价严重偏低,即使全部售罄,也是亏本的买卖。

        《民俗》周刊的作者大都是民俗学的爱好者和同情者,一般来说,只要成为《民俗》周刊的作者,大都能被列入杂志的寄赠名单,但是因为经费有限,民俗学会从未给这些作者发过任何稿酬25。

        据钟敬文先生回忆,早期的《民俗》周刊几乎没有固定订户26。这从该刊的定价也可看出来,“半年26册”的定价是8角,而“全年52册”的定价居然要1元8角,也就是说,订一年的单价还要贵过订半年的单价。这一价目表在《民俗》周刊刊至第16期,一直没有人提出疑问,直到第17期后,才把半年定价改为9角,刊物改为横排以后,再提为1元。零售价不变,订阅价却一直在升,这都是非常奇怪的做法。可能的原因是:(一)根本没有认真的订户,价格的标示没有实在意义;(二)订阅价面对图书馆等公款订户,而零售价则面对自掏腰包的民俗学爱好者。

        出过一批专号之后,大约杂志赢得一些订户,从第51期起,订价开始变得合理,因而大字刊出改价启事:零售4分,半年订价1元,全年1元8角。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容肇祖在写给张清水的一封信中说:“民俗周刊,非集中的研究,不能促其进步。民俗近来销路颇畅,预定全年的,日见其多。”27其中“神的专号”大概颇能满足人的好奇心,更是“销路颇畅,许多人之欲研究神,已不言而喻”28。

        罗香林在1929年9月13日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去一年多的《民俗》,推销方面似乎也不太妙,虽然说每期也可销到一千多份。今年暑假,我因事回粤一次,上下经过南京,上海,杭州,汕头… …等地,每到一地,总算曾去逛过一次书铺,旁的杂志,那很容易找,但是《民俗》的踪迹呢,哪里见得到!跑到各大学的图书馆去参观,看得见《民俗》周刊的,却也没有几个。”29销路畅与不畅,大概各人标准不同。总的说来,应是发行量呈上升态势,但始终不大理想。

        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邮局的投递屡有遗漏,寄赠的杂志总是无法保证送达被赠人手中。周作人在写给钟敬文的信中说:“蒙赐寄刊物,收到无多,盖因检查颇严,大抵被没取了去也。”30就连民俗学会的代售点开明书店,他们的一个叫Sofio的编辑都很难收齐当时出版的《民俗》周刊:“我这里的《民俗》,多半向友人处索来,有一期,无一期,零零落落,殊为憾事。我把《开明》按期寄去广州民俗编辑部,要求交换,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31

三、民俗学会小丛书:民俗学的典籍生产

        刊行丛书是顾颉刚一直以来的心愿,他说:“我最悲伤的,北京大学自从成立歌谣研究会以来,至今十年,收到的歌谣谚语有二万余首,故事和风俗调查有数千篇,但以经费不充足的缘故,没有印出来。凡是不到北京大学的人便没有看见的机会,有了同没有一样!我因为有了这几次的创痕和怅念,所以到了中山大学之后发起民俗学会,就主张把收到的材料多多刊印,使得中山大学所藏的材料成为学术界中公有的材料。”32

        1927年11月8日,语史所周刊发布《民俗学会刊行丛书》的消息:

        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在外国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可是这门学问,在我国尚没有很多人注意到。现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诸人,因组织民俗学会,专从事于民俗学材料之搜集与探讨。该会为求达到广大搜求与研究的功效,极望国内外的同志,加入该会合作。闻该会已着手编印丛书,计最近付印及将付印者,有下列各种:

        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著作)

        妙峰山(顾颉刚著述)

        东岳庙(顾颉刚等著述)

        中国歌谣概论(董作宾著)

        民间文艺丛话(钟敬文著)

        粤讴(刘万章等改编)

        河南谜语类编(白启明编辑)

        陆安传说集(静闻编述)

        狼僮歌谣(刘乾初等翻译)

        看见她(董作宾著述)

        歌谣论文集(钟敬文编)

        畲歌(静闻编辑)33

        此时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尚未正式成立,更未开过什么正式的会议,计划的这12种丛书作者几乎全是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以及钟敬文的几个朋友。计划的发布不等于要照此行事,其意义更在于抛砖引玉,以激起有志民俗学事业的同人的关注和参与。事实上,第一本面世的民俗学小丛书也不在上述12种之内,而是杨成志、钟敬文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该书于1928年3月3日出版。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一直到1928年3月27日才正式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讨论丛书计划。顾颉刚首先在会上提出筹办丛书事,“议决:定名为`语言历史学丛书',设总编辑一人,举顾颉刚先生担任之”,下分五类,每类各设编辑若干人,其中“民俗学由何思敬顾颉刚钟敬文诸先生担任之”34。

        4月,民俗学会丛书第二批出版,它们是《孟姜女研究集》第一册、《苏粤的婚丧》、《台湾情歌集》。其中《台湾情歌集》也是半路杀出来的,钟敬文说:“当我们的民俗学会正在进行出版丛书之际,而谢云声先生编辑的这部`台湾情歌集',恰巧从厦门寄了来。”35

        民俗学会很善于在媒体上做宣传,他们不无自豪地在《中山大学日报》上大造声势:“本校民俗学会,自成立以来,各方面的进行,都很努力,对于出版丛书一事,尤为勇猛突进。”36当时的校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以及《民俗》周刊,都在连续广告“民俗学会新出三种丛书”:

        (一)《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此书,为本校史学系主任顾颉刚先生所著。顾先生为当今史学界泰斗,其对于孟姜女故事的探讨,乃他为研究古史工作的一部分,而成绩之佳,不但在中国得到许多学者的钦佩,便是日本许多民族学家史学家及民俗学家,也很为赞许。此集里面,共收其所作长文两篇:A,孟姜女故事的转变,B,孟姜女故事研究。书前有顾氏自作序言一篇,叙述其研究此故事的经过,书末有钟敬文先生所作校后附写一文,评论顾氏这个工作的价值及他所以能有此好成绩的原因,诚为现代出版界中一部不很易得的产品。书价极廉,每册只售三角。

