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

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

张荣芳

(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顾颉刚1927年4月至1929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史学系主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职,并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他对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优良学风的形成等方而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今天的中山大学已有很大的发展,顾先生当年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所提倡的优良学风得到发扬光大。

        关键词:图书资料;学科建设;语言历史学;民俗学;优良学风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 (2004) 06-0099-08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古史辨学派”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他在古史考订、古文献考订、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领域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他又长期从事高等教育,为我国培养了许多领域的杰出人才。

        顾先生1927年4月——1929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曾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后来又兼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并担任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其在中山大学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但是,对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优良学风的形成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顾先生的助手王煦华先生1998年发表了《顾颉刚先生在中山大学》[1]一文,该文从顾先生的日记、手稿和大量资料中,整理出顾先生在中山大学一年多时间里所作的工作及其重要贡献。今天的中山大学与80年前顾先生任教时的中山大学已有许多不同,有很大的发展。但是,顾先生当年在中山大学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所提倡的优良学风得到发扬光大。现在我就顾先生当年在中山大学开创的事业以及今天这些事业的发展作一个论述,就教于同好,并告慰于九泉之下的顾先生。

        

        一、为中大图书资料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办好一所高校,图书资料是十分重要的。中山大学成立于1924年,离顾先生1927年到中大任职,只有3年时间。当时中大的图书资料是缺乏的。顾先生到中大后,因与时在中大任教的鲁迅等发生矛盾,当时中山大学委员会中“担任教务方面”的委员朱家骅,实际主持中山大学工作,他作出调处办法:一方面允许鲁迅等请假离校;一方面派顾先生到江、浙一带为中大图书馆采购图书。为此,顾先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作《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后来这个计划书列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之一出版了。这个购书计划是开创性的。他提出收集中国书籍应该破除“圣道”和“古文”的传统观念,打破以“经、史、子、集”为书籍全体的看法,认为购书的宗旨是“搜集材料”,“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起收来”。“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家们也可以致力于研究”。对于图书馆的建设,顾先生认为,把图书馆办成“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多种问题的”机构,“我们要以新观点所支配之材料搜集,成就研究本国各问题之科学化,既以助成新材料之基础建设,并使我们的图书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图书馆”。[2]

        按顾先生计划书中要搜集的图书有十六类:1. 经史子集及丛书;2. 档案;3. 地方志;4. 家族志;5. 社会事件之记载;6. 个人生活之记载;7.帐簿;8. 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9. 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10. 宗教及迷信书;11. 民众文学书;12. 旧艺术书;13. 教育书;14. 古存简籍;15. 著述稿本;16. 实物的图象。他对每类的内容及收集的必要性都作了说明。时任中大图书馆馆长的杜定友对此计划书推崇备至。他写了一篇很长的《书后》,云:“现在把它付印,作为图书馆丛书之一。我们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为购书根据;而且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图书馆学上发生重大影响,以助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2]顾先生按此计划,前后5个月足迹遍及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等地,购到图书约12万册,其中有丛书约150种、地方志约600种、科举书约600种、家谱约50种、考古学书约250种、近代史料约800种、民间文艺约500种、民众迷信约400种、碑帖约3万张,内善本书及未经见之稿本、钞本、批本甚多。顾先生采购这些图书,使中大图书馆成为全国藏书量较多的几所高校之一。对购来之书,经过1年的整理,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编了一个专号《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顾先生写了《卷头语》[3](第6卷,第1 ~4合期),其中谈到了经史子集以外的书搜集之不易和这些资料不被人们所重视。

        顾先生的族叔顾廷龙先生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对顾先生这个《计划书》,他说:“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便。”顾廷龙先生回忆1955年秋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废纸约200担左右,上海市文化局组织人力展开抢救工作。当时选取的准标就是采用了《计划书》中的16项。结果抢救出2000斤有价值的文献。[4]从此可见《计划书》对于图书资料建设的深远意义。

