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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作者:周大鸣,吴 宁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 要:文章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活动为例,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与反思。目的不仅是为了反思学科发展的成败得失,而且更为了应对学科本身在21世纪发展的需要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对话的需求。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的缘起,描述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及其传播、实践的过程;其次,以人类学系停办但其人类学研究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掩护下仍继续进行,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转型情况;再次,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目前的研究特色和学科探索,介绍中国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最后,提出以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科发展为经验的反思,讨论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在未来发展的方向。

      位居中国南方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鲜明的研究特色,其发展历程与人类学进入中国后起转沉浮命运相契合,其学术思想的演进反映了在建构人类学中国化理论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其研究主旨的变化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类学家对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责任和回应。本文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发展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从侧面观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脉络,反思学科发展的成败得失,从而启发并推进学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一、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开创与奠基阶段(1927- 1949)

      中山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其学术起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亦即人类学初传中国时期。甲午战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感使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求变自强心理,讲求新学,风气大开。为救亡图存、富民强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作为“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1,几乎同时被引介到中国。古典进化论学派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用作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受到高度重视。除了翻译西方名著,还有一批批心怀救国理想的青年,去往日本、欧美学习“经世济世”的西学。学成归国后,他们对中国人类学的学科系统专业化、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学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按照容观瓊先生的看法,从1927到1949年的22年,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的开创和奠基阶段:“1927- 1936年为开创阶段,即从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成立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开始。这时以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和《民俗》周刊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西南民族文化和史地的研究;同时在历史系和社会学系开设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课程。 1937- 1949年为奠基时期,这时期开始招收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开展更多的民族学实地调查和研究。”2

        (一)源于民俗的人类学研究

        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起自20年代中期,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民俗学运动自北南下不无渊源。当时的中山大学,因为是由孙中山先生手创,受到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同时也因为北方政局纷扰,学者纷纷南下,中山大学的校园里汇集了一大批四方而来的学术名流。仅1927年,中大聘得著名学者就有鲁迅、孙伏园、傅斯年、俞大维、陈翰琴、张凤举、许德珩、顾颉刚、关应麟等等3。鸿儒硕学,济济一堂,中山大学学术风气浓厚,学术思想也特别活跃。

        1927年,对于中山大学人类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这一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以下简称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中山大学相继成立。

        对新文化运动号召“整理国故”心有戚戚的顾颉刚,1927年,应傅斯年之聘从厦门大学来到中大。11月,顾颉刚与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杨成志等发起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民俗学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一切关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行为、艺术,皆在调查之列”4。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虽然后于北大歌谣研究会,但规模比较宏大,视野比较广阔,并且首次把`民俗学'冠于学会名称之上,这个意义更是不容忽视的”5 6。当时的民俗学会会员,有傅斯年、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珍、钟敬文、杨成志、刘万章、陈锡襄、何思敬等,此外还有校外名流人士,如罗香林、娄子匡、赵间子、刘培之、翁国梁、容媛等。这些人同时都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成员。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在“调查研究汉族民间歌谣、传说、故事,轶事或趣事、谜语、谚语和风俗的同时,正式开展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考察。先后有计划地调查研究了西南和南方边陲的彝、苗、瑶、壮、畲、黎、蕃(即今天台湾的高山族)、疍(即今珠江流域和沿海的水上居民)等少数民族和社会文化群体,并对蒙古族的生活习俗和藏族的民间故事也有所探讨”7。民俗学会成立的同时,创办了《民间文艺》周刊,董作宾、钟敬文任主编,至1928年1月10日,共出版12期。发表在《民俗》周刊上,关于中国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节日、宗教信仰、传说、故事和歌谣等方面的资料,大都是作者的亲闻或实地调查所得。

        也是在1927年,为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傅斯年,预备组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筹备期间,于11月1日创办了《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余永梁任主编,傅斯年和余永梁为审稿人8。

        1928年1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对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期望很高,希望将其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所,将对中国的种种研究变为世界一流的汉学研究。他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这样说:“现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设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给予我们以研究工作,我们对于这个机关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人间社会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上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9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杨成志曾说:“我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历史组下设民俗组,即为人类学研究之始。”

        此时,尚在筹备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于1928年4月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员,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10。 10月22日,迁入广州柏园,拥有独立所址。 11月傅斯年辞去在国立中山大学的职务,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由顾颉刚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先后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俗学、敦煌材料研究等八组,最初的研究成员,几乎全出自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8年12月25日,顾颉刚和余永梁草拟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本所计划书》,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个从研究内容、开设陈列室到人才培养的详细周全的研究计划。由于学者的研究旨趣和学术主张,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学术活动,从民俗研究开始与民族学、人类学汇合11。研究所成立伊始,就倡议对两粤和西南的民族进行研究,以直接观察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所最初聘请史禄国负责人类学方向的工作,辛树帜、容肇祖为特约研究员。杨成志亦于1927年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 1928年5月,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辛树帜率队前往广西瑶山进行为期3个月的科学考察,同时也对瑶山的历史、语言、民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顾颉刚将辛树帜调查中收集的成果,汇编成《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瑶山调查专号》,亲自为他作“跋”。

