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要]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关键词] 傅斯年 朱希祖 朱谦之 学术关系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 (2006)01-0012-08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在中国20世纪的史学史上都是有贡献、有地位的。他们三人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关系,又有同事关系,在学术上也有过相互磋商和评论。了解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无论对认识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还是对研究这三位学者,都是有意义的。

 

一、三人的师生及同事关系

        朱希祖是傅斯年、朱谦之的老师辈的史家。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1905年至1909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史地科学习。其间,他与钱玄同、钱家治、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朱蓬仙、龚未生等共8人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音韵、史学诸学,属于章太炎的最早的一批学生。章太炎《自定年谱》,其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即钱玄同——引者注),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朱希祖1913年到北京大学,先做预科教授,以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是所谓“卯字号的名人”,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一起,被人戏称北大文科教授中的“五个兔子”[1]。他从1920年夏北京大学史学系成立之初期即担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因不满于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改就清华大学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到1931年。1931年初辞职,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32年10月,受广州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到中山大学。开始中山大学允史学系系主任之职,因学校开课已久,朱希祖到校较晚,史学系主任已另聘朱谦之担任,朱希祖遂专任教授,不久任文史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1934年3月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到南京中央大学,任史学系主任。其间,他接受了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书。1940年初,负责筹备国史馆,先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后改为总干事,并于这年3月,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之职,专事国史馆及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的工作,同时致力于个人著述[2]。

        傅斯年1913年到北京大学读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1919年毕业。朱谦之1917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后转入哲学系本科学习,1924年毕业。因此,傅斯年是从朱希祖受过业的学生,傅斯年在提到朱希祖时一直称呼“朱先生”,在与朱希祖关于明成祖生母的辩难文章中还说:“亚里士多德有云:‘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吾爱真理甚于吾师’”[3]。朱谦之是否从朱希祖受过业,未可知,因为朱希祖虽不是哲学系教授,但当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傅斯年和朱谦之都是北京大学有名的学生,前者国文功底好,一度被视为“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的衣钵”(罗家伦语)的人,傅氏本人也确实在文字、音韵下过苦功,对章太炎等人的学问极为崇信。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他的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不仅放弃了原来的治学路数,而且对“国粹”派进行大胆的批评。在学术思想上,他对西方的近代治学方法论更加赞赏,把实物考古、地下发掘等看作比单纯依靠文献考证更加先进的治学方法,所以,他倾服胡适,褒扬王国维,对章太炎则有不少微词。他创办的《新潮》,更使他名声远扬。1919年的“五四”大游行,他担任了总指挥。

        朱谦之在北大时的知名度也不亚于傅斯年,他因创办《奋斗旬刊》,宣传无政府主义,颇受瞩目;又以发起废除考试,坚持不参加“称鸡鸭式”考试,“绝对不要卒业文凭”而名声大噪。以后又因起草《中国无政府革命计划书》、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绝食,引起全国学人的声援。

        上述他们三人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表明,在五四时期,他们在北大就彼此知晓对方,相互有一定的了解。

        要论来广州中山大学工作,要算傅斯年的资格最老。傅氏1926年底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任中山大学的文科学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他虽然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4],但影响却是不小的。一是他开设的课程多,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二是他延聘了一些知名学者来中山大学任教,对提高中山大学史学系的师资水平,扩大中山大学在全国的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三是他创建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四是在他的支持下,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民俗》等当时在国内学界有影响的刊物。特别是他的学术主张和创建的研究机构,与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有紧密的联系。因此,随着他学术地位之日隆,历史语言研究所名声之增大,他的治学主张并没有因他之离开而在中山大学消失,仍然在其后产生一定的作用。

        朱谦之和朱希祖是1932年秋先后到中山大学的。在此之前,又由于顾领刚等人的离开,中山大学史学系的师资有了明显的削弱。学校聘请朱希祖、朱谦之,就是为了重振中大史学。

