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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的服务乡村办学理念及其实践

邹鲁的服务乡村办学理念及其实践*

李瑛

        摘要:邹鲁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之情,在重掌中山大学8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务乡村办学理念。在此理念指导下,国立中山大学服务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成功实践使这所大学在三十年代声名鹊起,为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邹鲁的服务乡村办学理念虽缺乏完整体系和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其实践极富成效,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推进地方高校为“三农”服务,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邹鲁;服务乡村;办学理念;办学实践;评价

 

        邹鲁(1885-1954),名澄生,字海滨,广东大蒲县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少年自觉天资鲁钝,改名为“鲁”,青年时期,在家乡自办乐群中学。“其教育思想欲师欧美”[1],开创了当地私人创办新式学校之先河,后在广州成功创办了潮嘉师范学堂。两次办学经历对他以后的人生影响较大,使他与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广州的学习生活使邹鲁较充分地接触了西方科学与民主主义知识,认识到教育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受孙中山先生委托,1924-1925年,经邹鲁精心筹划和治理,国立广东大学在成立短短两年内就成为系科和设备较完善的大学,为后来国立中山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32年,邹鲁重掌中山大学,他锐意改革,创建石牌新校址,大力延聘师资,扩充系科,增设研究院等,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直至1940年因病卸任。他开创了解放前中山大学的黄金时代。作为一名大学教育家,邹鲁能够超越政治偏见,在两度中山大学校长任内,以其极富个性魅力的治校方法与独树一帜的办学思想,使中山大学不负孙中山之盛名,成为近代中国国立大学中屈指可数的名校之一。两次中山大学履职,邹鲁积累了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大学教育思想,其中,服务乡村办学理念成为其思想体系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研究邹鲁服务乡村办学理念及实践路径,解读其中的精髓,能为今天高校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提供启示和借鉴,也藉以引起学术界对邹鲁教育思想的重视,并对其在教育史上的贡献给以重新认识和中肯评价。

   

         一、邹鲁的服务乡村办学理念

        1. 学校应负起社会事业的责任

        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机构往往都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埃里奥特曾指出:“在这个互动不羁的国家里,大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这种互动应比那些较少变化的社会表现得更灵敏、更为快捷。”[2]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救亡图存成为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因而与社会相互依存、荣辱与共。邹鲁服务乡村办学理念的形成,基于他对学校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邹鲁认为,社会和学校应该合为一体,学校所造就的人才直接供给社会,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直接因诸于学校。学生为社会工作人员,不应再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只知书本理论,而不知应用方面的技术。为此,学生应该去实地实习,如学纺织机械工程的,以纺纱或织布厂为其实验所,学成后“经验必富,能力必强”,不但能立即运用机械,并知道如何改良,以增加生产。因此,“社会即是学校,学校可成为真正改进社会的策源地”[3]。学校与社会应该发生密切联系,“学校应负起社会事业的责任”[4]

        邹鲁认为,大学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肩负着特殊使命。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经济尤其是乡村经济濒于崩溃。邹鲁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作为大学校长,他认为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是社会的指导者,负有不可推卸的救国责任。为挽救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大学生首先必须具有爱国心。“我以为各位在校,科学固然要紧,而对国家社会的同情心,尤其要紧。”[5]救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救国要从本身做起。“要救国,必须自救,然后才能团结全国民众,使大家发生互信之心,一致去负起救国的责任。”[6]作为学生,要负起救国的责任,就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必须在学问上多用功,有了真才实学才能救国。“有了救国的决心,而尤须有救国的能力,要有救国的能力,就须要努力研究学问。”[7]而研究学问必须认清学问的用途,做到学以致用,“研究学问必须应用到社会发展上面,始能成为有益于人类生存的学问。这是社会改造的努力目标,也是研究学问的主要目的”[8]