        顾先生对中大图书资料建设的贡献,还表现在1928年3月主持创办《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为中大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今天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已经发展成华南地区高校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就藏书及设备而言,不可与当时顾先生任教时同日而语,但是,顾先生提出的把图书馆办成“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多种问题的”机构,“使我们的图书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图书馆”[2]的办馆宗旨却有永恒的指导意义,是我们永远应该遵循的原则。

        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顾先生为中大购进的3万张碑帖。由于入藏这3万张碑帖,使中大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历代碑帖最多的几个图书馆之一。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经过70余年的各种恶劣收藏环境及多次搬迁,绳断套破,次序混乱,拓片多有磨损、破烂。最近中大领导为抢救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制订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关于抢救整理馆藏石刻拓本的计划》,成立以黄达人校长为组长,李萍副校长、程焕文馆长为副组长的“抢救、整理馆藏石刻拓本领导小组”。经初步清理,馆藏碑帖拓本约1. 5万种,3万余件,多为近代所传拓,所拓各种刻石、摩崖、碑记、墓铭、联语、刻贴等,上自秦汉,下迄民国初,历代皆有,其中碑刻最多。绝大部分为原始拓纸,弥足珍贵。有一定数量的珍本、善本;有少数孤本、稀见本;有较多的摩崖、造像,历代官规民约、治河筑路买地券等石刻,以及亭台楼阁等名胜古迹的题记、联语之拓本,这些拓本为许多收藏单位所未藏,是本馆拓本的一个特色;而且极少剪裱本,绝大部分是学术及文物价值较高的整幅拓本。

        这次整理、保护,严格按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整理、编目、鉴定、评定等级等。中大图书馆参与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文献资源共享的协调协作,对中国古代拓片进行国际间的联合编目,并参与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13家单位参加的“中文古代石刻拓片数据库”工作,按计划实施该数据库的收录范围、著录项目、分类方法等。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有计划、有选择地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石刻拓片图录》。当把这些碑帖整理、出版完成,并为广大读者所利用时,我想顾先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二、为中大文史类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1924年孙中山创立广东大学,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将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5]任命戴季陶为校长。戴季陶到校后,看到学校派系林立,一片混乱,决定进行改革和整顿。一方面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国民党政府任命戴季陶为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等为委员;另一方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聘请名教授来校任教。当时戴季陶、顾孟余另有职务,多数情况下是朱家骅一人在中山大学主持工作。朱家骅“为了充实文学院,要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新史学负有时名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和戴季陶、顾孟余两先生商量,聘请他(指傅斯年——引者注)来担任院长兼两系主任。”[6]傅斯年到校后,加强师资队伍,聘请大批全国名流学者,当时国文、史学两系人才济济,大家云集。顾颉刚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朱家骅、顾孟余推荐,傅斯年发函邀请来中山大学任教授的。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最突出的贡献是加强学科建设,使文史科的语言学、历史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科学研究,走在全国各大学的前列。根据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学校决定设立各科专门学科研究所。顾先生1927年10月从江、浙购书返来,除任历史系主任外,与傅斯年同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傅斯年任主任,“着力于聘定教授,设置各研究组,招收研究生,成立各研究会,发行定期刊物及丛书等五个方面之进行”。[7]傅斯年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站在学科发展前沿的大气磅礴的学者,提倡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据顾颉刚日记,1927年10月16日,傅斯年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议出版学术刊物事宜。会议决定创办刊物四种:(1)文史丛刊(此刊未出版);(2)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由顾颉刚、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等编辑;(3)歌谣周刊,由钟敬文、董作宾编辑(出版时改名为《民间文艺》);(4)图书馆周刊,由顾颉刚、杨振声、杜定友编辑。[8]半个月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于11月1日创刊,《发刊词》是顾颉刚写的[9] (一说是“孟真(傅斯年)先生的手笔”,见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载台湾《大陆杂志》2卷1期),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认清时代,重视材料的搜集整理,用新的方法研究,达到现代的研究水平。他说:

