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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国立中山大学

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国立中山大学

作者:黄义祥    来源:第八届全国高校校史研讨会论文

 

        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于1924年2月倡办的。1926年8月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国立中山大学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她的前身各校就是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发祥地;孙中山倡办国立广东大学之时,即以她为革命活动的阵地,同时成为大革命策源地基地之一;国立广东大学创办及其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后,受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不仅多名著名共产党员来校任教,而且使她成为华南学生革命运动中心,多名优秀儿女献身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广州共产党小组(中共“一大”时通称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是国立广东大学前身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教授谭平山、陈公博和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简称法专)教授谭植棠、兼职教授陈独秀于1921年3月间发起成立的。

        1919年,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伟大“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国立广东大学前身各校高师、法专、农专(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医专(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的学生的爱国热情,纷纷响应并开展爱国运动。高师、法专并在爱国运动后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发祥地。

        “五四”运动前夕及运动期间,不少广东人到北京、上海、日本及欧美各地求学,通过交换报刊、杂志,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尤其介绍马克思主义,对广东爱国青年影响甚大,为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创建创造了条件。

        1920年7月,在北京大学经受“五四”运动锻炼和考验的广东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毕业后到广州,被高师、法专聘为教授后,即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他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联系,予以响应,并努力在广州传播马克思主义。谭平山还积极与原在“五四”运动中联系的同乡、南武中学教员谭天度(后为高师附中教员)密切联系。于1920年10月,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谭天度创办了《广东群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

        由于这时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军政府,他赞赏俄国十月革命,支持“五四”运动,他任用的一些国民党进步人士也赞同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军政府顾问、总统府代参军长林修梅(林伯渠堂兄)写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文章,公开宣告:“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今日中国的社会情形最为合适。” 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的陈炯明,则以一副开明进步的面目出现,特聘主编《新青年》而出名的陈独秀来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于1920年12月来广州,并被法专聘为兼职教授。他的到来,推动了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建立。

        在此之前,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到广州工作后,即保持与陈独秀联系。陈独秀在上海发起于1920年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时,就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谭平山等人立即在广州响应,于这年8月间在广州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着手筹建共产党组织。

        然而,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创立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即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原来,高师教授区声白等于1920年六七月间已成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互助团组织,并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无政府主义者、广东人黄凌霜(即黄文山,后任中山大学社会系首任系主任)发生联系。黄凌霜于同年八九月间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来广州开展工作的米诺尔和别斯林引荐给区声白,他们接上关系后便成立了广东“共产党”。该党“九个党的执行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和别斯林是共产主义者。” “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与其划清界线,没有参加这个组织。

        在《广东群报》创刊之时,陈独秀已赴约在1920年10月20日的创刊号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章。他到广州后,看到《广东群报》办得好,便约见谭平山等人,他们师生一见如故,谈了许多,国内外的重大问题。据参加谈话的谭天度的回忆,他们“谈到在全国、在广东等建党问题”。陈独秀还对他们说:“一方面要使广东群众运动获得更迅猛发展,同时也要象北京、上海那些地方一样,创造条件,建立共产党组织。”

        陈独秀又与广东“共产党”的成员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并将自己起草的“党纲”提交他们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在党纲写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经过争论,陈独秀等人认为这一问题不能让步,必须与无政府主义者分开;而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他们的基本观点相悖,逐宣告退出共产党组织。

        经过认真酝酿和筹备,1921年3月,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和米诺尔、别斯林等组成广州共产党小组,由陈独秀任书记。原上海党组织的成员沈玄庐、袁振英、李季正随陈独秀来广东工作,参加广州党小组。包惠僧受上海党组织派遣,于5月间来广州见陈独秀,也参加广州党小组活动。这个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有的资料称之为广东支部或广州支部,统称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地点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把《广东群报》(陈公博任主编)和1921年1月13日创刊的由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加上当时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便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党的各项工作陆续开展起来。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上海举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均派出代表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派出陈公博和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为代表前往出席。大会期间,“陈公博代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向大会报告了广州小组的成立经过及主要工作,并提出今后以发展党员、成立工会、举办工人学校、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和争取军队官兵作为工作重点。”

        1921年8月,陈公博回广州后,向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传达中共“一大”精神,“并决定在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隶属中共中央局领导。” 陈独秀因被中共“一大”选为中央局书记,于8月底辞去广东的职务,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的工作。

        上述广州共产党小组的成立表明,国力广东大学前身的高师、法专两校,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的发祥地。

 

(二)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亲自在高师礼堂主持了标志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4日即下令成立以高师为校本部的国立广东大学,以该校为阵地,孙中山亲自对该校师生和国民党的党军、政要员系统地解释其主张的三民主义,从而使该校成为中国大革命期间广州这个策源地的基地之一。

        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分别进行讲解的,地点就在高师礼堂即筹办国立广东大学后的礼堂,一批国民党要员也随他到此听讲。早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孙中山于1924年1月13日下午,已开始在高师礼堂演讲民族主义。听讲者有“各党员及高师、岭南学生等上千人”,“各党员学生均站立,林森、邹鲁、冯自由、邓泽如、谢英伯等均随后,列坐两旁。”“听者心旷神怡,毫无倦色”。