        2. 到乡村去

        邹鲁认为中国以农立国,民族的生命线在农村,农业的振兴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枢纽。“农业是工商业之母”,农产物是工商业的源泉,农村一经破产,工商业也随之没落。农业兴工商业才能发达,所以他主倡农业救国。恢复农村经济,复兴农村生产,完成自给自足需求,诚然是“处在有学识而居领导地位的我们同学无可诿卸的唯一负担,也是无可稍缓的唯一救国的途径”[9]。邹鲁批评大学教育普遍存在教育内容与现实环境脱节的现象。“大学毕了业,也因所学不切实际,而且过惯了都市的繁华生活,再也不能安心于乡村的实际生产工作,大家都往城市里奔走钻营,以从事于人与人争的生活。因此,乡村事业,日益没落;都市的斗争生活,日益剧烈。争来争去整个国计民生问题,依然得不到正当的解决。至于研究工作,自然很少,说到由研究而进于发明更谈不到,像这样的教育怎能负起救国的任务呢?”[10]当时不少大学生以精英自居,很少与社会接触。邹鲁教导本校学生:“得了学问替国家社会做事,须深入乡间及农村去,方是学以致用之目的。”[11]

        邹鲁教导接受高深农业教育的农科学生,“自应身体力行,去提倡农业,转移风气,切实毅然负起改造农村的责任来”[12]。他还多次表明要在各乡村设立农业学校,使学生或农民能学到有关农业知识。1934年6月18日,乘中山大学快放暑假的时候,邹鲁鼓励学生们利用暑假回到农村的机会,开展力所能及的乡村服务活动。第一是进行乡村实况调查,如农村作业、山麓森林、水利灌溉、土壤地质、物价涨落、人口增减等,了解人民生活近况如何,教育、交通、卫生如何。此举意义巨大,能增加关于中国实际情形的知识,可为今后改革社会挽救国家之张本。而且学生对乡间情形熟悉,更使调查进行容易而结果确实。第二是宣传抗日,以激发国民爱国心,使民众同仇敌忾,拒用日货。救国不一定要担枪才行,这种宣传“实较枪炮还来得切实”[13]

        1935年7月8日,在中大学生毕业典礼上,邹鲁更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出校后不要贪享都市安乐生活,要本着改良农村的勇气一齐到乡村去,发展乡村,要本着所学和创造精神“到乡村领导乡人,如何办乡村教育,如何创办乡村工业,如何设乡村保甲,更如何改良乡村农业”[14]

        他谆谆告诫学生们:“第一,不要奢望八十元以上的月薪。因为乡村里是很难找每月八十元以上的席位,若要为国家,为社会,又要为个人目前谋奢侈的生活,那是不行的。第二,不要存骄傲心。须知回到乡村去,我是子弟,对于乡中父老,要秉持谦恭态度,不可恃大学毕业便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得到老前辈的帮助,使诸位创造成功,否则他们便足为一切进行之梗。”[15]

        3. 学校生产化

        生产教育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职业教育基础上擅变而来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主张运用教育方法来培养具有生产技能和意识的人才,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1917年,朱元善发表《生产主义之理科教授》一文,最早谈及生产教育问题。1926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教育厅长的许崇清发表《教育方针草案》,提出将“生产”的作用正式列入教育方针之中,倡议学校内设置类似工厂、农场的环境,使生徒在日常学校生活内,能得到走进实际生活的机会。生产教育经许氏提倡,遂引起国人的注意。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1928年5月召集全国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时,即有“养成劳动习惯,提高生产技能,推广科学之应用,提倡经济利益之调和,以实现民生主义”的教育宗旨的规定。1930年,教育部长蒋梦麟召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改进全国教育方案》,其中规定:“在各级各类的教育内,都应注重科学实验,培养生产能力和职业技能。”[16]在政府官员和众多教育界人士大力提倡和鼓吹下,生产教育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教育思潮演进为民生教育思潮,注意国民生产能力的培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促进。[17]

        邹鲁之前,许崇清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其生产教育思想无疑对邹鲁产生了重要影响。邹鲁继任后大力倡导和推行生产教育,并创造性地提出“学校生产化”的办学理念,使学校由传统观念上的“消费单位”转变为“生产单位”。在筹建石牌新校址时,邹鲁把这种理念付诸实施,结果而积四万余亩的石牌新校址(包括林场)除建筑物外,其余都成为农场、林场、果园和花园。此举用意在于“学农业者,均需亲自耕种,以增加实际经验;并有实物成绩,使普通农民信服改良耕种法之功效;又赖生产之收入,以实现自给自足,或竟生利补助其他学校之经费。学地质的,可实地调查地质。以此类推,结果学识经验俱能增加。将素来之消费学校一变而为生产之机关”[18]