        朱谦之任史学系主任,成了傅斯年等人的继任者。朱谦之的史学理论与傅斯年有很大的不同[5],他在学生中成立史学研究会,开展了所谓“现代史学运动”,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他在《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一文中,批评了傅氏的“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他对傅斯年的学术地位是肯定的。他做了长达10年的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其间,他重视延聘国内著名史学专家担任名誉导师,傅斯年也是其中之一。

        而朱希祖主持的“文史学研究所”,也是傅氏创办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的,这个所的专业刊物是《文史学研究所月刊》。朱希祖在史学系开设元史、明史、史通研究、方志学等课程,在文史学研究所招收了研究生。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回忆说:“他的说话尽管带着颇重的浙江土音,并没有减低同学们听讲的兴趣。上‘史通研究’课时,他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6]。当时朱谦之在史学系开设“西洋史学史”,也很受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朱谦之在讲中国史学史说明中国史学的特点时,引用朱希祖的观点进行论证;朱希祖则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作了序。朱希祖1934年初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到南京中央大学就职,为此朱谦之多次致电,恳请他仍回中山大学史学系任教。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以后,朱谦之建议学校聘他为中山大学的名誉导师[7]。朱希祖离开中山大学后,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改为文科研究所,朱谦之一度担任文科研究所主任[8]。

        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北平后,傅斯年很注意吸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学者到史语所担任专职研究员或特约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当时朱希祖尚在北京大学,朱希祖及其从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的次女朱倓都被吸收到史语所来[9]。1931年,朱希祖辞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职务后,改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朱氏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是被迫的,当时学生中出现了反对系主任的风潮[10]。风潮的掀起,盖与北京大学派系斗争有关,据说英美派和法日派斗争激烈,顾颉刚在其《自传》中对此有记述。学生反对教员,往往有教师在后面指挥。20年代末,法日派的地位由盛转衰,英美派取得绝对优势,占据史学系主任位置并是学校评议员的朱希祖,自然是英美派的众矢之的[11]。傅斯年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即与胡适关系密切,以后又到欧洲留学,属于英美派的。他与胡适、蒋梦麟个人友谊亦很深厚,所以,虽然这期间他在北京大学只是兼职教授,但所起的作用却很大。朱氏被迫离开北大,对英美派一定有不少怨气,这一事件恐怕也给朱、傅关系多多少少蒙上一层阴影。1934年10月,朱希祖在南京遇到北京大学旧同事林损(字公渎),不胜感慨,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长校,余等在教员体息室戏谈,谓余与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渎、刘半农为小兔,盖余与独秀皆大胡等十二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左倾下狱,半农新逝,叔雅出至清华大学,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渎又新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渎遇,不无感慨系之”[12]。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期(1934年至1936年),朱希祖被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同时被聘的也有傅斯年。在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朱希祖一直被聘为特约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这说明,两人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傅斯年撰写的《明成祖生母记疑》,序论中提到曾就一抄本书的史料价值向朱希祖请教的事。然而就是这篇文章,引来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争论。

 

二、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批评

        在傅斯年的文字中,没有见到他与朱谦之的交往。作为傅斯年在中山大学的继任者,朱谦之在论述历史学的意义以及论述当代的中国史学时,都讲到了傅斯年。朱谦之重视历史哲学,他说:“历史是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13]。“历史家应该把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阐明出来,这就是历史家供给人们以一种改造现状的原理了”[14]。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家,是真理的火把,是生命的指导师,是往古的传达人。历史家如果能够把过去的僵迹,完全无缺的记载下来,还不算尽了史家的职务,须知史家之所以为史家,在他能够将过去同现在、未来联络起来[15]。朱谦之对历史学的定义,既受到了梁启超、李大钊关于历史的定义的影响,又接受了德国生机主义历史哲学的观点。他赞同朱希祖将历史学分为“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两派的说法,云:“原来在史学上本有‘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之两大派别的。本系教授朱希祖先生在《中国史学之派别》一文中说:‘记述主义所凭藉,于史料精确别择之外,有言语学、古文书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谱系学、考古学等为之补助,而又有政治学术之常识,即足以胜任。推理主义,则于记述主义所凭藉,固须全具,又必有哲学社会学等为之基础,于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之透彻了悟,乃能成立而发展。吾国既无有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之社会学,故推理主义不能发达,而记述主义则累世扩张,颇有进步之可言。’”[16]这就是说,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看法,接受了朱希祖的观点,同时又用朱希祖的观点来说明自己的认识。可见,他关于史学的观点与傅斯年提出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很大的差别。

