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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开拓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开拓者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1927- 1949)探析

周兴樑, 胡 耿

        摘 要:1927年筹办并于次年正式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是近代广东乃至全国首创的一所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它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对教育科学之研究及其人才培养的工作;其产出的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代表了近代广东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它培养的多届研究生,为广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及近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为“中大教研所”)于1927年开始筹办,次年正式成立。它是我国专门教育研究机构之滥觞,也是国立中山大学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研究所之一。该所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对于教育科学的研究及其人才培养之工作;它创办的《教育研究》杂志,是国内较早介绍与研究教育学理论,并大力提倡和推动乡村教育的刊物;其拥有当时全国教育藏书最丰富的图书室;它制定出了我国第一份《战时教育工作计划》;其最先把比较教育列为师范专业的必修课,并进行了该课程的教学工作,等等。中大教研所的这些成就及其影响,使它在中国教育科学的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居于开拓性的先驱者地位,值得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遗憾的是,学界迄今为止对其还缺乏应有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充分查阅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该所的历史沿革、发展特点及其突出贡献作一全面的论述。

一、我国开先河的专门教育研究机构

        中大教研究所的成立,开了我国专门教育研究机构的先河。它的创办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为适应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之需要因运而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学东渐教育潮流的推动下,经过半个世纪的摸索实践,终于在推行新政的20世纪初颁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新学制。自此,引进和学习西方尤其是日本教育理论和方法的热潮,便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深入而不断兴起。 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更使我国教育界的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新教育思潮不断涌现;随着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伯克屈、麦柯尔等相继来华讲学,自学辅导法、设计教学法及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等教学实验,曾在中国风行一时。不过,这些移植性的教学实验在施行了一阵之后,又很快销声匿迹了。面对这种情况,近代中国的教育家们开始认识到:我国新式教育的建立,不能一味地照搬外来的教育方法,而应探索并建立一套适合本国的教育体制。为达此目的,专门开展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刻不容缓。于是他们组织成立了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扩张联合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广东教育总会、上海教育会等团体,尝试进行此项工作。然而,这些教育社团的结构皆比较松散,人力与经费也不集中,难以承担起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教育科学之任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留美哲学博士、著名教育家庄泽宣(1895- 1976)认为:“应当选一个全国适中的地方,设一个教育研究所专做这件事。”1正是基于这一想法,他在1927年国立中山大学提出“设置各种专门学科研究所,为高级修业及造业,及有相宜学力之外来研究学生作实地专门训练及发扬学术之用”2时,即建议在中大首先创设一个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并说明其两点理由:一是因为本校“乃中山先生手创之唯一大学,为谋中国教育问题之研究与解决,应有教育研究所之创设”3;二是鉴于当前“国内的教育太外国化而不合于国情”4,中大应该为新教育之中国化作出贡献。他的提议获得了校方批准。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筹备,我国近代第一个专门的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于1928年正式宣告成立,隶属于本校的文学院。“我国有此种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实以此为嚆矢。”5

        在民国中后期,中大教研所先后历经了教育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师范研究所、教育研究所等4个发展时期。其历史沿革伴随着当时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而跌宕起伏,并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呈现出自身的发展特色。

        从1928年到1934年6月是该所的初创时期。它以1933年8月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该所成立后在所主任庄泽宣教授主持下,第一个阶段主要做了3件事:建立图书室与实验室、创办所刊和开始招收研究生。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图书资料对于一个研究所来说,至关重要。中大教研所在图书与设备上“除望能尽量征集教育科学的专门著述,还望能收集到古今教育上所有理论的研究,和一切具体的实物”6。其图书室之书籍,除由校图书馆原有的教育书籍转入外,还努力购买了大量的新书:一是委托当时的学校图书馆帮忙订购新书,二是自行汇款到欧美、日本等地购置新书。它第一次就购得杂志、丛刊等书籍800多册。该所图书室的建立,为研究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两年后,中大教研所“复感教育问题应重实验研究,(遂)增扩心理实验室,以便实验工作”7。当时,该所得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得以购入大量的实验仪器设备:据统计,心理实验室共有仪器113种,中外文测验表格72种。这些仪器和图表十分有利于其更科学地开展研究工作。

        中大教研所在着手创办图书室的同时,又创刊出版了所刊《教育研究》杂志。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扬学术,供给研究资料,提出实际问题,力避空论,以创教育界实事求是之风气”8。该刊栏目分为教育通论、心理科学、各国教育、教育行政、普通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学校行政、课程教法、各科教育等10大类,要求“所有稿件均以富有研究性质,或可供研究之材料为限”。9