        孙中山倡办国立广东大学后,仍坚持在该校礼堂解释三民主义。3月9日下午,他在高师礼堂演讲民权主义,“赴会听讲者,为孙市长、古应芬、柏文蔚、邹鲁,及湘、粤、桂各军长、兵士、国民党员,暨各报馆、通讯社记者六百余人。”

        3月16日下午,孙中山在高师继续讲演民权主义。孙中山“素以俭德耐劳闻于世”,鉴于当时“侈风日靡,一般肉食者无不养尊处优,一步出门,即汽车飞驰,行人群易”,为“矫此积习”,“以身率众”,于3月24日“赴高师演讲,特摒去车从,徒步至该校,随卫者抵副官三数人”。

        4月20日,孙中山在高师大礼堂,“续讲三民主义,听者八九百人,座为之满云。”

        由于国民党员已领到党证,故从4月26日起,孙中山到高师演讲,听讲的国民党员须持党证进场。此前所发听讲券,此次仍适用,但此后停止发给使用。4月28日,孙中山渡河赴高师演讲三民主义,“当时赴会听讲者甚众,该管军政机关,沿途派队保护,严密异常。”

        孙中山从1924年8月3日起,每星期日上午在广东大学礼堂演讲民生主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各军、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发出通知,要各单位为前往听讲的党员办好赴会听讲手续,并令知公安局派员保护。孙中山在广东大学礼堂的三民主义演讲,一直坚持到8月底。

        孙中山对学生革命理论教育,给学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孙中山决定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前夕,于1924年11月3日在黄埔军校对黄埔军校和国立广东大学两校学生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准备北上要处理事务甚多,故告别演说也通知国立广东大学学生前往。讲话时先说明“今天诸君在这地听讲的,有文学生,又有武学生”。他先讲了告别的原因,并进而联系他创办的这两间学校学生的责任,强调在座的文武学生:“现在都负得有革命的责任”。他启发、引导两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边读书边参加革命活动。他说:“你们黄埔的武学生,都是从各省不远数百里或者是数千里而来,到这个革命学校来求学,都是很大希望很大抱负的。广大的文学生,今日也都是不远数十里到黄埔来听革命的演说,研究革命的方法,对于革命前途,也当然很希望成功的。”

        孙中山在晚年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甚深,多次讲了要学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特别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即以列宁的建党原则,反复教诲他亲手创办的两校学生,要他们牺牲个人的利益,绝对服从革命的纪律,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要有献身革命事业的精神。这个教诲,对两校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及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初期,由于孙中山教诲的深远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校内起了核心作用,使“中山大学的革命运动持续发展,成为与黄埔军校、省港罢工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列的广州大革命四大基地之一。”

        孙中山解释三民主义的学校礼堂及学校的课室,成了国共合作期间两党要员的活动场所,加上学校有一个可容纳数万人的大操场,成了革命策源地重要会议和大型群众会议的举办地。国共两党要员,不是主持集会,就是发表演讲,充分体现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努力情况,为孙中山创办的这座华南最高学府增添了浓郁的革命气氛。

        据查当年报刊所刊载的会议,至少在60次以上,这是建校后空前绝后的盛况,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要员力图体现孙中山创办全国最高革命学府的心愿。由于许多大会有本大学师生和学校当局负责人的参加,对师生员工中追求进步、走上革命道路,无疑起了鞭策和推动的积极作用。

        国立广东大学创办后,原前身各校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5年1月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社员,陆续组成学校的支部或总支部,中共党组织起了核心作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又在学校国民党特别区党部中发挥骨干作用,因之,学校的革命力量占了优势,学校的各种革命活动得到蓬勃发展。

        在孙中山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广大师生纷纷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们发起并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和游行,创办各种宣传革命的进步刊物,深入工农,发动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全校学生即于6月1日晚开大会给予声援,学生会及青年学社等立即通电或发表宣言,反对日本、英国帝国主义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6月2日,全校学生参加广东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在广东大学操场召开的万人援助沪案大会。会后,全校学生成立了上海“五卅”惨案后援会,遇上盘踞广州地区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密谋发动反革命叛乱,全校学生响应中共广东区委号召,协助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接着,后援会开展工作,致电上海学生联合会转各界团体,表示一道开展反帝斗争,并组织宣传队,分赴广州市区各要道,向市民宣传反帝斗争。