        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新的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这一种刊物是达到我们希望的先导……[9]

        这些声音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和历史学界有振聋发馈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除出版《周刊》之外,决定筹办以顾颉刚为总编辑的《语言历史学丛书》。傅斯年、罗常培负责主持语言学丛书,顾颉刚与何思敬、钟敬文负责民俗学丛书;顾颉刚、傅斯年、容肇祖负责历史学丛书;傅斯年、容肇祖主持史料丛刊。

        顾颉刚在中大期间,科研成果丰硕。他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文章。[10]顾先生办《周刊》、编《丛书》,发表大量科研成果,为中山大学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顾先生对中山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顾先生、钟敬文等被誉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11]钟敬文先生说:“中山大学在上世纪的20年代末,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地之一。”[11]王文宝(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先生说:“广州中山大学为中国民俗学奠基活动,对以后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1] 

        顾先生与钟敬文、容肇祖等中国民俗学先驱,在中大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一)1927年11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成立民俗学会并把《民间文艺》周刊改名为《民俗》周刊,于1928年3月21日出版。顾先生写的《发刊辞》,强调要重视“农夫、工匠、商贩、兵卒、妇女、游侠、优伶、娼妓、仆婢、堕民、罪犯、小孩”的生活。并号召: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12]

        魏建功说:“顾先生就是民俗研究的开路人。……中山大学出的《民俗》杂志,便是《歌谣》中断时期,他大力提倡在南方生长出来的新苗。[13]可见《民俗》周刊在民俗学界的地位和作用。

        (二)顾先生主编《民俗学会丛书》(初名为《民俗学会小丛书》),并为这套丛书写了《牟言》。他说:“民俗可以成为一种学问,以前人决不会梦想到”,而“现在我们的眼睛已为潮流所激荡而张开了”,“我们为了不肯辜负时代的使命,前已发刊《民间文艺周刊》(后改为《民俗》周刊——引者注)。此外,风俗宗教等等材料也将同样地搜集和发表。这部小丛书便是我们努力中的一种。”[14]为什么要出版这套丛书呢?他在《<闽歌甲集>序》中说得很清楚:“我最悲伤的,北京大学自从成立歌谣研究会以来,至今十年,收到的歌谣谚语有二万多首,故事和风俗调查有数千篇,但以经费不充足的缘故,没有印出来,凡是不到北京大学的人便没有看见的机会,有了同没有一样!……我因有了这几次的创痕和怅念,所以到了中山大学之后,发起民俗学会,就主张把收到的材料多多刊印,使得中山大学所收藏的材料成为学术界中公有的材料。……即使我们这个团体遭逢不幸,但这些初露的材料靠了印刷的传布是不会灭亡的了;这些种子散播出去,将来也许成为长林丰草呢!”[15]后来因为这套丛书的出版问题,与傅斯年等发生矛盾,引起很大的风波。由于朱家骅的支持,丛书和《民俗》能继续出版。这套丛书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为扩大民俗学的影响,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把收集到的实物公之于众为培养民俗学方面的人才,普及民俗学知识,还举办民俗学传习班。顾先生在传习班讲“整理传说的方法”,讲了3次:一为“《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讲故事传说的演变和整理的方法;二为“古代民族宗教”,讲商、周、秦、楚、燕、汉诸代所崇拜的神袛,为古代宗教传统之源流;三为“《山海经》”,讲此书集战国时人对于世界万物想象之大成,为研究古代传说的资料。[8]在传习班授课的多是对民俗学有研究的学者,如何思敬、庄泽宣、汪敬熙、容肇祖、余永梁、钟敬文等。这个传习班开启了我国专门培养民俗学人才之先河。

