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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述评 ———以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为例

民国时期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述评

———以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为例

王 传

        摘要: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如该所史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训练,运用多种工具进行实际调查研究。江应梁、王兴瑞、曾昭璇、梁钊韬等一大批现代史学专业人才就出自该所。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及经验,对当今高校和研究所史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时期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以下简称语史所)是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的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专业学术研究机构,该所于1927年8月开始筹备,以“作语言与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并以造成此项人才为宗旨”。[1](p16)为了培养专业的研究人才,研究所在正式筹备的前一个月就由校长公布该所的《研究生招生简章》。

        招生简章对研究生招生的人数、资格、研究题目及研究所学生待遇等作出了规定。研究所计划首批招收20名研究生,要求投报者具有“大学毕业,曾专习语言或历史学,而现在仍继续研究者”;在“高师毕业,曾习文学或史学,或在大学修业二年以上,而欲专为语言学历史学研究者”。报名时须述明以前所习之学科,所读之书及所从之教师,并附上以前所从之教员推荐信一封。投考者来函经检定合格后通知考试。考试科目有:国文、外国文(英法德之一);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地质、生物、统计(选一)。研究生录取后,免收学费,各种旅行及实际工作的费用均由学校支付,研究生工作优良时,学校提供300至1000元不等的奖学金。学生在研究所各教授的指导之下进行研究,除完成自己的研究题目外,还要参加校內外的集众工作,例如南方方言的调查,民俗、人类学及古物调查与收集、新修《广东通志》等。但因考虑到研究所刚刚成立,在全国尚无一定的影响力,加之受当时南北时局混乱、生源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一时很难招满,所以简章又规定,“研究生报名期限无定,可随时报名,但额满后不收”。[2](p7)虽然研究所从筹办时就准备招收研究生,但一直因“研究生学历在大学毕业以上,延聘教授,自须较本科教授薪金为高”,1929年顾颉刚离开广州前后仍然为因“校款支绌,种种设备无法举办,至未能实行招生,殊深歉仄”。[3]

        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史料来看,直到1933年文史研究所才招收陈国治、陆永恒、潘莳、黄延武、朱杰勤、曾了若六名研究生。2简章规定投考条件除大学本科毕业生外,还可以史学专门著作投考。例如研究生朱杰勤就无大学本科学历,以《中国史学研究》一文获得投考资格,诸多考生多因“一两种试题未得手,遂 至降其名次”,但由于其提交的论文质量较高,被专家认为是“深造之士”,也能成为备取生。3

        从这一时期研究生招生及培养来看,研究生教育主要还是围绕着研究所若干研究题目入手,更多的是通过研究所的教授及研究生“集众”的力量来推动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的展开。招生计划既没有对学员学习年限的规定,也没有对研究生制定详细的培养、考核方案,且招生也不正常,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大的史学研究生培养还没有走上正常的轨道。

        二、文科研究所史学研究生的培养

        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始于1934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程对研究生入学的资格,研究院所设立的要求及经费、图书仪器、课程设置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935年4月,国民政府仿照英美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为了配合学位法的具体实施,陆续颁布了《学位分级细则》(1935年5月23日)、《硕士学位考试细则》(1935年6月12日)、《硕士学位考试办法》(1936年4月7日)。[4](p1383- 1408)对学位课程考试、学位论文审查答辩和学位授予等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并制定了详细的标准,我国的学位制度至此初步形成了。

        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在1934年后研究生招生正常,培养模式较为成熟,成绩卓著。

        根据《大学研究院规程》,中山大学于1935年夏成立了中山大学研究院,下设文科、教育、农科三所。4其中文科研究所下设语言、历史二部,正式招收专业研究生。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专业研究生的招生及培养继承了北大国学门及清华研究院有益的经验,在具体的招生及培养过程中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首先,严格招生程序,限制招生规模,延长研究年限。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宗旨是“研究及整理历史文化、并以造成此项人才为宗旨”,在其招生简章对学生的投考资格严格限制,只招收正规大学史(地)学系本科毕业生。招生简章规定凡“国立省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相当学系毕业者;本校承认之外国大学相当学系毕业者”始得投考(所谓相当学系是指中国文学系毕业者投考文科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部,史学系毕业者投考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以此类推)。学生将毕业证书、相关证明文件、研究计划寄往中山大学,经审核合格后即通知考试。