        为了响应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中共广东区委派邓中夏等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广东大学学生、中共党员蓝裕业也被共青团广州地委派往香港发动学生罢课。6月19日,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广东大学职员周鼎培和史学系学生毕磊等参加发起,于6月23日举行援助“五卅”运动5万多人的示威游行。队伍来到沙面对岸的沙基时,遇到沙面租界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的枪杀,死52人,伤117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东大学学生进一步把反帝斗争坚持下去,将声援上海“五卅”反帝斗争与支持省港罢工斗争结合起来,并将以学生为主的上海“五卅”后援会,改为全校教职员学生的广东大学救国会。为进行反帝宣传提供理论武器,救国会演讲部邀请廖仲恺、胡汉民等多位名人来校讲演救国问题。救国会利用暑假期间,举办500人的广州学生军讲习所,并在校内举办40 人的救护讲习所。全校还组织30 个演讲队,出发省内各县市进行反帝宣传。救国会调查部,还进行国货与英日货的识别调查,开展抵制英日货运动,从经济上打击英日帝国主义。救国会还组织学生接待、安排从香港罢课回广州的学生;派出100多位同学深入罢工宿舍、食堂慰问采访,更多的同学走上街头,为罢工工人募捐。郭瘦真、蓝裕业等中共党员还被派往省港罢工委员会编辑机关报纸《工人之路》。

        与此同时,国立广东大学学生还与广东公医大学学生一道,开展了收回广东公医大学教育权的斗争。将广东公医大学从帝国主义走狗的手中夺取过来,并入国立广东大学。整场斗争的领导人是广东公医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柯辉萼,即柯麟,事先与广东大学和广东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并得到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而获得胜利,于1925年7月1日由广东大学派员接收,成为广东大学医科学院。

        反帝斗争成了学生中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分水岭。一批批追求进步的学生,通过斗争锻炼得到成长,不断被新学生社、共青团、共产党所吸收,如史学系学生毕磊,原“不问政治”、“教育救国”的旧观念,通过斗争一扫而光,转而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并带动一批同学走向革命行列,陆续参加共青团、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壮大,也迫使反动势力暴露出来,于是,学生中的左、右两派势力的斗争也不断加剧,右派学生由于后台很硬,因而非常猖狂。在左右派斗争中又涌现出更坚定的积极分子,如文科的陈燮君、理科的陈燮园两姐妹,就是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为了表示贴心跟共产党走,两人分别改名为陈铁军和陈铁儿,并先后参加共产党。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许多师生还奔赴各地开展工作,在工、农、青年、妇女和党务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1924年11月,广东团“三大”选出的团广东区委兼广州地委7名委员中,就有广东大学沈厚堃、赖玉润、郭寿华三人。省港大罢工发生后,饶君强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郭瘦真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副主任,潘光甲到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林丛郁到海员工会工作后又任国民革命军秘书,前往南路,任中国国民党南路特别区委会委员。邹师真任广东油业工会秘书,沈厚堃组织手车夫工会等。赖玉润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吴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区委书记陈延年的秘书,邹师贞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罗明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毕磊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沈宝同、徐文雅为委员。罗明1926年2月到厦门建立了厦门第一个党支部。张维被派回梅县,曾昭秀被派回南雄县,黄振士被派回陵水县,李芳春被派回罗定县,开展建党、工农运动等。郭瘦真曾任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沈宝洞、郭寿华为委员,王克欧、毕磊、蓝裕业成为候补委员。赖玉润、郭瘦真、蓝裕业先后任共青团广州地委宣传部主任。蓝裕业到福建开展建团工作,成立了厦门大学第一个团支部。汕头的共青团、共产党组织也是广东大学派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建立的,廖其清、宋青、赖玉润、郭瘦真、刘锦汉等均先后到汕头担任要职。莫耀焜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广东省和广州市学联主席。陈铁军为广东妇协第三届委员兼秘书长、中共广东妇委委员等。

        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曾把广东大学中共党支委员会和以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作为培养、训练干部的重要阵地。1926年初,以区委书记陈延年为负责人的粤区干部训练班,就由广东大学党总支出面主办,党总支书记徐文雅(学生)为班主任,每月一期,每期六七十人,陈延年、周恩来、彭湃、邓中夏、恽代英、邓颖超、蔡畅、张国焘、陈启修、熊锐、刘尔崧、穆青、杨善集等均为该班讲课,每期结束前由陈延年作总结。学员结业后,部分回原单位工作,大部分派到国民革命军担任各级政工人员。训练班办了三、四期,北伐开始后停办。1926年春夏之交北伐军改组时,为加强北伐军政治工作,以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为负责人的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由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名义举办。中共党员学生郭信坚负责该班具体工作。学员多来自军队的现役政工人员,约一百多人,训练时间两三个月。讲课者有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沈雁冰等。地点在广东大学西讲堂二楼,晚饭后上课。

 

(三)

 

        国立中山大学,是一所备受中国共产党关注和重视的学校。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在其前身高师、法专担任教授的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即以该两校为阵地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小组,从而成了共产党在广东的发祥地。孙中山将高师、法大(原法专)、农专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及其后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后,到校任教或指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更多。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李大钊,被聘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成员,曾于1924年2月7日在高师礼堂举行的悼念列宁暨纪念“二七”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李大钊并推荐一起创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又与周恩来等成立党小组,留学归来的张申府到广东大学任教。据张申府回忆,他是1924年春节后到广州的,“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经李大钊推荐,我去广东大学执教数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同时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