        1933年8月庄泽宣主任辞职后,中大教研所由教育系教授崔载阳继任所主任,该所步入了初创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初步发展阶段。此后的一年多,它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机构设置方面,该所分设设备、研究两大部,以后者为主体。其设备部包括教育图书室、心理实验室、教育博物室、教育编译室。其研究部内则分为实验心理部、普通教育部(附小学实验班)、社会教育部(附民众教育区)、教育行政部,每部设主任一人。随着机构设立的增加,全所人员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除继续以前的研究课题外,又增加了新的研究项目,其各项研究工作也从生疏到日渐熟习。这为该所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中山大学成立研究院,下暂设文科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农科研究所。于是,教育学研究所易名为教育研究所,隶属于研究院,它从此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这期间,中大教研所已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研究实体。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它拥有了独立的所舍,机构的设置进一步健全,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1937年中大石牌的新校舍落成后,教研所即随研究院迁入并占有新院舍左边的全座。该所当时设有心理实验研究室、统计测验研究室、民众教育研究室、义务教育研究室、教育图书室、教育博物室、指导教授室、编译室,又有办公室、主任室、会议室、休憩室,还有课室、员生住室。我们从中大教研所的机构设置可以看到,它的研究部门有所增加,研究的范围与内容也随之有了更进一步的扩展,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人手。

        二是该所人丁兴旺,各司其职。中大教研所在创办初期,多聘教育系的教员兼职负责所里的研究工作及指导研究生。它这样做,主要是由于经费困难而未能专聘指导教授,同时也为了能与教育系一起协同开展教研工作。随着该所在第二个发展时期工作范围的扩大,它开始设立指导教授室,并聘请了不少专任指导教授。据1937年的统计,所里聘任的指导教授有近20人,他们是陈礼江、邰爽秋、唐惜芬、古楳、林砺儒、范锜、雷通群、胡毅、许逢熙、王越、杨敏祺、周葆儒、黄思敬、林本、陈节坚、高觉敷、钟鲁斋、邹谦等人,真是人才济济。

        三是其资料齐全,科研成果颇丰。中大教研所图书室的藏书经过10年的搜罗,到1937年时总数已达40000余册。其中有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语种的书籍、杂志和丛刊,包括了教学参考书、中小学教材、普通教育书、民众读物等,门类齐全,种类繁多。这大大有利于促进该所科研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果的产出。这一时期,中大教研所人员出版了很多科研成果———他们除在定期出版的《教育研究》上发表学术论文外,截至1937年时还出版了丛书34种、专刊6种10。这些书刊可分为学术型和通俗类两种:学术研究类的书刊,主要是提供研究材料及研究成果;通俗类的书刊,则旨在帮助教育界同人解决实际问题。该所这时及以后的科研成果,代表了广东学界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仅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海外也颇有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大教研所由著名教育家尚仲衣教授为代主任。当时,为配合战时需要,该所先后进行了开展教育讲座、成立教育社团、举办教育进修班和特种训练班等项工作。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教研所也随同学校迁到了云南澄江。为了服务于抗战事业,此后该所的《教育研究》杂志在困顿中仍坚持出版,全所的各项研究工作也在艰苦条件下继续进行。

        从1939年至1945年,中大教研所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师范研究所时期。 1939年5月,南京教育部颁布了专科以上学校行政组织规程暨大学各学院系制定名称的规定,中大教育研究所遵令改名为师范研究所,以崔载阳为所主任兼教育学部主任。该所此时增设了编译委员会,以高觉敷为主任委员,负责编译工作和主编《教育研究》月刊。进入1940年后,国立中山大学鉴于粤北抗战的政局相对稳定,又加上出于扩大本校生源的考虑,于是由云南迁抵韶关地区的坪石办学,师范研究所也随该校一同回迁。在此期间,雷沛鸿、林砺儒和罗廷光等受聘到该所任指导教授。他们主张政治民主,宣扬全民抗战,抨击时政弊端与提倡学术自由。全所师生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对全国的战时教育方案及抗战教育工作开展研讨;所里每月都举行两次相关内容的半月会,采用讲演、座谈、报告等形式,将战时的学术研究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从1945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大教研所发展的第四个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颠沛流离了7个年头的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回到了广州。学校根据教育部关于取消研究院、有关研究所划归各学院管理的规定,将师范研究所划归师范学院属下,以郭一岑教授为所主任。 1947年12月,师范学院呈报恢复该所原先的所名教育研究所,改派蔡乐生教授为所主任兼心理学部主任,而崔载阳教授则仍任所的教育学部主任。 1948年4月,中大教研所一度停刊的《教育研究》杂志又重新出版了。它在这一时期面临着经费困难、人事兹孚、课程迂嬗、学制变更等一系列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难以恢复到昔日的水平。

