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中山大学迁滇办学考

中山大学迁滇办学考

作者:温梁华    来源:玉溪师专学报(综合版)1986年第5期

 

        抗日战争期间,因广州沦陷,全国著名的中山大学曾西迁云南澂江办学,历时两年。这对云南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教育,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既是研究云南高等教育史的重要任务,也能从“中大”迁滇办学的经过中总结汲取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以为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的借鉴。为此,谨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将这一段历史评述于后,疏漏不当之处尚乞方家教正。

       

一、迁滇起因及其过程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创办,始建于一九二四年,与黄埔军校并称为一文一武两校,是培育革命的军事、政治干部和科学人才的摇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经廖仲恺先生提议、国民党政府批准,于同年十月由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当时中国一所十分重要的综合大学,属国立,国民党政府非常重视其发展,蒋介石、宋子文、孙科等人均曾任中山大学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共九人),鲁迅、郭沫若等国内一大批知名学者,都先后在中山大学执教或任职,可谓人才济济,是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学,到抗日战争前夕,中山大学已设有文、法、理、工、农、医、研七个学院,有二十三个学系以及天文台、各研究所、医院、中小学等十九个附属单位,有中外文图书三十余万册,藏书量为当时全国各大学之冠(其次才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当时已有在校本科生2017人,另有附中学生1366人,附小学生1631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长驱直入,仅仅一年多,日寇便从东北直达华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陷落。从此,中山大学便与自己的祖国一同陷入了多灾多难的悲惨境遇,在八年抗战中,中山大学曾三易校址:初迁云南澂江(1938·10一1940·10),再迁粤北坪石(1940·10一1945·1),又迁东江和连县(1945·l一1945·10),长途跋涉,辗转迁徒,校舍图书损失极其惨重,仪器设备几乎荡然无存。本文只评述中山大学迁滇办学这一历史,对其后的两次搬迁不再赘述。

        尚在广州告急,日寇欲侵占之时,中山大学便接到国民政府命令,自择大后方一地,迁往办学。这时,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正在广东北部的坪石接受军训。再说,几千人的一所大学,图书设备、仪器标本,真可谓堆积如山,说迁就要迁走,谈何容易!然而广州沦陷在即,如不立即迁走,岂非坐以待毙?于是,接到命令后,校内的教职员工及家属即刻仓促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图书仪器亦同时装箱西迁。刚抵罗定,旋闻广州失陷,大家立足未稳,又于十一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由重庆发电报与有关人士商议迁校地址,当时在昆明的原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邓孝慈(云南省盐津县人)闻讯后,建议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当时,云南澂江县人吴信达(留日学生,后任中山大学副教授)亦极力促成此事,邹鲁经过一番权衡,毅然决定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办学:中山大学师生正在迁往广西龙州途中,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澂江。

        迁澂江之令发出后,分散在各地的“中大”师生,纷纷动身向云南澂江汇拢。为了方便师生迁滇,学校组织人赶印了《赴滇指南》,同时分别派人在龙州、何内、同登、海防、香港、昆明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办理师生赴滇手续及给予师生旅途方便。于是,罗定的师生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向云南西进,这批师生中的大部分人部是先到广西龙州,然后出镇南关(今友谊关),抵越南同赞转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再去澂江,一部分则从广西柳州步行到贵阳再到昆明;有的则从广西百色步行到云南开远,再乘火车到昆明。从坪石启程的师生,经湖南衡阳步行到昆明。从香港动身的,则乘海轮到越南海防登陆,经河内至昆明。那时,越南尚属法国殖民地,所有经越南转昆明的“中大”师生员工及家属,都要办理出入越南境的手续,受尽种种刁难,据说连围棋子都被海关人员当作珠宝玉器而课之以税。

        从越南转道的师生,先后有十五批,共七百五十人,真是历尽艰辛,方抵昆明。其中最艰苦的,要算负责押运图书仪器的教工,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杜定友教授曾将此历程绘了一幅地图,并作了记述,幸而保存至今,其文日:

        “西行志痛

        使命:护送图书,脱离险境,由广州运至云南澂江。

        行期:自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至二十人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凡一百一十五天。

        行程:经过广东、广西、云南、香港、安南(即今越南),停留十八站,凡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余里。

        行侣:离广州时,同行者中大图书馆同七及眷属四十三人,中途离队者十四人,受重伤者一人,病故者一人,到达目的地时仅二十七人。

        交通:步行、滑杆、骑马、公共汽车、自用汽车、货车、火车、木船、太古船、邮船、飞机。

        饮食:餐风、千粮、面摊、粉馆、茶楼、酒店、中菜、西菜、甜酸苦辣。

        起居:宿雨、泥屋、古庙、民房、学校、衙门、客栈、旅店、地铺、帆布床、木床、铁床、钢床、头二三四等、大舱,天堂地狱!