        (二)《台湾情歌集》:此书为谢云声先生所编辑。共收录有意味的台湾情歌200首,方言俗字, 加解释。卷首有钟敬文先生所作序文一篇,谈论台湾情歌的性质及价值,末端并牵及歌谣传递问题,颇足以为了解此书之钥匙。每书定价三角。

        (三)《苏粤的婚丧》:此书共收入记录苏州及广州婚丧情形文章六,记述者为顾颉刚与刘万章两先生。中国数年来对于民俗学所做的工作,此方面的最为缺乏,这书略可以补此缺憾。每书定价三角。37

        民俗学会的大批丛书,多是在1928年出版的,其中《吴歌乙集》是引发钟敬文被辞退的导火线。从诸多丛书作者的序言或后记的鸣谢词看,早期的丛书大部分是顾颉刚约的稿。

        1929年8月12日,民俗学会核定征求丛书稿件条例,并发出启事:

        本会出版丛书,已有30种,绠短汲深,深惧无以副读者之雅望。兹特为提倡民俗学的著作及译述起见,特定丛书投稿条例如下:

        1、研究民俗学而确有心得的著作,及外国名著的译述,投稿本会,经本会审查认为合格者,予以金钱的报酬,每千字由一元至五元。受酬后版权永归本会。(本学年内稿费以一千元为限,额满后寄到者,划入下年支取,不愿者仍得索回原件。)

        2、搜集材料的著作,经本会审查认为合格者,初版印一千本,即给回本书五十本。再版时,再与原著者磋商报酬。

        3、投寄之稿,望缮写清楚,并请加新式标点。审查不及格后须退还者,亦望自行声明。

        4、投寄之稿,本会酌量删之,但投稿人不愿他人增删者,可于投稿时豫先声明。

        5、投寄译稿,并请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请将原文题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点,详细叙明。

        6、投稿者请寄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收。38

        常有人抱怨丛书的错字太多,事实上,丛书排版之后,一般会寄给作者本人校对一次39,因而书中的错误,作者本人是有责任的。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是委托夏廷棫校对的,书出以后,错误不少,顾颉刚为此非常生气,在日记中用激烈的言辞表达了不满。

        民俗学小丛书面向全社会的征稿活动影响不小,就在丛书刊印停顿之后,还有人不无惋惜地提起这事,“当时本想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后来民俗学会因经费关系无形停顿”,只好交由别处出版40。

        关于丛书的销售情况,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大约总体上不是很理想。张清水曾经批评说:“民俗丛书,已一天天多起来了,内容虽不见怎样好,但总还过得去;不过于印刷,校对,装订,… …太不注意,销路平常,想只为此。”41

        但也有销路好的,顾颉刚在中大的一位学生在顾著出版之后曾说:“吾师顾颉刚先生把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发表后,一般人群相赞扬,争与传观。”42

        吴藻汀在厦门出版的《泉州民间传说二集》“自序”中说:“第一集蒙顾颉刚先生的介绍,容肇祖先生的审查,居然被采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民俗丛书之一,这又使我多么荣幸呀!出版后两三月间,在泉州一隅竟售至千余册,这又使我多么欣慰呀!”43从这段文字看,第一册销量不错,而新民书社作为民间书社,愿意主动承印“二集”,也当是看到了有利可图。

        丛书在北京的销售情况应该也不差,清华大学的罗香林这样描述了他的购书经过:“前天在景山书局经过,在广告牌上看见`新到民间文艺丛话'的招徕条告,一时好奇心动,便闯了去询问价钱。小伙计招呼很好,`先生坐罢!四毫钱九扣。中山大学出版的,拿一本罢!'”44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前后共发行39种,尽管只有少部分著作堪称学术经典,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典著作的标志性作用,拉升了整个丛书的传世价值,使得“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具有了整体性的经典意味。

四、民俗学会遭遇的出版审查制度

        在民俗学会之前,中山大学的出版业务极少,出版部多是承印一些讲义通知之类。 1926年11月,《国立中山大学校报》(周报)创刊,1927年5月9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创刊,两报内容重复,大小事务,来稿即登,连是否同意某位学生请假的小事都可公布于报上。所谓出版部,其功能只是印务而已,从学校领导到具体的报纸编辑,大都没有用稿审查的意识。

        这一宽松的环境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两种刊物及前期丛书的印行带来了不少方便。顾颉刚10月

        16日与罗常培、钟敬文等人同到傅斯年处,开会商量创办四种刊物45。议定之后,无须繁琐的文字方案,

        似乎也未经学校当局审批,语史所同人即着手付诸实践,并且马上向外发布消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自开学来即积极筹备,并议定出版周刊及民间文学二种刊物。周刊内容包括语言历史研究及社会风俗调查等项;民间文学内容包括歌谣童话小说及传说故事等项。第一期稿均已付印,不日内即可出版云。”46

        从1928年5月1日教务主任陈宗南代理校长批复的一份公函可以看出,4月份出版部主任伍叔傥曾经向校长致函要求“设立出版物审查委员会”,该批复同意设立委员会“并以伍主任为主席”,“文理法医农预各科主任与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图书馆各主任为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47。

        1928年5月12日,在出版部主任伍叔傥的主持下,召开了“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48,通过“自本会成立起,各科出版品,及继续出版品,除讲义外,须照本会章程付审查后,方可付印案”。按照这一章程,每一本丛书及每一期刊物都得通过一次校级“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审查方可付印。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各出版物如果严格执行这一章程,在实际操作中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为此,傅斯年特别提出要额外成立一个“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物审查委员会”,作为学校“出版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分会,同时提出以顾颉刚、何思敬、徐信符、商承祚、罗常培、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傅斯年九教授为委员。所幸这一提议“照案通过”。

        接下来,5月16日下午即由傅斯年主持召开了一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出版审查委员会”,九教授对具体审查工作做了粗略分工:“(一)公推傅斯年,余永梁审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稿件负责人。(二)公推顾颉刚,容肇祖审查民俗周刊稿件负责人。(三)公推顾颉刚,何思敬,黄仲琴审查民俗丛书刊印一切事宜。”49