        考试科目分普通科目和专门科目。普通科目有国文、外国文(英法德文任择一种)及党义、口试(与所拟研究计划有关系之基本学科常识问答);专门科目分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史学方法为必考科目,史学史、本国沿革地理两科选考一种。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生的质量,规定每届限取两名,给予每年480元毫洋作为奖学金,分12个月发放,这相对于研究所当时书记员每月50元的月薪来说已经是相当丰厚了。5为保证学生学习及研究时间同时规定“研究生不得兼任校內职务”,在校修业至少两年以上。6中大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于1935年9月1~ 3日在中大研究院、北平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时开考,史学部共录取白维翰(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吴钧(北平师范大学毕业)两名研究生。7

        文科研究所在严格招收新生的同时,又对1935年前招收的研究生进行资格再认定。史学研究所

        (文科研究所前身)于1933年招收陈国治、陆永恒、潘莳、黄延武、朱杰勤、曾了若六名研究生,招生时间是在1934年《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等相关法规颁布之前,教育部明令“研究生在二十三年(1934)以前招收者照章不授予学位”,后经研究院向教育部争取,对六人进行严格甄选,认为陈国治、潘莳二人及格,理应与1935年考取新生享受同一待遇。教育部同意陈国治、潘莳为硕士学位候选人,但“惟须由二十四年度(1935年)起继续在研究所研究两年,方得参加硕士学位考试”。8这样史学部1935年共有四名研究生了。

        其次,制定了详备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根据《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第九条“研究生应习之课程及论文工作由各校详细拟订,呈经教育部核定”。中山大学研究院制定《本院学则》,规定“研究生两年内须修习二十七至三十六学分交论文一篇”,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拟定研究生课程表:9

专题

课程

学分(每学期)

任课教师

史学理论

史学方法实习(任选一组必修)

考古组

3

黎东方、吴三立

档案组

3

陈安仁、徐家骥、杨熙时

民俗组

3

萧鸣籁、陈廷璠

中国史学史专题

3

萧鸣籁

历史哲学专题

3

朱谦之

断代史研究

殷周史

3

黎东方

隋唐史

3

萧鸣籁

文化史研究

中国文化史(任选一组选修)

宗教史

3

朱谦之

思想史

3

艺术史

3

中国基督教史(中外交通史专题之一)

3

朱谦之

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外交通史专题之一)

3

姚宝猷

外交史

鸦片战争以前外交史

3

朱谦之

         表中专题研究的内容在不同学期会有不同的变化,如断代史研究会改为两汉史、清史研究等。 1936年杨成志在法国获民族学博士回国后,在史学理论专题下增设考古学和人类学课程。10从表中可以看到,课程的设置偏重于史学方法理论及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的研究,显然这与新史学背景下代表着史学界主流的“科学方法派”强调注重实际调查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和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热有关,所开课程针对性强,直接扪及“科学方法论”输入后的现代史学之走向,与清华国学院所开有关经学、训诂、学术史课程多有不同。

         研究所为了能让学生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提高研究成绩,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团体,安排学生前往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例如1937年文科研究所与岭南大学社会调查所合作组织“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派出研究生王兴瑞前往海南岛深入大旗苗村调查长达五个多月,写成《海南岛黎人研究》,获得硕士学位。11 1937年夏,研究所派出研究生江应梁与云南地方政府合作,深入调查研究傣族(旧时通称为“摆夷”),1938年5月回广州,写成《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书,作为调查报告,取得硕士学位。[5](p313)

         第三,严格的学科毕业考试和学位论文审核答辩程序。按照《学位授予法》及《硕士学位考试办法》、《硕士学位考试细则》的规定:研究期满两年以上者,经院所考核成绩合格,提为硕士学位候选人,须参加学科考试和论文考试,其中论文成绩占百分之六十,学科成绩占百分之四十,两种成绩各在六十分以上始认为合格。[4](p1406- 1410)1937年4月,教育部令准史学部陈国治、潘莳成绩考核合格为硕士学位候选人,参加学位考试。12