        紧随辛树帜的科考活动,刚刚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成云南民族调查团,派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4人从广州出发,取道越南海防、河内到昆明,在云南进行实地考察。 1928- 1930年,杨成志独自留在云南,深入大小凉山,对滇川彝族进行调查,这是中国国内人类学家最早的田野调查。经过1年8个月的调查,杨成志发表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这是我国最早的民族学著作之一。

        中国的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是与民俗学分不开的。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都是从民俗学研究人手,逐渐转入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最后从民俗学独立出来。这样一方面将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引入了民俗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中山大学的民俗研究虽然进行的轰轰烈烈,但其持续时间却不长:1928年9月,钟敬文离开中大去往浙江大学;1929年5月,顾颉刚离开中大去往燕京大学;1930年2月,容肇祖接受岭南大学的邀请,暂别中大。学者星散,中大的民俗研究活动暂停,刊物自然也就停办。直至1934年,中大民俗学研究才在杨成志的支持下复兴,但是发生了人类学方向的转变。

        (二)奠定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基础的杨成志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基础是由杨成志奠定的,他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创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立足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在人类学研究理论方面,杨成志早年在法国留学,接受涂尔干和莫斯的法国社会学理论和观点,强调史前史、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尤为重视田野调查。然而1944年在美国的1年访问学者的经历,美国历史学派对他的影响很深。杨成志“汲取了一种动态的人类学模式”,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英法德苏等国家的综合,并不拘囿一家之学12。

        杨成志1935年冬自法归国,出任中山大学研究院的秘书长、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及人类学部主任13。早在杨成志回国前,中山大学于1931年设社会学系,聘请自美回国的黄文山任系主任,黄文山在美师从博厄思,在中大开设人类学的课程,戴裔煊曾是他的学生,后来追随黄文山,致力于《西方民族学史》的写作。系主任胡体乾在系里就已经讲授文化人类学课程。岑家梧受到他的影响走向人类学研究的道路。 1934年,岑家梧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体质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1937年因日军侵华而回国。

        1936年,人类学部招收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学制二到三年,指导教师是杨成志和朱谦之。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的江应樑、中山大学的王兴瑞被正式录取为第一批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杨成志开设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边疆民族研究、史前考古学、世界种族及文化学的课程,还特聘李济、冯友兰、林惠祥等来中大讲课。

        杨成志一直坚持“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江应樑和王兴瑞入学不久就开始了田野考察。 1936年冬,杨成志带领江应樑、王兴瑞到广东北江调查瑶山瑶族;次年春,又与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联合组成“黎苗考察团”,深入海南岛五指山考察黎苗14。江应樑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在云南西部腾龙沿边(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研究傣族,后以《云南西部“摆夷”研究》的论文毕业,留校任历史系教师。王兴瑞以《海南岛黎人研究》的论文毕业,后留校任校长邹鲁的秘书。 1937年,对中大人类学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梁钊韬在厦门大学林惠祥的介绍下,来到中山大学,师从杨成志,学习人类学。 1939年,他成为人类学专业的第二批研究生,继续接受杨成志的指导。

        中山大学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很快就因日本的侵华而结束。 1937年至1945年,中国北方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被迫南移西迁,学术研究受到影响。位于南国的中山大学亦不能幸免,师生辗转于云贵粤之间,课室虽然不再,但是学术活动仍在进行。中国的人类学家也都相对集中在中国的西南,禄村、喜洲、澄江等地,成为一个个令后学怀想的人类学研究田野点。在躲避战乱的时候,杨成志和他的学生仍旧继续坚持进行田野调查,如在云南的澄江和粤北的坪石,杨成志与梁钊韬、王启澎以及生物系的顾铁符等人对澄江抚仙湖的苗族和粵北的过山瑶进行了深入考察,范围涉及体质特征、语言历史、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

        抗战八年,从事人类学的研究者有了更多的机会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同时因为政治和社会的需要,开展了对边疆的研究。从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以挽救民族危机为时代使命,以保卫、建设、开发和稳定边疆为直接目标,研究边疆政治为最主要内容,同时涉及边疆经济、地理和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相关问题”15的边政学,因此而兴起。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也响应教育部的号召,以研究“边胞历史语文之研究为中心工作,力求促进边民同化与边疆建设事业为目的”16。江应樑1940年被派往重庆为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讲授了3个月的中国民族史;1943年被云南财阀陆崇仁聘为边疆行政委员会主任,江应樑用两年的时间撰写了《腾龙沿边开发方案》和《思普沿边开发方案》17。粱钊韬亦于1942- 1943年担任广东省政府边政指导委员会研究员,而且还担任广东省地方

        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学概论》等课程;还两度去往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考察边政,写出《阳山县上峒边民社会》一文,从应用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建议当局发展瑶区经济,举办教育和改革政治组织等,试图直接为当时的边政教育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服务18。

        (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成立

        1942年,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建设已经渐趋成熟。除了杨成志任主任的人类学部,中山大学的历史系和社会学系也都开设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以及边疆研究的课程,地理学系和师范学院亦曾开设人类学、民族学的课程。此外,在人类学研究、校外服务、出版、设备等方面也有了相当的基础。文科研究所取消了民俗组,以人类学组取而代之,人类学组下设民族学研究室。