        在考察了中大教研所发展的4个历史时期后,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三大特点:

        第一,该所不平衡发展的各个时期,皆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中大教研所在草创时期,由于受到南京国民政府肇建初期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创办经费困窘,只能是因简就陋地起家;该所之第二时期,因得益于国民党政权的相对稳固和经济发展,其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表现在机构的健全、设备的完善、师资的增强、科研成果的增加等方方面面;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动荡不安的战时社会环境,它的第三个发展时期虽处在辗转迁徙中,但仍为我国的抗战教育作出过贡献;抗战的最终胜利,本来为饱受磨难的教研所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它终难有所作为。

        第二,从教研所的师资力量、科研成果和办学成效综合起来看,它是国立中山大学当时办得最好、影响最大的研究所之一,而雄厚的师资力量则是其长期发展及取得成效的关键。该所的研究人员大都是学有所成的佼佼者,有不少人还曾留学国外获得学位,如所主任崔载阳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钟鲁斋、雷通群教授皆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并分别获得了教育学博士、教育硕士学位,而庄泽宣、罗廷光、汪敬熙等,则更是当时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还有些人后来成为我国教育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泰斗,如王越、高觉敷、杨荣春、林砺儒、阮镜清等。这支强大的教师队伍是该所开展科研、教学及学术交流的中坚力量。

        第三,从全国的同行来看,该所堪称是开拓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及其人才培养工作的先锋队。中大教研所作为国内第一个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及其事业筚路蓝缕的拓荒者。在它的率先垂范和引领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等,后来也相继设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显然,中大教研所的创设、存在和发展及其工作成就,无疑对当时我国的各独立学院、大学与研究院开展教育科学问题之研究,起到了倡导、开拓与示范者的作用。

二、率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硕果

        中外教育史的实践表明:学术研究与教学水平是衡量一所学校或一个研究机构的根本标准。著名学者罗家伦教授曾经说过:“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么所教必定毫无进步。”11这一针见血地说出了科研工作在大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鉴于此,中大教研所成立后,立即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对国内外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并将它贯穿于该所发展各个历史时期之始终。全所人员“在研究上,除望能精确探讨客观事物,求为个别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外),还望能顾到民族教育全般的考察,求为最高原理的建立与发明”12。他们持之以恒的科研工作,产出了适应时代需求和令同行瞩目的大批科研成果,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科研优势和学术特点。

        1942年,崔载阳在回顾该所过去15年的工作时,认为其科研工作所经历的三个阶段13,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当时教育思潮之演变及该所科研发展的趋势。

        中大教研所1928年到1933年的研究工作,立足于反省前一时期盲目引进外来教育制度、教育方法而遭受失败的教训,进而探索与认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为达此目的,全所同仁在研究内容方面注重于学理的探究。各人依据兴趣选择课题,自由地研究我国语文教育和民众教育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同时也通过比较、分析来研究各国的教育问题。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用实证方法,诸如用问卷法来研究民族学校招生及留生问题,采用调查法来研究国内与本省的教育,运用实验法去研究阅读心理和书法心理,等等。

        从1933年到1942年的近十年,是中大教研所科研工作的第二阶段。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疯狂侵华,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生死攸关的时刻,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研究工作,理所当然地应为抗战服务。根据内外形势的需要,教研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针是:“从客观事实的寻求转到最高原理的发挥,从教育问题之个别探讨与认识,转到国家教育之全部的建立与试行。”14于是全所在诠释教育学理论之同时,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研究目标———为全民抗战服务的“民族中心教育”研究。它不仅在1935年拟订出了我国的第一份《战时教育工作计划》,最早对全国战时的教育方案开展研讨,而且还举办了多项实际的抗战教育活动,如将民族中心小学之课程,大规模地试行于有7000学生的广东儿童教养院,并努力抓好各所男女中学的课外训育活动等,而其民族中心小学实验班及龙眼洞和花县各乡村教育实验区等的设置,则更反映出了该所当时研究工作的趋向和重点。在研究方法上,教研所同仁这时不满足于只描述或介绍事物的原理,而是更注重对其内容与社会价值的评述,即要求深入探讨某个教育现象跟社会的关系如何,说明它在社会史和教育史之变迁中占着一个什么阶段及其变迁的原因是什么、法则又怎样,并预测其将来的位置离我们之目标有多少距离,等等。这期间,全所人员着重研究了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教育原理之研究、教育行政之研究、课程教法之研究、教师问题之研究,并在每项研究中都产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中大教研所在这一时期的后4年里,因受战局影响曾两度搬迁。其在颠沛中的研究活动,多以学术报告等形式来进行。