        学校生产化为学生提供了充分的实习场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在亲身实践和耳濡目染之中,激发学生为农业、农民和农村服务的热情,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农村建设做好思想、知识和能力的准备。同时,遍布校园内外的农场林场及科学生产,时时处处为周围农民提供农业科技示范,农场、林场区域试验成功的良种,能够及时在本地区农村加以推广,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此外,学校生产代可以实现学校物质消费的自给自足,还能将富余的农产品贡献给社会,“补充本校消费部分的开支”[19]。学校生产化使当时国立中山大学除了盐和煤之外,蔬菜、肉类、牛奶等日常消费品都有生产,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有的还对外出售,为学校节约了大量办学经费。鉴于学校生产化对农科大有裨益,1934年邹鲁撰文《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进一步强调“盖欲使向来消费之教育,化为生产之教育,此后理、工、医各科,亦将分门计划,达此目的,是则鲁积年来之教育主张也”[20]。邹鲁办学独具匠心,由此可见一斑。

   

         二、邹鲁服务乡村的办学实践

        1. 早年的服务乡村办学实践

        国立中山大学乡村服务肇始于国立广东大学时期。1924年8月13日,孙中山先生颁布了《大学条例》令,明确规定大学的宗旨为:“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21]并训令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按“查照遵行”。于是,邹鲁拟定《国立广东大学规程》,规定:“以灌输及研究高深学理与技术,并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为办学宗旨。这样,就将推广应用研究成果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为此,中山大学当时在农科下设三个部门:教授部、研究部和推广部。推广部主要开展蚕桑和林业推广服务,先后在高州、梅县、清远等县举办修业期为一年的蚕业巡回讲习所,培养养蚕技术人才上百人。[22]在清远设立第一蚕种改良所,选育蚕种分发附近农民,农科每年派出教员分赴各地,教授蚕桑技术。每届毕业生必赴顺德考察蚕业和农民状况。设在各区的模范苗圃负责林业推广,培育优良树苗就地分送,并作技术指导和植树造林宣传。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全而经济危机,对中国疯狂倾销产品,致使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出现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惨状。同时,中国农业频遭严重自然灾害和连绵兵匪战祸等天灾人祸打击,使衰退中的乡村经济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地方政府涸泽而渔,横征暴敛,农民入不敷出,购买力缩减,农村金融枯竭,农民生活条件恶化,大量耕地荒芜,各地粮食生产锐减,中国农村经济走向崩溃。解决农业危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山大学是华南地区的大学重镇。作为充满爱国激情的大学校长,邹鲁的服务乡村办学理念更加明确和强烈,他发扬光大早年培养中山大学服务乡村的传统,取得了显著成效。

        2.  20世纪30年代服务乡村的办学实践

        (1)完善农学院培养体制

        农学院的前身可追溯至由广东农林试验场及农林讲习所组成的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广东大学成立时,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归并为广东大学农科。1926年,随广东大学易名,其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农林科,1929年改称农科,1931年改称农学院,石牌新校建成后全部迁至石牌。农学院成立时农业推广就被写进办学宗旨:“阐明农林学术,推广其应用与养成各种农林技术及经济人才,以供农林建设上之需要为宗旨;”“放其使命,非仅造就农林人才,而并负有解决地方上农林问题,与改建农林事业之责。”[23]因此,学校在农学院设立教务、研究、经营(生产)和推广四个职能部门,兼办农业专门部和专修科及短期农业讲习所,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强化农科学生农场实习,1933年4月,学校公布《农学院学则》,规定学生修足规定学分外,还必须完成平时与暑假的农场实习,完成研究(毕业)论文和农场或林场的经营报告,成绩及格始准毕业。农学院在一年级开设农场工作课,每星期六由各股技术人员安排,与农场工人一起全天参加劳动,农场工作课的质与量的成绩考核各占一半,不合格者于暑假期间补做农场工作。邹鲁认为:“农学院除造就人才外,对于农林事业,负有研究改良之责。”[24]学校还特设研究委员会(后改为农林研究委员会),由教授与技师共同组织,担任各个农林问题之研究,其结果证明有效者,陆续介绍推广给农民采用,以谋农林事业之逐渐改进。1935年,农学院奉令成立农科研究所。这样,中山大学在农科大学中较早建立起完备的硕士、本科和专科人才培养体制。