        1944年冬,教育部选杨成志代表中山大学赴美进行为期1年的人类学考察。 1946年,杨成志回国复任原职,开始在原人类学部的基础上筹办人类学系。 1948年3月20日,杨成志写下《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列举出各项已经具备的条件,申请成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9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原来人类学部的基础上成立。杨成志任系主任,梁钊韬为副主任,教师7人,职员1人,首届本科生12人,次届7人,研究生3人。黄文山(文化学)、胡肇椿(博物馆学)、岑家梧(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边疆教育边疆社会边疆民族问题等)、岑麒祥(语言学)、张为纲(语音学)、顾铁符、戴裔煊、卫惠林、罗香林等先后任人类学系教师,同时还邀请国内外学者来讲学,如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人类学系主任雷德非尔德(RobertRedfield)就做过专题演讲。

        40年代末,开设有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学课程的大学,有清华、燕京、辅仁、中央、复旦、金陵、大夏、厦门、暨南、沪江、西南联大、四川、华西、云南、中山、岭南等。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引起大学教育的注意,成为大学教育中的独立学科研究领域。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分别在1946和1947年成立人类学系,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人类学成立于1948年,四系分别由吴泽霖、刘咸、杨成志和吴定良主持。

        从1935年到1949年期间,杨成志先后培养了10余名研究生。江应樑、王兴瑞、梁钊韬、戴裔煊、王启澎、吕燕华、曾昭璇、容观瓊、刘孝瑜、张寿祺等,不但在研究上有所建树,而且都终身从事人类学研究,后来都成为各大学的著名教授、南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骨干19。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不久,1949年11月,就因时局的变化而撤销。社会学系收留了原人类学系的教师和学生。 1952年,社会学系又被取消。人类学系的教师四散,卫惠林去了台湾,黄文山去了美国,罗香林去了香港,杨成志后来调到北京,岑家梧去了中南民族学院,只有粱钊韬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虽然有的人选择离开,但也有人选择回来。 194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容观瓊,当时尚在德克萨斯大学学习人类学,他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经过1个月的辗转旅行,回到了中山大学,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离开大陆的学者继续着他们的人类学研究,有的作出了卓越的成就;而留在大陆的人类学家则在其他学科名目之下,继续着他们的人类学研究。

二、人类学系停办时期的人类学研究(1949- 1981)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从批判到否定再到恢复的过程,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学术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

        中国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构建符合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占领所有文化阵地,肃清以前的旧思想,可以视作是1949年~ 1976年文化运动的主题或中心任务。这导致了文化的全盘政治化。”20马克思主义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学术界进行了相应的学术理论和学科结构的调整和改造。人类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被认为是为西方殖民者服务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因此遭到否定。中国的人类学家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国家组织的民族识别和调查工作。

        经历了1952年前后的院系调整,几乎所有高校的人类学系都被取消。在仿照苏联学科模式时,因为莫斯科大学的人类学是设在生物学科下,新中国也保留了体质人类学部分,在复旦大学的生物系设立人类学教研室。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先是被调整合并,后又被取消,至1981年才恢复重建。在停办时期,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并未完全停止,而是呈静水深流、分散发展的态势。

        (一)参与国家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为顺利实施社会改革并与少数民族建立和睦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组建了前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访问团。所有从事过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都被组织起来,参与了由国家组织的全国性工作。在访问期间,发现了关于民族识别的需求,因此又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的工作。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师们也不例外,都参与了访问和调查工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

        粱钊韬参与了中央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在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进行的少数民族调查和文物普查工作。1951年,梁钊韬、容观瓊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第二分团到广东北江各地访问瑶族,到海南岛慰问黎、苗、回族。1952年,粱钊韬又参加了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工作组,再访海南岛,进行黎、苗民族调查和民族文物的收集工作,为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武汉举办的“民族文物展览会”提供展品21。通过这两次调查,粱钊韬发表了《北江瑶族的来源》、《黎族的历史和传说》、《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等文章,使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原始社会史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956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广东疍民、畲民识别工作组在广东进行调查,工作组成员由杨成志、黄淑娉、陈凤贤等组成22。关于对畲族的识别,黄淑娉已于1953年参加过对浙江、福建的畲民识别工作。通过1956年的这次识别,结果认定畲族是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单一少数民族,而疍民则被确认为汉族。

        在配合国家进行的少数民族大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的同时,梁钊韬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起,积极改造着思想。 50至60年代,他的人类学学术思想焕然一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无论是对史前史的探讨,抑或是对民族的研究,都鲜明地体现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三结合的方法剖析问题,兼以田野调查考察所得真实生动的材料为证据的特点。”23他认为中国的人类学要分析吸收西方人类学各个学派的精华,但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 1963年,他率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前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5个月的社会历史调查,考察了西盟佤族、澜沧拉祜族、怒族、独龙族、傣族、景颇、白族等,后来编写了《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两本书。