        1943年之后,中大教研所的研究工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此时,抗战胜利的曙光隐约可见。该所据此采取了新的研究方针,要求大家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因为学理探讨是知,国家建设是行,知行应合一,不能相离”15,并据此先确定了该年度的12个研究专题。内容分别涉及到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教学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方法上,则提倡把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综合加以运用,也就是要求研究者能深入地探讨某种教育原理或主张,将对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及教育学理论之改进有何作用。由于抗战胜利前后局势的变化,再加上国立中山大学复员广州后又重新进行了院系调整和划分,中大教研所后期的科研力量、资料保存和研究工作因此而大受影响。不过,即使在动乱的岁月中,它也没有完全中断学术活动。这无疑是得益于师生们长期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之发扬:绝大部分教授继承了优良学术传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学术风范,来表明他们对学术创新的追求及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热爱,而学生们也以教师们为榜样,成为这一优良传统的延续与弘扬者。教研所在这一时期,仍每年确定研究的专题和计划,其研究工作主要是以聘请专家学者到所讲演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该所结束前。

        由上可知,中大教研所第一阶段的研究是力求认识教育,第二阶段的研究是旨在解释教育,第三阶段的研究则重在期望改造教育。该所对中国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层层深化,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大教研所的科研工作及其学术成果,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这两大学科六个方面的内容。现将其具体的情况简述与归纳如下:

        第一,中大教研所在中小学国文教学及小学教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该项研究包括了以下几项内容,即小学分级字群、词群的研究,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分析,儿童阅读兴趣之调查,从教师与学生的观点拟订儿童阅读书目问题,民族中心小学课程之研究,民族中心小学用书试编问题,小学教科书用书问题之研究,一年短期义务教育方案的制定等。

        以上的各项研究成果,对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大有裨益。这主要表现在:它为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确定了各级识字限度,淘汰了中小学教科书中不常使用的字体,增加了常用生字;它补充了课文插图,调整了课文题材,并根据儿童的阅读兴趣,确定了儿童图书馆最低限度之书目,指定了儿童的阅读书目;它提出合并科目,实验推广新教材用书,从而制订并改善了义务教育之方案。显然,这些成果为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改革,推动了语文基础教学的进展,使之更加合理与科学。由于中小学国文教学的内容不仅属于教育学的范畴,而且也是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些研究成果还为我国汉字心理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第二,中大教研所在民众教育方面的研究具有指导性,且收效颇大。它围绕这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以下多项研究工作:千字课的分析与编撰,民众基础读本的研究,三民主义教育用词用字之统计,民众教育馆的组织及其招生与留生问题的调查,华侨教育的调查,对编撰民众基本字典之理论与实际的研究,中国乡村青年训练问题与普及教育有效办法之比较,民众实验区的研究等。

        经过上述各项调研工作,该所编出了《人人读》、《三民主义》等通俗书籍。这些书之选字造句趋于实用化,更加切合青少年识字学习的能力。此外,中大教研所人员还对学校的办学及华侨教育问题提出了实际建议,从而为我国民众教育的普及和青年的培训,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事实证明,这些改进措施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它促使教育能够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普及起来,更好地为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服务。

        第三,中大教研所在对一般教育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该所的这项研究涉及到教育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既有国内和国外、农村和城市的问题,又有政治与教育、军事与教育、教学与教法、制度与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举其要者有:我国中学课程之改造与中学教法的研究,对中学生进行国难教育意见之调查,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分析,中国教育背景之研究,中国教育与生产问题的思考,战时教育计划之拟订、广西军事教育的考察和童军教育意见的调查;还有外国五个新兴国家的教育与建国问题研究,现代三大派教育思潮的比较研究,各国合作教育及各国战时学校动员之调查,教育论文索引的编订等。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为的是使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能切合我国教育社会实践的需要,以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四,中大教研所的比较教育研究,开创了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首任所主任庄泽宣教授于1929年出版的《各国教育比较论》一书,是中国最早研究比较教育的专著。该所的《教育研究》杂志,到1937年共刊发了有关比较教育的论文58篇。全所人员还先后出版了比较教育之丛书10种及《比较教育论文索引》一部。他们不仅在全国最先倡导开设比较教育的本科生课程,而且还在本校教育系带头进行了比较教育的教学实践活动16。所有这些,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为人们研究外国的教育史提供了资料和办法,从而有利中国教育学科发展。

