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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禄国与中山大学人类学

史禄国与中山大学人类学

作者:梅方权    来源: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2卷第4期

 

        【内容提要】2001年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20周年,回顾人类学在中国的100年坎坷历程,不能不忆起费尽移山心力的开路人。史禄国作为一个俄国人,因为某种机缘,与中山大学有过密切的关系。本文的目的是回顾学者的学术历粗与价值,以启来者;尤为重要的是,在人类学本土化呼声越来越强的今天,史禄国的很多研究对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史裸国 人类学 本土化

       

        在今天中国人类学者的心目中,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或者S. M. Shirokogoroff)既不是一个学派的开创者,也没有名噪一时的作品和众多的弟子继承光大他的学术思想。然而,他却是研究人类学史尤其是中国人类学史不能不提的一个重要人物。史禄国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学术前途如日中天,俄国社会的巨变,平静的学术生活被打破,史氏不得不在异国流亡,这似乎注定了他此生的坎坷和寂寞。费老在《人不知而不慑—读后忆师》中言“史氏在世之日,恐怕深知他的人是不多的。我总觉得似乎是有一条界限,把他的后半生排除在当时的学术圈子之外。[1]费老还通过对史禄国和马林洛夫斯基的对比,发出同是异乡流亡客,世态炎凉处两端的感叹,读来令人啼嘘不已。当我并不抱太大希望却终于从中山大学图书馆外文书库中找到他那尘封已久的著作时,黄卷重翻,喜不自胜,毕竟找到了客观全面反映史氏生平的素材。著作甚丰的他给中国人类学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一、人物简谱

        史禄国,俄国人,生卒年月有两种说法,1887-1939年或1889-1939。史氏大半生漂泊不定,半是学术的需要——长期的田野调查;半是生命的无奈—在政治变革的漩涡中,个人犹如一叶扁舟,浮沉也罢,岂能随心所欲。也正因为此,史氏的人生画卷或者说年谱是很模糊的,难以整理出一个详细的年谱。这也算是造化弄人的最好诠释之一:一个人类学者也许能读懂人类发展的历程,却读不懂自己的人生。史禄国在中国人类学史上留下的最为人所知的一笔恐怕是为我国培养了一个出色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人类学家的费孝通教授,如果不是费老的回忆,人们对史氏可能知之更少。伯乐遇千里马,也算史氏不幸中的万幸。

        史氏天分极高,前半生一帆风顺,学术蒸蒸日上,引人注目;俄国十月革命是史氏一生的转折点,辗转中国各地,尽管著作迭出,但免不了有身世沉浮雨打萍的感觉。据《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译者前言:史氏“191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学院。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15年被选为人类学学部委员。曾任俄国的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部主任、俄国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研究员。[2]

        史禄国前期主要围绕通古斯人进行学术研究。曾多次探查东部西伯利亚及黑龙江省等地。[3]1912-1913年,史氏曾到后贝加尔作过三次考察,1915-1917年期间又去蒙古和满洲作了考察,最初的两次考察得到了俄国中亚和东亚调查委员会的援助,第三次考察是在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的指导和部分经费支持下以满洲探险的名义进行的。1918-1922年,曾在海参崴远东大学任人类学教授。[4]

        从1923年至逝世,史氏主要在中国任教和研究。1923年至1930年,先后在上海、香港、江苏、浙江、厦门、广东等地从事研究工作并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过教。1930年以后在北平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到福建、广东、云南和东北等地进行学术调查。1939年逝世于北平。

        这一段期间,史禄国对中国人类学、特别是早期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影响。他参加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创建工作,当时中国的人类学者很少,史禄国在研究所充当“学术带头人”角色,直到1928年李济负责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的工作。

        史禄国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学者,主要的著作:《General Theory of Shamanism Among the Tungus》 1919, in Russian; 《Ethnos, General Principles of Ethnical and Ethnographical Variations》 1923, in Russian;《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1923;《满族之社会组织》(英文)1924;《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英文)1925;《中国人发育之研究》(英文)1925;《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英文)1929;《通古斯人的心理思想情结》(英文)1936。还有无法全面统计出来的许多论文。尽管他的著作等身,但由于语言的缘故,当时在中国人类学界的普及率和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就很难估量了,何况当时中国人类学还处在萌芽和创立时期,人类学者本身就寥若晨星。相比今天,从事人类学应该更为寂寞。史禄国先生在缺少图书资料(这一点他屡次在不同作品的前言中提及)、缺少同行交流的情况下能坚定不移地航行学海,学术的赤诚与执着令人钦佩。费老也云:“人类学在清华园里知道的人不多,史氏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学者,知道的人更少。他不但在清华园里不知名,甚至全国全世界在当时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5]这使我想起了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都曾回忆过的寂寞人类学之旅,在那么寂寞清贫的情况下,前辈们挺过来了,我们今天的滚滚红尘也不应作为不专心于人类学学术的借口。

