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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

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

作者:曾宪通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48卷

       

        编者按:由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山大学,在现代中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山大学的一批杰出学人在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为弘扬和传承这一传统,本刊设立“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专栏,刊载与中山大学相关的事件、制度、学人、学术等方面的学理性研究论文,以彰显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变迁之深刻联系。

       

        摘 要:青铜器古称彝器,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伟大创造。青铜器研究肇兴于宋,延及清代,金石之学盛行。金石学以刊布彝器图像和摹释铜器铭文为主要模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容庚先生率先集商周彝器铭文上之单字为《金文编》,进而在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新知,运用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成《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是书对青铜器的形制、名称、时代、真伪以及铭文、花纹等作综合的考察和缜密的论证,与其前后所撰的一系列相关著作共同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为现代青铜器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新时代。

        关键词:容庚;商周;彝器;金文;通考;青铜器学

       

        商周是中国青铜文化繁荣发达的时期。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有铭青铜器已在万件以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更加难计其数。这些青铜器不但数量繁多,而且有的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伟大创造,也是人类文明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金石之学盛行于宋清两代,宋人研究青铜器的著作今存者8种,佚者12种,计20种。清人研究青铜器的著作计有24种,大抵皆以刊布彝器图像和摹拓铜器铭文为主要模式。20世纪随着考古学的兴起,青铜器研究也有长足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然而,在这以前的中国青铜器研究领域内,已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著作,即20世纪20年代的《金文编》、20-30年代的各种图录、30年代的《两周金文辞大系》、40年代的《商周彝器通考》和50年代的《殷周青铜器通论》等。正是这些丰碑式的著作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新时代。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著作都同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学术界景仰的容庚先生。

       

        一、首部专集金文字形的《金文编》

       

        容庚先生原名肇庚,字希伯,又作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先生出身于晚清书香世家,其高祖、曾祖分别是道光年间的贡生、举人,祖父鹤龄系同治恩科进士,外祖父邓蓉镜官至翰林,父亲作恭为光绪丁酉科拔贡。世代虽习科举之业,然不喜为官,皆以传习文史为己任。先生自幼饱读经书,聪颖过人,但先人早逝,直接给他以亲炙的是四舅邓尔雅和从叔容祖椿。邓尔雅是广东有名的书法篆刻家,容祖椿工于绘画。先生从小就受到长辈学术与艺术的熏陶,这对他一生的治学影响极大。1913年,当先生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对金石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研读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和桂馥的《缪篆分韵》时,即萌发补辑之意。1917年中学毕业,不复升学,与弟妹策划共同集篆籀之见存者为《商周秦汉文字》丛书,《金文编》稿本便是其中之一种。

        1922年,先生与三弟肇祖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挟《金文编》稿本谒见了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振玉,深得罗的赏识。罗谓《金文编》正是他自己“欲做而未成者”,再三叮嘱“务竟其成”1,并把容庚先生推荐给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容先生遂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5年《金文编》书成,罗振玉、王国维、马衡、沈兼士、邓尔雅诸前辈为之校订并序。初版由罗氏贻安堂印行。王国维“序”云:“癸亥冬日,东莞容君希白出所著《金文编》相示,其书祖述中丞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2“中丞”即吴大澂,吴氏编纂古文字书的方法超越前人,其《说文古籀补》收字尽据拓本,分别部居悉依《说文》,疑似不可识者则别为附录待问,此三者成为后来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等编纂古文字书的不二法门。吴书的这些优点,《金文编》都充分地加以吸收。但吴书以《说文》为科律,一准许氏旧例,以出土古文字等同于古籀以补《说文》,实则把古文字作为《说文》的附庸而已。在这一点上,容庚先生作了很大的改进,《金文编》率先收集铜器铭文中的单字,是第一部专集金文字形的专书,而把《说文》部首仅仅作为编排金文字形的序列;凡金文字形与《说文》小篆有异者,则以金文纠正小篆之讹误,《说文》所无之字则附于同部之末。其次,《金文编》纠正吴书收字驳杂的弊病,吴书除收录金文外,还杂有古陶文、古玺文和古币文等字体,排列次序难以体现时代的先后;且字体划一,只能按拓本对临,字形难免产生变化;《金文编》则专收金文,字形大小完全按照拓本或照片按原样临摹,故能体现异体字之间的细微差别,确保字形的精准。同一字的字形则按照时代的早晚排列,从中可以窥见金文字形发展的轨迹。第三,吴书对古器中的象形字,如牺形、兕形、鸡形、立戈形、立 形、子执刀形、子荷贝形之类,概不采入。《金文编》不但采录大量的图形文字,且能区别对待,对象形字中少数可识者入正编,将其中不可识之象形字为附录上,不可识之形声字则为附录下,一目了然,成为《金文编》的一大特色。此外有关金文字形的孳乳、通假和训释,也较吴书翔实精当;至于所采集之金文资料更是吴书所无法比拟的。1939年《金文编》再版,正编收字1804文,附录1165文,重文16671文;较初版增加六成。1959年三版《金文编》正编1894文,附录1165文,重文18028文。1985年四版《金文编》正编2420文,附录1352文,重文24260文。60年间,《金文编》经过三次大的增订,每次都有大比例的增长。编末初版和再版仅有“检字表”,三版起增加了“书目表”和“器目表”,甚便检索。总之,《金文编》是继《说文古籀补》之后在材料、体例和编纂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专收金文的大型字书,由于它比吴书更加详备和矜审,深得学术界的推崇,“是一部具有广泛性影响的权威性工具书,对研究两周青铜器铭文很有裨益”3,至今仍是古文字学者案头必备的著作。