        (二)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民族考古

        院系调整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些老师被抽调去创办民族院校,杨成志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岑家梧和容观瓊调到中南民族学院。惟一留在中大的粱钊韬在考古学的庇护下,以原始社会史为标签,继续人类学的研究。 1956年,他在历史系成立考古学教研室,开展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他的提倡下,建立了“民族考古学”专业。

        粱钊韬是我国“民族考古学”的先导者24。新中国建立初期,考古学和民族学有了极大的发展。考古学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史前遗址和青铜遗址,开始了古代文化分区的工作,使用多学科合作的方法来解释考古遗物、遗迹,从单纯研究遗迹、器物中跳出来,开始研究实物所反映的意义以及文化创造者。而民族学则通过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排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文化序列,丰富的民族学材料为考古学提供了最好的类比材料。考古学、民族学家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民族学材料与考古学实物资料的对比研究,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新的基础、新的理论、新的研究者终于促成了民族考古学的产生25。

        1957年,梁钊韬率领历史系师生前往海南岛进行大规模调查,将民族学田野调查与考古学野外发掘相结合。后来发表了《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年代探讨》,这篇民族考古的名作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61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在重点大学招收少量研究生进行培养。中山大学那年共招收了65名研究生,而全国当年研究生的总数则为3600多人26。粱钊韬在历史系招收“民族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民族考古学”的课程。原中大历史系的黄崇岳、杨鹤书和来自西北大学历史系的陈启新,成为中山大学第一批民族考古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粱钊韬在教学中要求研究生接受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多学科的训练,开设的课程有《考古学通论》、《原始社会及人类学通论》、《原始社会及民族学概论》、《考古技术》等。他认为3年的学习时间是不够的,特申请教育部批准为4年学制(4年的学制实际延长到5年,其中1年下乡搞“四清运动”)。 1966年3名研究生毕业。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其中两位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一位在河南省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工作。

        因为国家对考古的需要,《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于1972年率先复刊。也是在这一年,粱钊韬结束了干校的劳动,回到中大历史系,复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1972年,在国家文物局的要求下,教育部批准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成立考古学专业,招收本科生,共招收了73,75, 76, 77, 79级五届考古专业学生。 1979年又招收了民族考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粱钊韬除了为学生讲授考古学和原始社会的课程外,还悄悄地将民族学的内容也补充进去。

        1983年,梁钊韬、张寿祺发表了《论民族考古学》,这是在国内第一次使用民族考古学的名称,文章对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形成进行了论述。民族考古学的观点由容观瓊和张寿祺接续。容观瓊发表《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 “民族考古学”介绍》一文,对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历史进一步论述,特别是对国内的民族考古学活动进行了总结。 1992年,容观瓊和乔晓勤出版了《民族考古学初论》的专著,书中对这一分支学科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列出研究个案。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成熟。3人虽论点有所不同,共识则一,即考古学应多用人类学知识辅助27。至今,民族考古学仍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点研究方向。

        中山大学人类学及其有关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除了“十年动乱”以外,未尝间断。在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开设民族考古课程,坚持实地调查,这一切都为后来复办人类学系提供了条件。

        (三)复办人类学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的学术活动都停止了。国家要求各机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教师以及研究人员,前往“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粱钊韬也于1967年,去了广东坪石的干校劳动。

        70年代中期,随着学术环境的松动,粱钊韬产生了重建人类学系的念头。在吴汝康陪同外宾访问中山大学的时候,他提出了重建的想法,并征询吴汝康的意见。 1978年,粱钊韬决定在考古学、民族学的基础上筹划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他召集回杨鹤书和陈启新,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了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工作。粱钊韬为复办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粱钊韬和陈启新、杨鹤书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讲义,后来出版为《中国民族学概论》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自己的民族学教材,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发行,影响很大,被有关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杨鹤书后来回忆此书:“在办学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诚如梁师给我的信中所说:该书的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是他和我们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28

        粱钊韬强调人类学分科体系的整体性,在学科设置方面,他期望复办后的人类学系要涵盖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4个专业。他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交互影响,文化两重性和多重性的历史关系异常复杂,所以西方近百年来任何一个人类学派或学说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粱钊韬创立了自己的人类学体系及研究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四方面的综合考察,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进行研究,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但是因为复办时条件所限,只能先申请成立一个包括考古学和民族学两大专业的独立的人类学系。

        在得到中山大学学校领导的支持后,粱钊韬带着陈启新和杨鹤书北上拜访了当时的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各方面的著名学者,寻求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又前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家民委等相关单位,征询他们的意见;还前往教育部,向领导陈述已经具备的复办条件以及复办原因,申请他们的批准。

        最终,在1981年的春节,粱钊韬收到了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的通知。

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与中国人类学的重建(1981-)

        学术和政治,从来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类学在发展中遭遇到的起转沉浮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轨迹相契合;学术方法和内容的变化,新理论的出现,都与时代的需求相呼应。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焕发了新生。在经历了80年动荡的社会变化,中国人类学终于迎来了稳定的大发展局面。