        (2)拓展农业推广服务范围

        1932年,邹鲁修订《国立中山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各学院为便利学生实习及推广学术之应用起见,得附设医院、农场、林场、工厂、护土学校、助产学校、实业学校、讲习所及其他相类之机关。”为了便利农业研究和推广,学校扩建或新建各种农场林场与试验场,包括附属农场、第一模范林场、南路稻作育种场、农林植物研究所、蚕种改良所、南路蚕业试验场、沙角沙川试验场、潮州苗圃。其中,第一农场因搬迁新校址停办,第二农场得到扩充,1936年而积达12100亩。白云山第一林场于1928年开办,抗战前夕,而积扩展到21800亩,既作为全省示范森林,又是农学院师生试验研究和演习场地。1935年学校创办乐昌武水演习林场,营造杉木林和进行香菇繁殖试验。1936年于惠州西湖创建第二模范林场,而积9200余亩。此外,还有潮州苗圃,设有树木标本区。学校编辑《新苗月刊》及免费赠送林业知识资料。

        华南是我国的重要粮食产区。邹鲁上任后,鉴于“吾粤粮食缺乏,稻种改良为治本重要问题”[25]在原有南路稻作育种场、石牌稻作试验总场、沙田稻作试验场的基础上,增设两个稻作试验场:东江稻作试验场和韩江稻作试验场。邹鲁在任期间,各稻作试验场育种试验研究有相当成绩,育成竹粘、东莞白、中山1号、黑督、银粘、丝苗等优良稻种,改良品种的推广,能够增加收获量百分之三十。[26]部分稻种推广到广东、广西、福建及华北地区。[27]中山大学还设立蚕种改良所,以研究所得之蚕种改良法,制造蚕种,推销给农民。广东南路地多荒芜,然亦宜于蚕桑,故学校建立南路蚕业试验场得到了省政府的辅助,建有缫丝厂。由于农场、试验场占地面积之大,当时流行有“中山大学校,半座广州城”之语。[28]

        为使学校负起社会事业的责任,邹鲁重掌中山大学后,首先把广东通志馆接收过来,拟订省志的总目录有二十余门类,分别聘请相关人员及有关教授负责编辑,在1938年学校西迁前,全部编撰告馨;其次,邹鲁接收了两广地质调查所,由中山大学负责办理,以供学生实习之用,1935底,初步完成广西地质调查;再次,接管土壤调查所(农林局1930年成立),组建了全国高校最早的土壤调查所,由农学院负责,也取得了佳绩。在院长兼所长邓植仪的带领下,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该所完成了广东全省交通干线所及94个县6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初步土壤调查,详细化验后制成许多土壤图,并对番禺、中山等28个县进行了土样化验,刊印土壤调查报告书,陈列于室,以供参观和研究。

        (3)建立乡村实验区

        在1932年中山大学农学院总理纪念周的演讲中,邹鲁提出了具体改造乡村和救济农业的办法:“第一,应该保持数千年以来以农立国的精神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旧习惯;第二,用科学的方法,改良耕种及农具;第三,设立农业银行,农村合作社,农村学校和图书馆,使一般农人的资本,生活知识,均皆向上—这都是目前急切之图。”[29]为此,20世纪30年代,国立中山大学建立三个乡村实验区来实现邹鲁校长乡村服务的美好夙愿。

        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以石牌附近10乡为范围设乡村服务实验区,“图谋推广发展乡村事业”[30]。实验区开展农民自卫组织训练;改进农业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组织信用合作社,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开办民众夜校、图书报处、壁报,普及文化知识;举行乡民联欢大会、读书会、演讲比赛、棋类比赛等,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创设互助会、村友会、代笔处、农业问事处等,为农民答疑解难;并在每村设乡村公园,开展种痘、清洁活动,开辟乡村交通等,大大改善了农民生活。[31]

