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叶启芳与中山大学图书馆

叶启芳与中山大学图书馆

作者:邬和镒    来源:图书馆论坛2008年8月第28卷第4期

 

1 叶启芳生平简介

        叶启芳(1898-1975),广东省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金本乡安溪村人,祖居三水,出生于广州,对他影响最深的除了儒家文化,那便是近代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

        清末,叶启芳的父亲叶杰聘来到广州西关长庚里、青槐里一带,在同乡兄弟开办的织造厂学织丝绸,学成后留厂,成为技术工人。他长期在西关打工,与妻子共生了10个子女,然而除了六姐、七姐和幺儿子叶启芳之外,其余早夭。故今日安溪村的晚辈按叶启芳兄弟姐妹的出生秩序,还称叶启芳为“十公”。叶启芳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广州度过的,非常艰苦。

        1905年,叶启芳7岁时,母亲去世。跟着1906年父亲做工的丝绸厂倒闭了,父亲失业后,只有靠贩卖瓜菜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计。同年,父亲娶了继母,5口之家靠父亲一个人卖瓜菜度日,日子艰难,温饱难得,遑论读书!故叶启芳迟至10岁才启蒙,识字读书。然而11岁,他便辍学在家。因为父亲不但无力供他上学,甚至无力抚养他成长。在万般无奈之下,父亲想起了老友何乔汉。父亲便带叶启芳到香港,把儿子交给在香港基督教道济会堂附设小学教书的何乔汉,说明自己失业,日子艰难,让儿子在他们小学当役工,不收工钱。如有可能,工余读点书。何乔汉收下了叶启芳。父亲再三叮嘱儿子:要脚勤手勤,接受长辈的教训,千万不要贪心,拿别人的东西… …临别之时,父亲给他两角钱,却教育他不要拿去买东西吃,等到要用的时候才用。谁知这一别,竟成了父子俩的永别。

        叶启芳每日从事洒扫及其他杂役。叶启芳很想如同学校的孩子们一样读书,但只有把一天的工作做完了做好了才有可能在路灯下或厕所里读点书。由于叶启芳聪明能干,勤于操作,勤奋学习,不论工作上或学习上都有较大的进步。后来,叶启芳在教会的资助下,在教会办的学校读书。他先后到广东博罗瓦廷敦小学、东莞礼贤中学、广州培英中学读书。1920年,进入广东协和神学院深造。1922年,转学北京,进入燕京大学深造,1924年毕业。

        叶启芳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广州培英中学校长、广州市公安局护照处主任。1930年前后,他赴上海,受聘于商务印书馆及神州国光社,从事翻译工作,出版了一系列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译著。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他去香港,涉足新闻行业,任《星岛日报》等报编辑、主编。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携家人逃出香港,辗转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5省,颠沛流离,在粤北中山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3间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又回到香港,任《新生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学院院长、达德学院教授。1950年,他应叶剑英电召,回到广州,先后担任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教务长、华南联合大学秘书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一生,东奔西走,涉事繁杂,风雨坎坷。他前前后后做过多种工作。但不论做什么工作,都体现了读书明礼崇尚儒家先贤的知识分子的品德,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所担任的工作做好。叶启芳公正办事,不贪不占,清廉为官,两袖清风,十分难得。

        叶启芳热爱祖国,报效国家的理想,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高调空谈,而是付诸行动的。1950年6月,他在香港接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和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汝棠的电召。他想到新中国刚刚成立,要恢复,要建设,急需人才为新社会服务,便毅然放弃在香港的优越生活,决定离港返穗。后来,他被委任为广东国民大学教务长,职务虽高,但每月工资才90元,这与他在香港英华女子中学任教的月薪1200元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而他这每月的90元,租一套房子30元,雇一工人30元,余下30元过生活,月月入不敷出,所以还要妻子汤慕兰从香港汇钱到广州补助他过生活;而他,照样积极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同年,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妄图把战火燃烧到中国。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纷纷送子女参军。叶启芳痛恨美帝,以满腔爱国爱新社会的热忱,毅然送独子叶孟德参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人生在世,谁无亲人?谁无儿女?谁不疼爱自己的儿女?叶启芳夫妇只有这么一个独儿子,却送独儿子去抗美援朝,这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爱国之举。

       

2 叶启芳在图书馆领导工作中的贡献

        中山大学于1924年由孙中山先生创办,原叫国立广东大学,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和广东公医学校合并组成。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6年,为了纪念孙中山,改名为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创办于1924年,由以上4校图书馆合并组成,藏书甚多。1935年,藏书30余万册,居全国著名大学图书馆之首。

        办好大学,首先靠校长,其次靠教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长。图书馆是知识信息的海洋,对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起着重要作用。叶启芳于1956年秋,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叶启芳本来是翻译家,译著甚丰,曾译《政府论》(英国洛克著),今天仍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列为政治学、法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必读书目;但现在要当图书馆馆长,有人担心他当不好。他虽然不是图书馆学专业科班出身,但极爱读书和藏书,知识面广,对中国古籍也十分了解。这说明,他能做好图书馆工作。他在馆工作,虽然不足一年(因为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反右斗争后,他不便回馆工作,自然免职了),但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尤其能团结何多源、陆华琛、黄闰科三位副馆长,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领导全馆同仁一道工作,使馆内各部门的工作有序进行,向前迈进。叶启芳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领导工作中做出的成绩和较大的贡献主要有:

        2.1 清理旧书

        叶启芳接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之时,正值图书馆继续清理旧书的最后阶段。他对这项巨大的工程极为重视,要求继续努力,善始善终,全力做好,尽快完成重任。

        当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分为中区、东区两部分:中区馆的书是日常借出应用的;东区馆的书为旧书,“有性质反动的,有内容含有秽亵的黄色等毒素的,有首尾不全的,有虫蛀残破的… …残缺日甚,急需清理” (叶启芳语)。当时,有一位副馆长和几个人一道,继续清理旧书。他们择其可用者,调到中区馆去借用流通;又把多余的复本留下,待与其他院校图书馆交流;其余不能用的书,予以封存。这项“尾巴”工作持续一个多月,方告完成。这是一项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料的好事,既方便了师生,又促进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2.2 编印馆藏图书目录

        “清理旧书”,是叶启芳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所做“收尾工作”,而“编印馆藏图书目录”则要继续进行,继续努力奋斗。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图书馆的职责和任务,与藏书楼不同,重点不在“藏”,而在“用”。图书馆的图书流通越快,读者借阅次数越多,图书馆的工作成绩就越大。故编制科学的准确的图书目录让师生利用促进图书流通至为重要。图书目录是打开图书馆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锁匙,读者掌握了这把金锁匙就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书刊资料。这样,图书馆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在旧书清理工作完成之后,叶启芳馆长等就组织人力编印馆藏图书目录。两个副馆长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于1956年4月至9月底,用了120多个工作日,整理了327000册书刊,并均编有书本式分类目录。他们先编写目录卡片,再刻蜡版或打字,再进行油印。油印的8开16开书本式分类目录共有12厚本。又利用书本式目录剪贴制成卡片式著者目录和书名目录,随后即排放到目录柜中。这样,大大解决了中山大学馆自1952年广州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来,大量藏书存在的有书无目、有目无书的难题。既方便了广大师生的借阅使用,还可以与校外有关图书馆交流馆藏信息,互通有无,互相支援,也可以帮助各馆的馆际互借工作。中大图书馆编印馆藏图书目录工作的完成,馆长叶启芳作出了不少贡献。

        2.3 抄录《四川志》

        叶启芳到中山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之初,四川大学图书馆来函,请该图书馆为其抄录《四川志》。叶启芳对此请求十分重视。他亲自到广州市内文德路旧书店,寻找毛笔字写得好专门从事抄书的人员进馆精心抄录,以保证手抄本图书的质量。

        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四川志》,为明代熊相篡修,明正德精刻,明嘉靖增补本,共37卷12册。当时,图书馆人员查遍海内外书目,除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该《四川志》外,共它馆尚无入藏,实属传世孤本,极为珍贵。《四川志》抄好校好后,便寄往川大图书馆。他们收到《四川志》手抄本后,来函表示衷心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为有此一部手抄的珍贵副本,也感到欣慰。

        2.4 举办讲座,进行业务学习

        为提高图书馆业务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叶启芳积极支持图书馆人员进行业务学习。他与三位副馆长研究决定,1957年馆内人员的业务学习,采用专题报告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图书馆邀请校内外专家来馆举办讲座。先后应邀到馆开设讲座的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和专家金敏甫,他们分别讲授了图书分类法和图书编目法。校内政治课教师丁宝兰教授讲授了哲学概论;中文系容庚教授讲授了金石书目录;历史系刘节教授讲授了史部目录;而叶启芳馆长则讲授了外国文学专题。经过一个学期的听课学习和小组讨论,大大丰富了馆内人员的图书馆学、目录学和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水平。

        2.5 读书藏书赠书

        叶启芳,一介书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的唯一爱好就是读书,常常手不释卷。他认为“书比粮食更重要”。他11岁时,父亲把他送去香港,临别时,给他两角钱,他一直舍不得用,后来用这两角钱买了一本《古文评注》,朝夕诵读,视为至宝。他最喜爱苏轼的文章, “汪洋泛滥,海阔天空,与他之志大而言夸者极相投合。”所以,爱不释手!他晚年退休“归田”,在家乡安溪村,仍然爱读书。1973年,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易新农、吴宏聪教授登门造访,就看到叶启芳端坐在椅子上正在专心阅读《柳文指要》。

        1957年春节,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何多源并刘少雄几位同志到市内丰宁路叶启芳家拜年,见叶府客厅里四、五个玻璃书柜放满了书。柜中除了他喜爱的早期外国文学名著译本外,还有他喜欢的中国线装古籍,其中就有一部明代版《文苑英华》1000卷,它是宋代四大名书之一(其他为《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

        叶启芳买书藏书,并非把书当作私有财产。有人向他借用,他也乐意借出,甚至把珍贵的藏书慨然赠送给需用的友人。现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陈寅恪纪念室”就有一部世界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初版,精装两厚册,正文共2782页,定价国币十四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00元。上册扉页有题字:“寅恪先生惠存 弟叶启芳敬赠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两厚册的首尾处都盖有叶启芳和陈寅恪的印章。当年,叶启芳赠书的目的,是让陈寅恪的助手查找这方面的资料时更加方便。

        〔收稿日期〕2008-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