        第五,中大教研所在教育心理的研究方面别开生面,颇具影响力。该所的教育心理学部及心理实验室,是专门研究教育心理的部门,其研究活动主要是结合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来展开的。这项研究工作包含了以下的内容:知觉距及其与学级年龄的关系研究,写字与运动能力的关系研究,默读速率与理解的关系研究,视觉指导及带行指导在迷津上学习的影响研究,情绪对于儿童行为之影响研究,我国学校顽童几种心理特征的研究,问题儿童研究,中小学生学习与气候之关系研究,职业智力指数之研究,同时还有幼童图画智力测验、写字习惯之时间方面的实验等。为了配合这些研究,所办的刊物《教育研究》专门开辟有“心理科学”专栏;到1937年底,它已刊发了有关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论文62篇。这些成果的主要内容,多集中于汉字读法与书法心理、教育心理测验、中国心理学史等方面。简言之,该所的此项研究在当时颇具学术影响,成为中国近代心理学科创立的基石之一。

        第六,中大教研所在教育行政和教育制度的研究方面,有所开拓创新。该所科研人员通过对县教育行政组织,中学行政组织尤其是教务处,教学视导人员,广东中学校长,大学课程及其行政管理,广州市小学生成绩分析,儿童道德判断,小学训育等各种问题的研究,并辅于实地调查广州市小学教师之生活及征集家长对学校的意见等办法,找出了当时广东的教育行政制度、工作人员、学校办学经费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尤其是他们对中国书院制度的研究及对中国教育行政制度与现行相关法令的分析,皆有助于各级教育工作者借鉴古今,推陈出新。显然,这项研究工作有利于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全省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可知,中大教研所在对中外教育科学的研究方面,的确是涉猎面广、硕果累累。该所之所以能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前进和取得如此丰富的科研成果,除了前文所讲的其注重软、硬件设施建设外,如大量地聘请名师到所任教并潜心开展科研工作,注重图书资料、实验器材的及时添购与配置,尽力保证提供必要的科研经费等等,还与它切实做好了以下3项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一是该所科研工作的发展进步,有赖于其科研与教学工作的有机结合。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科教授吴康在研究院成立时说过:“大学为最高学府,有发扬文化、振兴学术之重大责任,如只有普通讲堂授课,而无高深之专门研究,则实不能副其名。”17这话道出了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事实证明,很多科研成果只有运用到教学或生产的过程中,通过教学与生产实践的检验,才能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因此,中大教研所在办所的过程中,一直把科研与教学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期间与该所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国立中山大学的教育系。教育系是学校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师资力量较强,它的一些名师多被初期的中大教研所聘为兼职指导教授。这样一来,教育系的教学工作就与教研所的研究事业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该所的研究项目大部分与教育系的课程有关,这样既可以通过教学实践来检验科研成果,又能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实际当中去,做到科研与教学齐头并进。例如,在教研所主任庄泽宣倡导并提出开设比较教育课程后不久,该课程就于1932年在中大教育系率先正式开讲了,进一步把教研所的研究工作与教学实践紧密联在一起,从而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像这样的事例还颇多:教研所在给研究生开设民族教育研究课时,就把中国民族教育的目的与各国民族教育的目的进行了比较;教育系王越教授在指导研究生马鸿述研究中学课程改革时,也把各国中学课程的现状和教学方案,与我国各地的新课程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评述;林本教授指导的研究生邹鸿操,则在专题研究中比较研究了各国青年的训练问题,从而为我国乡村青年之训练提供了科学的方案,等等。

        通过科研与教学两者的有机结合,中大教研所的科研成果在教学中得到了很好地运用和推广;反过来,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共同进行探讨,又给该所的科研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使之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这样一来,就形成科研与教学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是该所科研工作的发展进步,得益于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方便科研工作的开展,中大教研所设立了义务教育研究室、民众教育研究室、心理实验室、统计测验室。各研究室的工作范围如下:义务教育研究室负责义务教育研究资料之搜集及其实际问题的研究,义务教育实验课程之设计、编排及辅导;民众教育研究室负责民众教育研究资料的搜集及其理论和各项实际问题之研究与方法的实验,其他实验事项的设计与辅导;心理实验室负责儿童本性及其学习心理、教学技术与心理卫生之研究;统计测验室负责教育材料之征集与统计方法的研究及标准测验数据之搜集、修订与编造。

