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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对广东官厅档案的整理

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对广东官厅档案的整理

作者:王传    来源:历史档案2011年第3期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学研究所对明清“大内档案”的整理做出了重大成绩,成为档案类书籍重点讨论的对象。但是,作为国内另一重要学术团体一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称语史所)对地方政府档案整理的实践和相关理论,尚未得到中国档案学界足够的重视1。事实上,以顾领刚为首的语史所同仁,在1920年代积极倡导搜集地方政府民间档案,体现出明确的“民史”意识特色,丰富了中国档案学理论,推动了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笔者根据所搜集的相关史料,以语史所为考察视角,对其近代档案学理论和实践作以综述,以期更加丰富对中国档案事业史认识。

 

 

       语史所是继北京大学国学门之后,又一在“整理国故”运动口号下成立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机构。该所自1927年8月由著名史学家傅斯年、顾颇刚等人在广州中山大学筹办,至1931年1月改名文史研究所。虽历时仅三年半,但成绩斐然。不仅先后出版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32期、《民俗周刊》(初名《民间文艺》)128期、《民俗学丛书》39种、《史料丛刊》5种、《考古学会丛书》2种和《秘笠第一集》10种,而且,通过倡导“打破学术界的一切偶像”,“眼光向下”的学术实践,将研究对象开始由注重社会上层或精英政治下移到民间风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应的,材料搜集也由较为单一的传统文献,转向了文本文献与官厅民间旧档、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实物、口述文化等多元材料的搜寻和综合运用,扩充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纵观中国现代史学史,甲骨学、敦煌学、简犊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表明这一事实。学术界首开档案整理风气的当属北京大学国学门对于内阁大库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并在史学界开启了利用历史遗存的第一手档案材料来研究历史的风气。但应该讲,对地方政府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当始于语史所。

       早在语史所筹备期间,语史所教授马衡赴东北与满铁图书馆交涉征书,无意中得到罗振玉欲将所藏的50箱档案卖给日本人松崎的消息,遂写信告知傅斯年:此事“极有关系”,“舍本校(中山大学一一笔者注)外,无能挽回之者”。建议如果学校能筹得钱款,并先前罗振玉售予御史李盛铎的档案也可购得3。随后傅斯年致电时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朱家弊,朱当即“复电答应”购买李盛铎所藏档案4。但是中山大学一时筹不到这笔款项,直到1928年9月正在筹备语史所的傅斯年致信蔡元培:“今春叔平先生函斯年设法,斯年遂与季、骆两公商之,云买,而付不出款。”建议蔡元培“以大学院的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捐赠)”5。最后,这批档案由中央研究院出资1.8万元购得,整理出100多箱,余下的寄存在北平故宫的午门。

       语史所虽因经费原因与明清内阁档案失之交臂,但是语史所同仁对历史档案的关注与宣传,博得当时广州社会有识之士的认同。

       1927年夏,顾颉刚受中山大学校方委托前往江浙一带购书,曾拟《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6,将所要购求的中国图书,分为十六类,其中第二类便是档案7:“以前各机关的案卷,每过若干年是要烧毁一次的。北平国立图书馆里,找不到十种政府机关的公报,更不必说全部的档案。历史博物馆承受了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却忍心把它卖给纸厂做还魂纸。历史观念的缺乏,使得中国丧失了若干万件宝贵的政治史料。思之心痛……本校为中国南部诸省的最高学府,窃意南部诸各省机关积存的文件,凡是现在行政不需用的,都可以请他们送到本校来贮藏,一来免得销毁,二来集中本校之后,凡是要研究南部诸省的政治和社会的便可得到一个工作的所在了。”8

       顾领刚的言论,“到了第二年,居然引起广东民政厅厅长刘栽甫先生的同情,便给本所一封信”9:“敬启者:敝厅积存前省长公署旧件甚多,而新案又复日增,深苦卷室不敷储藏。若将旧件尽行焚毁,则坐弃历史材料,未免令后人失望。素仰贵所规模宏伟,凡可供研究之资者,无不极力搜罗。对于敝厅此项旧件,谅必乐为收藏。兹拟将旧件中在现时办事上不需翻阅者,酌量检出,拨交贵所保管,未审卓见何如?今先将拟拨旧件列表送上,请为查核。如荷赞同,希赐示复,以便呈请省政府核示遵行。”10信后附有民政厅拟拨发“旧件表”,档案的内容主要是“前清各县调查铺户及学校报告学生分数等表册”;前清提学使及教育司旧稿件;两粤督军稿件以及工商、交通、实业等方面的材料。

