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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研究”与中国边疆学构筑

“西南研究”与中国边疆学构筑

——以《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娄贵品    来源: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第37卷

 

        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历程中, “西南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早期的“西南研究”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有着较深厚的积累。“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边疆的地位空前提高。为加强西南边疆的研究以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中山大学等校设立“边疆科系”。中山大学“西南研究”的代表人物杨成志建议在文学院设立边疆学系,并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 (以下简称《边疆学系组织计划》),1这应该视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科源头。遗憾的是,杨先生此后未提及此事, 《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杨成志文集》均未收录《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2大部分学者仍然将1942年吴文藻先生提出的“边政学”视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源头。3本文以杨先生拟定的《边疆学系组织计划》为中心,深入考察“西南研究”与我国高校最早的“边疆学系”筹组,及其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关系。

 

一、《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的内容

 

        在《边疆学系组织计划》标题下,杨先生“附注”云: “本纲要曾于本年六月由中大文学院院务会议通过并已由校呈请教部审核”。文末又记: “一九三九,八,三★ ”。可知该计划于1939年6月中山大学文学院院务会议之前拟定。杨先生还说: “迁校云南… …适奉钧部训令,着设立`边疆科系'”。中山大学在云南澄江恢复教学的时间为1939年3月1日。4因此, 《边疆学系组织计划》拟定的时间在1939年3月至6月之间。《边疆学系组织计划》详述了建立边疆学系的理由与办法,内容详尽完备如下:

        1.理由。当此抗战时期, “边疆问题之严重性”, “关系于我国族复兴之前途更为迫切”。而“西南边疆问题之发生,百废固待急举,惟根本之图,莫如本教育为经,立研究为纬,使教育学术与国家建设,打成一片”。根据对环境的观察,西南边疆危机中有3大问题亟待研究:(1)关于开化边民问题,包括文化、教育、社会;(2)关于改进边政问题,包括政府、经济、资源; (3)关于巩固边圉问题,包括史地、外交、国界。概言之, “西南边疆之所以未易建设而成为结症病态者,实固上列3大问题尚未引起彻底认识,欲求解决方案,此教育学术之兼施政策,亟须提倡与实行者也”。因此,中山大学遂有设置边疆学系之计划。

        2.办法。共9个部分,缺第8部分的序号及标题,内容分别为宗旨、组织、经费、课程、研究事业、教授、招生进行和附则。其中,宗旨、课程和研究事业最为重要。边疆学系“以养成边疆各项建设专门人材之干部,并本科学研究精神,从事开发西南边疆自然与人文之学术宝藏为宗旨”。课程包括每学年训练侧重点、科目与学分等。第一学年“注重基础科学”,第二学年“注重技术科学”,第三学年“注重专题研究训练”,第四学年“注重考察与材料收集”。所设科目涉及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生物学、医学、地质学、农学、林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工艺学、统计学、教育学、心理学、文献学、人口学、宗教学等。研究事业包括田野工作、出版(边疆季刊、边疆丛书、编译边民语文字典或文献)、边疆物品陈列室、联络进行。

 

二、“西南研究”与我国高校最早的“边疆学系”筹组

 

        “抗战”爆发后,加强边疆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中央当局因一时难于专设边疆研究机构,故在抗战初期便决定以部分的经费,专为补助各大学院设置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以从事边疆研究工作”。5而中山大学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拟出《边疆学系组织计划》,与其在“西南研究”中的学术积累有较大关系。1928年1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就倡议对西南民族进行研究;7月4日,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出版,刊有多篇关于西南民族的论文;12月25日,顾颉刚和余永梁草拟的《本所计划书》中, “民俗”部分也包括“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征集”。6同年5月,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辛树帜率队前往广西瑶山作科学考察,对瑶山的历史、语言、民俗也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成果汇编成《瑶山调查专号》。7随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成云南民族调查团,派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赴云南作实地考察。1928年至1930年,杨成志深入大小凉山,对滇、川彝族进行调查,后来发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著作20余种。8同时, “为挽救国家危亡计,为发扬科学探讨计,为唤醒政府及民众注意西南边疆问题与设施计”,9中山大学还于1932年成立了“西南研究会”,出版专刊《西南研究》。1936年冬,杨成志带领江应樑、王兴瑞到广东北江调查瑶山瑶族;次年春,又与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合组“黎苗考察团”,深入海南岛五指山考察。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江应樑又到云南西部腾龙沿边调查傣族。中山大学迁滇时期,杨成志与梁钊韬、王启澎以及生物系的顾铁符等人还对澄江抚仙湖的苗族作过深入考察。10诚如杨成志所说: “本大学十余年来对西南边疆问题之研究,素具注意,如研究院文科所对于西南民族之调查,农科研究所对于农村与土壤之考察,两广地质调查所对于地质之探讨,地理与生物两系对边区地势与动植物之检查,前后继续曾刊行不少专门学术之报告。”11基于这样的学术基础,为更好地推进“西南研究”,杨先生才建议在中山大学设立边疆学系。这应该是学科意义上的“边疆学”之首次提出,也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科源头。