         为确保硕士学位考试顺利进行,文科研究所成立第一届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获教育部批准。其中校內委员有吴康、曾运乾、朱谦之、岑麒祥、萧鸣籁、李笠、姚宝猷七人;校外有罗献修、罗翙云、杨寿昌、温廷敬、冒广生、陈定谟、郑师许七人,校内外委员各占一半。 5月31日学科考试开始,由代院长吴康及各所主任“轮流巡视,试场秩序,极为严肃”。 6月7日论文考试后,学科及论文成绩依部定《硕士考试细则》拟交由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全体审定后呈教育部复核。13现将学科考试、论文考试成绩列表如下:14

         经过紧张而严格的学科及论文考试,研究院师生举行联欢,学生演奏吉他、唱歌,杨成志教授讲“猡猡话”(云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一种),研究院主任吴康讲故事,场面轻松活泼,以此来庆祝第一届研究生的顺利毕业。

部别

史学部

史学部

硕士候选人姓名

陈国治

潘莳

论文指导教授

朱谦之

萧鸣籁

论文题目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两汉西域志

校外论文审查委员

陈定谟 温廷敬

郑师许 温廷敬

论文考试委员

校内委员

朱谦之

萧鸣籁

 

校内委员

陈定谟

温廷敬 郑师许

考试成绩

校内委员

90

80

 

校内委员

90

80

 

 

断代史研究(魏晋史)

中国基督教史专题研究

考试委员

校内委员

萧鸣籁

姚宝猷

 

校内委员

温廷敬

郑师许

考试成绩

校内委员

80

70

 

校内委员

80

70

 

 

中国社会经济史

中国文化史专题

考试委员

校内委员

朱谦之

朱谦之

 

校内委员

陈定谟

郑师许

考试成绩

校内委员

90

80

 

校内委员

90

80

学科平均分数

85

75

论文平均分数

90

80

总平均分数

88

78

备考

遵教部令论文分数占百分之六十,学科分数占百分之四十。

 

         三、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审视文科研究所史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一,“集众”式的培养方式,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

传统的学术研究注重家法与师承,讲究的是师生个人之间交流,或自身的直接体悟,在资料运用上注重传统文献的整理、爬梳等,这固然在某些学术领域能够精深研究,但也使得学生的视野过于狭窄,不能集众家之长。正如蔡元培所说:“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在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则囿于内省及悬想之旧习,科学幼稚,无可讳言… …盖科学方法非仅仅运用于所研究之科学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借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6](p11- 12)一语道出传统人才培养的弊端。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严密的培养计划,各教授在各自专业内精深的学术造诣,15都使得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传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又能把握当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热点,甚至略窥当时世界社会科学的最前沿,比如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体制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知识的介绍,这些又大大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

         其二,注重实际调查研究及多种研究工具、方法的运用。

         正是由于学生视野的拓展,他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注意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史学部研究生江应梁在其拟定的《西南民族研究计划》中认为:由于古人对于西南民族一贯持有“一个错误的歧视心理”,“此种主观记载怎能据以作研究的立论”?除关于民族历史的演变部分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主要资料,亲自访问作副要资料外,认为“向西南民族中作实际调查,实为研究本题之唯一方法”。同级研究生王兴瑞也认为其《海南岛黎人研究》“主要材料的来源,非依靠实际考察不可”,“最重要的是基本知识的准备,如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都非有相当的修养不可”。二人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都运用了体质人类学方法,对研究对象的“体质构造”、“智力及文化”进行测定。此外拍摄照片,搜集所研究民族之民俗、宗教及有历史价值之古物。王兴瑞在调查期间甚至使用当时少有的摄影器材对苗黎民族活动进行摄影,将影片带回研究所观摩研究。16研究生戴裔煊毕业论文为《中国钞盐制度研究》,就运用了“民族学家提倡的纵横两方面探究途径,阐明这种制度产生发展变迁与时代环境的交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与影响”。[7](p278)多种研究工具、方法的运用,启迪了人们的思维,扩大了史学研究的战场。

         其三,推动了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和新学科的诞生。

         多种工具的运用又直接推动了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整合。在建国之前我国人类学界流传着“北吴南杨”的口碑。其中“南派”则由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杨成志挂帅,在史学部下设立人类学组,更多地运用历史派的理论主张,从事南方民族历史文化全貌性研究。[8]