        一方面,这一分工可以看作是对学校出版审查委员会的一种敷衍,既无审查细则,亦无实施方案;另一方面,这一分工也是对学校出版审查委员会决议的一种修正,学校会议上通过的是另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物”审查委员会,而在研究所九教授的这一分工中,夹带对丛书的审查也做了安排。在委员会的名称上,也做了巧妙修正,学校会议提出的“刊物审查委员会”被修正为“出版审查委员会”,权限明显加大。

        会议之后,傅斯年马上将这一修正案上报给校长,5月22日,校长批复下达。《中山大学日报》云:“文科傅主任斯年,拟于语言历史研究所,组织一委员会,专司研究所内出版物审查之责,并拟定九人一事;戴校长亲自主稿函复云,此事可完全照办,且亦甚妥当;惟在全校出版统一上,必须有一统系,以免现时各处出版品绝不相谋之弊;且亦关系全校预算,及整个教育方针,意以出版委员之名,宜定为出版审查委员会;此会之内,宜包含几个专门委员会(原草案定名为分会似不若专门委员会为妥)。”50

        戴季陶在这一批复中还是给予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较大的独立审查权限,尤其是建议不必使用“分会”这样一个名称。

        可就在校长批复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大愉快的事。

        顾颉刚在1928年5月22日日记中写道:“孟真见告,谓昨日校中出版审查委员会开会,将研究所已审查之书重行审查,叔傥不肯以《民俗丛书》付议决,思敬至有`《民俗丛书》将成顾颉刚丛书'之语。予作事太锐,招人之忌,自在意内。”

        这里提到的“民俗丛书”即《民间文艺丛话》(钟敬文)、《孟姜女研究集》第三册(顾颉刚)、《吴歌乙集》(王翼之)、《民俗学问题格》(杨成志)、《广州儿歌甲集》(刘万章)等。

        顾颉刚采取了两条途径来解决问题。

        第一,从行政途径上。他马上给远在浙江的副校长朱家骅写了两封两千余言的长信,把伍叔傥阻止出版的事论了一遍。朱家骅收到信,5月31日分别给顾伍两人回电,表示要继续出版,伍叔傥因此愤而提出辞职(后被挽留)51。冲突表面上以顾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从制度管理上。在上述校长批复的基础上,顾颉刚们的幕后工作我们无从得知,但至少曾在5月28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顾颉刚和容肇祖两人唱了一出漂亮的双簧52。

        首先是顾颉刚提议,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既然是根据本校总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一次议决案而成立的,所有审查责任就应该由本会来完全负责,因此既经本研究所审查通过的出版物,即无庸再送交学校出版审查委员会复审,以省手续而分责任。这一动议明显是针对学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简章》而提出的,因《简章》第二条规定:“关于各科之出版物,由各科主任组织三人以上之审查委员会审查;经审查认可后,报告本会决之;该委员姓名,亦应同时报告本会。”53

        接着,容肇祖提议本委员会应该订立自己的《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细则》,以规定本会的一切进行事宜。摆明是要以《细则》来取代《简章》。

        顾颉刚马上提议“举容肇祖君为本委员会`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细则'起草人”,并获通过。我们从最终获得校长批准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细则》中可以看到,第一条即规定“本会为本所一切出版物审查机关,有审定应否出版,及出版先后次序之全权”54。“全权”两字很关键。

        有了常规制度的尚方宝剑,伍叔傥们就更加奈何不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丛书计划了。顾颉刚处理这些事情确实是大刀阔斧,他惟一没有考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际关系。

        这一疏忽直接导致了钟敬文的被辞退。

五、钟敬文成了出版审查制度的牺牲品

        从事无巨细的顾颉刚日记中,看不出他作为“审查委员”做过些什么具体审查工作。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资金保障和组织管理上,不停地写信鼓动各方有志民俗事业的人士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何思敬、黄仲琴也只是挂名委员,他们对待民俗学的态度更多的是好奇和观望。从民俗周刊到民俗丛书,具体事务性的工作几乎都由钟敬文包干了55,这一点,从后来《吴歌乙集》事件的全部责任都由钟敬文承担一事也可看出。

        1920- 1930年代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个迅猛发展的时期,各种有碍社会“稳定”的社会思潮、思想方式以及各种小资的生活方式借助出版物的流通获得大流行,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高度重视。其结果自然是要寻找一个“公众接受”的突破口以介入出版审查和出版物管制。

        1928年6月21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出现了题为《大学院训令禁止生徒购阅淫猥书报》的通告,内容略云:“迩来内政部,为维持风化起见,有咨请大学院,通饬各校,禁止学生购阅之举,日昨大学院训令到校,略谓,为令遵事,案准内政部咨开,为咨请事,查出版自由,虽为党纲所特许,维持风化,亦为行政之大端,迩来各埠,新出书报杂志,宗旨纯正者固多,而诲淫败俗之出品,亦复充斥市面,据调查所得,上海一隅,此项淫亵小报杂志,已达百种以上,其各种诲淫书册歌曲等小本,更到处皆然,无知青年,私行购阅,堕落日甚,流毒无穷,查刑法内,关于贩制此种文字图画等,均有处罚之规定,亟应依法取缔,函请贵院酌令各校,对于诱惑青年之淫书淫报,猥亵杂志,禁止生徒购阅,以收杜渐防微之效,请烦查核办理等由,查淫猥书报,流毒社会,在青年学子,尤为易受诱惑,诚如内政部所言,亟应通饬各校,一律禁止各学生购阅,以端趋向,而肃学风,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校长,即便遵照,办理。”56

        这则通告显然是一条可被那些不满民俗丛书出版的人利用的信息,因为民俗事项的研究总免不了会涉及到“性”话题,但当时并未引起民俗学会同人的注意,他们自信自己的工作是“为学术为真理”的,因而无暇顾及这些学术之外的信息。

        早在1926年,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刚刚出版的时候,顾就寄了一本给他的同乡王翼之,王受到鼓舞,经一年余而成《吴歌乙集》。 1927年5月,王在上海将书稿交给了顾颉刚57。《乙集》先在《民间文艺》周刊连载,由第一期至第三期,后因打算印行“民俗学会小丛书”,《乙集》有幸列入计划,连载也就中止了。