        广州沦陷后一百三十天

        无县人杜定友泣记”

        迁徙之苦,于此记述可略见一斑。

        餐风宿霉,旅途艰辛也还可忍受,最令人叹惜的,是由于仓促搬迁,既无时日人力以从容捆扎收拾,又无工具,因此各类设备,损失惨重,据初步统计,仅理、工、农、研各院及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走而丢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即达640箱!图书馆损失图书杂志达二十多万册!损失的设备、家具、用具,更是无法计数!

        各路师生陆续汇集昆明后,多,数以昆明青莲街附近的一些小学校为落脚点,少数投宿旅店,稍事休息后,即先后转赴澂江。

       

二、因陋就简艰苦办学

        澂江在昆明之南,约相距六十公里,当时已通公路四十公里,其余二十公里亦修成毛路,交通尚属便利,又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南濒抚仙湖,气候四时如春,确实算得上大后方一个办学的理想环境。

        中山大学迁到澂江后,主要利用庙宇及一些公共建筑办学,校部设在县城的普福寺,其它学院则分散开来,各择地址安顿:

        文学院在城内外两处:城内有文庙、凤麓小学男子部和女子部、玉光楼及观音阁五处;城外有斗田阁和翠竹庵两处。

        法学院设在澂江县属第二区玗溪镇与备东乡两处,共占用庙宇十间。

        理学院分散在东浦乡、六人庄、东山村、东龙洋等九处。

        工学院在澂江城外金莲乡。梅王村、中所乡,计有院舍九处,又另租民房作为教授宿舍及女生宿舍。

        农学院在鲁溪乡玉皇阁、吉利村关圣宫、洋澜村莲万寺、关圣宫、归马乡上寺、鲁溪乡下寺、洋源营乡凤台寺等处。

        医学院在小城西乡关圣宫、三教寺,县城南门外火龙庙,县城南门楼,小里村下寺,城内玉光楼、城西土主庙等处。

        师范学院在城内玉皇阁、建设局、极乐寺及北门外王灵庙等四处。

        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底,除校本部人员外,各院系教职员已达到245人,学生1736人。稍后,学校的图书、仪器等亦先后押运到澂江,只工学院实习用的机器、机床,医学院教学用的人体,留在云南呈贡归化镇(距澂江仅几十公里),并将归化作为实习的基地。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中山大学在抗日烽火弥漫的祖国的大后方一一云南澂江恢复了教学。全校师生员工经历了长达四个月、历程万余里的艰苦跋涉后,总算又寻到了一个较为安宁的环境,得以继续办学,这在当时是多么不易,又多么宝贵啊!

        一九三九年五月,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发的专科以上学校行政组织规程暨大学各学院所属学系订正名称的规定,中山大学行政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设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一人,校长室设秘书一人;会计室设主任一人,研究院设院长一人,均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直接委派。教务处下设注册组、出版组和图书馆;训导处分设生活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和军事管理组,总务处分设文书组、出纳组和庶务组,各组均设主任一人。

        各学院所设的学系数,均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所修定的名称予以订正,各院系如下: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英文组、哲学系、历史学系。

        法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

        理学院:数学天文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地理学系。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建筑工程学系。

        农学院:农学系、森林学系、农业化学系、蚕桑学系、农业经济学系、畜牧兽医学系。

        医学院:不分系。

        师范学院:教育系、公民训育系、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博物系。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分设中国语言文学部和历史学部.师范研究所分设教育学部和教育心理学部,农科研究所分设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医学研究所设病理学部。