        他对傅斯年关于历史学的观点这样评述道:

                傅斯年氏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一篇讲演(《史学》第一期)中说:“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傅先生曾有一个妙论说:“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摔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当然不承认有所谓历史哲学。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历史决不是什么破罐子,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即在于根据历史的一切事实,来发现一切统辖人类发展之定律的。所以历史正和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自然的目光去解释他,而历史的一切事实,亦可以用历史的目光去解释他[17]。

同傅斯年一样,他也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所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历史学的范畴只在史料学这个层面上,朱谦之的历史学范畴则既包括史料学,也包括历史哲学、历史文学。“我们的时代,历史已经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为历史科学。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历史文学,也为科学的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哲学,也为科学的历史哲学,三者互相帮助,因而建设了真正的历史科学的新时代”[18]。他批评了法国郎格罗瓦和塞诺博司在《历史研究法入门》中对历史哲学的攻击,说傅斯年的观点是这一荒谬思想在中国发生影响的结果[19]。

        朱谦之对中国史学史有贯通的研究,他的《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20]是一篇很有影响的大文章,他说中国的历史学,有“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三个阶段”。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属于“发展式历史的第三期”。在这一期中又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后有罗振玉、王国维等的甲骨文研究,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辨“写的古史”之真伪问题。傅斯年、李济等的“科学发展的方法”。也就是说,他把这一阶段又划为三个小段,傅斯年是这个阶段第三小段的代表人物;第二阶段是指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第三阶段是他所倡导的“现代史学运动”。  

        他认为,在上述的第一阶段中,傅斯年、李济之等人的考古发掘比梁启超、胡适等对文献的考辨又进了一步:“此派如李济之、董作宾等之安阳发掘报告,考定殷商古器物而最先要解决小屯地层一问题,以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张本;以充分考古学的知识,来从事实际发掘的工作,可说是比辨伪派的历史方法完满多了”[21]。“我们不要忘却发展史第一时期之第三小阶段。即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傅斯年、李济之一派。这派和第一时期之第二阶段,显然不同,即在胡适之、梁启超等,他们所审定及整理的史料,还不过文字史料,即所谓‘写的历史’;因而他们的历史方法,也就不外乎校勘、考订、分类、训诂、批判,决定特殊事实,这些文献考订学的方法就完了。但是史料的范围是不应该这样狭窄的,史料不止是文字记录的史料,而且更重要的还在文字记录以外,这就是从地下发掘所得的人体、实物与遗物了”[22]。“他们以为‘研究古史,完全怀疑,固然是不对的;完全相信,亦是不对的。我们只要怀疑的有理,尽可以怀疑;相信的有理有据,也尽可以相信的。要是这样就不能不借重考古学了’。”[23]对傅斯年对疑古派的批评表示了赞同。

        另一方面,朱谦之也指出了傅斯年等人的不足,那就是“偏于史料方面,而将理论完全忽略了,走到极端。”“所以极力反对历史哲学,却不知即在这个地方,却给马克思派乘虚而入,以大大发展的余地。马克思派也是很看重‘考古学的方法’的。所以《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遗骨构造底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底种属;劳动工具之遗物底理解,对于判断古代社会底经济形态,也有同样的重要。’以马克思派自命的郭沫若,即在这个地方接受了考古学的方法,站在龟甲兽骨的遗骸上,来建设他的新兴科学的‘历史哲学’”[24]。这就又指出了考古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联系,虽然朱氏也对后者有一些成见。