        (一)标志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是中国人类学重建的标志之一。

        1981年4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正式恢复,设置考古学、民族学两个专业。系主任为梁钊韬,容观瓊和李松生任系副主任。师资方面,教师基本从历史系考古专业转来,时有教授1人、副教授1人、讲师8人、助教4人、干部1人、资料员2人、文物管理员1人,共18人。学生方面,29名学生也是从历史系考古专业转过来的,77级11人、79级15人、研究生3人。1981年秋季人类学系正式招生,两专业各招16人。

        也是在1981年,粱钊韬成为被国家第一批授予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授之一,他是中国第一位文化人类学博士生导师。 1982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开始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86年, 藏族学生格勒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当时国内人类学惟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教育层次的办学单位。

        这些第一和惟一的记录都是粱钊韬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创造的。粱钊韬“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做出卓越的贡献”,他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的“一大功绩即为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领导和团结一大批人类学者,培养了一批年青的各民族研究生”29。为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中国一流的学系,粱钊韬在原有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师的基础上,从各地延聘了一批著名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教授来中山大学,其中就有北京古脊椎及古人类所学部委员吴汝康、中南民族学院容观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寿祺、广西医学院冯家骏、中央民族学院黄淑娉等。他们为振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粱钊韬的规划下,复办后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将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大学科相结合,开设有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4门支柱课程。在正常的教学工作之余,系里经常召开学术会议、系列专题讲座、讨论会以及各种层次、类型的人类学培训班。 1984年12月,藉着中山大学校庆60周年之际,复办后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召开了中国首届国际人类学学术讨论会,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人类学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与世界同行的交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借助这次会议的巨大影响,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各种类型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进入了一个兴盛的发展时期,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人类学博物馆的任务是调查、征集和保管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文物资料,以静态的陈列品来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和展示民族文化生活。博物馆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甚至对国家的文化、科学和教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杨成志自1944年从欧洲返国之后,一直宣扬博物馆学的重要性以及呼吁建立博物馆。他的心愿由他的学生粱钊韬为他完成,粱钊韬在筹办复系的过程中亦同时筹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文物馆。文物馆收集了大量的展品,以陶瓷、雕刻及民族文物为特色。这是现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物馆的基础。 1987年,教育部批准在原文物馆的基础上建立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

        紧随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之后,厦门大学于1984年9月也建立了人类学系。 1988年,云南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人类学专业。人类学重新纳入到了国家教育体制中,培养了大批各种层次的人类学专门人才。在学科建设中,最具有显示度的是博士点的建立。在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大陆惟一的博士、硕士和学士授予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也招收人类学博士班学生),直到1998年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建立起人类学的博士点才改变这种局面。几乎是同时,台湾的清华大学(1997)、台湾大学(1998),香港科技大学也开始招收人类学博士班学生。近几年来,人类学学科点在更多的大学建立起来,如博士点除原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外,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清华大学也有了人类学博士授予权;人类学硕士授予单位已经超过20个,如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中南大学、青海民族学院等。实际上还有许多人类学方向设在别的学科点下招收博士生、硕士生,如复旦大学招收“体质人类学”博士生和文学人类学硕士博士生,中国音乐学院招收“音乐人类学”博士生、硕士生,中国刑警学院招收“法医人类学”博士生、硕士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艺术人类学”博士生、硕士生,华南师范大学招收“体育人类学”博士生、硕士生等,不胜枚举。其次是人类学研究机构增多,如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成立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以及一批民族院校等也相继成立了人类学的研究机构。

        (二)传承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至今,已经有28年了。在梁钊韬之后,冯家骏、黄淑娉及苏建灵先后担任系主任,2000年,周大鸣被任命为人类学系系主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杨成志、粱钊韬的办系理念,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展成为具有鲜明华南地方研究特色的教学科研单位,中国南方人类学的重镇之一。

        作为大学里的教学单位,教学为其根本。人类学系现有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以及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4个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设立4个教学与研究室,即人类学教研室、民族学教研室、考古学教研室和民俗学教研室。基础课和专业课课程设置完备,门类齐全,必修课与选修课分配合理,不但开设重点课程而且还不断增设新选修课。系里注重教材建设,每门课程都有自编的讲义,一些讲义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既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也推动科研的发展。从复办开始,粱钊韬等著《中国民族学概论》出版,到今天共出版了《中国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基础》、《现代人类学》、《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国民俗学通论》、《医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人类学方法论》、《新石器考古教程》、《现代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概论》、《生物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等等讲义,其中《中国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还有一批教材获省级和校级奖。系里加强教学设备等硬件建设,建立考古学标本室、体质人类学实验室、摄影室、计算机室、图书资料室和多媒体教室等,并为田野调查配置手提电脑、数码相机、摄相机和测量仪器。

        田野调查一向是系里最为重视的内容。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人类学8个学分,考古学12学分),也是硕士(硕士田野调查时间不少于3个月)、博士(博士田野调查时间不少于10个月)研究生的基础课程。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参与课程实习、学年实习和毕业实习。先后组织在三峡库区、贵州、云南、广东、黑龙江、广西、西藏、湖南、海南等地进行田野实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系里在全国各地建立起田野调查实习基地,如早在1998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在英德建立“人类学系教学实习基地”;2004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共建“凌云县教学研究基地”;2005年9月,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签订“共建广东田野考古研究基地协议书”;2005年9月,在贵州黔南荔波和三都县建立了“水书研究基地”;2006年11月,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在成都设立“中山大学四川人类学教学研究基地”;2008年在粤北乳源建立“过山瑶文化研究基地”。人类学系提倡学生的实习与教师的科研项目相结合,这样既解决了实习经费,又使学生实习的目的性更明确。学生撰写的调查报告多次获全国高校“挑战者杯”优胜奖,系里出版了系列学生田野调查报告论文集,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为相关专业,如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专业提供了借鉴。

