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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与全盘西化论

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与全盘西化论

赵立彬

(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陈序经20世纪40年代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对全盘西化思想进行了理论总结,力图建立文化学的完整体系,使全盘西化的理论趋于系统化。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来自于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准确理解陈序经的文化思想,从而澄清对全盘西化论的某些误解。

        关键词:陈序经;文化学;全盘西化论

        中图分举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 (2000) 03-0057-07

 

        陈序经,广东文昌人(今属海南省),早年留学美、德等国,自20年代起先后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后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在20世纪20-40年代,他是全盘西化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40年代陈序经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对全盘西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本文试图通过探讨陈序经文化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学术渊源,揭示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

                 

一、陈序经建立文化学的努力

        文化学起源于欧洲。德国学者拉弗日尼·培古轩(M . V . Lavergne-Peguilhen)最早在1838年《动力与生产的法则》中使用了“文化学”(德文Kulturwissenschaft)一词,并表示建立“文化学”这门学科的意向。1854年,德国学者格雷姆(Gustav F. KIemm)出版了《普通文化学》一书。[1]在英语中最早使用“文化学”一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其《原始文化》一书第一章就是“文化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Culture)。[2]此后,英语著作中便较多地出现了“文化的科学”或“文化学”( Culturology)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问题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文化论战也进行得十分热烈,但“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有一些著作在论述中国文化问题时,对文化理论有所述及,如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张君动《明日之中国文化》等;也有少量的著作以文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文化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一些综合和概括,如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观》、《社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学原理》;朱谦之(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黄文山《文化学论文集》、《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等。但或者不够全面,或者成书较晚。

        陈序经是较早致力于建立文化学的学者。自留学时期他就非常关注文化问题,有意识地收集资料。回国后在岭南大学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使用了“文化学”这个概念。[3] 1930年,他又到德国从事研究,阅读到培古轩等人的著作。[4] 1931至1937年间,在多次文化讨论中,陈序经参考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但未来得及对“文化学”本身进行系统的阐述,仅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简介了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1934年,陈序经就职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从事关于国内的工业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同时,也申报了“关于文化的本身的研究的题目”。抗战爆发,陈序经的书籍、文稿大部散失,原计划对于主权论和工业化的问题的研究已经无法继续,遂决定在西南联大完成文化学的研究。[5]

        此时正逢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调整课程,准备开设关于文化方面的新课,陈序经也很希望在课堂上讨论有关文化的一些根本原理问题,从1938年起,便开设了选修课—文化学。从西南联大历年的学程表中可知,“文化学”课程共开设了6次(除1944年度陈序经奉派赴美外,仅在1942年度停开过一次)。每次为时1学期,2个学分,授课对象为社会学系的高年级学生。[6] 选修课的开设对陈序经文化学系统著作的撰写提供了不少的益处。

        但1938 ~ 1940年间,由于法商学院从云南蒙自回迁昆明,广州、海南相继被日军占领,对陈序经个人和家庭产生很大影响。他连续不断地奔波于昆、贵、渝、港和越南之间,关于文化学的写作计划几乎无从着手。1940年夏,陈序经计划往南洋一行,途中染重病,在柬埔寨金边疗养。此间,他于文化问题的著作兴趣日渐浓厚,遂决定回昆明后开始写作。1940年至1942年间,约写成30余万字;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间,陈序经摒弃杂务,专注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写了近80万字;最终完成了凡200万言的《文化论丛》,计:《文化学概观》4册;《西洋文化观》2册;《美国文化观》1册;《东方文化观》1册;《中国文化观》1册;《中国西化观》2册;《东西文化观》6册;《南北文化观》3册。这一套《文化论丛》,标志着陈序经如愿以偿地完成了文化学的建立,他“对于文化上的主要概念,都可以在这些册里看出来”,[7]。书稿完成后,陈序经积极设法出版,但迄今所见,只有《文化学概观》4册于194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解放初亲笔所填的一份表格中,陈序经将此书作为6项成果之一填报于“著作及发明”一栏里,[8]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

 

二、陈序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文化学概观》是关于文化学理论的基本著作,该书对陈序经早期的文化学理论进行了扩充,使其理论更为完备和系统化。其主要方面有:   

        (一)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陈序经对文化给了一个“比较完备而透彻”的定义,既包含了物质文化的方面,也包含了精神文化的方面:

        “文化不外是人类为着适应这些自然现象或是自然环境,而努力于利用这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结果”。[9]

        陈序经认为,根据研究对象所包含的现象的不同,具体的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二是自然与文化科学,三是纯粹的文化科学。文化学即是这三大类具体科学中的一种。如图所示:

        (二)文化的基础

        在《文化学概观》中,陈序经将文化的基础列为五种,即地理的基础、生物的基础、心理的基础、社会的基础和文化的基础,而对于“文化的基础”给予了特别的重视。陈序经指出,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是有限度的。文化发展的程度越高,自然的环境对于文化发展的影响就越小,因而不能用自然的环境来解释全部的文化。“文化的文化基础”这种提法从表面上看似乎矛盾,但陈序经指出,人类始终是在文化里生活,凡一切衣食住行、动作思想,都受文化的影响。他们所创造的新文化,受到既有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愈进步,“文化的文化基础”就愈为重要,甚至可以“变自然环境为文化环境。……文化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与需要成立,也可以说是建筑在文化的文化基础上”[10]。

        (三)文化的发生和发展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有了人,便有文化。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对于文化的发展,陈序经持文化进步的学说。他说:

       “进步的学说,是解释文化的发展的正确的学说。因为,文化的发展,是进步的,而且文化现象之所以异于其他的现象,也是因为他是进步的”[11]。

        陈序经就此引出“文化的层累”的概念,来表示文化发展的历程和连续的关系。文化的层累分为四个时期:(1)宗教时期;(2)政治时期;(3)经济时期;(4)伦理时期。从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他认为:文化的发展,是由低而高,由简而繁;由纷乱浑漠的形态,而变为明确特殊的形态;由散漫与少数部分的结合,而变为密切与多数部分的结合;是从为欲望的满足而趋于有目的的要求。在文化的发展中,突变的意义十分重大,“突变是发展的转机时代的分野,文化的进步,主要的是依赖于突变,突变不但是由新刺激而来,而且可以引起新刺激”[12]。

        (四)文化的接触及其结果

        陈序经曾提出过一个“文化圈围”的概念,即“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形成某一社会的文化”,它“是某一文化的整个方面的表示”[13]。这种“整个的表示”并非指明“唯一”或“独一”,而是一致与和谐。程度较低的文化,偏于一致;程度较高的文化,偏于和谐。文化是由较低向较高的方向发展,因而文化是由一致而趋于和谐。这一原理,对于不同文化的接触,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序经认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程度相等的文化一经接触,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其结果必定趋于一致、和谐、或一致与和谐的。因此,无论哪一方在接触以后,都不能独立生存。因为文化一经接触,立即形成一种新局势、新要求与新趋向,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单独适应。

        如果是两种程度不同的文化相接触,这种一致与和谐的过程必然表现为程度较高的一种文化淘汰程度较低的一种文化。陈序经指出:

        “假使因为甲种文化的程度较高,而乙种文化的程度较低,而时代环境所需要的,又是甲种文化,那么这两种文化接触以后的结果,……是乙种文化不能适应于这个新时境,而逐渐的成为文化层累的一层,……乙种逐渐成为陈迹,甲种逐渐伸张而成为共有的东西。……这个时期也许延长得很久,但其趋势是一致的”[14]。

 

三、陈序经全盘西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文化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他的文化学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其最深层的观念,是广义的文化观、文化整体论、和对“文化进化论”与“文化传播论”的整合,并由此演绎出完整的文化学体系和全盘西化的结论。

        (一)广义的文化观

        陈序经广义的文化观来源于西方早期的人类学理论,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是其直接来源。E. B. 泰勒(1832-1917年),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古典进化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泰勒开篇即阐明了他对于文化概念的定义:

        “文化或文明,从人种论的观念来看,是一个整体的复合物,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得到的一切其它能力和习惯”[15]。