        该所人员在上述各项研究过程中,并不满足于仅对高深理论进行研讨,反而更为注重教育实验的开展。成立之初,就举办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以推广民众教育。这项工作主要是教民众识字和提供公民训练,旨在增进广大民众的谋生技能。该所还在中大附属中学女生部,开展了试行新教法的实验,又于1934年开设了民族中心小学实验班。该实验班的课程“以民族为中心,以乡土为起点,以世界大同为终鹄”18,其教学内容有讲解、表演、故事、劳作、试验、参观、调查、复习等环节。这个实验班打破了常规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并以此来评定民族中心小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它在试行缩短小学修业年限,以试验动作来作为教学的主要方法等方面,为民族中心小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此外,中大教研所还通过举办的10多个乡村教育实验区,来探索改造乡村社会、试行乡村教育的途径,努力寻求推行普及教育的最经济办法及与之相适应所需的教育设施,以便为省内外各地推广乡村教育提供借鉴之资。

        中大教研所上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始终贯穿于其科研与教学工作的整个过程中。这一重要做法的经验证明,教育实验能以其直观的效果,直接对科研成果的成效做出反馈。同时,研究者通过亲身参与教育实验的实际运作,又能加深对理论问题的具体认知,使其科研工作不再是局限于理论探讨,而是能够让事实来说话,从而有利于科研工作的深化与发展。

       三是该所科研工作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其坚持进行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大教研所的科研人员在进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望能与国内外文化机关为科学上的合作”19与交流。他们在从事国内学术交流方面,先后于1929年、1930年、1931年举办过3次学术成果展览会。这使国内同行们对教研所的研究工作内容及其学术成果有所了解。此外,该所还承办过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年会,又参与了西湖博览会及台山教育调查,并努力组织过各种教育社团,如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社会教育社及中华儿童教育社设在广州地区的分社等。

        为了加强对外国教育情况的了解及进行对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大教研所先后加入了外国的一些著名教育学术团体,并与欧美、亚洲约20个国家的150个学术团体交换过出版物。由于该所在中国教育学界居于领先地位,所以有很多的国际学术机构都愿与之开展学术交流。它与美国品格教育学会、哥伦比亚师院国际研究所、英国联华委员会和世界成人教育协会等欧美地区的教育机构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同时,中大教研所的领导及专家还常应邀外出访问,与各国学者进行直接学术交流。如所主任庄泽宣及教授崔载阳、古楳、曹芻等4人,曾于1929年2月赴菲律宾进行为期3周的教育考察。 1932年夏,庄泽宣主任趁到欧洲出席世界教育年会及国际心理学会会议之机,顺道考察了意大利、捷克、瑞士、丹麦、德国、法国六国的教育近况。崔载阳教授则在1937年7月出席巴黎的国际初等教育及民众教育会议时,顺道考察了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瑞士、丹麦、意大利、波兰、美国九国的教育现状。该研究所通过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既扩大了自己的学术影响,提高了知名度,又使全所师生获得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讯息,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内外教育的全貌及其最前沿的动态,从而在借鉴其各自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本所的科研水平。

三、最早培养出大批教育科学的研究生

        中大教研所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便利教师对教育科学进行专门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培养造就教育科学的专门人才。因此,招收培养研究生就成了该所的一项重要任务,它是我国最早招收教育科学方向的研究生的专门机构之一。中大教研所早在1927年冬就已着手进行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其第一批研究生6人于次年陆续报到入学20。此后,该所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一直坚持进行。

        中大教研所招收研究生之初,所招对象不限定为大学毕业生,只要能阅读外语参考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符合下列4类条件之一者,均有报考研究生的资格:(甲)在大学毕业,曾习教育学,并任职教育界1年以上者;(乙)在高师毕业,曾任职教育界2年以上者;(丙)在大学专习教育学,肄业2年,并曾任职教育界2年以上者;(丁)在师范学校或中等学校师范科毕业,曾任职教育界5年以上,成绩确系昭著者。自1934年起,中大教研所的招生条件提高了,要求考生必须是大学教育系毕业者,并通过该所严格的入学考试方可录取。当时招生的考试题目是由所里的导师自行拟订的。报考者的必考科目分为普通和专门两类,类似我们今天的公共课和专业课。普通课考试要考:国文、外国文(英、法、德文,任选一种)、口试(多考与所里研究计划有关系的基本学科常识问题)。至于专业课考试,则报考教育学部的考生必须考:教育学、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研究法;报考教育心理部的考生必须考:生物学、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统计测验。由此可知,该所在中后期招考研究生时,既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同时也不忽略考查学生的综合知识能力。它对于被录取的研究生,除为其在学期间提供“图书仪器设备外,如研究成绩优异,则予以奖学金”21。