        朱谦之对考古考证派和唯物史观派均有批评,指出它们的优缺点,认为自己从事的现代史学运动,是在考证考古派与历史哲学派之尖锐对立中,而完成新兴史学运动的使命,如以历史考证考古派的方法为“正”,则史观派的方法为“反”,而他所开展的现代史学运动就是“合”了。也就是说,他的史学是在批判继承前两派史学的基础上的新型史学,吸收了它们的优点,摈弃了它们的缺点。为此,他列了一个表[25],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考证考古派  (二)唯物史观派 (三)现代史学
史之基础 事实 理论 事实与理论
史之认识 以历史补助科学为史学 以历史哲学或经济学为史学 历史科学为文化科学之一
研究法 过小 过大 大小兼容
着重点 古代史 现代诗 历史之生命性
优点 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历史进化的方法 均有
缺点 无中生有,侥幸成名 公式主义 均无
论理的次序

        朱谦之的史学评论,极其敏锐,许多认识也不乏深刻。但他多用史学派别来反映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这样虽然能给人一种脉络清晰的感觉,却亦不免笼统甚至有主观臆断之嫌。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冠以“唯物史观派”,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只讲理论,不重史料,这样的认识,也不够符合实际。然就对傅斯年的学术批评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朱谦之无疑是站得最高,评价最为全面的。

 

三、傅斯年与朱希祖的学术争论

        傅斯年与朱希祖在明成祖的生母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并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争鸣。先是傅斯年写了一篇《明成祖生母记疑》[26]。他在该文的前言部分说,民国十八年冬,在北平有一个书商向他推销一本杂抄明代笔记的抄本书,共二三十页,但索价很高,对这个书的史料价值,他还向朱希祖询问过,“朱先生谓其皆是零抄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于是就向书商还价而未买下。两个月后想买时却无从得到了,感到很惋惜。内中记明成祖生母事甚详,“大致是说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高后产也”。以后读《广阳杂记》等,又发现类似的记述,于是就注意了这个问题。陈寅烙告诉他这种说法还见于《明诗综》、《陶庵梦忆》等书。根据这诸多材料,他撰写了这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认为,明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耀氏为贱妾,故不彰也。至于耀氏是何人,傅斯年只是作了推论,说她肯定不是汉人,而可能是蒙古人、高丽人甚至是色目人,并断然否定了耀妃是元顺帝的妃子、明成祖是元顺帝之子的说法。朱希祖读到该文后,对傅斯年的观点不表赞同,于是作了《明成祖生母记疑辩》[27],随即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吴晗撰写了《明成祖生母考》[28],支持傅斯年的观点,反驳朱希祖;李晋华作了《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29],也是赞同傅,反驳朱;傅斯年则在李晋华文的基础上又作了《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30]。也就是说,这三位学术势头猛劲的青年史学家均向这位资格较老的明史专家提出了挑战。李晋华、傅斯年的文章都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在该期刊物未出版前,朱希祖看到了两文的样张,于是他又写了《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31]。

        傅斯年在读了朱希祖的《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后,一方面“深感其持论之从正,尤感其教诲之义”,另一方面,仍不能为其折服,放弃己说。但在一些问题上两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如他们都认为《蒙古源流》之不可信,燕周异母之不可信等。傅氏在《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中,从方法论上委婉地对朱希祖提出批评:“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实录》,此自为史学家持正之立场。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32]。然后对自己的论点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如将李清的《三垣笔记》、潘力田的《国史考异》与《南京太常寺志》对照,说明《南京太常寺志》史料价值的可靠性;判定李清的《三垣笔记》对孝陵奉先殿位序的记述是正确的,张岱的《陶庵梦忆》中的记述有误。要之,《南京太常寺志》是明成祖生母为碽妃的主要根据:“《南京太常寺志》,王鸿绪已不及睹,今若可见,此等细节上之疑问可以一扫而定”[33]。但《南京太常寺志》已不可见原书,只是从前人的引用中得其片段。