        此后一般的学者大都认同于泰氏的文化观念,如德国的穆勒莱尔(T. Muller-Lyer)、拉策尔(F . Ratzel )、美国的路威(R . H . Lowie )、哥登卫塞(A . A . Goldenweiser )、威斯勒( C .  Wissler)、华尔德(L. Ward)、奥格本(W . F . Ogburn )、维莱(M. M. Willey)、托马斯(W . I . Thomas)等人,基本上都取“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即广义的文化的定义。这些观点对陈序经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其著作中被反复引用。[16]陈序经对泰勒(陈序经译为泰罗尔)极为推崇,将其列为文化学研究的先锋。[17]陈序经本人对于文化的定义可以说与上述西方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一脉相承,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的方面,是一种最广义的文化观。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文化的具体分析,便具有无所不包的倾向,在他看来,伦理、宗教、政治、经济都是文化的一个个具体的方面。

        (二)文化整体论

        所谓文化整体论,就是把文化看作一个由多元文化因素互相关联而形成的完整体系。人类学对文化进行分析研究时,对其内部结构分别探讨,但是把文化作为复合体(complex whole)即完整体系看待的思想,仍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泰勒将文化视为“整体复合物”( complex whole,陈序经译为丛杂),意即文化是整个的。其后,威斯勒、罕金斯(F. H . Hankins )、麦其维(M. P. Maciver)都对这一概念加以特别的注意。美国的文化人类学界也极其重视文化整体论,博厄斯( F. Boas)认为每一个文化元素都必须放在整体文化中考察,坚持从总体上把握文化研究,文化就是由相互关联的局部组成的系统。[18]他把“文化特质”( culture - trait )作为研究单位,强调文化特质的复合性。这种“文化单位”不能独立存在的理论,当时是美国学界的流行观点,对中国学者影响也较大。1935年文化论战时就有人指出,“陈序经先生在美国时,大约受过这派学说的影响”[19]。陈对此并无否认。[20]

        文化整体论是陈序经文化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陈序经反复强调,对于文化的分析只是为着研究的便利,是假定的、相对的、主观的,而不是文化本身实际上所有的。如在分析文化的成分时,他指出,这种分析是为了研究的便利而主观划定的,文化本身并没有这种分别。文化是整体的,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物质文化,固不能离开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也不能离开物质文化。……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关系,也是这样。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丛杂,是不能分开”。因而文化的变动必然表现为一种“连动”的效果,“文化一方面的波动,往往影响到文化的其他方面”[21]。

        (三)对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的整合

        全盘西化思想导源于进化论,已有多位学者予以申论。[22]但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论和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进化论”有着含义上的差别。事实上,陈序经整合了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而将其发展到了与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新进化论”相接近的理论。

        “文化进化论”是19世纪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学说,这一学派接受18世纪启蒙主义的进化思想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认为社会与文化在所有民族中都普遍地进行着,其进化的道路是单线的。与之相对峙的,是在20世纪初批判“文化进化论”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播论”,这一学派承接拉策尔的文化传播主义思想,特别重视作为客观发展外在契机的各民族间在接触过程中文化要素的传播或“借用”的事实,认为各民族的文化大都由传播而来。美国文化历史学派(或称历史传统派)对“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都有所批评,认为两者都是用一种原则泛论全世界的各民族或各地方,忽略其在历史上或地理上的特殊性,其方法是演绎的、主观的,而不是归纳的、客观的。[23] 为救弊起见,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避免了在空泛的宏观层面提出各种思想和主义。但问题在于,对于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仍然需要以宏观研究来作出解释和回答。

        陈序经对“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中的不合理部分都表示了怀疑,同时也指出,它们两者的某些对峙不是最重要的。陈序经认为:

        “文化既是一个复杂的总体,究竟哪一种文化是由某处传播而来,究竟某一种文化是同时发生的,根本是文化上的个别的问题,而非全部的问题。若说所有一切或各处的文化,都是独立发生的,固不可信,若说所有一切或各处的文化,都是传播而来,也是错误。所以无论是传播论,或独立发生论,都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24]。

        但“文化进化论”的理论有不合理部分,并不等于文化没有发展。进化论在陈序经的思想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大学期间就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并撰写了关于进化的程序的论文的陈序经,[25]始终坚持对进化论的基本信仰,明确表示“偏于进步的学说”,[26]。他说:“进化论的根本观念,是先有天体,然后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有心理和社会现象,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同样,对于“文化传播论”的合理部分,陈序经也予以吸取。他认为,文化既是进步的,又是能传播的。“文化是能传播的,故在不同的民族或地方,可以找出雷同的特质。文化是有进步的,故在不同的民族或地方,可以找出相同的阶段”[27]。