        中大教研所招收研究生的名额,起初是每届6名,以后各届略有增加,如1937年增至10名,到1939年时,招生人数又增至教育学部和心理学部各7名。不过,由于受到战争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该所每年招研究生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年份由于学校迁徙等原因而停招、缺招。据现有资料可知,它先后共招收了9届研究生约50人22。

        中大教研所初期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是仿照德、日学徒式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即注重学生独立的科学研究在培养过程中的绝对作用,而不重视系统课程的学习和学分的积得。研究生入所后,即在导师的指导下就某一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修业期满并写出论文,则发给合格证书,准予毕业。因此,专题研究、读书报告、集体创作、学期论文,基本上贯穿于每位研究生的整个学业阶段。此外,每人在学期间还须完成“一篇象乌龟背壳,到死方休的毕业论文”23。应该说,他们在研究生期间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学习任务是繁重的。

        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成立研究院后,中大教研所改为采用英、美的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这一模式明显地表现为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是一种注重教学与科研两者相结合的培养范式。它包括了选修学位课程并取得学分,及开展专题科学研究、撰写学位论文、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等若干环节。

按照当时中大研究院采用的年级学分混合制之规定,课程以每周上课1小时或从事学术工作若干小时满一学期者为1学分,每个研究生在修业期间须积满27至36学分。为保证研究生能取得足够的学分,中大教研所专门制定了研究生课程表,对教育学部和教育心理学部的研究生课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教育学部研究生的必修课程是:教育研究法、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社会学、课程研究、教育行政问题、教育专史研究、教育哲学问题、中国教育问题研究;教育心理学部研究生的必修课程有:教育研究法、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社会学、学科心理问题、生理心理学、实验生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学派别。另外,还有一些选修课程供两部的研究生选修,如民族教育研究、中学各科教学法、民族教育研究等等。该所还对每门课程做出详细的说明,以使学生明了开设该课程之目的和意义,编订各级课程之根据及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与考核办法等。在教学过程中,指导教授们都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介意他们提出与己相反的意见,如崔载阳教授就是这样的老师。教育系的学生黄焕秋对此深有感触。他在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任课老师崔载阳是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所长,他最推崇梁漱溟的乡村自治。在乡村教育的争论中,我们是支持陶行知先生的学说的。上课时,崔老师让大家讨论。我们就针对他的论点提出尖锐的批评,课堂上争得脸红耳赤,崔老师被驳得哑口无言,却丝毫没有影响师生间的感情。”正因为师生之间的关系如此融洽,所以在该所形成了一种学术争鸣的良好风气。

        每个研究生除要修满规定学分外,还要从事专题研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项艰辛的工程。中大教研所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每一个专题研究,规定指导教授和学生须制订出详细的计划,内容包括要列出每个课题研究之方法、步骤与进度,以使学生有明确的研究目的,能够有计划、有条理地开展该专题的研究工作。常言道:“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该所之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主要是靠自己看书、讨论及就某一专题展开研究工作。每位研究生只有在完成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缴论文1篇,经院、所考核成绩合格者”,才能“作为硕士学位侯选人”24。根据教育部之学位法及学校的相应规定,硕士学位候选人最后必须参加并通过教育部组织的学位考试———一般由学校代为进行,经考试委员会评审认定合格后,才可获得相应的学位成为硕士毕业生。因此,硕士学位考试对中大教研所的每个研究生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为了组织该所研究生进行学位考试,国立中山大学先后成立了各届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其委员皆由校内外知名的资深专家和教授担任,以示硕士毕业生考试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在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的主持下,各届硕士生的学位考试内容,均分为学科考试和论文撰写:学科的考试是3个小时,论文的撰写为两个小时。这两项考试一般都跟自己研究的专业问题相关。当时,学校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规定:学科考试成绩占40%,论文成绩占60%,论文、学科两种的平均成绩须在60分以上始为及格,而论文的审查通过还须有两名校外专家参加。