        筹备成立广东大学期间到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还有:被陈独秀指定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为解决当时来广州活动的生活费用,到广东大学师范部兼每周6课时的课。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谭平山、谭植棠,分别被聘为文科和法科的教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袁振英,被聘为文科哲学系专任讲师。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被聘为法科教授。

        1924年9月国立广东大学开学后,陆续来校任教和指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更多,为民主革命时期之最。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1925年秋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兼任广东大学附中的课程,每星期三下午讲授中国农工政策专题。在德国留学时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孙炳文,1925年底回到广州,被聘为国立广东大学教授,教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熊锐,1925年秋回国后不久,被广东大学聘为1926年1月成立的专修学院教授兼附属中学主任。留德时入党的章伯钧,是1926年被聘为广东大学教授的,讲授德国普哈德编写的资本论。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林伯渠,这时以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农民部长身份参加广东大学中共组织生活,当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时,被特聘为筹备委员。中共“一大”前入党的恽代英,这时任中共广东区委青年部长兼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也在广东大学过中共组织生活,被聘为广东大学政治研究班教授,后又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委员。被聘为广东大学政治研究班教授的中共党员还有:张太雷、黄日葵、邵力子、孙炳文、熊锐、于树德、阮啸仙、段锡朋等。段锡朋是1925年底聘为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及后还被聘为筹备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训育部委员的中共党员还有:邓中夏、苏兆征、于树德、罗绮园、施存统。还有国民党左派、国立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委员何香凝,施存统是何香凝推荐为委员的。施存统是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与周佛海在日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是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时由陈独秀向戴季陶推荐来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秘书长的。参加广东大学中共组织生活的中共党员,还有任国民党议员的李锡九。

        当时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还有:吴玉章到广东大学兼教法文,陈启修为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教授兼主任,被特聘为改名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任法科科务主任兼经济学系主任。王若怡则是改名中山大学后被聘为矿物地质系教授的,最早倡议成立两广地质调查所。

        上述从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至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来校任教或指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包括中共广东区委在本校培训干部讲课的党员在内,已知道名字的有37人。其中,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施存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施存统、周佛海,法国小组张申府、周恩来。中共“一大”代表有毛泽东、陈公博、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中共“一大”前入党的沈雁冰、林伯渠、邵力子、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袁振英,共19人,如加上后来到国立中山大学任教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则为21人,占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57名党员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在全国大学中是罕见的。

        中国共产党还特别重视推荐著名的进步学者来校任教,其中尤以郭沫若、鲁迅,为本校的革命历史写下光辉的篇章。

        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创始人郭沫若,是由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林伯渠等推荐,于1925年3月23日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的。与他同来的创造社另一创始人郁达夫为英文系主任兼教授,而创造社重要成员王独清则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后来接任文科学长职务。先期到来的创造社另一创始人成仿吾早在1924年6月被聘为理科物理系教授兼教德语课,这时被聘为文科兼预科教授。

        郭沫若到校后,即适应文科学生的要求,在革命学生的要求和大力支持下,开展了整顿文科教务,从而触发了一场冲击教师队伍的校史上有名的择师运动。结果是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同意广东大学辞退文科不受欢迎的黄希声等15名教授出校而结束。这是文科教学改革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学校创办后教学改革的成功尝试,是革命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广东大学任教期间,郭沫若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人,感受到广州浓郁的革命气氛。他是在广东大学任教时申请参加共产党的,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在南昌起义后,于1927年8月17日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共产党。在广东大学任教期间,它促进了学校学术团体的成立,参加筹备改名国立中山大学的大量工作,经常应邀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发表洋溢革命激情的讲话。他不仅创作历史剧本,还在历史剧《王昭君》中登台表演,实在多才多艺。在郭沫若的主持下,1926年3月创办的《创造月刊》文艺刊物,由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在广州编辑、出版部在上海出版。后于4月12日在广州成立出版部分部。郭沫若还与在校任教的中共党员教授陈启修等发起成立四川革命同志会,并主编会刊《鹃血》。

        在广州革命气氛感染下,郭沫若深感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重要。在应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邀请,与周恩来、恽代英等制订政治部主任工作方案过程中,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参加北伐。应周恩来邀约安排,决定由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的广东大学中共党员教授孙炳文出面,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推荐,结果,郭沫若以政治部宣传科长和中校衔的行营秘书长身份于7月21日离开广东大学出发参加北伐战争。参加北伐战争的广东大学中共党员教授有章伯钧、段锡朋、教授郭冠杰等及100多名学生。

        郭沫若参加北伐后,革命师生极希望聘一位富有革命性的教授来主持文科。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根据革命师生的请求,推荐了其父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时居住北京时的邻居鲁迅。这时学校已改名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是戴季陶。在他到委前,陈独秀要陈延年以聘鲁迅到中大任教作为戴季陶到中大任职的条件进行谈判。陈延年部署了恽代英、邓中夏、李求实、毕磊、徐文雅与戴季陶商谈,谈了几次,终于谈妥。