 

二、主要学术成就、学术思想

        从史禄国各种著作来看,他的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甚至地理学的功底是很扎实的。他的学术视野特别广阔,从人类的体质、语言、社会和文化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了解,以达到更好认识人类的目的。从史氏对费老当年的培养计划也可看出他对人类学体系的思考和看法。费老在《个人,群体,社会—生学术历程的自我反思》谈到:“他为我定下了一个六年的学习计划,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三个部门”。[6]

        我认为史氏在人类学方面主要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对通古斯人的研究;一是关于Ethnos的理论建树;一是中国人的人类学研究。通古斯研究倾注了史氏早年的心血,这些真正基于田野调查之上的学术成就是不会被淹没的,他所著的有关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和心态研究的两部煌煌大著成了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

        在1912年到1918年期间的考察中,史禄国和同行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民族志的观察,即通古斯和其他民族集团的文化现象;(二)通古斯语的各方言和满语(主要是在理浑地区和北京)的研究;(三)对通古斯大林和其他民族集团人类学方面的测量;(四)考古学的初步发掘—1916年在黑龙江经小兴安岭的峡各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的黑龙江岸边的几处历史古迹和史前遗迹的发掘。(五)对尚未勘查过的地方(如西北满州)进行地理学观察。

        我们在《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也可看出当时调查情形。作者写道,“民族志方面的资料,主要是从驯鹿通古斯人那里搜集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后贝加尔游牧通古斯人,满洲驯鹿通古斯人和满州通古人那里搜集的;而且还来自满洲和部分来自索伦人、达斡尔人。照片和有关考古学以及发声学的记录和有关民族志方面的搜集品,除了那些不能用小包裹邮寄的16公斤以上的物品外,当前均保存在民族学、民族志博物馆。从1912年至1913年之间所搜集的民族志资料,已于1914年献给科学院,以《后贝加尔鄂伦春民族志》_(俄文)为名发表。……从那时以来,对其他集团已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察,补充了新的资料”。

        理论提升与田野资料的积累是相辅相成的,资料的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催生出富有概况性的理论。史氏在《Ethnos, General Principles of Ethnical and Ethno-graphical Variations》一文中阐释了自己的对于Ethnos的定义:“ethn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作出区别。这是民族志的单位—民族志科学研究的对象”。《人名字典》中是这样说的:“他又是被推崇为第一个给ethnicity(民族性)这个概念下定义的人。”

        这个定义与我国民族学界所背得滥熟的民族定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就少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两个要素。史氏在世时,这种话在苏联是不会有人敢说诸文字,而是送到国外出版的字典里才有可能公开发表。

        史氏学术极其严谨,用词十分严格,不肯苟从英语的习惯用法。总是想违避许多被各家用槛了的名义,结果提了不少别人不易了解的新词。他采用拉丁文原字,就是避免引起歧义,ethnos就是他的专用词,采自拉丁文,在牛津英语字典直译作nation。史氏用拉丁古字就是为了要避开现代英语中nation一词,因为nation在十九世纪欧洲各民族强调政治自主权时,把这词和state联了起来,成为nation – state。 State,是指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于是nation也染上国家的涵义,比如联合国的英文名字就是United Nations。为了把民族和主权国家脱钩,史禄国采用了拉丁文ethnos。

        为了洞悉人类的本质,史氏用一般的英文词汇加以改造而注人新义,如他最后亲自编刊的巨著的书题名为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 Psycho原是拉丁psukhe演化出来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灵魂的意思,但英语里用此为宇根,造出一系列的词如pstchic, phychology等,意义也扩大到了整个人的心理活动。晚近称psychology的心理学又日益偏重体质成分,成为研究神经系统活动的学科。史氏总觉得它范围太狭,包括不了思想、意识,于是联上mind这个字,创造出Psycho-mental一词,它是一个复杂而融拾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com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这个词要简单地加以翻译实在太困难了。他强调心态的研究原是出于他研究通古斯人社会文化中特别发达的Shxmanism(萨满信仰)。萨满是一种被通古斯人认为是人神谋体的巫师。过去许多人把它看作迷信或原始宗教,但史氏则采取实证主义的立场,把它作为一种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它具有使群体持续和适应一定客观环境的作用。这是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

        著名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的巫术分析也是采取这样看法的,但是没有像史氏那样深人到重量基础去阐明这种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史氏在这方面的研究更接近本质。

