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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文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文的几个问题

吴逸民

〔摘要〕 本文就党的领导、五次学运、中大的派系、粤北事件后的党组织等问题,对《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文提出订正。

〔关键词〕 中大地下党组织学生运动  CC  中统军统  “ 三勤 ”  “ 隐蔽精干 ”

        《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发表《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的学生运动》1一文后,我受到好些老同学的询问。由于署名作者中只有我是当时在校的学生,我又是撰写第二稿的执笔人,但该文定稿时并未经我过目,所以想对若干间题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和更正。

        一、关于党的领导。1941年3月,张江明到中大后,将中大学生共产党员多线领导集中起来,成立各学院党支部,由他直接与各支部的支委联系。粤北省委介绍张江明与后北江特委黄焕秋联系,并和几位同志一起讨论中大今后的工作。张江明除按省委指示布置工作外,更多的是听取支委的情况介绍和工作建议。当时许多党员是经过地方工作锻炼的,政治素质较高,而省委青年部又能发扬民主,自上而下地倾听党员的建议,充分发挥每个党员的特长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保证了党内的团结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皖南事变后,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的方针,党员回校前都曾被告诫:要注意学好功课,不能把校外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带回学校,应通过研究学术和乐于助人去团结同学。各支部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提倡政治民主,关心同学的生活。对于学校搞起来的运动,主张“ 不制造斗争,适可而止 ”2。因此,如果党员在学潮中老是抛头露面,是违反“ 隐蔽精干 ”这一重要决策的。事实上,在各次运动中,党员多数是站在暗中推动或从旁赞助的地位。如果把运动的领导权都说成掌握在地下党手中,把斗争都说成是由党自上而下布置的,这不符合事实。毕竟学生党员人数不多,影响也有局限。省委青年部只能对运动给予方针、政策和原则指导,如果运动中各种应变的具体措施都得省委批准,那么,事情就难办成了。

        二、关于五次学运。坪石时期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国民党统治下,“ 不平则鸣 ”。群众出自正义起来“ 闹学潮 ”,据我所知,算起来当然不止五次。不过,有的是一个系的事,有的则是某一派系搞的。像“ 拒金 ”是朱家弊派的区党部搞起来的,很快被警察局抓了两名国民党区党部干事就平息了。至于全校性影响较大的主要是“ 挽许 ”、“ 光饱 ”和增加贷金。“ 讨孔 ”搞得比重庆、昆明晚,刚开始就被中共粤北省委制止了。“ 驱齐 ”、“ 逐张 ”只是局部掀起。在各次运动中,当群众起来之后,地下党有责任把运动引向正轨,以免被坏人利用。地下党并没有制造新的矛盾,很注意掌握分寸及保护进步学生。

        至于各次运动过程的许多细节,因缺少档案资料,事隔40多年了,根据回忆去论述,就不可能很准确。像“ 挽许 ”运动,中山大学校史初稿(油印本)说是失败了,对此,1984年在坪石的学运座谈会上,老同学的看法分歧颇大,后来找到1941年9月2日香港《华商报》上登载的寄南:《中大易长风潮始末记》,这才统一了认识。“ 饱和光 ”,其实当时的口号是“ 光饱 ”,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煤油价涨十倍而引起,后来侨生要求给贷金又提出要吃饱。这二次运动都发生在粤北事件及党停JL活动前,党员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应该指出,“ 挽许 ”运动的转向是在黄中厘教授的影响下作出的决定,而“ 光饱 ”运动后期,法学院的要求甚高,当时由各学院代表(其中不少是党员)组成的“ 中大学生7月刊筹备会 ”接受黄际遇、董爽秋教授的斡旋,使运动平息的。“ 增加贷金 ”运动发生在1943年夏初潮梅大饥荒之后,当时米价上涨,学校生活紧张,很自然地爆发了这场风波。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 当时的国民党书记长任国荣教授也出来为员工说话。中共党员在群众起来的时候,责无旁贷地要帮助积极分子将运功引向胜利,而处在地下状态的党员,有许多行动是来不及向上级请示报告的。