        后来的《民俗》周刊以及“民俗学会小丛书”是由钟敬文一人责编的。人手严重不足,编辑工作非常艰苦,但这件事也为顾和钟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因大量经费的支出而导致许多人的不满。

        列入6月份出版的《吴歌乙集》,正是曾被5月21日学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拒绝交付决议的丛书之一。由于顾颉刚等人的上述努力,丛书计划虽然受到挫折,但最终得以实现。

        顾颉刚万万没有想到,暂时的胜利招致了更大的损失。 1928年7月4日,学校当局突然通知辞退钟敬文,这一突来横逆,无论对钟敬文个人还是对民俗学运动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顾颉刚在该日日记中写道:“敬文为学校所辞,谓是因《吴歌乙集》有秽亵歌谣之故,为戴季陶大不满意。然此等事由我主持,何不辞我耶?”顾颉刚日记此前一直称戴季陶为“戴校长”、“季陶”,此处直呼其名,可见其当时心情之愤怒。

        钟敬文的愤慨则带着一种命运的悲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样的时代里,正义的拥有者,永远要吃亏的。你要主张真的学术,你要提倡真的人道,那你最好是预先具备了上十字架去的勇气,否则,这可不是好玩的,你必至于要痛悔着当初何苦来!受到此等待遇,老实说,我觉得自己还大大的不配,但我竟因此获了罪,我倒能觉得泰然。并非我是怎样神勇,———我是个脆弱不过的人,这是用不到讳言的———只在眼里心中,很清楚地看出这是必然的道理而已。”58 2001年,时隔70多年后谈起此事,钟先生依然耿耿于怀,斥责戴季陶“假道学”。

        其实顾、钟都忽略了一个现实,当时戴季陶虽为中山大学校长,然而由于他身兼国民党政府数个要职,长期不理校务,实际主持校政的是副校长朱家骅。从中山大学校史资料上看,朱家骅这段时间在校,而戴季陶反而不在学校59,戴季陶之辞退钟敬文,几无可能是他自己发现“问题”,而后作出决定。最可能的情况是,众“道学”教授发现朱家骅明显站在顾的一边,当他们从《吴歌乙集》中找出所谓的“秽亵歌谣”之后,越过朱家骅,直接将“问题”提呈戴季陶。戴是国民党的理论宣传家,掌管“精神文明”建设,况且还有《大学院训令禁止生徒购阅淫猥书报》的通告在先,他不得不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但是,当时顾在学界的名气如日中天,中山大学正处于“千金买骏骨”的阶段,顾的去留举足轻重60,而钟敬文当时只是以文史科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务助理员的身份进入中大的,辞退钟敬文是惟一可走的棋。

        钟敬文被辞,《民俗》周刊面临夭折的危机,这段时间顾颉刚几乎每天都去找朱家骅副校长,仰朱之力,才渡过难关。

        分析这一事件,戴季陶越过语史所负责人顾颉刚,直接由学校当局下文辞退顾颉刚手下一名干将,显然是学校出版审查委员会众教授们精心策划的一次“报复”行为,戴季陶只不过是众教授借用的一把铡刀。

        出版审查制度本身是一面双刃剑。事实上这一制度出台以后,丛书质量确实有了明显改进,但出版数量也因而下降,直接导致影响减弱61。

六、中大民俗学会的出版经费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大批原北大学者之所以去厦大而就中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厦门大学办学经费紧张,研究院濒临关门,许多学有所成的学者被辞退,其余人众也都人心惶惶,而同在南方的中山大学则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特别培植,教学科研经费虽不充裕,但相对兄弟大学,总算是好的。朱家骅在1928年10月27日公宴全校教授讲师的讲话中提到:“至于说到经费,中大每月经费12万元, 除现在中央大学外,总算是第一经费充足的大学。”62正是基于这一经济基础,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兴办才具有了可能。

        傅斯年1926年回国以后,首站即到中大,担任文科主任,很有一番雄心壮志,想把中大的文科研究兴办起来,遂四处招揽人才。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是隶属于文科主任之下的系级研究机构,由傅斯年兼任筹办主任,该所仅开办费预算即达6万元63,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尽管当时的预算多是空头支票。

        这一预算还不包括出版经费,出版经费归口出版部。中山大学出版部隶属于事务管理处,是系级事务机构。

        顾颉刚1927年4月17日抵达广州,几天之后即与傅斯年商议复刊《歌谣》周刊。这一计划是出乎当年预算之外的,顾4月27日从傅斯年家出来之后,即与钟敬文一起去拜会了中大出版部主任伍叔傥64,具体商议此事。

        商议的结果是得到伍叔傥支持,随后即由伍叔傥着手申请经费。 1927年5月9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上出现题为《歌谣周刊行将出现》的消息:“本校事务管理处出版部伍叔傥主任请拨款印歌谣周刊,本校委员会经复函照办,惟须将详细计划预算送核,以便酌定补助办法云。”由此可见,许多后来为难民俗出版物的教授们,初期都曾是民俗学运动的支持者。

        顾颉刚在北大主持《歌谣》周刊时,最大的苦恼就是眼看着大量来之不易的民俗材料堆在书库里面,因为没有资金而不能印行,既然中大有这样的条件,他自然是希望能够大量印行民俗类出版物。顾颉刚因为曾经主持《歌谣》周刊,掌握了一批有志民俗事业的学人名单,并与大部分人保持着通信联系;钟敬文也是个勤于通信的人,学术朋友,多书信往来经年而未曾谋面,此时便纷纷去函索稿。

        民俗学会初创时期的条件很艰苦,几位创业者的工作完全是兼职和义务的,作者也没有分文稿酬。钟敬文说:“我们对于这个学问的致力,是基于一种心理的兼爱,与余力的奋展。”65