        中山大学在澂江办学的条件是艰苦的,师生员工的生活也相当清苦。从住宿、教室而言,大多是寄住在寺庙和部分民房中,这些寺庙,除城内的文庙较大些,有数十间屋子外,其余的寺庙最大的不过一二十间小屋,小的仅七八间房子。学校迁来后,也自己动手盖了一点房子。教室大多为土坯垒成,至于桌椅,就更简陋了,当时师范学院写给学校的报告中说:“本院各教室所用椅桌,均以木作柱,其上横置一板即为台,以土砖作基,其上横置一板即为凳。每桌四尺,按教室的大小而定多寡。”又说“宿舍内床铺均用木制辘架床,自修室兼膳堂,椅桌均以土砖为基,上置木板二块,用膳时用一面,自修时转用他面……”师生又自己动手开辟了篮球场和排球场,设置了一些简单的体育器械。谈到生活,其变化之巨大,与广州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一是当时中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一是非常落后荒凉的穷乡僻壤,师生们不习惯这种急遽变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学生多为广东籍人,华侨子弟颇多,从家乡迁来澂江,山水草木皆异,既有离乡背井之愁,更怀国破家亡之痛,其心情可想而知。加上广州失陷,许多学生因家产荡毁,全靠多方借贷筹措,方得辗转跋涉来到数千里外的澂江就读,且仅能依靠战时极微薄的学生贷金度日,那自然是非常之清苦了,当时正值战争期间,物价特别昂贵,特别是天天要吃的大米,更是贵得吓人,但绝大多数师生都深明大义,忍辱负重,能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为重,体念时艰,坚持学习和研究,当然也不乏醉生梦死、得过且过者。

        一九三九年夏季,中山大学开始设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和社会上的失学青年,从这一年起,一共在抗战八年中招收了六届先修班,历年结业升入国内外各大学者近千人。

        中山大学各学院在澂江期间,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文、理等科学术报告会较多,工、农、医等科则教学实习、考察、社会调查、自然勘查较多。这些活动既提高了师生的学科学术水平,又加深了师生们对云南等地社会的认识,促进了学校师生与当地群众的联系。

        各学院不定期地举办学术报告会、讨论会、由院长、系主任或约请知名学者负责。其中理学院生物系每月举办“月夜会”,内容丰富,形式生动,既有学术报告.讨论,也有游艺活动.

        工、农、医、法、师范等学科,虽然条件相当差,但仍然十分重视教学实习和社会教育,师生们走出校门,走出教室,不怕艰苦,接触社会,接触实际,开展教学实习和普及文化知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曾到云南蒙自资源委员会锡矿工程处实习,土木工程系往叙昆铁路、滇西铁路实习,医学院到昆明医院实习,师范学院博物系到澂江县城东南的松子园采集动、植物的标本。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山大学恢复了在广州石牌时期开创的社会教育工作,由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各学院院长组成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领导全校师生参加,举办了平民学校,先后办了三至五个班。此外,结合各学科特点,法学院设立了法律顾问处,农学院则推广农业科学技木,师范研究所则与云南省立实脸小学合办了该校澂江分校,等等。农学院森林系系主任侯过教授,为选择实习森林场,于一九三九年暑假期间奔赴滇西、丽江、大理、阳米海、开远等地淌查,途中还曾遇匪遭劫,最后选定了离澂江较近的阳宗海北岸的姜家山、夏家山、五亩山一带为实习林场,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停办。农学院农经系在一九三九年组织了平南农村经济调查团,对澂江农村进行了普遍调查。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上,经常结队到澂江附近的少数民族地区,搜集该地语言、歌遥、风俗习惯为资抖,该所还与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合作,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对大凉山彝族进行凋查,由研究院将资料整理出版。一九四〇年暑假,研究院又利用学校回澂江迁往坪石为机会,组织了暑假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及农业等情况。另外,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还于一九四〇年恢复出版了该所的《语言文学》专刊。

       

三、因派系相争而奉命回迁

        中山大学自创办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一直由广东人主持,第一任校长邹鲁,即是国民党粤系元老,为一九二四年二月六日由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令”任帝(先是筹备主任,同年六月九日又任命为校长)。次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趁机夺取了学校大权,并于同年十一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免去邹鲁的校长职务。此后,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想控制这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著名大学,以致中山大学的领导人象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不断更换,戴季陶、许崇清均任过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返回广东,组成西南政务委员会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任命邹鲁为中山大学校一长,凋许崇清(前任校长)任广东省教育厅厅一长,邹鲁这次重任校长,直到一九四O年四月。