        鲁迅是1927年1月18日到达广州的。陈延年部署中大对鲁迅给予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鲁迅到校后,即被聘为全校唯一的正教授,是由大学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聘任的。同时被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学校教务主任。

        鲁迅给中大带来浓郁的革命气氛。在3月1日,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他以教务主任身份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明孙中山创办本大学的意义深长,启发全校师生员工,要担当起孙中山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他提醒在场的学生。“在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所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这两句话,是革命学生根据孙中山生前的教诲概括出来的,写成标语作为共同努力的方向。鲁迅进而作了深刻的解释,指出,念书固然可以念得革命,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这是鲁迅到校后,接触左右两派学生对革命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所得出的结论。鲁迅所解释的这两句话,后来便成为中山大学学生的光荣革命传统。

        鲁迅虽担负校、系繁重的教学与行政领导职务,还亲自讲授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几门课程,还准备开设中国字体变迁史,后因时间来不及,未开。鲁迅讲课很生动,吸引了大批学生听课,尤其文艺课程,选学学生204人,为全校之最,由于课室容纳不下,只好晚上集中到大礼堂上课。当时随鲁迅从北京、厦门转学来中大读书的约有百人左右,可见鲁迅影响之大。

        百忙中,鲁迅还应邀演讲。如到香港青年会、南中国文学会、岭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黄埔军校等单位作革命学术讲演。在中大期间,鲁迅还撰写了多篇革命性的杂文。特别是,他和成仿吾、何思敬等100多人共同签名发表在4月1日出版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一文,“对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罪行,提出了严重抗议,呼吁英国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同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可见鲁迅等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决态度和坚定立场。

        当大批学者全神贯注为办好孙中山创建的这所全国最高革命学府之时,篡夺了革命领导权的蒋介石竟违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在蒋介石指使下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仅这一天,中山大学被捕的师生就达二三百人,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与鲁迅密切来往的共产党员、学生会主席毕磊,就是右派学生“士的党”分子带队逮捕的。党员教授熊锐也于这天被捕。

        事变发生后,鲁迅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营救被捕的革命师生。4月15日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各科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和部分教授出席的营救被捕师生紧急会议,由于学校负责人不愿意出席,而与剥去进步伪装主持校务的学校委员会委员朱家骅发生激烈的争论。由于朱家骅的阻挠,鲁迅营救被捕师生无效,愤然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于1927年9月27日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鲁迅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但他那革命文学大师的伟大形象,却永留在革命师生心中。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爱国师生的精神粮食,激励他们走向革命,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

 

(四)

 

大革命失败后,国立中山大学许多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幸存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师生,并没有被刀枪的血腥屠杀所吓倒、所征服,在中共转入地下活动后仍坚贞不屈地进行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中山大学作为革命活动的重镇,在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摧残后,仍想方设法保留革命种子,创造条件,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山大学的革命活动中起着政治核心的作用,并为建立和恢复广东乃至广西、云南的中共组织发挥重要的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员有多少?这是至今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

        由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山大学成立组织、发展党员和开展活动,基本是处于秘密进行的情况,即使出面公开活动的,也仅有因工作需要经组织作出决定的个别党员。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有时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如1927年广州“四一五”政变发生后,不少党员遭到逮捕,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停止了活动,仅有个别党员的活动。一旦这些个别党员遭到杀害,党的组织情况也就无法了解。有时由于斗争的需要,党的组织领导改由单线联系的办法,党员的情况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公开,个别秘密党员还无法了解。在开展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后,由当事人加以回忆、对证,逐步加以明朗化。但一些当事人在世时没有作这方面的工作,缺乏其脑袋的资料,也就无法准确反映当年的实际情况了。

        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情况,发展党员多是由个别党的负责人或个别党员,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和申请人条件,在特定情况下吸收入党的,不可能像今天那样手续完备,并逐级建立档案材料,有专门机构管理,很难保存有完整的历史资料以依据。即使像大革命时期的中山大学,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得到很大发展,也没有很严格的入党手续。据当时党总支书记徐文雅回忆,党团员区分的标准是年龄,共青团员未满20岁的叫C.Y,满20岁填个表格便是党员了。后来大发展,连表也不用填,年龄一到便转党,转党后又是党员又是团员。这样,比在此前发展更多的党员是没有表格可查的。而当时中大党的负责人均为学生,又不是执政的党,建立档案制度的可能性很少。加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一发生,党的组织被摧残,党员不是被捕杀害,幸存者难以在校立足,根本谈不上保存档案资料。

        即使“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已经变成反共的国民党中山大学特别区党部改组委员会列送应处置的共产党分子名单,也不完全是共产党员。因为此前的1926年5月,早以预谋反共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共产党组织交出党员名单时,对交不交名单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赞成交名单的主要是党中央派来的一些人,反对的是陈延年等人。争论的结果,主张交名单的人占了上风。首先由黄埔军校开了名单,接着我们中山大学总支也开了名单,但是,我们没有 把全部党员的真实性名都开在名单上,有一部分开的是假名字。” 即是说,国民党反动派掌握的中大共产党员名单,并非全是共产党员,如名单上的许德珩教授,直至1979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不能算作大革命时期的中大党员了。