        在科研方面,作为中国复办最早、体系最全的人类学系,处身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一直坚持着其研究的南方特色,在人类学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特点。现在研究的重要方向有: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民族文化传习和保护研究;区域文化、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区城性民族考古研究;中石器文化研究;宗教考古;民俗文物与民族文物研究等。此外,人类学本土的应用研究是其另一特色。人类学系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重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而且强调应用,许多老师和研究生都亲身参与了文化咨询、社会评估活动以及国家重大项目的策划工作,直接为政府和社会决策服务。积极参与世界银行的咨询工作,并获得了一系列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课题。此外还争取国外的合作,如参与福特基金、露丝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相关课题。以人类学系为依托建立的研究中心有:2000年成立的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2001年重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合办);2001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与中文系合办);2002年成立的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成立的华南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教学中心;2005年成立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和世界人类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在提倡学科本土化的基础上,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遵循这样一个思路,今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的重点方向是运用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优势,整合国内外资源,重点开展对两大块领域的研究,即对东南亚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东南亚族群发展问题研究。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到海外去做一些田野调查,从对其他国家的异文化的研究来反观我们国家自己的文化,现在已经开展了在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的人类学研究。

四、中山大学人类学的研究特色及贡献

        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80年的风风雨雨,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形成了学术研究的特色,也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人类学理论与本土化研究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因此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的重要方向。系统研究和评价经典人类学不同学派特别是当代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类学前沿理论与方法,厘清人类学及其跨学科研究的脉络、成果和不足,结合中国本土的田野经验,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撰的《人类学方法论》、《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化人类学概论》等著作,已成为我国人类学教学和科研的必读书。人类学理论本土化已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要特色,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行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包括“人类学本土化国际会议”,“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中国人类学百年”,并出版了中英文的论文集,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类学理论本土化尝试的《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宗族与社会》、《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宗教美术意象》)等著作,也获《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海外版)等的好评。

        如何将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结合创立中国人类学体系将成为重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积极开拓新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开拓对本土的应用研究,直接为政府和社会的相关决策服务。这包括都市化人类学研究:我国目前正处在乡村都市化的飞速发展时期,都市化发展极不平衡,都市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都市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从人类学的角度开展对城市中的农民问题、都市问题、都市中的族群问题、都市化道路比较等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如《中国乡村都市化》分别从都市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拓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医疗健康人类学研究:利用遗传基因研究族群是当代生命科学、生物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对于追溯不同族群的起源、迁徙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族群的遗传基因研究有助于各民族的疾病治疗、遗传病研究、卫生工作的完善和开发族群特异性药物。准确全面的开展族群遗传背景的调查研究,积极保护我国特有的基因资源,自主开发适合我国族群特异性的药物,促进本民族医药工业的发展。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民族安全,而且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已有《医学人类学导论》及多学科专家合作的《多学科视野中的健康科学》等著作出版。“民情”调查和社会评估:在社会的转型期,那种影响着数以亿计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或政令控制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对这种“国情”、“民情”的认识程度如何,将影响着转型期中国的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本学科强调民情调查研究,对边缘人群和极端信仰的研究(已出版《“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的散工研究》、《田野中的民间信仰》、《在倾听中寻求决策》等专著),不仅在人类学领域具有开拓性,在其他学科亦引起反响。同时利用人类学对文化和民情的了解,对政府和公司的项目进行社会评估,直接为决策咨询服务。

        (二)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

        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是全球化过程中最为关注的主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对族群研究有传统和基础,自20年代创立,就开展民族学与民俗学的调查研究。在继承传统和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的基础上,我们在华南、西南、西北等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系列研究,确立了以南方族群和文化研究为重点,辐射全国族群的研究,强化田野考察的方向和特色。主要研究华南、西南地区和西北的族群现象,分析不同族群的历史形成、文化标识、族群文化以及族群内部的区域文化差别,揭示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都市化与族群关系都市化,以及汉族下的民系的关系,对西南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以及对瑶族、藏族、客家、澳门等族群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中国族群与族群关系》、《澳门的族群》,《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上、下)、《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等。民族文化研究及区域文化策划有效地服务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如为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所做的总体规划,经云南省决策部门通过,已成为三大立省战略之一。今后将把族群理论与民族政策结合研究作为突破口,开展族群遗传与族群文化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族群研究,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生物遗传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族群的来源和族群关系。此方向在国内人类学界是开创性的。