        三、关于中大的派系。中大迁回广东后, 国民党各派系都在师生中发展势力。微江“ 倒肖 ” 取得胜利后,不少人投靠C .C . , 因而成为中大的一大派系; 但邹鲁派在旧教职员工中仍自成一派。地方实力派的小派系也到中大来拉拢人, 如郑彦菜既代表省主席李汉魂, 也有自己的圈子; 高信既是C .C . , 也自立山头。新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一长朱家弊,依靠蒋介石的谊兄戴季陶迸入国民党中常会, 便白成一个独立派系。朱推荐张云当上代理校长, 并把中大纳入个人地盘, 发展本派势力。朱在1927 年至1931年有4年多时间于中大任过副校长、校长, 有一部分教授是他留德同学或由他选派去欧美留学的。他又兼中央研究院院长, 联系着学术界各方人士。所以, 这一属蒋介石嫡系的派别, 很快就有压倒C .C. 派之势。至于“ 中统” 和“ 军统” 乃是极其严密的特务组织, 它们的成员在中大师生员工中毕竟是少数。当时有些学生被我们怀疑是特务, 解放后经过审查, 并不尽是。对于中大内特务的底细, 至今有些情况还不清楚。

        把陈立夫、陈果夫的C . C . 派说成是“ 中统 ” (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把朱家骋派说成是“ 军统 ” ( 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 这是常识性的错误。稍稍研究一下国民党的历史, 便知道这些松散的政治派别组织, 同严密的特务组织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一些与朱派有关系的教授都说成是“ 军统 ” 派,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解放后留下来继续任教。

        1941年冬, 省委根据中央指示3 , 选派几个党员主动地打入国民党、三青团, 周旋于朱派骨干之件, 他们以国民党身份, 从事抗日的进步活功, 也从中获取了不少党务倩报和学校信息, 并掩护了进步社团, 亦深护了自己。当然, 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是扩大了朱派的影响。解放后, 有些人对此进行指责, 但历史上的是非功过, 已,丁作一肯定, 不必再评价了。

        四、关于粤北事件后的党组织。1942年10 月间, 中大党组织奉命停止活动, 执行“ 三勤 ” 。在这整整两年中, 中大党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关于这个问题, 在二次学运座谈会上都有人提出要作独立幸节来叙述, 但定稿却将许多具休活动并入党领导学生工作的章节中。事实匕党员庄暂时失去党红玲乏联系l才, 是通过党的报刊了解形势和党的政策, 并按照“ 三勤” 的要求, 依靠积极分子组织各种学术性、生活性、友谊性的小团体, 广泛团结了进步群众。但也应指出, 群众性的组织活动难免偏激和暴露, 直到1943年底国民党省党部派员前来调查后, 活动方式才有所改变。“ 左” 的思想情绪往往使人冲昏头脑, 使警惕性松弛。要不是战争威胁了粤北, 国民党很可能来一次镇压。

        1943 年底党的省临委成立后, 曾两次派员到中大了解情况4 , 准备恢复组织。张江明到坪石时, 还布置毕业的党员到教育、实业、行政机关去。后来, 日本侵略军已占领衡阳, 战火威胁来临, 党员都急不可待地准备去参加武装斗争。为了不暴露政治面目, 许多学生参加了国民党第12 集团军政治部的中大队, 后来又以大疏散组队辗转去东纵。党员的自觉性很高, 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 团结进步同学参加武装斗争, 并没有受到任何强制性纪律的约束5 。即使当时未联系上的党员, 后来也千方百计找到党的组织关系。党组织停止活动时, 中大的党员才40—50 人, 而到达东纵的中大同学却近20 人, 这充分说明两年来“ 三勤 ” 是富有成果的。

        此外, 该文发表时, 引用了不少《校史》的论点, 如由徽江迁坪石, 说是因云南物价高和日本侵略军的三路进兵, 但有人告诉我, 这是1942年以后的情况。据历史记载,日本军队于1940年9月才首批开进越南, 而许崇清校长在7月已到徽江主持迁校了。当时微江的物价也不见得比桂林、贵州高。应该说, 中大由云南迁坪石, 主要是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要求。还有一些提法, 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甚符合, 应加以说明。如广东省政府只有农林局而没有农林厅, 外省学生以湖南籍而不是广西籍最多。历史是实事求是的。以上情况和问题, 我是根据老同学的意见作说明, 限于水平,也因年期太久, 不一定都准确, 务请知情的同志指正。

 

 

注:

        1、该文是经过几次讨论后撰写的,1984年底在广州松园座谈后由曾建昭综合撰写,1985年夏在坪石座谈后, 又由吴逸民重新改写, 1986年在华南师大审稿后, 由张江明委托李坚重写,三次稿中张江明都作了重大修改。

        2、参阅中共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 1910年6月3日)。

        3、参阅《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上海版, 第71页。

        4、张江明同志回粤北后被浦, 逃脱不久折回东江; 张逸同志到粤北不久, 韶关疏散便回东纵部队了。

        5、中大党员初次到东江找部队, 应该说是自发的, 如果是组织通知必须去东江, 怎会沿途很难找到接应? 当时, 后东江特委还在龙川, 河源也有交通站。后来去的同志, 在惠州、广州都有人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