        民主革命时期,中大各阶段的中共党员人数大概是这样的。

        从广州共产党小组在本校前身高师、法专的成立到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来本校及附属机构任教或指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包括本校师生员工发展的中共党员,已知名字者,共111人,其中教职员工40人,学生71人。

        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至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占领的多数时间,中大党组织处于停止活动的状况。1932年,连贯在失去与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到中大图书馆工作,参与1933年4月成立的进步文化团体广州“文总”的领导工作。中大何思敬教授于1932年5月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并入党,之后受党的指派,重回中大任教。广东大学附师学生温盛刚,于192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入党,后留学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被日本当局驱赶回国,这时在中大任代课教师,通过何思敬及中大校友、此时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温健公,与上海中国文化总同盟和“左联”、“社联”、“剧联”取得联系,于1933年4月成立广州“文总”及其下属组织进行革命活动。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中大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人数大增。到广州沦陷,中大西迁云南澄江办学时止,中大共有党员111人,其中教工党员5人,学生党员106人。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中大先迁云南澄江,继而迁粤北坪石,及后又迁东江及梅县各地和连县、仁化办学,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广州原校址。这期间,部分学生牺牲自己的学业,到华南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党员分布各地。即使校内,迁至云南时有段时间组织关系未转到校,处于无人领导状态。及后通过党员个别串连,找到原中大学生党员、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的李群杰请示,同意先建立临时党支部。待党员组织关系陆续转到,将中大临时支部改为中大特别支部,下设支部或小组。1941年秋中大迁到粤北坪石后,党的组织直接受中共粤北省委青年部领导,加上原在广东“抗先”工作的党员及进步学生回校复学,党的力量得到加强。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大党组织同年10月遵照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暂停活动,执行勤学、勤职、勤交朋友的“三勤”任务。这时期组织活动的高潮是1944年夏秋之交,组织党员及进步学生参加原中大学生曾生为司令员的东江抗日纵队。这一时期,中大有党员135人,其中教工党员9人,学生党员126人,另有10名党员与迁校到外地办学前的名单重复未计在内。

        1945年10月中大从各地迁回广州办学到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4年中,从各地党员陆续汇集广州,至1946年2月成立中大党总支委员会,到全面内战爆发后,于1946年8月中共广州市委改为特派员制,中大党组织活动改为单线联系。由于中大医学院地址处广州市区,党的组织关系不属中大党组织管理,故这一时期党员人数缺医学院的。这时期中大有党员156人,其中教工党员3人,重复的6人未计在内,学生党员153人,重复的5人未计在内。

        上面数字既缺当年档案材料作证、补充,就是现成的回忆文章也不完备,尚有部分文章未能见到,何况当事人过了几十年的脑袋资料,怕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在这些情况下所接触资料粗略统计,中大自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至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全校最少应有共产党员513人,其中教职员工57人,学生456人。这个数字,将会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加而增加,目前仅作为参考资料罢了。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在中大开展的革命活动,其内容十分丰富,其史料也很丰厚,要阐述,篇幅太长,要概括,篇幅也不短,只好暂且搁置。仅说明一点,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中大学生开展的革命运动,震撼着华南,甚至全中国,因而成为华南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成为全国青年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华南地区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所不能代替的。她不仅为当时的革命运动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如威震华南的东江抗日纵队司令员曾生、珠江抗日纵队政委梁嘉、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李群杰等,均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在中大读书时入党的抗日救亡运动领军人物。而且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准备了数以千计的各条战线、各级党、政、军的领导骨干,如曾任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郭沫若教授,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济深、许德珩、周谷城等干部和教授,先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后为广东副省长兼广州市长、全国交通部长的曾生同学,全国邮电部长、全国侨务委员会主任杨泰芳,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以及多人在各省和各市担任正副职领导职务的原中大师生等。

        民主革命时期,中大为革命事业献身的优秀儿女究竟多少人,至今仍未能掌握准确的数字。仅就目前接触到的名字,包括大学本部及各附属单位,前后献身的大约108人。

        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内,中大由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陆续被捕的师生员工达数百人之多。他们先是被关在学校图书馆,继而被押到永汉路(今北京路)南关戏院、仓边路看守所和维新路(今起义路)公安局等地。后来,大部分被转解到广州南南石头国民党监狱惩戒场。被捕者或当场遇难,沉尸珠江,或被较长时间从精神到肉体折磨后,分批加以杀害。现就以了解名单列出,以示深切悼念!