        中山大学迁澂江后,中央各派与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角逐交替进行。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和教育部长顾毓秀到昆明视察各大学(当时由国内各地迁往昆明办学的有西南联合大学等九所高等学校),亦专程到澂江视察中山大学。陈立友找了校内一些CC派的教授、学生到昆明,策划“倒邹”运动。这些CC派的学生回校后,即提出了“打倒肖冠英”(邹鲁的亲信,任校长室秘书、工学院院长)的口号。

        原来早在一九三九年暑假期间,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崔载阳同一些系的系主任和教授发生了意见分歧,因而影响了院务和教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在一九三九年度第二学期行将开学时,师范学院十六名教授联名写信给校长,认为“师院去秋以来,风纪荡然,崔载阳君迭次指使学生抠逐主任,侮辱教浸,同人等实诬处此,万难继续任教,为爱护学校计,唯有请假待命。”这些教授以罢教来要求撤换崔载阳。由于校长邹鲁长期住在重庆,校务均由校长室秘书肖冠英代理,为此,由肖冠英主持的“中大”当局宣布:“为维沪学业,初底解决此事”,于是免去了崔载阳为师范学院院长职务,其缺另委范锜教授代理。但一部分受国民党CC派以及崔载阳控制的学生对免去崔载阳的职务不满,提出了“挽止拒范”的口号,要求肖冠英主持的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并亦以请假待命相威胁。

        不久,陈立夫来“中大”视察,自然支持CC派师生,他找了一些人去谈话后,这些人回校即提出了“打倒肖冠英”口号,井发功了“倒肖护校运动”。这场斗争的实质,是陈立夫CC派要趁机打击、排挤地方实力派,并夺中山大学的权。这场斗争波及文、法、理、工、农各个学院,均先后罢课,最后形成全校性的学潮。

        当时,中山大学中共地下组织分析了形势,认为CC派控制了“中大”,比地方实力派更反动,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支持地方实力派,反对CC派。“青年生活泣”负责人罗培元、李文浩等团结了不少同学,与CC派激烈斗争,教授们则写了《告全体同学书》,劝告同学体念时艰,珍惜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保全后方教育,发扬抗战文化,充实抗战力量。但由于地方实力派在这次斗争中力量不足,结果肖冠英被迫辞职,飞往重庆。邹鲁因自己的代理人已倒,自己又正患病,无力抗争,于是连挂牌的“中大”校长也不当了,于一九四O年四月向国民党教育部“请辞校长职”,陈立夫自然马上批准“给假休养”。于是,中山大学校长一职的争夺战,便转变为陈立夫与朱家骅之间的明争暗斗。“中大”中共地下组织鉴于这种形势,又动员中山大学师生强烈反对让政治色彩浓厚的人来接任“中大”校长职务。陈立夫与朱家骅双方相持不下,于是,邹鲁趁机向国民党教育部提议,由许崇清再度出任“中大”校长。一九四〇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命许崇清代理中山大学校长。

        陈立夫视察中山大学时,随意指责“中大”,提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理由,无非是澂江乃穷乡僻壤,不宜办大学等等,目的是要将中山大学迁往重庆,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合并,好掌握在白己的控制之中。中山大学的师生对陈立夫这一意图极为反感,坚决反对两校合并,特别反对更改“中山大学”的校名。广东籍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得知陈立夫这一意圈后,均十分震惊而且无比愤怒,纷纷主张马上把中山大学迁回广东。当时,日军虽侵占了广州,但尚无力量侵扰控制广东北部的大片地区。特别是当时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余汉谋也积极支持中山大学迁回广东,认为华南地区的广大青年,“应有个就学场所,以培养抗日力量”。当时的国民党立法院长孙科(孙中山之子)也认为:中山大学不必久留后方。这些因素促成了中山大学迁回广东。一九四O年七月,中山大学正式决定迁回广东,校部设在韶关,各学院分别设在坪石和梅县。

        “中大”师生本来思念家乡,听说迁回广东,皆大欢喜,于是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陆续迁回粤北坪石。当时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积极支持“中大”迁回广东,派了好几十辆军车协助搬迁。由于有这些条件,中山大学迁回广东时比迁来澂江之时便顺利得多了。一些学院还组织了各种考察队,一面回迁,一面从容考察。

       