        朱希祖的《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是一篇更长的辩论文章,该文首先介绍了这个问题的由来,然后分几部分论证己说:一、自申前辩,二、答吴晗君,三、答傅斯年君,四、答李晋华君,五、辩过信官书。其中以对傅斯年的答辩篇幅为最长。他说,傅文中有两大谬误,其一,误以《天皇玉牒》与《皇明玉牒》为一;其二,误以孝陵飨殿与南京奉先殿为一。他对文献版本的源流作了较多的梳理。可以看出他对明代的礼制、掌故更为熟悉,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更多。他的结论仍然是明成祖的生母是马皇后,碽妃并不存在。在蒙古文献中,《蒙古源流》的洪吉喇氏,在汉文文献中,《广阳杂记》的碽妃,《天启南京太常寺志》臃妃,都是洪吉喇氏之简译,是转译过程中出现的差异,说的其实是一个人,均不足为信。三书的成书次第是:《南京太常寺志》最早,在天启三年;《蒙古源流》次之,在天启五年;《广阳杂记》最后,在清初。而关于明成祖生母的传说,则蒙古最先,北京次之,南京又次之。朱希祖的这些论断也有推断的成分。但他也找到了一条很有力的证据,即他在南京雨花台调查古迹时发现的一个石碑,石碑上刻有“宣武将军金广武卫指挥使司赠骠骑将军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铭”,朱希祖断定这个碑就是明太祖李淑妃之父李杰的碑。从碑铭中推断,李淑妃与懿文太子年岁相若,决不是母子关系,《南京太常寺志》之说李淑妃是懿文太子的生母显而易见不能成立,《南京太常寺志》在这方面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与此相关的明成祖生母为麒妃说也因此不足为信。

        如果从双方辩论的人数上看,傅斯年占有优势,不仅他们三位青年史学家如此主张,就是老史学家孟森也是这个观点。孟氏相信夏燮《明通鉴》的记载,并向傅斯年提供了《明通鉴》中的相关材料。三位青年史学家在明史方面均有很深的素养,特别是吴晗,已是当时有较高声望的明史专家了。当然,正误不能以人数的多少来定,这次争论中双方都有推论,这些推论都有待于文献的进一步证实。但两者相较,朱希祖掌握的明代文献更多,他购买的明代文献,就私家藏书而言,无人可与其比。从对明代文献的考辨来看,三位的功力与朱希祖相比还稍逊一筹。朱希祖的文章发表后,未见傅斯年等再发表辩论文章,是被朱希祖的论证折服,还是因抗战爆发无暇再写?就不好说了。

        这个问题,从傅斯年等人方面来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用现在的观点看是一个考据问题。双方在争论中都表现了对对方的尊重,傅斯年称朱希祖为“朱先生”,朱希祖称傅斯年为“傅斯年君”。只是偶有“上纲”之处,傅斯年说朱希祖“深信《明史》,深信《明实录》”,不信私家著述,朱希祖举例反讥,说自己并非如此:“判别是非真伪,全恃凭证,官书私书,无所偏倚也”。朱氏在回答吴晗时,对吴晗说他“见闻太狭”很是不满,亦有讽刺之语。

        此问题虽是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却容易与危难的时局发生联系。朱氏写道:“今学者不信洪吉喇氏及曝妃为明成祖生母,而仍信麒妃为明成祖生母,则究其源,仍为元顺帝之子而已。此与李唐为胡姓之说,同为诬辱之尤,混淆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耽耽者以张目,此不可不重为辩驳者也”。朱氏把对这个问题与他同陈寅恪争论“李唐是否为胡姓说”联系起来,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理由,但也似乎过于言重了。

 