        国立中山大学师生还积极组织知识下乡,创办了两个教育实验区。1935年,中山大学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与番禺县共同成立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区,下设康乐教育部、公民教育部、语文教育部、生计教育部。实验区在改进乡村社会实验、民族中心小学课程实验、乡村青年训练、推进义务教育、识字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32]1937年1月24日,中国社会教育社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合办的广东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正式成立。实验区以民众生计教育为中心,以复兴民族为鹄的,开展了乡村青年训练、乡村基础教育、乡村事业辅导三大实验事业。抗战爆发后,围绕抗日救亡目标,各实验区继续开展乡村建设服务,其中,花县实验区成绩突出,在广东颇具影响。[33]

   

         三、邹鲁服务乡村办学理念与实践评价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定型时期,也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形成时期。中西文化的强烈冲突、碰撞、融合成为该时期社会环境的典型特征之一。邹鲁饱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信守儒家的“修齐治平”志向。青年时期的新式学堂学习和生活,尤其是后来的国外考察经历,使邹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承继传统的同时,明显注意吸收外来教育文化的合理因素。所以,他将大学诠释为:“大学为最高学府,国之文化,所藉以为转移者也。若不能纳新于旧,以成适中之文化者,不能合于现在之国情;不能融合东西,已成为世界文化者,不能尽大学之职责。折中于创造因袭之中,为可久可大之画,斯可已,本大学用是以为志焉。”[34]于是,在办学过程中,邹鲁不仅能够有效地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又迭出适于国情和社会之需的宏见伟创。

        1928-1929年,邹鲁考察各国教育制度,出游五大洲29国,参观了80多所各类学校,遍访各国教育官员和名校校长,开阔了视野,最后写成《二十九国游记》,为其日后治理学校和形成完善的教育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国外教育考察使邹鲁“始知我国教育制度,尚多未善”[35],切实感受到西方“教育方法注重实用”和“学以致用”,所以在办学中体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注意将学校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锐意为社会服务。根据国情,邹鲁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服务社会的途径:到乡村去,通过开展农业技术改良、传授农民科学知识、建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农业推广活动,来复兴农村和农业,达到救国之目的。为了使学校负起社会事业的职责,把学生培养成有科学知识和实用技能的生产者,来拯救积贫累弱的中国,邹鲁创造性地提出“学校生产化”的办学理念,实施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办学方略,实现其“将素来消费之学校,一变而为生产之机关”的生产教育,满足了学校办学的自给自足。这种独特的办学理念,对推动学生走出校门开展社会服务,尤其是开展农业推广服务,以及促进国立中山大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历史语境下,秉笔直书,公正客观地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这是史学研究的准则。[36]抛开政治纷争,毋庸置疑,邹鲁作为中山大学的开创者,是出色的。在执掌中山大学八年的办学生涯中,他创建石牌新校、增添图书仪器、改革教育制度、发展研究事业,为中山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功勋卓著!当然,由于政治活动耗费了邹鲁大量的心血,加上体弱多病,使他没能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办教育,同时,由于未能像同时代其他著名的大学校长蔡元培、郭秉文、竺可祯、梅贻琦等那样接受过系统的高水平的东、西方高等教育,因此,他对教育理论的研究难免不够深入,缺乏深沉冷静的探颐索隐,教育思想表述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思辨色彩,直白倡导之语居多,未有梅贻琦“大师”、“大楼”之隽永哲思旷世伟论,未及蔡元培那样提出“五育”并举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未能制定出张伯等那样切合实际和扭转学校乾坤的“土货化”教育方针。表现在社会服务办学理念上,则为阐述不够全而、深刻和系统,更多为理想主义的鼓动和号召。尽管如此,关照邹鲁的人生经历,便可理喻与释然。从实践层而来看,或许,称其为“服务社会办学实干家”,更为名副其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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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11] [12] [13] [14] [15] [20] [24] [25] [26][29]程焕文编.邹鲁校长治校文集[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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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张正藩.近卅年中国教育述评!M].正中书局印行,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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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8]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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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郑彦菜主编.国立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报告书(2)[M].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7.

        [32]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区指导委员会.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区指导委员会二十五年度第一次会议录[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6-09-30.

        [33]苏州大学,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编译.艰苦的探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回忆录网.1989.

        [34]张胜波,黄少宏.革路槛褛开创中大[N].南方日报,2010-07-01.

        [36]李瑛,金林祥.中国古代治史修养论略[J].北方论丛,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