       

        二、辨伪、收藏和编制“图录”

       

        《金文编》初版出版的当年10月10日,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次年容庚先生应邀参加故宫内府藏器的陈列工作,同年12月被内务部函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参与故宫数千青铜器的鉴定工作。由于故宫内府藏器真伪混杂,几乎每件铜器都需经过激烈的争论方能定其真伪。容庚先生为了向前辈学习辨伪的经验,常常故意把真器说是假的,把假器说是真的,引起大家的辩论,从中归纳出鉴别真伪的规律。由于当时时局多变,鉴定工作常常被迫停顿,全赖先生独力支撑,并着手做编制图录的工作。

        先生一向以搜集和编纂原始材料为第一要务,而图录则是研究古铜器和金文的原始材料,故先生充分利用当时在古物陈列所的有利条件,于1929年从沈阳故宫移交的798件藏器中,选取其中有文字或形状异、花纹美者共92器,编成《宝蕴楼彝器图录》二册。1934年又从热河行宫所藏851器中精选100器成《武英殿彝器图录》二册,先生“自序”云:“前代著书,重文字而忽视花纹,欲考图饰则恒有无所取材之叹,故抚拓花纹与文字并列,为著录者开其端。”41940年又将颐和园所藏彝器选取20器编为《西清彝器拾遗》一册。从以上3种5册“图录”中,世人始得一睹清宫内府藏器的真面目。而《武英殿彝器图录》更以摹拓花纹与铭文并重,开著录铜器花纹之先河。

        容庚先生有关青铜器学的造诣,除来源于他对宋清两代金石学的精湛研究和在古物陈列所对数千彝器的鉴定经验之外,还得益于自家对青铜彝器的收藏。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旧中国,军阀构祸,国无宁岁,陕西、洛阳一带,百姓为生活所迫,或掘墟墓,取所藏以救死。政府既无法禁止,博物馆亦无力购藏。而异邦之有力者,挟其多金,争相掠夺。于是古器外流,遂如水之就壑。责是之故,先生以一介书生,竭尽所能,以“抱残守缺”为己任。每见瑰异之品,辄设法购求。资力不及,或舍旧以谋新,或仿效赵明诚夫妇“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可见当日收藏工作之艰辛。在先生收藏的青铜器中,有三件器物值得一记。一是 兒鼎。1928年4月,先生陪友人游古玩肆,于琉璃厂式古斋得 兒鼎,是为先生收藏之始。 兒鼎乃乾隆敕修之《西清古鉴》所著录,鼎腹刻有“ 兒”二字,乃战国时器,属于清廷内府所藏而流出者,至为罕见。二是栾书缶。1942年,先生于估人倪玉书处获见新出栾书缶,爱不释手,遂斥巨资购取。此缶盖内有错金铭文2行8字,作“正月季春元月己丑”。器腹与颈部有错金铭文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月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以祈眉寿。栾书之孙,万世是宝。”器形最早见于容庚先生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铭文因是错金,不便捶拓,故先把铭文钩摹在端石上,请名家镌刻后再拓成墨本,著录于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关于作器者究系何人?目前有三种说法:先生认为是晋人栾书,即见于《左传·成公二年》“将下军”的栾书,执政凡14年。几成定说。近期由于楚地出土文物激增,鉴于此缶的器形和文字与楚地出土文物十分雷同,故有人认为此缶当是栾书的后人“书也”在楚地所造的5。第三种说法认为铭文的“畜孙”意为“孝孙”,“也”是虚词,作器者不是晋臣栾书,而是楚国的蛮氏6。总之,有晋人、楚人及晋人之后裔在楚所作三种说法。这件国宝级的文物解放后先生即捐给国家,现藏于北京国家博物馆。第三件是陈侯午敦。先生于1946年夏携眷南归,家藏彝器书画也随之由北而南。在转运的过程中,彝器之撞破者十之三,书画之霉斑者十之二。加之岭南青铜器资料十分匮缺,甚至连欲求一拓墨之人亦不可得,因而先生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书画法帖上来。回粤3年,仅得一陈侯午敦而已。按传世陈侯午敦有二,合此敦则为三:其一原藏热河故宫,由容先生编入《武英殿彝器图录》(第79页)。器作半圆形,以两环上作兽首在旁为耳,三蹲兽为足。器口内没有内缘,可能无盖。铭8行36字:“唯十又四年,陈侯午以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敦,以登以 ,保有齐邦,永世毋忘。”其二原为吴式芬氏所藏,商承祚先生《十二家吉金图录》(居一二)著录,器作球体状,盖器各以三环为足,器以两环为耳。盖无铭,器铭8行36字,与上器铭文悉同。其三即先生新得之敦,其形制与《十二家》著录者相同而失盖。铭在器内,8行38字:“唯十年,陈侯午朝群邦诸侯于齐,诸侯享以吉金,用作平寿造器敦,以登以 ,保有齐邦,永世毋忘。”陈侯午即田和代齐的第二代齐桓公午。容先生新得之器作于齐桓公十年,与前二器作于十四年早铸4年。陈侯午所作三敦色泽相同,殆为乾隆年间同坑所出,此第三器不知何故流入岭南,为先生所获。