        肯定了普遍的进化,才能明确文化发展的方向;肯定了传播的功能,才能揭示出不同文化接触的意义,从而关注于由于文化接触而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陈序经整合“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对于全盘西化论立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整合,也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趋势相一致。古典的进化论到20世纪30年代又重新抬头,并于40年代再次达到高峰。这种被称为“新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莱斯利·怀特( Leslie 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 ,[28]他们拥护摩尔根的立场,重视文化的广义进化。这种文化的“新进化论”,“较之旧的‘进化’概念则意味着更高程度的适应和更符合目的的某种变化”[29]。陈序经整合“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所形成的思想与之相接近。由于“新进化论”的主要著作是在40年代以后才出版的,而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观》写成于40年代前期,并且是处于相对封闭的抗战大后方,在陈序经的著作里没有提及“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因而没有证据来说明陈序经直接受到了这一最新的人类学思想的影响。但陈序经通过对“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的整合,所形成的思想大致上也与“新进化论”相一致。

 

四、基本理论的延伸——全盘西化论

        广义的文化观、文化整体论、文化的“新进化论”,构成陈序经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将这些基本理论与中西文化交融的实际相结合,必然一步步导向全盘西化论。

        中国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圈围”,西洋文化也是一个可知可感的、达到了“一致与和谐”的文化统一体,也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圈围”。虽然在现代西方,有社会主义的出现,有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但陈序经均将它们视为西方文化的暂时的变态,而西洋文化必将统一于民治和科学。这是全盘西化可以操作的基本前提。

        这两种文化相接触,必然是程度较高的文化淘汰程度较低的文化,所谓“保存固有文化”,于理于势都是不通的。因为凡不适应于新时境的文化,必不能保存;而适应于新时境的文化,它的固有,也变成共有,也谈不上保存其固有。无论其合为一种文化的方法有何不同,但文化接触以后,其趋势必是一致与和谐。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程度孰高孰低,需要进行全面的比较。比较的结论是: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进步的文化。两者相接触,必然是落后的东方文化要对进步的西方文化“加以模仿,加以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文化的消失,而是共同成为“世界的文化”)[30]。

        因而,中国文化的“西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文化是整体的,要学习西方文化的某一方面,则必然连带着要学习西方文化的所有方面;要“西化”,只有“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理论推演由此完成。

        陈序经说过:“全盘西化的理论,并非凭空造出来的”[31]。但理论被接受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符合现实需要的程度。能否深深地切入现实生活,把握社会的脉搏,是思想能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这也正是政论家和学者的最大区别。陈序经试图以纯学理的理论体系,来营造对现实问题的答案的理论支撑,势难圆满。他对中国文化和命运的良好愿望,必然被繁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所淹没。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不一定能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但对其文化学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分析,或可有助于准确地理解他的全盘西化论本身,从而澄清一些片面的误解。

(责任编辑赵洪艳)

注释:

        [1]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0页。

        [2]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Vol. I, London : Lowe & Brydone (Printers) Ltd. 1871,P. 1

        [3][5] 陈序经:《<南北文化观>跋》,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467, 466, 471页。

        [4][7]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0页,前言。

        [6]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 181. 209, 251, 321, 387页。

        [8] 表格藏广东省档案馆,卷宗号:38-1-83

        [9]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7- 38页。

        [10][11]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三),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7, 115页。

        [12] 陈序经:《文化学概论》(三),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46页。

        [13]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1页。

        [14]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四),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8页。

        [15]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Vol.  I, London: Lowe&Brydone (Printers) Ltd. 1871,P. 1.

        [16]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0 - 31页。

        [17] 参阅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一),第五章:《研究的先锋》。

        [18] (美)S.南达:《文化人类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19] 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独立评论》第139号。

        [20] 陈序经:《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独立评论》第149号。

        [21]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三),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9-70, 77页。

        [22] 参阅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 - 180页;张㑺:《试论三十年代全盘西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9期。

        [23] 参阅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6页。

        [24][26]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三),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9, 115页。

        [25] 陈序经:《进化的程序》,《复旦》第1卷第1期,1925年1月1日。

        [27]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8, 82页。

        [28](美)罗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1页

        [29]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 -118页。

        [30] 参阅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四),第七章:《东方与西方》

        [31]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1934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