        顾颉刚是史学系主任,每星期7个课时66,并且主编着《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还有大量行政事务;钟敬文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务助理员,兼任附中教员,也是杂务缠身。更令人心酸的是,钟敬文编完了12期的《民间文艺》,却连自己的住处都还未能完全解决67。 1928年3月,顾颉刚曾专此函请学校解决教职员宿舍并拨款创办“民俗学会”,学校的答复是:“略谓开办费二百元,应予照拨;惟教职员旧宿舍,前经拨给图书馆,作扩充阅览室之用… …该会如需房舍办公,可先拨附小旧居,中华路之空房房间,以资应用;至周刊编辑,请添委书记一节,现在裁员减政时期,亦未便照拟,一俟校款稍裕,再行酌办云。”68

        尽管客观条件艰苦,却没有影响民俗学会的创办者们高昂的学术热情。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打响,全城大乱,许多不法之徒趁火打劫,对中大的冲击不小70,有钱有势的人大都逃离了广州,这在顾氏日记以及中大日报等材料中都有提及,但并没有冲击到中大语史所的工作进程。何思敬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风俗研究专号”卷头语中说到:“劫后的广州,出版界除了几种新闻纸及宣传品以外,一切出版物都好像在停顿的状态;在这种时候风俗研究专号之出世总不禁我们有许多感慨。… …然而我们感谢几位教授克苦维持其平日的态度从事于向来的研究,劫后仍将其所得编成册子出以问世。”71

        无论当时的条件是如何的艰苦,中大的民俗学队伍却难得地处在团结和兴旺的气氛之中。本校文科教师们纷纷给钟敬文、余永梁写稿,人力、稿件、出版经费,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可惜的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中山大学办学经费名义上达每月12万元,事实并没有完全兑现,中大1928年3月《呈请大学院补助本校月费大洋壹万五千元》中提到:“两年以来,各种设施,需费甚巨,从前纸币,库券,公债流通,月领经费,稍加樽节,尚克支持;惟自中央纸币价格低折,校费所搭发之五成金库券及公债券,其价值几等于零;前存中央银行现款,及库券公债共三十余万,因该行停止支付,不能提取,即能提出,亦不通用,而一月份经费十二万元,又概属纸币及库债等券,虽有款领,亦等于无。”72

        中山大学1924年新创,到1928年初,建校不到四年,百业待兴,各种硬件设施的建设自然是放在首位的,币价低折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出版业务。伍叔傥屡屡在校报上刊发启事,有时是要求教师们核准讲义的份数,为免浪费;有时是要求教师们赶紧把要印的东西拿去印,以免印务工人白拿了工资。《民俗》周刊以及民俗丛书的印行,还算不上学校的当务之急。

        顾颉刚是个只顾及做事,不大顾及别人说长道短的人,马不停蹄地大量印行周刊和丛书,这种做事的风格很快受到一些同事的非议。顾颉刚虽有察觉,却不加理会73。大家碍于顾颉刚与傅斯年联合的力量,一时也不便正面阻拦。

傅斯年却是个很注重自己威望和形象的人,他在听到许多人的议论,看过民俗学会的一些出版物之后,对这些书籍的质量和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并出面干涉。顾傅两人志趣不同,终于导致了1928年4月29日的一场大吵74。有意思的是,顾傅争吵之后没多少天,5月10日就由伍叔傥召开成立了一个“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并由图书馆主任杨振声提出并通过了“各科出版品账单,须由科主任及出版部主任签字后,会计部主任方可付款案”75。当时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隶属于文科主任,即傅斯年。

        民俗学会确实也顾及到了学校的困难,尽可能地将出版的成本降至最低,甚至将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义务性进行了制度化。由容肇祖起草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版权及版税暂行细则》云:

        (一)本所所印书籍,暂不予著作者以报酬(无论本院同人与否)。除定期刊物外,俟第一次印书售罄时,由本会酌量给予酬金。

        (二)本所所印书籍,为便利学人的研究,未受酬之著作,其版权仍归著作者。再版时必需再得该著作者之允可,方为有效。

        (三)版税或稿费之著作,于必要时,由出版审查委员会酌定。但既得版税稿费之著作,版权即归本所。76

        尽管此一制度留有“酌量给予酬金”的余地,但“本院同人”中无论是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还是其他人,都从未从中领过分文稿酬或劳务酬金。

        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成立之前,《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印刷款之领取、支付等事务都是由钟敬文负责的,其程序是:填写出版物取款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代主任顾颉刚签字->出版部主任伍叔傥签字->会计部主任处取款->向印刷厂付款77。

        会议之后,该程序中明显加入了文科主任签字一项,过程更加复杂,审核更加严格。

        “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开会之后,5月1日马上由傅斯年主持召开了一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杨成志担任记录,通过的议案中,第八条为“推举杨成志主理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两出版物签名盖章向会计部领款事宜。”78

        杨成志取代钟敬文处理款项事务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减轻钟敬文的工作压力,使之能有更多时间从事编辑事务;一是傅斯年已经开始不信任钟敬文,欲另找人取而代之。

        不久,钟敬文就被校长戴季陶辞退,杨成志也去了云南。人手不足,经费也受到刁难,民俗学会面临巨大危机,顾颉刚在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去找副校长朱家骅,要求辞去中大各职。朱家骅百般挽留,大约曾经许以继续出版的经费79。

        于是,顾颉刚于1928年10月29日毫不客气地一天之内“写叔傥两信,为印刷费事”80,此时的伍叔傥大概已经获悉朱家骅的态度,反应很快,马上在10月31日的一个教务会议上,非常主动地向学校“函请增加部费四百元,专供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及杂志印刷费”,而此类议案一般不在“教务会议”上提出来,所以议决没有结果,“转请校长核办”81。从后来的出版实际来看,当时的印刷费应该是得到了保障。