        马氏也把文化看成是人类为了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他没有走进生物基础里面去,而满足以生物基础的“食色性也”为他研究社会文化的出发点,去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就是如何在满足生物需要上起作用。史氏的生物学基本训练似乎比较深透些。他把人类学的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他更把人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看作是生物深化的一个阶段,尽管人类比前阶段的生物种类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基层还是生物的机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论中说:“在这些单位(ethnos)里进行着文化适应的过程,遗传的因素在其中传袭和改变,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生物适应过程即在这单位中进行的。”

        他的ethnos论是可以用算术公式来表示,即民族认同的群体,在和同类单位接触中所表现出各自的能量。这能量是这单位的地、人、文三个变量相生相克的综合。地包括自下而上的空间和资源,人包括成员的数和质即生物基础,文是人造的环境,包括社会结构和文化积累。三个变量相生相克的关系中表现向心力和离心力消长。在相接触的各单位间能量上平衡的取得或失却即导致各单位的兴衰存亡的变化。所以他的理论的最后一名话是“ethnos本身是一个为断变化的过程。”人类学就是研究ethnos的变化过程,也就是民族的兴衰消长,是一种动态的研究。”[7]

        史氏流亡中国后,在通古斯地区搞田野调查无法为继。他1922年前后在上海、广州和北京的时间,由于不熟悉汉语,无法进行民族志式的调查,他把重心转移到了体质人类学。他秉承俄国的传统,又不乏自己的创新,所从事的体质人类学决不限于体形学(人体测t学),而要深人到生理现象、从人体形态的类型发掘其生理上的差异,一直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的区别。如果停止在这里,还是生理学的范围。他在理论上贡献也许就在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人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进自然现象之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符其实的人类学。

        二十年代,史禄国在他的夫人的协助下,曾在华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作中国人的体质侧量工作。他曾用英文写了好多著作。第一种为《华北的人类学》(AHTHROPLOGY OF NORTH CHINA)。这篇专著于1923年,又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在上海为他刊印公布。第二种为《中国人体质发展过程》(PROCESS OF PHYSICAL GTOWTH AMONG ZHE CHINESE, VOL I),这本书主要将其在浙江、江苏对活体测量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再上升为理论,这本书于1925年又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他刊布。第三种为《华东与广东省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ASTEN CHINAR AND KWANGTONG PROVINCE)这本书共162页,于二十年代后期曾又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之刊布。1973年,美国纽约一些出版社曾将之重印。他还利用体质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流动作出过富有创见的推测。这些研究至今还有极大的价值,如果能进行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追踪调查,对于研究近80年来中国人体质发展过程很有帮助。

        综观史氏的学术思想,兼有俄国和法国的特色以及他自身的融会贯通与创新0 1859年巴黎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学会,1959年法国人类学会成立,该会认为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将民族学附属于人类学。[8]1845年,俄国在地理学会内成立民族学分会,从一开始,民族学与俄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地理探险就结下了渊源。俄国的人类学主要是狭义的人类学,包括形态学、人类起源学、人种学,或称民族人类学。形态学解决的有关问题为体质类型的个体变异、体质类型从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直到老年时的年龄性变化、两性差异现象、分析人类机体在不同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影响下所产生的特点。人种学研究人种之间的相似和差异。[9]史氏早期供职于帝国科学院,能不为沙皇俄国效劳吗?通古斯研究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国家功利性。而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调查不但符合法国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之传统,也与俄国的扩张和地理探险相适应。

 

三、在中山大学的情况

        中山大学一直具有深厚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尤其以华南和西南边疆的民族研究为重心。史禄国曾负责过人类学的创建工作。广州曾经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大本营,孙中山为了培养政治和文化人才,在广州成立了中山大学。从一开始,中山大学就对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较为重视,于1927年的7, 8月间开始筹备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傅斯年为筹备主任,聘傅斯年、顾领刚和从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任教的史禄国等为教授。[10]语言历史研究所设有人类学组,主要由史禄国负责,曾计划招收研究生,但这个宏愿一直到后来才由杨成志先生实现。[11]语言历史研究所次年1月正式成立,该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设有的人类学组是国内最早的同类专门研究机构,中山大学作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源地当知无愧。

        语言历史研究所成员除了各自的研究题目外,还有较大规模的集体研究工作,其中一项是广东及邻省之民俗及人类学材料征集和创设人类学馆。1928年研究所又将珠江流域各省之民族及人类学研究,并创设民族民俗馆作为集体工作的第一项。[12]

        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最初就有人类学工作,由史禄国负责,特约研究员辛树帜、特约编辑容攀祖等负责搜集各种民物标本。此外,还有若干名助理员,辛树帜也担任文字编辑工作。