         “南派”的形成离不开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的研究成果,他们分别是1937年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江应梁的《云南摆夷研究》,1941年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及其发展》,1944年王启澍的《贵州苗族研究》,1946年吕燕华的《粤北瑶民社会研究》,1947年曾昭璇的《海洋洲种族志》等硕士论文,以及研究生梁瓯弟的《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考察》,研究生戴裔煊的《人类学理论与西南民族史研究》等论文,这些论文或成专著,或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先后发表。 1948年历史学研究所人类学组教授杨成志正是以该所研究生的研究成果作为向教育部申请在中山大学开设人类学系的重要依据,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9](p263)

         不过,研究院的发展、研究生的培养还是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首先是经费不足。名义上,研究院及各研究所在经费上实行独立核算,但实际上,由于抗战时期,各方经费拮据,“仍由大学总办事处及文农各学院支用,东挪西补,程序劳烦,以致一切预定计划,莫能实现”。其次是师资力量的不足。研究所各指导教授事实上仍由学校各学院教授兼任,“两地授课,职责不专,钟点繁多,精力分散”。17这种现象表明,研究所精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虽然较为成熟,但是由于经费、师资等因素的制约,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王 传(1980-),男,安徽合肥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参考文献:

[ 1]中大语史所.语史所概览[M].1930.

[ 2]语史所.语史所年报[Z].1929.

[ 3]本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最近进行:聘定研究所委员、增加每月经常费[N].中山大学日报,1929- 01- 11.

[ 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2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5]江应梁自述[A].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 6]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J].大学院公报,1928,(1).

[ 7]戴裔煊自述[A].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 8]容观夐.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5).

[ 9]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A].杨成志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注释:

1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1月,至1931年1月改名为文史研究所,1935年夏根据教育部《大学研究院组织规程》更名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下设中国语言文学部和史学部,招收史学专业研究生。参见中山大学研究院总办事处编:《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1937年6月,第75页。

2 其中陈国治、陆永恒、潘莳三人公费,每月向学校领津贴80元(当时北大研究生无津贴,清华大学每人每月30元),黄延武、朱杰勤、曾了若三人为自费。见广州省档案馆藏《研究院研究生登记学籍表》,档案号:20-(2)- 304。在前期学校公布的录取名单中陈国治、葛启扬(未入学后由黄延武顶替)、潘莳、陆永恒因分数较高,为正取生,而曾了若、朱杰勤因卷面成绩较低,为备取生。

3 参见《本所招考研究生纪略》,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10月5日,第142页。又参见《朱杰勤自述》,收入《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4 《大学研究院规程》规定:“凡具备三所研究所以上者,始得称研究院。”第一批成立研究院的国立大学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其它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二研究所之设,没有研究院。

5 详细可参见《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第216页。

6 参见《本院招生简章》,《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第3~ 7页,《大学研究院组织规程》。

7 参见《中山大学日报》 1935年9月27日,第二版。《研究院研究生登记学籍表》,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0-(2)- 304。

8 参见中大研究院总办事处编:《研究院年报》,1937年版,第55、81、84、85页。

9 此表根据《中山大学日报》 1935年10月19日,第六版制作。此课程于研究院第二次院务会议审核通过,并报教育部备案。参见《中山大学日报》 1935年11月29日,第三版。

10 详细参见《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第90~ 91页。

11 参见《海南岛黎苗考察团定期出发》、《海南岛黎苗考察团员工作结束返校》,《中山大学日报》 1937年1月30第五版、6月8日第二版。

12 至于1935年史学部所招收白维翰、吴钧二研究生均因休学没有能顺利完成学分,所以1937年史学部第一届参加学位考试仅有陈、潘二人。参见《研究院年报》,第55、81、84、85页。

13 具体可参见《中山大学日报》,1937年6月28日,第二版。

14 此表根据《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第30页删改而成。

15 研究所当时还聘请陈垣、陈受颐、温丹铭、谢英伯、张星烺、张尔田、邓之诚、顾颉刚、傅斯年、岑仲勉、陶希圣、刘节、马衡、黄文山等人为名誉导师,主要职务为“学术演讲与通讯指导”。参见《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第44、68、69页。

16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第99~ 100,126~ 129页。《中山大学日报》,1937年1月30日,第五版。

17 具体参见《中山大学日报》,1937年5月11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