       《民俗》周刊自钟敬文离开之后,几乎全由容肇祖一力支撑。顾颉刚1929年2月底请假回北平之后,民俗学会的经费来源就开始捉襟见肘了。容肇祖在1929年6月送请校长审核的《发展民俗学会计划书并经费预算》中大倒苦水:“投稿之士,全本热心,绝没有金钱之报酬,以投其他杂志,则润笔可资,至丛书巨著,本会除送回三五十本外,绝无其他版税或报酬… …至外国出版关于民俗及中国民俗之书籍,求之图书馆中,已属寥寥,研究所又无专款购买… …购风俗物品虽曾领过数百元,但无一定经费,搜求物品,有限于时地,而应付无从… …小小调席,亦需费用,近之如蛋户,如庙诞,如神会,由三数十元,以至百元之费用,有调查则有专号,无调查则无文章。”82按容肇祖的预算,每年约需经费9200元。

        7月15日,朱家骅校长函准“计划书”备案,批准经费每年2200元,具体为“风俗物品500元,调查费500元,丛书稿费1000元,购书籍费200元”83。这是民俗学会有史以来被批复的最大一笔经费。

        7月份批了,并不意味着马上就有钱用。“事实民俗学会亦只用过支付稿费等项约2000余元”84。容肇祖1930年1月离开中大,经费没人使用,学校就把项目撤了。

        容肇祖之后,何思敬主持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民俗》周刊在他的任期内中止了发行。

        容肇祖在他著名的《我最近于“民俗学”要说的话》中有一段话:“何思敬先生就民俗学组主任通函有云,`当顾颉刚先生在本大学时,大学当局之扶助民俗学发展,实不遗余力,民俗学之隆盛,实赖此焉。'实为不知民俗学会之情形者。顾颉刚先生在校时,民俗学会除为购买风俗物品得过200元之经费外,丛书,周刊之印刷,均由出版部支付,此外则未有其他补助。”85(按:这段话与事实略有出入,1928年2月,为扩充风俗物品陈列室,校长曾特批风俗物品购置费400元86。 1929年6月,顾颉刚从北京来函,拟购《妙峰山琐记》稿本并印刷费,校长核准照汇大洋400元87)容肇祖这些话实有所指,他不满意何思敬接任后,《民俗》周刊只支撑了十几期就停刊了。

        何在停刊时有一声明:“迩来本大学其他各科研究所,亦力事充实,以致不能顾及民俗学之发达,特将该会改为民俗学组,其经费又将划入语言历史研究所项下,此后事业,恐不能无甚影响,故拟略事收缩,以免放漫。但同人等,亦不辞艰困,尽力设法,以副各同好之雅望。”88

        容肇祖的意思则是,民俗学会本来就没有经费,当然也就不存在“经费又将划入语言历史研究项下”的问题。事实上,1930年以前,周刊的印刷费用是由出版部支付的,但在容肇祖第一次离开中大之后,出版经费却又划入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预算中89,这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第一次所务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民俗学组何思敬先生之计划”云:“民俗学组此后之方针或须稍有更变,将印刷费一部分拨作购买参考书籍之用。”90可见印刷费确实已经打入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预算,并由该所支配。何思敬虽然未能为当时的中大民俗学事业做太多的工作,但他的话倒是不假。

七、《民俗》季刊:从民俗学向人类学的转向

        1935年冬,杨成志从法国学成回国,担任中山大学研究院秘书,利用其与研究院院长邹鲁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于1936年9月主持恢复已经停刊三年的《民俗》周刊,将其改为季刊,加大了开本。

        1936年6月18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刊登一则“文科研究所《民俗》复刊号将出版”的消息:“中国民俗学运动,由本校民俗学会开其端。该会自民十六年成立以来,曾发刊《民间文艺》 12期,《民俗》周刊至123期及民俗丛书数十种。影响所及,如汕头、揭阳、厦门、福州、杭州、鄞县、平湖、北平诸地,均有民俗刊物之出版,诚树立吾国一种新学术研究之好现象。”

        但是,当杨成志重举民俗学大旗的时候,当年民俗学会的热心分子早已流散无踪,即使是早年的中坚人物,此时也已学心不再。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容肇祖在收到《民俗》季刊复刊号之后,也以这样的话语来回复杨成志的稿约:“奉手教索稿,无任惭愧。弟久已此调不弹,手生荆棘。近来著作,都偏向于中国思想史的一方面。”91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杨成志只能重新培养一批新的民俗学生力军。他试图借助西方现成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以重振中大民俗学事业,这就造就了以王兴瑞、江应梁为代表的新一辈以人类学为专业的民俗学者成长。

        《民俗》季刊刚刚复刊了三期,抗日战争随即爆发,中山大学举校迁往山区。 1941年春,在韶关坪石,杨成志把已经挟笔从戎,做了上校视察专员的钟敬文劝回了中山大学92,协助编辑《民俗》季刊。

        由于战乱,通讯交通都极为不便,组稿艰难,虽然钟敬文自己的研究倾向一直没有偏离民间文学,但从整个《民俗》季刊的发稿趋势看,人类学的篇章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杨成志的学生容观琼站在人类学的角度,如此总结这一段历史:“如果说,开创时期人类学研究更多地结合民俗学活动进行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则处于人类学,主要是民族学奠基发展、培养专业人才的时期。”93杨成志以《民俗》季刊为阵地,培养了大批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生。

        由于《民俗》季刊的人类学转向,1941年,中山大学研究院院长崔载阳在给校长张云的一份报告中要求取消“民俗组”,改设“人类学组”,人类学组下面再设“民族学研究室”。 1942年,文科研究所再次改组,但已“民俗学”不再,同样的人马同样的工作完全由“人类学组”负责。除了《民俗》季刊作为杂志名称还在沿用“民俗”这一曾经辉煌的老字号外,一切校方文件都只剩下“人类学”。

        尽管坪石及其附近城镇所用的纸张、铅字都大不如前,但物价却在战争中不断上扬。《民俗》季刊原计划每年4期,每期印数500份,按1943年2月下旬的物价估算,其1943年的经费预算如下:“每期印刷之页数:40页;每页印刷之约数: 84元;每期全书印费之约数: 3360元;该书刊全年印费: 13440元。”94当时正处在抗战时期,市面物价飞涨,几乎每天的纸价都不一样,这些数据也就没有太多的可资比较的意义。