        (四)组织团体赴云南考察少数民族生活,成员为史禄国(S . M . Shim Kogoroff)夫妇、杨成志、容肇祖。顾先生1928年7月10日日记记:“到南园,为饯别赴滇调查诸君也。”1973年7月又追记此事说:“此为我主持中大研究所时,作到组织一团体以考察彝族生活的唯一事件。结果史禄国又出了岔,惟容肇祖、杨成志写出一册报告耳。”此“史禄国又出了岔”,是指史禄国在调查中,对云南土著的社会和原始状态“感到恐惧”,提前结束调查回到广州。学校有关部门专门“为质问史禄国事,在校开会”,汪敬熙要学校辞退史禄国,顾先生在日记中记此事说:“孟真(傅斯年)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也,缉斋(汪敬熙)必欲去之,亦成见。予极畏事,而今乃不得不为调人。”此后,史禄国虽被保留教职,但被中大教授排除在主流学术圈外了。[11]可见顾先生积极协调此事。

        从上述顾先生在中大成立学会、出版刊物、编辑丛书、设置风俗物品陈列室、办传习班、组团考察少数民族生活等一系列活动来看,顾先生为开展民俗学研究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南方的民俗学运动。说他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之先驱”、“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奠基者”,他是受之无愧的。

        顾先生当年为中山大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今天已得到发扬光大。今天中大的历史学,已发展成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建有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是全国重点建设学科。中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内率先复办人类学系。现在,文化人类学专业建有博士点,人类学专业是全国重点建设学科。特别是2001年,为了继承和发扬傅斯年、顾颉刚等20世纪20年代在中大所倡导的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和学术传统,以历史学系和人类学系具有相近学术兴趣的教师为主体,正式组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该中心提倡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取向,重点发展组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三个方向的研究。提倡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重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该中心承担多项重大课题研究。拟编辑出版“珠江流域文化研究丛书”和“走向历史田野丛书”等。该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合作,于2003年4月出版了《历史人类学学刊》。该中心十分重视历史人类学人才的培养,不定期举办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历史人类学系列讲座、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来自世界各国的历史人类学知名学者应邀前来讲课、参加研讨。该中心的成立,是历史学与人类学互动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学科渗透的创新,提升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品位,是傅斯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开创的事业的发展。

        中大的民俗学专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2000年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承担纵横向研究项目十多项。研究方向以区域民俗与文化认同、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民间文艺研究为重点。该中心已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发表。公开出版《民俗学刊》(澳门出版社出版)。特别是该中心决定重版《中山大学典藏民俗丛书}),更具重要意义。当年顾先生主编的《民俗学丛书》共出版了37种39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分3册出版),从1930年出版最后一本到现在,已有70多年,原书多数已经散失难寻。钟敬文曾经回忆说:"50年代顾先生跟我谈过,他说我们在中大出了那么多书,是否可以选编一些留下来。”“有些经典的论著可以一印再印,……《孟姜女故事研究》,我们这个学科的人都要有。”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丛书没有重印。[16]现在中大民俗研究中心决定重印这套丛书,这是实现顾、钟等先生遗愿,他们会含笑于九泉之下。而且该中心还决定编辑出版《中山大学民俗丛书》,赓接《民俗学会丛书》,从第38本开始,继续编下去。2001年12月,该中心与中国民俗学会联合举办的钟敬文先生百岁寿庆暨“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会议论文集《中国民俗研究前沿论丛: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作为《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之一种,于2002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先生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令人欣慰的。

        

        三、为中大优良学风的形成树立典范

        所谓大学的学风,就是一所大学中治学、读书、做人的风气。学风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气质,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我校的学风就是孙中山先生为我们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一所大学的学风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大校长黄达人教授最近在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大学学风》中指出:中山大学优良的“学风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者积累起来”的,在中山大学的历史中,“有许多杰出的学者,他们用毕生的努力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圣的学术,也正是他们,为我们奠定了中山大学今天的地位,在我们学校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17]顾颉刚先生就是这“许多杰出的学者”之一,为中大优良学风的形成树立典范。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顾先生是如何在中大树立优良学风的。