        民族文化传习和保护研究:这一工作因其紧迫性,已得到国际持续多年的资助。主要内容为:通过田野考察,了解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而透析它的发展趋势;通过与当地民族真诚的持续的合作,使各民族增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提高对其文化进行自我传习、保护和发展的能力;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使这些文化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财富。这项由邓启耀教授主持的项目经多年努力,已建立多种传习和保护基地,出版“民族文化文库”之“田野考察丛书”、“文化史论丛书”、“西部图志”以及指导学生撰写“中国民俗文化丛书”共十余种。

        区域文化、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这是上一课题的应用性延伸。文化保护与生态保护及经济发展等涉及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深为当代世界所关注。在西部大开发中,为保护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开发绿色产业,促进当地文化、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融合传统知识与现代技术的新“知识经济”,我们已和自然科学机构多年合作开展生态人类学研究。 1999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专家与多学科专家成功策划并主持完成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主题馆“人与自然馆”的论证、设计和制作;参与筹划和组织“民族文化、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高级国际研讨会”,来自3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认为,这一设想的实现,对于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示范性意义”。目前,邓启耀主持的“多民族社区文化资源和生态保护及其与经济协调发展示范点研究”,正在国际资助下启动。

        (三)民族考古研究

        本分支学科通过类比分析的方法,利用民族志资料解释考古发现,研究和复原历史的和活态的考古遗存。民族考古学对于构建和丰富中国考古学理论,为中国考古学走出“重发掘轻理论”的困境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人类学系研究民族考古学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过去运用民族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结合考古学材料对南方民族的分布、起源和考古文化研究产生了一批成果,容观瓊、乔晓勤的《民族考古学》一书,对中国民族考古学进行了梳理。现在民族考古学形成了如下研究特色:

        区域性民族考古研究:本学科长期以来重视区域性民族考古研究,首先利用考古资料揭示了史载不详的岭南古代民族(如百越)的来源与分布;其次利用民族志材料阐释和复原了岭南独特的洞穴遗址、贝丘文化和沙丘文化的特征;再次是珠江流域文明和迁移的研究。这些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有重要意义。梁钊韬的《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流传》、容观瓊的《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是国内不可多见的代表作。近年对环珠江口考古,尤其是香港考古的成就对于认识香港与祖国历史文化的渊源贡献颇大。商志著《香港考古论集》为代表性成果。预期对东南亚大通道研究有突破性成果:南方陆上和水上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是我国南方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文化和民族往来最重要的通道。对古道上的民族以及文化遗产进行梳理,有利于推动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对外开放和人文旅游。已出版集体成果《滇藏文化带考察》、《茶马古道寻访》等。

        宗教考古:利用民族考古学进行宗教考古是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一来考古发现的材料中可资利用来研究古代宗教的材料极为丰富,二来人类学在宗教研究方面有特别多研究积累,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先民固有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资料和阐释的理论。在这方面,梁钊韬早年有对巫术及“气”范畴起源的卓越论述,而近十余年来发表的一系列研究论著,如“道教考古”、“佛教考古”、“原始宗教考古”等,则显示出本方向的研究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仍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

        民俗文物与民族文物研究:在中华大地上保存了无数的民族、民俗文物,这些既为民族考古学提供了直接的研究实物,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开发也具有现实意义。除有专著出版并在本校开设相关课程之外,为适应国内民族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的专业需求,人类学系专家还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开办的“民族文物培训班”部分授课任务,讲授《南方少数民族文物》等课程;在科研方面,有《再论发展中的我国民族考古学》、《云南民族民间艺术》、《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等论著出版。

        (四)历史人类学研究

        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对现代社会中现存的所谓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开始的,用埃里克·沃尔夫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功能学派开始的,它注重对简单社会的共时性的研究,缺乏历时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缺乏“历史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方法,在人类学转向对复杂的文明的社会做研究时,是否“适用”?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和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性概念才能准确地认识其社会的本质?显然,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秉承历史向度的研究,一方面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最早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学历史或者是“国学”出身的,他们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非得要从历史入手。自20世纪前半期开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都注意到与历史学的结合,把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入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国传播学派影响的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的取向上,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形成相对注重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其解析模式一般围绕着语言—文化的特征而得以呈现,视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因素为还原田野观察所见现象的历史依据。至于在50年代以后对各民族的研究,则更是从历史的向度进行的,即使在中国人类学重建20年来的今天,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和香港,都是始终如一地秉承着的,也许这种研究取向更能实现当年马凌若斯基对费孝通“研究文明社会”的期待,更能通达弗雷德曼(Maurice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

        水到渠成,中山大学2001年成立“历史人类学中心”,并在2004年被批准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建立后,首先是常年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其中暑期研讨班招收全国大学中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次是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在贵州的清水江流域、三都、荔波水族文化的研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代表性成果有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田野丛书》10余本著作。

        五、结论

        人类学传入中国虽然已超过1个世纪,但其学科的真正发展则是近年的事。而作为华南人类学研究重镇,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在21世纪将如何规划发展,这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让我们回顾杨成志写于1948年的《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此建议书中提出他对设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目的和期望:“选择世界各国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我国人类学发展之借鉴;健全我国人类学基础,冀能与国际人类学并进;搜集我国一切物质文化如古物、工艺品、民俗品等作实证之比较研究;依据生体、术生、优生等体格测验结果以促进民族健康;探讨我国各民族文化之固执性与变动性之原因,演进及对科学理念上之贡献;研究边疆民族现状及其文化并我国侨民向外发展之事实;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迹象,增加人类了解互动合作之意义;主张人权尊严、民族平等、种族合作,促进世界大同之理想。”30建议书中所表达出的办系理念,对我们今天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发展仍有着指导和借鉴意义。