        季刊不能按时出版,或刊或停,到1943年12月止,7年共出8期。

        《民俗》季刊1943年停刊的时候,杨成志在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建设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被选派到美国作人类学、民族学专题考察与学术访问。 1945年,杨成志重返中山大学,随即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办人类学系,很快获得成功,并担任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第一届系主任。该系为我国南方各高等院校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科研骨干,而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随着《民俗》季刊的停办,遂不宣而终。

注释:

1 钟敬文:《 60年的回顾》,《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2 顾颉刚日记,1927年10月16日。

3 据钟敬文先生回忆,《民间文艺》和《民俗》周刊每期印数都不到1000份,他又说《民俗》季刊印数更少(2001年8月15日,于北京友谊医院)。而据一份《民俗》季刊的报价单(存广东省档案馆,详后),季刊印数为500份,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民间文艺》及《民俗》周刊的印数当在500- 1000之间。

4 顾颉刚日记,1927年12月1日。

5 钟敬文:《 60年的回顾》,《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第484页。

6 顾颉刚:《“民俗”发刊词》,《民俗》周刊01期,1928年3月21日。

7 钟敬文:《重印〈民俗〉周刊序》,《民俗》周刊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

8 钟敬文手书“民俗”二字一直沿用到1928年10月17日第29、30期合刊,10月24日第31期以后,文字由竖排改横排,刊名“民俗”改为“汉三公山碑钩出”美术字。

9 钟敬文:《环境与神仙传说·按语》,《民俗》周刊01期,1928年3月21日。

10 顾颉刚日记,1928年7月4日。

11 段宝林教授在《民俗学的命运》(《民俗研究》 1999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大革命时期,北大进步教授南下广东,在中山大学也开展了民俗学研究,曾热火了一阵,却因校长朱家骅的压制而遭受厄运。此人是官僚,对民俗学一窍不通,必然如此。”不知此言何据,不排除是作者臆测之言。

12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10月8日第4版《本校“民俗周刊”近讯》:“现自27期起,改由容肇祖教授担任编辑,闻27、28合期,已行付印… …又该刊拟出一`中秋专号',稍迟即行付印,欢迎校内外人投稿云。”容肇祖自己则在1933年6月16日补印的《民俗》周刊100期之《百期纪念号的卷头语》中说:“我在本刊担任编辑,始自25、26期。”参照《近讯》,又据顾颉刚日记,1928年8月23日:“到校,发《周刊》及《民俗》稿各两期。”根据以上综合信息,我们认为25、26合期当为顾颉刚所编。

13 张清水致容肇祖信,《民俗》周刊35期,1928年11月21日。

14 《本刊启事》,《民俗》周刊27、28期合刊,1928年10月3日。

15 《本刊启事》,《民俗》周刊27、28期合刊,1928年10月3日。

16 参见招勉之致刘万章信,《民俗》周刊44期,1929年1月23日。

17 刘万章:《读民间故事研究》,《民俗》周刊51期,1929年3月13日。

18 参见叶镜铭致夏廷棫信,《民俗》周刊103期,1930年3月12日。

19刘万章:《本刊今后的话》,《民俗》周刊101期,1930年2月26日。

20朱希祖(1879- 1944),字逷先,又作迪先等。 1932年至1934年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

21中山大学教务处编印:《国立中山大学二十一年度职教员录》,1932年12月。

22朱希祖:《恢复民俗周刊的发刊词》,《民俗》周刊111期,1933年3月21日。

23《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预算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即《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62- 64期合刊),1929年1月16日,第11- 12页。

24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1930年1月,第106页。

25这种情形很容易理解,因为当时有恒久兴趣于民俗学的同人大多是《民俗》周刊的作者,而作者都能获赠,获赠就没必要订阅。

26参见张清水致容肇祖信,《民俗》周刊52期,1929年3月20日。

27张清水:《韶州的神庙》,《民俗》周刊61、62期合刊,1929年5月29日。

28罗香林:《关于〈民俗〉的平常话》,《民俗》周刊81期,1929年10月9日。

29周作人致钟敬文信,《民俗》周刊13、14期合刊,1928年6月27日。

30 Sofio致清水信,《民俗》周刊85期,1929年11月6日。

31 顾颉刚:《序》,谢云声:《闽歌甲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1928年7月。

32 《民俗学会刊行丛书》,《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02期,1927年11月8日。

33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58页。

34 钟敬文:《钟序》,谢云声:《台湾情歌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1928年4月。

35 《民俗学会新出三种丛书》,《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4月27日第3版。

36 《民俗学会新出三种丛书》;又见同时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等。

37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5页。

38 参见张清水致容肇祖信,《民俗》周刊74期,1929年8月21日。

39 曹松叶:《自序》,《金华各属谜语》,金华:金华新民书局。该书残缺,出版年月不详。

40 参见张清水致容肇祖信,《民俗》周刊74期,1929年8月21日。

41 黄昌祚:《民俗学杂谈》,《民俗》周刊114期,1933年4月11日。

42吴藻汀:《序》,《泉州民间传说二集》,厦门:厦门新民书社,1931年6月。

43 罗香林:《读钟著民间文艺丛话》,《民俗》周刊29、30期合刊,1928年10月17日。

44 顾颉刚日记,1927年10月16日。

45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7年10月25日第4版。

46 《中山大学1927- 1942各委员会一览表与出版、审计庶务等委员会章程、会议录、人选》,存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20,目录号3,案卷号67。

47 《本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录》,《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5月12日第1- 2版。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沈鹏飞(事务管理处主任)、傅斯年(文科主任)、何思敬(法科主任)、邝嵩龄(预科主任)、杨振声(图书馆主任)、伍叔傥(出版部主任)、古底克(医科主任)等,顾颉刚先生未到会。

48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5月18日第2版。

49 《戴校长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组织出版审查委员会事致文科主任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5月21日第3版。

50 顾颉刚日记,1928年5月31日。另钟敬文先生回忆(2001年8月13日,于北京友谊医院),朱家骅和伍叔傥有连襟关系。

51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录》,《国立中山大日报》 1928年5月30日第2版。

52 《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简章》,见《中山大学1927- 1942各委员会一览表与出版、审计庶务等委员会章程、会议录、人选》,存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20,目录号3,案卷号67。