        (一)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教师与学生是大学学风建设的主体。师生间学术薪火的传承,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而且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求真、求知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传承。根据顾先生日记可知,他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先后开设“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书目指南”、“文史导课”、“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中国上古史实习”等课程,并编写了五种讲义。他的教学方法,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研究的能力和学术责任感,寻求学术的传人。他所编写的讲义,全是有关的原始材料。据上述王煦华先生的文章,可知这些讲义的情况。把材料分门别类,在卷首写上研究性的“按语”。《中国上古史讲义》,所引的材料分为五种,共收集材料158种,其中37种作了按语。《尚书学讲义》所收材料,正文凡113篇,参考材料凡62篇,加上附录,列为14卷。《古代地理研究讲义》分甲乙两种:甲种为旧系统的参考材料19篇,全都写了按语;乙种为新系统的材料13篇,写了9篇按语。《春秋研究讲义》分甲乙丙丁4种。总共41篇,全都写了按语。《孔子研究讲义》也分4种。甲种为孔子事实及记载孔子事实之文籍考订的参考资料24篇,作了22篇按语。乙种为各时代人心目中之孔子的参考资料。丙种为道统传衍问题的参考材料。丁种为经书著作问题参考材料11篇,都写了按语。顾先生在给胡适的信中,两次谈到在中大编发讲义的事。1928年6月15日信说:

        这一年中,我拼命发讲义,现在已有千余张了。将来想编排一下,名为《上古史材料类编》及《尚书学史材料》两书。所得的创建虽不及以前多,但比以前踏实,对于这两种学问的常识比以前丰富多了。学生很有几个好的。我深信这一年中已为广东学界造成一个新风气。[18]

        同年8月20日信说:“我拼用这一年的精力化在教书办事上罢!所以上古史和《尚书》两课讲义拼命发。” [18]顾先生拼命给学生发讲义,目的是希望学生在阅读原始材料中,加上老师按语的启发,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引起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为实现这个目的,顾先生特别重视考试及出试题,他出的试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在“中国上古史第一学期试题”附告中说:“这份题目请带回和讲义钉在一起。”又在“中国上古史课平时成绩题目”的前记中说:

        此等题目皆为研究上古史者所必当思索或必当编录者,故即不作,亦应时时悬诸心目中,使见到此类材料之后,可以随手加以分析及综合,则问题虽困难必有解决之一日,即不能全部解决,至少亦必有一部分可以解决,研究学问之方法即在于是,幸留意焉。

        在“孔子研究”学期试题前记中又说:

        此次考试未选作之题目,希望于寒假中都去想一想,能作笔记最好,因为写笔记是引入自己研究一条路。[1]