        在粤期间,史禄国主要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1928年5, 6月间,他在广州测量了2212名学校儿童,研究“南方中国人发育问题”。1928年夏,史禄国夫妇受中山大学与中央研究院联合委派,与杨成志、容肇祖前往云南调查民族。7月中旬到了昆明,史禄国夫妇在昆明对当地的学生、士兵和犯人共1995名进行人体测量,摄制人类学照片150余幅。彝族的调查,因为土匪未清,史禄国夫妇不敢前行,杨成志先生只身闯人彝区调查。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内设8组,第7组即为人类学民俗学组,仍由史禄国负责。次年,他又曾在穗测量士兵。史禄国在粤工作,所编的《中国南方人发育论》和《中国南方人类学》(第一部)均在广东写完并出版。

       

四、艰难的跋涉历程

        史氏的艰难,的确非同一般。他自己写道:“在一个人打算用自己的论文从容的去对付那些有良好的图书馆为后盾的批评者的时候,由于我是在中国进行工作的,在这种条件下,我深知发表我搜集到的材料,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的确,在作者易于受到批评的情况下,仅仅是没有图书馆这一点,也足以使人望而生畏,失去把自己资料发表的那种干劲和愿望。”

        史氏还不幸受到文字表达上的种种困扰。“另一个障碍是,我的材料必须用英语,既不是我的母语,甚至也不是我超级市场专门学习过的语言,因此难以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恰如其分,并且也难以写出不伤害说英语的人的感情的那种文体。实际上假若我能用俄语写这本著作,对我将有利得多。可是1923年,在英国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的好意鼓励下,我将自己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一本《华北人类学》用英文发表了。在1924年,又将另一本著作《对满族氏组织的研究—满族的社会组织》也发表了。”

        真正的学者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史氏生前在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得到认同,但随着时间的逝去,历史也越来越显出他的真实面目。费老1986年三访英伦时,在L.  S.  E的一次座谈会上,休息期间,一位英国朋友,紧紧拉着他的手用喜悦的口吻告诉我史禄国在苏联恢复名誉了。史氏的著作被公开了,肯定了,而且承认史氏是通古斯研究的权威了。也许,对中国的学者来说,这可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深思。

        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变革,难免引起群体性的价值观世界观剧烈改变和成千上万人命运升降沉浮,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人类引进这个世界并且用并不完全的理智武装了人,把人置于一切生物之首,但同时又使人成了无数灾难和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这一切肯定激起了史氏思考人的自然本性问题?正因为他把人类作为自然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史氏的眼光是一直看到后人类的时期。宇宙的发展不会停止在出现了人类的阶段上。我们如果把人类视作宇宙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是最后阶段,那么等于说宇宙业已发展到了尽头。这似乎是一种人的自大狂。在读了史氏的理论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是宇宙本身发生了有“智力”的这种人类,因而产生了社会文化现象,其后不可能不在生物基础上又冒出一种新的突破而出现一种后人类的物体。这种物体所创造的世界将是宇宙演化的新阶段。当前的一切世态不过是向这方向演化积累过程中的一些表现罢了,ethnos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计算机技术和基因工程、克隆技术发展迅猛的今天,回顾几十年前史氏的见解,不得不为智慧的光辉所折服。

        7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岁月悠悠,人类学自身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史氏的思想仍然给我们很多启发。今天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科都提到本土化的问题,人类学的本土化也任重道远,笔者认为真正的本土化应该包括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对本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源流有清晰的认识,二是对研究对象的清晰认识。本土化与国际化应该相辅相成,本土的成果越多,对学科的发展贡献就越大,这些成果是全世界所共享的。至于学者的国籍,我觉得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史氏就为人类学的中国化作出过他的贡献。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洞悉中国文化的本质,在泛文化的比较中指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这是复办20年以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一直在努力而且还将继续努力的不朽事业,也是中国人类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当代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殊途同归的事业。

       

        注释:

        [1] [5] [7]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恨——读后忆师》见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213页,商务印书馆,高丙中译,北京:1997年。

        [2] [3]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1984年。

        [4] 史禄国:《Ethnos》专刊前言说:“经过了10年的思考,1921-1922学年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讲‘民族志’这门课程的引论里阐述了这个理论”可作位证。

        [6]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反思》,《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1期。

        [8]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9] 雅罗金斯基、马格列文:《人类学》(俄)1978,王培英等人译,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10]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6集,第62-64期。

        [11] 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与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12]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招生简单(民国十六年度、民国十七年度)》,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六集,1929 (62, 63, 64)。

          

  (作者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0级硕士研究生;审稿导师:周大鸣;责任编辑:张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