        教职工8人,中共党员教授熊锐、孙炳文,卫生部事务员、中共党员苏家骐,理科职员刘秀文,护士陈伯华(女),和3名未知姓名的学校工友。

        学生50人,其中中共党员25人。即毕磊、叶浩秀、吴炳泰、蓝裕业、沙文求、吴毅、区夏民(女)、邹师贞、敖昌骙、陈辅国、沈厚堃、沈厚培(已毕业离校)、陈铁军(女)、陈铁儿(女)、卓庆坚、黄振士、陈佩仁、曾昭秀、黄承先、朱光震、廖家桢、邵贞昌。共青团员25人。即杨承丙、张肇志、郑作贤、欧阳继统、陈世嗣、金世杰、罗其屏、卢福茂、甘吉杰、李铭兰、袁德韵、何鸿柱、刘启贤、夏梅白、彭德录、吴笑梅(女)、张兴、余创之、余冠英、邓季甫、陈德宾、黄大钧、李应兹、欧阳业瀛(女)、陈嗣炎。

        他们牺牲时都非常惨烈、非常坚强,表现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如中共广东区委学委副书记、广州学联主席、曾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史学系学生毕磊,是党指定和鲁迅教授的联系人,自然是反革命派的眼中钉。毕磊被捕后,学校负责人戴季陶、朱家骅剥去进步伪装,亲自做诱降工作,劝诱毕磊,“如果你能悔过自新,写一份悔过书来,我们就保释你出来。”毕磊当场严词拒绝,怒斥戴:“以前叫学生参加共产党,现在叫军队抓学生” 的无耻行径。毕磊同党员教授熊锐和肖楚女、何耀全等于1927年4月22日夜惨遭杀害。牺牲前,敌人对毕磊施以酷刑,用铁链捆绑,用刺刀刺戳他的身体,全身鲜血直流。临死时,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革命口号。毕磊的牺牲,使鲁迅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战友而深感悲痛,在其后所写的文章和书信来往中,多次提及毕磊,反映他对革命者的怀念和对反革命两面派的憎恨。

        曾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候补委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的邹师贞同学,则于1927年6月在叛徒冯某跟踪下,与妻子周冠香在广州西关往处一起被捕的。邹“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严守党的秘密,使敌人得不到半点所需要的东西。在狱中,他把监狱当作战场,用秘密通信的办法领导全体难友与敌人进行斗争。” 有一次在通信时被看守发现,敌人便以“共产党要犯”、“煽动越狱”等罪名,将他秘密杀害于广州南石头监狱。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迁至香港,另于1927年4月22日成立以中大学生吴毅为书记的中共广州市委,继续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大学生多人如吴毅、沈厚堃、陈铁军、沙文求、黄春源、廖家桢等,英勇参加广州起义的战斗。由于敌强我弱,起义未能成功。国民党反动派更进一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7年12月15日下午,原“四·一五”被捕的苏家骐、陈嗣炎被武装军警叫出牢门,一出牢门就与其他革命者共15人惨遭杀害。12月25日早晨,“四?一五”被捕何鸿柱和中大三名未知姓名的工友,也被杀于南石头监狱的树坡前。

        广州起义,中大再次为人民献出一批优秀儿女。廖家桢全家被捕,本人被杀害。吴毅到香港向省委汇报广州起义情况,1928年3月回广州,7月底在市委机关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肉体折磨,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年仅21岁。沙文求在广州起义后,被党安排任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不幸于1927年8月被捕,壮烈牺牲。广州起义失败时,陈铁军、陈铁儿与周文雍撤退到香港省委机关,1928年1月初返回广州工作,2月2日中共设在广州西关的机关被敌人破获,被捕者叛变,供出他们所住机关,敌人即往荣华西街周宅逮捕周文雍和陈铁军。他俩在狱中经受严刑拷打和名利诱惑,始终坚贞不屈。2月6日,他俩被押往红花岗英勇就义。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就是反映他俩英勇斗争直至就义的壮烈场面。他俩牺牲后,陈铁军妹妹陈铁儿悲痛万分,在《红旗》杂志发表《悼周文雍同志》一文,又写一本陈铁军传记。不久,陈铁儿与中共党员林一素结婚。1932年,陈铁儿在香港被捕,被引渡回广州,她的丈夫也在香港赴汕头途中被捕。陈铁儿在狱中产下一女,敌人惨无人道将其毒死,于1932年8月将陈铁儿押赴红花岗杀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大师生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张影响下,在祖国南大门广州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并于11月间开展捐款支援黑龙江马占山将军抗日的正义行动。中大学生陈太炎,在往香港捐款时,因积劳成疾,病疫于香江。当中大师生在广州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之时,广东统治者却暴露了消极抗日的面目,策划了镇压群众抵制日货的1931年10月10日夜的“永汉路惨案”,毙伤群众数十人,并逮捕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被捕的中大学生邓少卿被判三年徒刑。他在南石头狱中参与组织绝食斗争,1932年夏天,他和另两位狱中难友被推为代表,向当局进行谈判时,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

        在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并镇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并在个别共产党员何思敬教授和代课教师温盛刚的指导下,于1933年4月成立以抗日为主要任务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在进行活动过程中由于受党内严重左倾错误的影响而暴露了个别成员的身份。由于冯某的出卖,先后逮捕了60多人,广州文总遭受了破坏。虽经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迫使当局释放了大部分学生,但广州文总领导人及其骨干,中共党员、中大代课教师温盛刚,中大校友谭国标,中大学生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于1934年8月1日在广州红花岗惨遭杀害,这是历史上的红花岗六烈士。