        1929年2月25日,顾先生离开中山大学前,作《离粤时与诸同学书》,曰:在请假赴平期间,所任各课除“上古史实习”一课请杨箔如代理外,其他三门课仍“由我编好讲义,寄粤付印”。希望选修“古代地理研究”者,“把《左传》、《战国策》、《史记》三书中关于地理的部分细看一下”,比较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的疆域大小,“再把《禹贡》、《山海经》、《职方解》三篇同这些材料比较看着”,看这三篇与何时代的疆域相符以判定他们的著作时代。选修“春秋研究”者要把三传细读,“记出它们在意义和形式上的种种同异之点;再把春秋经文和三传比较,看经文中哪些事情是幸赖传文而明白的,哪些事情是给三传一讲反而弄糊涂的,哪些事情是终于失传了,作三传的人一点都不知道的。”选修“孔子研究”者要“把《汉书》、《春秋繁露》、《占微书》、《白虎通德论》等书翻一遍,看孔子的偶像如何给汉人抬起来的;再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书翻一遍,看理学家心目中的孔子是怎样的,他们把汉朝人造成的孔子变得怎么样了。”选修“上古史实习”者要“把《史记》百三十篇统研究完。”这部书在古代史和学术史上所牵涉的问题有许多“是可由我们解决了,有许多不是一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可由我们提出了,《史记》的糊涂帐我们可以担任结算的义务了。”[8]从以上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顾先生时刻想把学生引上研究之路、提高他们研究能力的一片苦心。从这些对学生充满着爱的试题附言,以及实际上是治学经验谈的《离粤时与诸同学书》看出顾先生是怎样教学生去读书、去思考问题、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对前人的研究方法,顾先生又怎样教导学生呢?1929年1月28日,顾先生作《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代<桂学答问)序》。曰:本学期的“三百年来思想史”课是讲康有为,因忙未编讲义因嘱夏廷漓标点刚买到的康有为的《桂学答问》,印本暂代本课讲义。他在文中说:对于本书中所讲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千万不要用现在应用的眼光来看它,而要用19世纪末年一个从经生改行的新学家的读书方法来看它,看它如何沿袭着前人,又如何独辟着新路,看它怎样受时势的影响,又怎样受环境的束缚。能够这样做,我们研究康有为时,就不是研究他一个人,而是研究一个康有为的时代了。”书中所言,“有极创辟的。如谓《老子》为战国书,在孔子后,这是以前的人从没有讲过的。”[8]顾先生通过自己的课程,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把学生引导上研究问题之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提高研究能力。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责任心,就是一种优良的教风,这是优良学风的表现。

        (二)传授与创造的关系  大学既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创造知识的地方。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和前途的动力,这种动力的来源在于创造性地发展知识。我们的教师要以创造知识为己任,不但要让学生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获得创新的治学理念,获得将来继续学习的能力,获得创造知识的能力。顾先生在中大任教,就有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我们还是以他所教的课程为例来加以说明。

        陈槃是1928年中山大学国文系一年级学生,听顾先生讲“中国上古史”课。开课不久,给顾先生写过一封信,顾于3月25日复信给他:“接读来书,快悉一切。兄着手作‘黄帝事迹演变考’,极好。”对于如何作好此考,顾先生在信中给予详细指点,并应邀开列了书目。还指出:“古史的著作年代不可定者多。我常想编一种‘古书著录表’,以书名为经,以各代目录为纬。例如见于《汉书·艺文志》的,便可知是唐以前书。人事纷扰迄未能就,兄有意乎?”接着又说:“写笔记是读书最好的办法,只要做一二年就可有很大功效。能永远做下去,就会引起无数问题,得到无数材料。”在这里他教学生如何创新。陈槃后服务于中央研究院,1936年著成《左氏春秋义例辨》一书。陈在自序中说:“往架读书中山大学,尝从领刚师受《春秋》,窃闻绪论,颇疑三传之说不可尽信,而思所以辨之。”此书“得顾师苦费精心,为之是正(诸所启示,书中注明,不没其实也)。”顾先生为此书《<春秋>“公矢鱼于棠”说》一章作附记曰:“槃庵此文,以射鱼为宗庙之事,伴宫为习射之地,搜罗证据至富,其说明亦至详,古礼粲然复明,为之称快不已。[19]这是顾先生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学生创造知识的显例。