        在《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发表60年之后,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28年之后,结合中国国情,立足田野,经世致用,开拓人类学学科新领域,加强与国外人类学的对话与交流,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展的新目标。

        我们正是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历史出发,传承和弘扬它的学术精神,建设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国人类学的未来。

注释:

1 参见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杨圣敏:《费孝通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指导———先见者的智慧》,杨圣敏,良警宇主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459页。

2 容观瓊:《建国前我校人类学研究述略》,《人类学论文选集》(第3集),中山大学学报丛书012号,1994年,第3页。

3 《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12月16日。

4 《民俗学会简章》,《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集第62- 64期合刊,1929年。

5 钟敬文:《我与中国民俗学》,载张世林编:《为学术的一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6 《民间文艺》周刊1928年3月改名《民俗》周刊,1936年改为《民俗》季刊。顾颉刚、容肇祖为编审。《民间文艺》和《民俗》周刊的编辑工作基本上由钟敬文承担,董作宾不久就去了河南殷墟做考古发掘,顾颉刚是名义上的主编。

7 陈启新:《“中大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8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至1930年5月共出版了132期。此刊名称先后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当年该刊在学界的影响较大,内容以民俗学、先秦史籍研究和古文字的考证诠释为主,也刊登了一些田野调查和研究成果。

9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期,1927年11月1日,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0 中央研究院1929年迁往北平,为工作集中之目的,将原设八组归并为三个学术组,第一组从事史学及文籍考订,第二组从事语言学及民间艺文,第三组从事考古学、人类学及民物学,并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一、二、三组主任。 1934年迁南京,增设人类学组。 1948年冬自南京迁台湾,先在桃园杨梅镇,1954年迁至南港。 1958年增设甲骨文研究室,1990年改为文字学组。 1997年8月语言学组独立为语言学研究所,但史语所仍维持原来名称。

11 参见钟敬文《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 〈民间文艺学文丛〉代卷头语》,载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04页。

12 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粱钊韬与人类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13 文科研究所的前身即1927年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设历史学部和中国语言文学部,后来又增设人类学部。当时中大有八个学院和研究院,文科、教育和农科3个研究所专门培养研究生。

14,17 江应樑:《自传》,《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560,561页。

15 黄兴涛:《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及其学术内蕴》,《中国图书评论》 2008年第11期。

16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1943年的工作计划书:“因本年度本所接获教育部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之补助,人类学组当依照部定以边胞历史语文之研究为中心工作,力求促进边民同化与边疆建设事业为目的。”《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卅一年度下学期研究工作报告暨卅二年度上学期研究计划书》,存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20,目录号1,案卷号21,第60页。转引自施爱东:《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18 庄益群:《粱钊韬教授生平业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粱钊韬与人类学》,第25页。

19 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类学研究成果有:杨成志《人类科学论集》(1943)、《广东人民与文化》(1943)、《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翻译,1945);岑家梧《史前艺术史》(1937)、《图腾艺术史》(1939)、《西南民族文化论丛》(1949);朱谦之《文化社会学》(1948);王兴瑞《海南岛之苗人》(1948);江应樑《西南边疆民族论丛》(1948)、《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1948)和《摆夷的文化生活》(1950);戴裔煊《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1948)等等。

20 刘登阁、周云芳:《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9- 130页。

21 在粱钊韬收集的民族文物中,其中珍贵又有学术价值的是黎族制作陶器全过程的照片以及钻木取火的工具。现在这些照片和工具连同黎族服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宗教法器等,仍保存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博物馆中。

22 杨成志、黄淑娉当时都在中央民族大学。

23 陈启新:《梁钊韬教授学术思想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第35页。

24 粱钊韬是位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考古学上,1958年梁钊韬对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对西樵山遗址的石器性质持论与他人不同;他对马坝人头骨化石作出了鉴定;参加了国内考古学界关于中国猿人和“曙石器”问题的争论,奠定了他在考古学中的地位。粱钊韬对原始宗教礼俗颇有研究,对考古学造诣很深,能从民族学、民俗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学科角度探讨考古学的问题,多有独到见解。他的3篇论著——— 《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海南岛黎族社会史的初步研究》和《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遗址性质的一些看法》,代表了他在原始宗教、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研究以及华南考古方面的显著成就。

25 参见周大鸣:《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和民族考古的本土化》,《东南文化》 2001年第3期,第11- 13页。

26 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3年,自序,第2页。

27 曾昭璇:《珠江文化在我国文化地帶中的地位———祝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农业考古》2002年第1期,第61页。

28 杨鹤书:《杨鹤书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附录1。

29 曾昭璇:《粱钊韬先生的主要成就》,《粱钊韬与人类学》,第44页。

30 杨成志:《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