        在响应并开展“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中,广东统治者消极抗日的面目再一次大暴露,他们制造了镇压学生抗日运动的1936年1月13日的“荔枝湾惨案”。这次惨案,中共党员教授何思敬和进步教授邓初民被迫离开中山大学,被捕的中大学生冯道先、朱文畅遭到秘密杀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对华中、华南发动进攻前,日机在其上空狂轰滥炸,中大师生多人受伤,被炸死者至少3人。1938年6月5日,日机轰炸广州市区文明路中大附中校舍,当时从石牌搬到附中上课的文学院中文系学生张兰光、社会系学生罗光篆被当场炸死。8月11日,前往武昌华中大学探亲的中大法学院林诚厚教授,由于日机轰炸该大学校舍,与其伯父同时惨遭敌机炸毙。

        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中大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解放,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原广东大学预科学生谢晋元,考进黄埔军校后成了军人。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发生,他接任在战斗中牺牲的524团团长率领800壮士浴血苦战四行仓库的事迹传遍国内外。汪伪政权成立后,收买叛兵郝某等人,于1941年4月24日晨上操时,乘谢晋元不备,用凶器突袭他的头、胸部,谢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原中大预科学生毕业后转为物理系技术员的温健公,后到上海启明书店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26日,在山西抗日前线工作时,不幸被日机轰炸牺牲于吉县。中大教授尚仲衣,1938年夏离校参加抗战工作,经中共秘密党员,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秘书左恭的推荐,被聘为该政治部第三组组长,带领全组人员向广大军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组织训练工作。1939年初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加入共产党,主编省委机关报《新华南》杂志。正当他发挥为党工作作用之时,不幸因车祸意外逝世了。中大参加广东抗日先锋队的东江区队委员、中共学生党员陈柏昌,于1941年10月在东莞县城绒镇墩被地方反动武装追捕牺牲。在此前后,东江区队长、中共学生党员谭家驱在惠州牺牲。东江区副队长兼区队办公室主任、中共学生党员林耀族,奉派到海南岛工作,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暗杀。中共学生党员黄泽成、刘邦彦和进步学生李克筠,为抗日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离开人世。大革命时任教中大的朝鲜籍教师金山,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时,也因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离开人世。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朝鲜籍中共学生党员金昌华,1937年夏毕业后赴延安,改名程光华,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秘书,1942年夏在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与左权一起壮烈牺牲。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的中大预科学生、中共党员李友芳,又名李伟烈,起义失败后,继续坚持革命活动。1928年夏考取了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办的军官教导队,从此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在任第五战区挺进纵队上校参谋长时,与皖西新四军张云逸支队来往密切,策动国民党48军176师投共之事暴露,被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杀害。原中大高中部学生林基路,后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监狱中。在广东各抗日战场献身的中大学生的中共党员有:吴群卓、张纯纲、冯庆翊、李树中、陈铭炎、刘屋丹、谭中枝等。还有抗日志士黎浩腾、  林康华、杨星光(女)。另有中大师院学生钱玉元在战斗中失踪,附中教师陆兴焰、学生诸兆永在由坪石迁往仁化途中,被日军残酷杀害。中大工学院卫梓松教授在坪石被敌人围困,来不及突围,不受敌人利诱,自杀殉国。

        在黎明前的战斗中,中大又有师生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1944年6月参加东江纵队的中共学生党员郑志远,于1946年春到紫金县侦察敌情时被捕,被敌人斩首示众,壮烈牺牲。同时参加东江纵队的中共女学生党员沈如琼,1946年3月24日在五华县乌禽嶂山区因掩护伤病员被捕,惨遭杀害。在东江纵队当文工队员的余敏志,在日本投降后挺进粤北,因重病掩蔽于奇心洞而被捕,后在始兴国民党监狱中牺牲。原广东大学预科学生朱瑞,后参加革命时加入共产党,在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炮击义县后,为总结炮兵开拓突破口的经验,在战斗未完全结束情况下,身先士卒向突破口跑去,不幸触动地雷牺牲。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学生党员钱兴,抗战期间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遭国民党反对派破坏后,他回广东活动,后任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1948年11月,在怀集战斗中牺牲。抗战初期在中大附中读书的中共党员崔楷权,1949年7月21日在广州市郊九佛冯径下村召开干部会议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的还有中大附中职员、中共党员黄凡元,中大附中学生陈文宗、关汉芝,女学生洪佩兰、邓荔棱等。

        综上所述,中大师生为民主革命献身已知名单的共约108人。加上抗战胜利后,途中因交通事故遇难的55名师生约共163人,其中初步了解到的中共党员52人。

        为民主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大优秀儿女的光辉革命业迹,将永远记载在中山大学的革命史上,为中山大学的后辈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