53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细则》,《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4页。

54钟先生在《民俗学说苑·自序》中提到:“《民俗》周刊从第1期到第24期都由我个人负责编辑(名义上的主编是顾颉刚先生)。在这两个刊物的编辑上,约稿、写稿、审稿、集稿等事务不用说了,连送稿到印刷厂,去会计处取钱付印刷费等事务也都由我负责去做。此外,如民俗学丛书,那最初10多种的付印,也都是我经手的。”(此序收入《雪泥鸿爪———钟敬文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55 《大学院训令禁止生徒购阅淫猥书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6月21日第2版。

56 转引自杨哲:《风雨世纪行———钟敬文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57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戴季陶6月28日曾参加学生毕业典礼,此后直到7月31日始有其消息,该日报纸第2版《戴校长自北平来电》云:“戴校长,因公请假北上,瞬将一月,昨自北平来电… … ”

58 《戴校长自北平来电》中提到:“孟真,颉刚,敬甫诸兄,十万不可离校,现在救国救教育之道,只在大家团结一气,将中大办好… … ”

59 关于出版物“质”和“量”的辩证关系,傅斯年与顾颉刚还有过一次不欢的争执,傅斯年以为大学出版物必以质上为先,而顾颉刚以为民俗学正处于发轫阶段,必先以量的积累为前提。这是另话。

60 《本校校长公宴全校教授讲师纪事》,《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10月30日第2版。

61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7年5月13日第4版有傅斯年的一则声明:“`顾颉刚教授为赴京购书专员,已领到现款六万元'此事不确。先是图书馆有搜求大宗中国旧书以备研究材料之议,而文史科将设置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亦有以六万元作开办费之议。惟顾教授现未领到分文,后来分月汇上海北京… … ”

62 顾颉刚日记,1927年4月27日:“敬文来,同游东山培正,培道数校。访叔傥,谈歌谣会事。出,敬文别去。”

63 钟敬文:《编后》,《民俗》周刊06期,1928年4月25日。

64 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7年9月24日第2版《文科教员认课表》,顾颉刚每星期授课《中国上古史》 4时,《书经研究》 2时,《目录指南》 1时。

65 杨哲:《风雨世纪行———钟敬文传》第92页也提及此事:“敬文当时在学校附近和老乡一起共租了一间房子。”

66 《拨款划地创办民俗学会》,《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3月21日第3版。

67 当时许多人因为战火而避离中大,刘万章在他的《广州的旧丧俗》文末写道:“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弹雨火林最烈时,完稿于灵峰寺。”

68 何思敬:《风俗专号卷头语》,《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12期合刊,1928年1月16日。

69 《呈请大学院补助本校月费大洋壹万五千元》,《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3月11日第1版

70 顾颉刚日记,1928年5月22日:“予作事太锐,招人之忌,自在意内,且`忧人发迹自怕穷',亦一极普通之心理也。人之好善,谁如我乎!”

71 顾颉刚日记,1928年4月29日。

72 详见《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5月12日第1、2版。

73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细则》,《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4页。

74 该程序已求证于钟敬文先生(2001年8月17日,于北京友谊医院)。

75 详见《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5月19日第2版;又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26页。

76 顾颉刚1973年7月在日记“ 1928年5月31日”处进行了补记:“又助予编辑《民俗》周刊之钟敬文,为戴季陶所开除,亦仗朱之力,得继续出版。”

77 顾颉刚日记,1928年10月29日。

78 详见《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28年11月2日第1版。

79,80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86、87、88,92、93页。

81,82 容肇祖:《我最近对于“民俗学”要说的话》,《民俗》周刊111期,1933年3月21日。

83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68页:“校长特给风俗物品购置费四百元,风俗物品陈列室大加扩充。”另顾颉刚1928年11月15日日记“写校长长信(民俗学会经费)”应即此事,此400元应算是朱家骅对顾颉刚的一种安抚。

84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2页。

85 何思敬:《民俗学组通函一则》,《民俗》周刊110期,1930年4月30日。何思敬的话恐怕也是实情,1930年4月12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商承祚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第一次所务会议”中说:“经费方面,十八年度超过预算之款,已由校长两次核准,作为特别报销。十九年二月份已余剩二百余元,以后望仍不透支,第二次特别报销,因学校经费困难,尚未能支付。”(见《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30年4月17日第2版),因当时商承祚主持考古组,需费甚巨,倘若何思敬不做大的努力为民俗学组争取,恐无经费可用。

86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30年5月10日第2版之《校闻》发表中山大学评议会“请中央照新预算拨给本校经费”文,略云:“南京考试院戴校长转呈中央政治会议钧鉴:敝校自奉命改组,即锐意革新,重定规章,增置设备… …文理医农诸科研究所,已成立者凡十一处;内而广东全省,外而广西之瑶山,云南之猡猡区域西至片马川边,无不有敝校学术调查队之足迹,凡其地理地质,民俗物产,已撰专书,可资考证者,近数百万言… …窃思此种粗具规模,与甫经开始之工作,若依十八年度之实支经费毫洋一百六十二万元之数,实不足维持,更无论于发展… …兼之中央纸币低折,与搭发军需库券等,种种影响,益拮据万状。”才过两天,同报第2版称接到“教育部函”,已核定十九年度经费,共一百五十万元,比上一年不增反减。这一来,出版经费的实支就要比预算大大减少,调整资金出口也在情理之中。

87 详见《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30年4月17日第2版。

88 容肇祖致杨成志信,《民俗》季刊第1卷第2期,1937年1月30日,第261页。

89 目前未能找到钟先生入校原始记录,但据《坪石区第一日入学考试情形纪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41年8月9日第2版),1941年8月8、10日“监试委员”中均有钟敬文之名,可见至迟在1941年上半年,钟敬文已经回到中山大学。“ 1941年春季”的说法据杨哲《风雨世纪行———钟敬文传》。

90 容观琼:《建国前我校人类学研究述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人类学论文选集》第3集,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4年。

91 见中山大学:《教务处出版组三十二年各书刊印刷费预算表》,存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20,目录号4,案卷号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