        中大教研所作为本校研究院的三大所之一,20多年来“在训练上,除望能训练国内青年做教育上的研究与发明,还望能陶冶他们为国家教育而生死”25,从而为中国培养造就了一批教育科学的专门高级人才。根据现有资料的统计,中大教研所截止1946年,共有21名研究生通过了学位考试而获得硕士学位。他们是:第一届的马鸿述、谭允恩、梁瓦第、陈臣辅、李智、富济、邹鸿操;第三届的严元章、杨泽中、吴江霖、钱苹;第五届的张泉林、钟正声、李富婵;第六届的梁兆康、严永熀、丁宝兰;第七届的王宝祥、陈藻芬;第八届:关瑞铃、吴瑰卿;第九届的李觉清26。获得学位者约占入学总人数(50人)的44%。由此可见,中大教研所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是严格的。也就是说,辛苦考进来的学生,入学后并不意味着其就能够从此高枕无忧;宽进严出的培养体制使教研所培养出了较高质量的研究生。该所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在学成之后相继进入教育界任职,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教育行政机构的管理骨干,有作为的中学校长,大学的知名教授和研究员,有的还是享誉中外的教育专家。他们在教育战线辛勤工作,不仅为当时积难深重的中国教育事业之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其一丝不苟的治学与工作态度、潜心刻苦的科研精神,至今仍在教育界薪火相传。

        总之,综观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发展之历史———从早期创办到中期的大发展,再到后期的低谷,它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该所创建时间之早,存在发展历时之长,从事科研范围之广及所产出成果之多,招收培养研究生之先和人数之众,在全国当时的专门教育研究机构中,皆说得上是独占鳌头,不愧是近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开拓者。它作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先驱的历史地位与巨大贡献,是客观存在的和应给予肯定的。崔载阳在论及其地位时曾指出:中大教研所实“居全国教育系统上之最高地位”27。至于说到贡献,则该所为广东乃至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及社会进步与国家建设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方面,中大教研所长期在广东所进行的科研与教学实践,促进了教育界对各种新教育思潮、教育理论与信息的获取,从而有利于岭南地区教育观念的更新;它还以实际行动在客观上调动起了广东教育界的学术研究兴趣,并促使广东学界通过学术交流扩大了在国内外学术界中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加速近代岭南尤其是广东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该所同仁在主要关注教育科学问题研究的同时,“还望能切实负责协调社会和国家之教育的建设”28;他们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科研工作中涉猎到了一些国家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大教研所的理论造诣和实践成果,构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和祖国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近代社会的文化与文明建设有所建树。

注释:

1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中华书局,1938年,第135- 136页。

2 《国立中山大学章程》,选自《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27年,第26页。

3 ,4 庄泽宣:《中大教育研究所一览》,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1930年编印,引言。

5,7,8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本所研究事业十年》,广州:1937年,第1,1,59页。

6,9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编:《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概览》,广州:1933年,第1,41页。

10 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 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11 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 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页。

12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编:《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概览》,广州:1933年,第1页。

13 崔载阳:《从教育学研究所到师范研究所》,载《教育研究》第100期纪念号,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1942年,第1页。

14,15 庄泽宣:《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一览》,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1930年编印,引言。

16 参见胡耿:《比较教育在中大:早期历史》,《肇庆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

17 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 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

18 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编:《本所研究事业十年》,广州:1937年,第40页。

19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编:《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概览》,广州:1933年,第1页。

20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概览》(1933年11月版)第13页载:“本所于十六(1927)年十月开始招收研究生,计报名者凡二十人。”《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概览》(1934年11月版)第5页则谓:“本所于十七(1928)年招考研究生。”据此可知,黄福庆在所著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 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第147页中关于“ 1934年,教育研究所开始正式招收研究生”的说法,值得商榷。

21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概览》,广州:1934年,第5页。

22 有少数的研究生中途休学、退学,后来又复学,至造成学制的年限不一,加上资料的残缺不全,这是就现存资料统计所得出数字,应该说大概接近实际人数。各届学生的具体名单,可参见《中山大学文理农师研究院历届研究生硕士名册及各院代表》,原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教育全宗;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编:《教育研究所课程及论文工作》,广州:1935年。

23 余一心:《研究生活的回忆》,载《教育研究》第100期纪念号,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1942年,第82页。

24 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 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25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编:《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概览》,1933年,第1页。

26 《中山大学文理农师研究院历届研究生硕士名册及各院代表》,原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教育全宗。

27 崔载阳:《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教育杂志》第25卷第7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11- 222页。

28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编:《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概览》,广州:1933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