三、“西南研究”与中国边疆学构筑

 

        尽管中山大学筹组边疆学系的计划未能实现,且因辗转迁徙,该校对西南的研究未能持续坚持,但“抗战”时期“西南研究”的蓬勃发展,仍然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当今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是“西南研究”按自身学术发展逻辑演进的结果。

       “抗战”爆发后,内地高校及研究机关迁至西南,专家学者云集昆明, “指点江山,尚论边政”。1938年10月,方国瑜先生与凌纯声、徐益棠等在昆明创办《西南边疆》, “由方国瑜主编”,12“国内同志,渐通声气”。13该刊成为“抗战时期关于西南边疆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最有名的刊物之一”。14江应樑先生评论说: “《西南边疆》是专业性质的大型杂志,登载有关民族学论著和民族调查资料,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声誉,并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至今国外学者还不时有人引用《西南边疆》的材料。”151938年底,顾颉刚在昆明版《益世报》主编“边疆” (周刊),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主要偏重云南,也涉及广西、西康等省,16该刊“在云南学术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影响之深远难以估计”。171942年7月,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方国瑜先生“主其事,筹资编印丛书,先后印成十一种。一时各地以研究边疆问题相号召,多有专著”,18 “研究室一时成为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19“《西南边疆》杂志和`西南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西南边疆研究从滞后走向先进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西南边疆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西南边疆学学科的形成。”20

        这一时期,四川的边疆研究组织和刊物骤然增多,仅重庆的相关研究团体就达40多个,多有专刊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及其《边疆问题》、新亚细亚学会及其《新亚细亚》、中国边疆学会及其《中国边疆》、中国边政学会及其《边政公论》。在这些研究团体和刊物开展的边疆研究中,西南研究始终是一个重点,且成绩卓著。

        综上所述,1939年杨成志先生拟定的《边疆学系组织计划》,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高校边疆学系筹组计划,应该视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科源头。我国高校“边疆学系”筹组,与中山大学“西南研究”的长期积累密切相关。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历程中,“西南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  段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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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娄贵品,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1 参见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 《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2 《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吴文藻: 《边政学发凡》, 《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10日。

4 黄义祥: 《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9~323页。

5 胡小池: 《边疆风光》之附录二“我们的边疆研究与发展”,中兴印刷厂,1979年,第235页。

6 转引自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7 周大鸣,吴 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8 杨成志: 《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载《梁钊韬与人类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136页。

9 《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成立宣言》, 《西南研究》创刊号,1932年。

10 周大鸣,吴 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1 参见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 《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12 罗致平: 《战时中国人类学》, 《社会学讯》1946年第1期。

13 徐益棠: 《七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 《西南边疆》第15期,1942年5月。

14 丁守和,马 勇等: 《抗战时期期刊介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15 江应樑: 《民族学在云南》,载《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431~432页。

16 王 珺: 《从〈益世报〉副刊看抗战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 《东陆学林》第15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17 江应樑: 《民族学在云南》,载《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432页。

18 方国瑜: 《自序》,载《方国瑜文集》第1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9 傅于尧: 《学问道德 风范永存———记方国瑜对熊庆来的深切怀念》, 《思想战线》1993年第2期。

20 林超民: 《花红果硕颂改革———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30年》, 《云南大学报》2008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