       语史所接信后,随即派出编目员陈钝、书记员吴伯明,前往接收11。并将所内中山楼辟为档案整理室,聘请陈功甫为语史所档案整理室主任12,拟定整理办法:先分类,次登记,又次编号,最后按类储藏;安排专职人员10余人,并由顾颇刚商请法科学生20余人前来助理。经过1年的时间,将清光绪中叶至1924年广东民政厅积存案卷整理完毕。其共计10类13,分为:(1)民政11240份(2)财政600份;(3)教育11100份;(4)实业1240份;(5)警政10400份;(6)交通600份;(7)司法400份;(8)统计120份;(9)慈善140份;(10)总务600份。总计3.644万份14

       在整理档案过程中,有关人员发现民政厅档案中所藏“重要材料不鲜,殊可宝贵”。广东财政厅、教育厅等单位认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表示亦愿将其旧档悉数移送,语史所决定对广东“一般文献作大规模之检订”。顾颇刚请校长致函“两厅(财政厅、教育厅),并高等法院院长、交涉署署长,请其依照民政厅之例,概行送下”15。各县署旧档也在整理之列。

 

 

       语史所同仁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整理档案,既是对北京大学国学门档案整理理念的继承,同时还对档案整理的理论、方法及范围等几个方面都有所发展,将当时档案整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丰富了档案学理论,体现出明确的“民史”意识。

       以往整理档案多只关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侧重于档案的政治史的价值。相反的,语史所则更注重通过档案的整理去发现基层的真实历史。

       顾领刚认为,中国各地图书馆所藏之书“正统派的气息非常浓重,他们只看见圣道所在的经和羽翼圣道的子史文集,看不见一般人知识上的需要和一般人生活最亲切的记载。所以各地的图书馆虽则设立很多,但除了几份新书和报纸之外,差不多和民众不能发生关系,所有的经史子集,不过是摆着看样子而已”16。故在他拟定的《购求图书计划书》中,就将档案、账簿、个人生活之一记载等“不入收藏家范围”的材料尽量搜购。其中对档案的认识更是有其独到的见解:“中国人以前只看重道德的政治论,而不看重实际的政治事业,所以逞臆妄谈的政治论,会得永远保存于藏书之中,而实际的政治记载,却除了几部极简单的书史之外,差不多完全失去了……档案里不但保存政治的史料,亦且保存民众的史料。例如我们要了解以前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奴婢、僧道们的生活,经史子集里是很少记载的,档案里却可搜集到许多,因为他们都生存于国家的法律之下,从他们与法律的关系上,可以辑出他们的生活状态。”17

       这一观点得到了语史所同仁的认可。赵肖甫认为:“顾先生的这种见识,不但觑透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遗下来的一种特性病,并且已代档案估定了一个实在的价值。”18魏应麒在《本所整理档案报告专号》中也指出:“档案是过去的一种重要史料。通俗点说,它可算是过去社会情形的一种登记簿。在档案里不但保存政治的史料,亦且保存许多民众的史料。”19这种利用档案去发掘下层民众历史的认识,有力地反驳了梁启超《新史学》所病垢的“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20的旧史弊端。

       其次,探索了档案整理方法,贯穿了行之有效的理念。

       在1920年代,对档案的整理、归类而将之作为学术研究资料的工作,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很少有成例可循。1935年,沈兼士回忆总结北京大学国学门整理档案的几点局限:第一,太注重于形式,只知区别名称,排比年代,而忽略档案的内容;第二,过于注重搜求珍贵之史料,以资宣传,而忽略多数平凡材料之普遍整理。沈兼士认为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对各种档案作综合的研究和深刻的观察,所以结果是“仅知其形式而不知其内容,仅知其区别而不知其贯通,仅知有若干不相连属之珍异史料,而不知统计多量平凡之材料,令人得一种整个的概念,以建化腐朽为神奇之功”21

       语史所积极借鉴国学门整理档案的经验而弥补其不足,探索发现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整理方法,主要包括:

       (1)注意档案内容的摘由与查找。摘由,是指将每一文件之内容,概括成一短语。语史所同仁将民政厅档案分为十大类,并在认真阅读档案的基础上,又将其分为56小类。在对档案内容“再度三读”的基础上,概括出文件的主要内容,并将其写入预先准备好的标签,粘贴在该文件的封面之上,通过认真的摘由、编号“展开档案目录,即知某类何机关有何时何地何种事情之文件,而要此文件,立即可按类按号于厨中取得”22。