        我们以何定生为例,看顾先生如何一步步地循循善诱,引导他走上研究《尚书》之路,并做出创造性成绩。1928年何定生选修顾先生的“书经研究”课,何定生读了《胡适文存》中的《汝尔篇》,写了一篇《从胡适的汝尔篇到尚书去》的文章,交给顾先生,顾先生阅后交还他。当何定生看了顾先生在稿子上的批示后,不禁面红耳赤,颇感愧疚。因为何定生连今古文都还没有弄清楚,就研究起《尚书》来。但顾先生发现他有培养前途,建议他对《尚书》的代词全部加以研究。何认为,既要研究《尚书》的代词,则要与他书的代词比较,不如作更大规模的研究。顾先生非常赞同。何定生经过努力,写成《汉以前的文法研究》,为他进一步研究《尚书》的文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顾先生循循善诱下,何定生一步步深人到研究《尚书》的学术殿堂中去。何定生整天沉浸在古籍中,“遂为被枷带锁之人”。“坐、站、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的心都不会轻松。”最终完成《<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一文。1928年10月17日《中大周刊·<尚书>的文法研究专号》出版,全文刊登何定生的《<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洋洋洒洒数万言的雄文。这篇文章的创造性在于:一个时代的文章,必然渗透着这个时代的意识。时代意识往往可以通过其普遍的文法表现出来。何定生断言“我们要求古代文法,我们要从文法上发见时间性,我们捉住此意识之流,什么假把戏都是逃不了的。”若某一时代的出版物与此进化的文法不类,就只待它是伪造的;若某一书籍的文法与某时期同,就知道它是某时代的产物。此篇文章给古籍辨伪,有莫大的帮助。此文一出,不仅获得广东学界的好评,还引起胡适、钱玄同等学界名流的注意。后来在上海顾先生向胡适推荐何定生时,胡适对何亲切地说:“玄同和动西都注意你这篇东西。”对这篇文章,顾先生十分高兴,在1928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此自有研究所以来之第一篇成绩也!”此文乃何定生成名之作,但它凝聚着顾先生与何定生二人真挚、浓厚的师生情谊。[19]是顾先生正确处理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的关系,树立良好学风的典范。     

        (三)嗜学如命的学术风格顾先生自己说:“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他在中大的一年多时间里,无论为中大采购图书,还是创办3个周刊、出版《丛书》、推动民俗学运动、教书、研究,处处都体现他以学术为生命的学术品格。顾先生曾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生活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他把人生的跋涉与学术的追求融为一体,学术追求成了他生命的目的。1928年8月20日,在中山大学致函胡适说:我这几年的烦闷、愤怒、希望、奋斗,我有一中心问题,便是想得到一个研究的境地。除了这件事,什么名,什么利,都不在我心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供给我,我便用整月整年的功夫研究我心中积蓄的几个问题,并按日程认真读书,增加我的常识。如果有人毁坏我,我也不管。我深信如果能构成我理想中的作品,一定抵得过种种毁坏的损失。这种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涯的知识的精神风貌,多么令人敬佩。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评价顾领刚说:“最值得人怀念的,恐怕还是他那嗜学如命的性格,探索真理的豪情和开拓门径的兴味”。“在现代史学家中,他无疑是极少数乐学的学者之一。[20]

        顾先生通过自己的实践推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风,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在中山大学“为广东学界造成一个新风气”,中大同学想起那时,还觉得是一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令人留恋。

        顾颉刚先生在中山大学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有形的、无形的优秀遗产。胡绳先生在评价顾颉刚先生时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我想,他从20年代起60年间做的学术工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有益的,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我们应该学习、继承、借鉴、发扬顾颉刚先生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作为建设国内外第一流的中山大学之用。

〔参考文献〕

        [1] 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 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顾颉刚.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R].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3]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Z].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4] 顾潮. 顾颉刚学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 黄义祥. 中山大学史稿(1924 -1949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6] 王为松. 傅斯年印象[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7]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M].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8] 顾潮. 顾颉刚年谱[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Z].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10] 李尚德,黄义祥,钟伟勇.凝聚中大精神[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11] 叶春生.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2] 民俗周刊(第1集)[Z]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13] 魏建功. 歌谣四十年[J] .民间文学,1962, (2).

        [14] 顾颉刚. 民俗学会小丛书弃言[M].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15] 顾颉刚. 闽歌甲集序[M] .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1928.

        [16] 中山大学图书馆典藏民俗丛书重版说明[J]. 民俗学刊,澳门:澳门出版社,2003.

        [17] 黄达人. 谈大学学风[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3,  (2).

        [18] 胡适.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 王学典,孙延杰.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20]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赵洪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