四、余论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在富有民族气节方面是相同的。傅斯年性格耿直,视汉奸如仇雌,即使是发扬学术,他也是鲜明地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朱希祖研究南明史,辑录《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证》,以及倡言设立国史馆等方面,均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气节。朱谦之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其个人英雄主义特色甚为突出,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一个重要目的是开展“南方文化运动”。他说:“谦之此次南来讲学,实抱有坚定的决心,就是愿尽一己所有能力,和南方的朋友们,共从事南方的文化运动,自民国二十年秋以来,帝国主义者所给我们的侮辱,使谦之时常感着一己的生存是可耻的” [34]。书生救国之志、报国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他们的这一共同特点说明,尽管彼此学术旨趣不尽相同,但在根本点上还是一致的,这大概就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所说的“同归而殊途”吧。

        透过朱谦之对傅斯年的评论,大体可以看出傅斯年在中国自新史学以来的作用和地位,同时说明中国史学在傅斯年之后还需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傅斯年是一位开风气的人物,为了强调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他往往采取断然的态度,这样就不免矫枉过正,不免片面性。他后来的史学思想有一些变化,他的实际做法与他所提出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

        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弟子,对章氏十分尊崇,当然在有些地方他也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如章氏不相信甲骨文及地下资料(事实上,章氏晚年对以前否定甲骨文的态度也有改变),对今文经学的攻击等,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章氏的尊敬。傅斯年没有直接受业于章太炎,所以他对章氏不会像朱希祖那样尊敬。以后,随着北京大学内部门派之争的激烈,傅氏由倾向英美派到成为其中的一员,致使他与章门弟子在个人友谊方面就出现了某些隔膜。傅斯年与朱希祖的学术关系多少折射出傅氏与章门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有的论者过分突出傅斯年与章门学术的对立,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一是章门不是指章太炎一人。章氏的学生均属章门之人。但章氏的有名弟子太多了,他们当中也不乏对立,如章门中有守旧派的黄侃,有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鲁迅、钱玄同。朱希祖在新文化运载中也力主白话文,但又认为文言、白话可以并用。就是说章门弟子的主张也并非一致。章门中有的也公开挑战章太炎,但他们对自己的老师,始终保持着尊敬,钱玄同即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傅斯年对章太炎个人的某些批评不能说成是针对整个章门。二是傅斯年的学问根基与他一度尊崇章太炎的学问是分不开的。他强调语言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能够写出《性命古训辨证》这样的功力扎实之作,都与他先前师从章门的国学训练有关,这种学术联系不应割断。三是他虽然强调考古,但对文献考辨并不忽视,这从他与朱希祖的学术争论中很能反映出来。要之,为了突出傅斯年,采取扬傅抑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公正的。

 

注释

        [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页。

        [2] 参见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载《文史人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63页。

        [3] 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6分。

        [4] 傅斯年1928年夏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在中山大学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3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离粤到北平,总共不到3年。

        [5] 参见拙文《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6] 王兴瑞:《朱先生与国立中山大学》,《文史杂志》1945年第11、12期合刊。

        [7] 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载《文史人家朱希祖》,第174页。

        [8]《朱谦之文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9] 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10]《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5页。

        [11] 据朱希祖长子朱偰回忆他1932年自柏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希望在北京大学谋一教职但北人对他很是冷淡。可见,上一辈的派系之争,对下一代都有一定的影响。

        [12] 转引自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载《文史人家朱希祖》,第174页。

        [13]《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4]《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14页。

        [15]《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14页。

        [16]《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93 -94页。

        [17]《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109页。

        [18]《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112页。

        [19]《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109页。

        [20] 载《现代史学》第二卷第一、二期,1934年5月。该文曾以《中国史学小史》为书名出版单行本,以后收入《现代史学概论》一书。

        [21]《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93页。

        [22]《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92页。

        [23]《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93页。

        [24]《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93页。

        [25]《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97页。

        [26] 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年第4分。

        [27] 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期。

        [28] 载《清华学报》1935年第3期。

        [29]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6分。

        [30]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6分。

        [31] 载《东方杂志》1936年第12期。

        [32] 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6分。

        [33] 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6分。

        [34] 《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