       (2)注意普通材料的整理。与北京大学国学门寻觅珍贵材料而“忽略了多数平凡材料之普遍整理”不同,语史所更强调对档案作“普遍的”整理。“枝枝节节的事迹,贮藏于档案之中者,正不知有多少,如能一一把他分析而条理之,对于史学界定有很大的贡献。23正如顾颉刚、余永梁在《语史所计划书》中谈到的:“通过某一地的盗贼案、婚姻案、财产案及各种收支报告的统计,可以知道该地用刑的轻重,婚姻的情形,贫富的差别及财产的状况。”24

       (3)扩大档案搜集的范围。顾领刚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中谈到了档案整理的范围:“凡诏令、实录、国书、奏章、告示、会典、方略、则例、报销册、统计表、货物出口入口表册,及一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公文、公报均属此类。”25赵肖甫在《本所整理档案之过去及将来》一文中更是向学界宣称到:“在中国三千余万里的地方,凡有官档,即有档案,各地方的档案,多有他自己的价值,所以亦很值得照样去做一番整理的工作。”语史所向学界呼吁:“广东为南中国第一大都会,对外通商很早,交往很繁,而且物产很富,工商业很发达,现在均为世人所注意。广东人又极关心政治,富有革命思想,不独伟人烈士挺身其间,因称为革命策源地,其对于历次国际交涉,意气激昂,争持的剧烈,皆非他省能及,关于这一方面,其枝枝节节的事迹,贮藏于档案之中者,正不知有多少,如能一一把他分析而条理之,对于史学界定有很大的贡献。”26

       综上所述,语史所的档案学理论和对广东民政厅等单位档案整理的实践,开辟了中国高校研究机构对地方档案有组织有系统整理、研究的新园地,为研究广东近百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史保存了重要史料。同时,语史所对档案整理工作的宣传和实践对于引起社会的认同,号召社会各界整理“我国向来无人看他得起的许多许多真实贵重的史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关于中国档案事业史的主要著作有三部:邹家炜、董俭《中国档案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赵彦昌、戴喜梅《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3 马衡《马衡致傅斯年的信》(1927年9月14日),《语史所周刊》第14期,1928年1月31日,第58页。

4 参见朱家骅《三十年来的中央研究院》之1958年6月9日在中央研究院三十周年纪念致词,王幸均、孙斌合编《朱家骤先生言论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第106页。

5 傅斯年《傅斯年致蔡元培》(1928年9月旧),《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6 顾颇刚1927年所撰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印刷不多,在当时流传不广,知道的人也寥寥.2008年4月中旬,笔者前往中山大学图书馆校史特藏室也未能找到当时的印刷品。可喜的是,顾颉刚曾赠一册给顾廷龙,后者一直保藏着。1981年,顾廷龙鉴于此书对于图书馆工作者的指导意义,特建议《文献》丛刊将它重新发表出来。参见顾廷龙《介绍顾领刚先生撰〈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兼述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文献》第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7 十六类图书分别是:1、经史子集及从书;2、档案;3、地方志:4、家族志;5、社会事件之记载;6、个人生活之记载;7,账簿;8、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9、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10、宗教及迷信书;11、民众文学书;12、旧艺术书;13、教育书;14、古存简籍;15、著述稿本;16、实物的图像。见顾领刚《购求图书计划书》,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第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8 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第20页。

9 赵肖甫《本所整理档案之过去及将来》,《语史所周刊》第116期,1930年1月29日,第7, 7, 15, 17, 17页。

10 刘栽甫《致国立中山大学的信》,载《语史所周刊》第55期,1928年11月10日,第33-34页.

11《派员接收民政厅移交旧储案件》,《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10月15日,第四版。

12《本所新聘档案室主任》,《语史所周刊》123-124期,1930年3月26日,第31页。

13 胡致远《整理档案工作报告》(1929年10月),《本所整理档案工作报告专号》,《语史所周刊》第107-108期,1929年12月4日,第6页。

14 姚逸之《档案整理室17年12月份工作报告》,《语史所周刊》第71期,1929年3月6日,第42页

15《本校搜集文献研究材料》,《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11月28日,第一版。

16 顾颇刚《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卷头语》,《图书馆周刊》第6卷第1-4期合刊,1929年2月旧,第1页。

19 魏应麒《本所整理档案工作报告专号·卷头语》,《语史所周刊》第107-108期,1929年12月4日,第2页。

20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第一卷,《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21 沈兼士《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文献特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1935年10月,第4页。

24 顾颇刚、余永梁《语史所计划书》,《语史所年报》,1929年1月16日,第15页。

【项目说明】本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国内访学基金资助,资金编号:52YB2030。

(作者王传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邮编200241)

(责任编辑  哈恩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