四、对云南的影响

        澂江是云南的一个小县,县城也因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而很小。中山大学迁来后,小县城一下子猛增了几千人,又都是知识分子,各个学科的都有,这一下可热闹起来了。“中大”的师生都很活跃,深入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群众,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新观点带到了澂江。当时的中心是宣传抗日,学生的热情极高,课堂外组织街头演出,组成剧团及各类社团,举办报告会、晚会、出壁报,出画报,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据解德厚文章回忆说,澂江中学的学生在中山大学师生的支持下,上街演出街头活报剧,那天正是赶街,围观的群众看了剧中汉奸的丑恶狠毒,十分激愤,当场把演汉奸的学生抓起来,齐声喊打,幸得领队的老师出面加以解说,才化验为夷。

        当时,“中大”学生中组织的社团极多,除各年级有级会外,还组织了许多各类社团,如“民风剧团”、“粤声音乐社”、“青年生活社”、“政治学会”等等,而且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社团活动,这在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各大学都是十分罕见的。为了推进抗日救亡工作和活跃师生员工的文化生活,各个社团都积极开展活动。如“民风剧团”演出的《葡芍美酒》(以锄奸爱国为内容、《最后一滴血》(以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为题材)等,深获师生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评价极高。这些社团常抽空时和利用假期,组织同学从事抗日宣传、兵役宣传、寒衣募集、节约储蓄、劳军义卖、以及改进社会旧风气、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卫生防疫等活动。

        “青年生活社”还在抚仙湖畔组织过“一九三九年中大同学暑假夏令营”,一面游泳、爬山,一面举办演讲,内容丰富多彩。

        由于滇南物价暴涨,师生生活日益困难,“青年生活社”的同学曾为了解决全校师生吃饭的问题及“中大”迁校问题,曾组织全社开展讨论,提出了许多办法供学校参考,如:要求学校报请有关当局一律供给军米;同时由学校办一个消费合作社,以杜绝商人垄断,办好公共食堂;改善澂江卫生没备、布置读书环境、开辟运动场、购买运动器材等等。

        此外,“中大”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开始,在澂江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曾举办了平民学校;法学院没立了民众法律顾问处;农学院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师范研究院与云南省立实验小学合办澂江分校;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生深入附近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当地语言、歌谣、风俗等,农学院还组织了平南农村经济调查团;此外,高年级的学生还利用课余时间,应聘到澂江中学兼课,大力支持当地发展文化教育。

        “中大”师生员工多为两广人,与云南澂江的语音大异,因而在交往之中难免发生误会,但都能相互谅解,睦邻相处。当时当地有一个姓华的恶霸,十分妒恨中大师生打破了他的一统天下,常利用双方发生的口角进行挑拔离间,以致因此发生过几次殴斗,但不久当地群众即识破了华某的险恶用心,而更加真诚热情地对待中山大学的师生,双方关系越来越融洽。

        特别是“中大”的许多教授,尽管以全国名教授、名学者的身份来到这“不毛之地”的小县地,却一点也不拿架子,慢慢地便有当地人上门去请教问题,他们总是平易近人,耐心解答。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如澂江中学校长解德厚去请教和他接触过的名教授就有国际知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康白情、图书馆学家杜定友、西医内科专家叶少乍等,都给他留下了极好约印象。康白情教授看到澂江十分缺乏中医,便在极乐寺内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业余为大家应诊,很受民众欢迎。马思聪教授更是热情接受各方邀请,尽力而为地举行小提琴演奏会,据说,有一次他应邀在昆明的昆华女中演出,门票卖到五元一张,还是场场客满,他的琴声被誉为“人间能得几回闻”的“仙乐”。在澂江时,马思聪住在西正街一间临街的房子里,每天早晚只要他一练琴,都准有一大群人站在街上倾听。

        总之,中山大学在云南澂江两年,无论在宣传抗战,或是在普及文化教育方面,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对澂江和云南的文化开发、社会变革等方面都起到过程度不同的影响,这是不庸置疑的历史事实。遗憾的是,一则由于“中大”在澂江办学时间不长,二则澂江各方面不如昆明的条件好,因此“中大”迁回了广东时未能象“西南联大”北迁时给云南留下了一所“昆明师范学院”,否则,不仅是澂江和玉溪地区,就是整个云南的高等教育必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吧!

        参考资料:

        1、《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2、解德厚《抗故时期中山大学迁澂江始末》(载《云南文史 从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