        从1928年先生收藏 兒鼎起到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止,中历20馀载,前后共收藏商周彝器近200件。1933年7月,先生将自己收藏的彝器39件编成《颂斋吉金图录》一册。1937年12月又将自藏彝器134件印成《颂斋吉金续录》二册。这些彝器都是先生直接从估人和友人手中购得的。此外,1935年先生还从7种日文书籍中选取流失海外的商周彝器158件,编为《海外吉金图录》三册。1936年又从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的《善斋吉金录》中选取照片175器,附以铭文,并加考释,编为《善斋彝器图录》三册。先生精于考古和鉴别,不但从传世品中剔除出许多伪器,还从大批“疑”、“伪”的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使他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先生编制的“图录”皆附简明的“考释”,除征引各家之说外,还详细陈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但先生总是很自谦,常说自己编制图录意在呈材,他在《善斋彝器图录》的“自序”中说:“余之著书也,以器物为主,精印流布,读者将自得焉,则余之考释为筌蹄也。”7新中国成立后,容庚先生收藏的绝大多数彝器,除上述“十年陈侯午敦”归华南师范学院外,其余皆由当年的朱光市长推介,捐赠与广州博物馆收藏。

        容庚先生收藏和研究青铜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先生完成《秦汉金文录》一书,他在“自序”中写道:“此书之成,继之而作《续金文编》,乃吾志也。然吾之生正当甲午中日之战,黄海海军相遇之前,先子赋诗云:`时局正需才,生男亦壮哉;高轩一再过,都为试啼来。'今者岛夷肆虐,再入国门,余不能执干戈,卫社稷,有负祖若父之期许,`国耻未雪,何由成名?'诵李白《独漉篇》,不知涕之何从也。`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余宁将挟毛锥以终老耶?”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国家长期积弱,内忧外患,备受列强的欺凌。某些日本学者也口出狂言,声称要研究中国青铜器必须到日本来。滨田耕作在《泉屋清赏·总说》中用瞧不起的口气说,中国学者研究青铜器只不过“依自来的传说,比图录,信款识,依习惯而定其时代”。先生在上述《海外吉金图录》中,根据7种日文书籍所载的青铜器,指出滨田耕作“将多数之周器属之于汉”;又把清末学者早已识出的“1”字误认为“岁”字,因反讥道:“窃疑彼于吾国人著作尚未多窥,其识乃在`比图录,信款识'之下。”先生以学术研究为武器,在青铜器和铭文研究上“为中国人争了口气!”8

       

        三、容庚与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

       

        容庚先生大力协助郭沫若完成《两周金文辞大系》,曾经是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佳话。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为了逃避反动派的迫害,东渡日本,从事一种新的“革命的努力”(周恩来语),即以马列主义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当他发现自己据以研究的传世典籍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之后,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上来,认为舍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无由洞悉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他在极度险恶的环境中,把当时“无处发泄的精力”都倾注到甲骨文和古金文的探讨上面。但他只身在外,且僻居乡间,又无可与商讨之人,倍感孤寂。当他从王国维为商承祚先生作的《殷墟文字类编·序》中得知容庚先生的名字,又在《燕京学报》上了解到容先生的通讯地址之后,便给素不相识的容庚先生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曩读王静安先生《殷墟文字编·序》,得知足下之名。近复披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信末署名“未知友郭沫若”,时间在1929年8月27日9。信中还就《金文编》中两个学术问题向容先生请教。容先生出于对这位身在异域而致力于祖国古文字研究的“未知友”的敬意,随即回了他一封信,并把他急需的绅簋和秦公簋的铭文拓本寄送。随后又把当时珍如拱璧的《殷虚书契前编》远道见假,而且一借就是一整年,令郭氏大为感动。此后便不断书信来往,商讨学术,互通声气,彼此结成亲密的文字之交。从1929年至1935年,郭沫若在日本致容庚先生的论学手札共有56通,就是这两位古文字学大师学术情谊的见证。

        郭沫若尝说过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在日本一共度过20个年头,前10年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后10年从事新史学的研究。新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鼎堂古文字学十书”,其中尤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在金文学研究上的建树最为突出。此书作于1931年年初,最初拟名为《两周金文辞通纂》,郭氏在致容庚先生的信中屡见有关此书进展情况的报告,如云:“今撰《两周金文辞通纂》一书,已略有眉目。”(1931年2月16日)再云:“《金文辞通纂》大体已就,分上下二编:上编录西周文,以列王为顺;下编录东周文,以列国为顺。上编仿《尚书》,在求历史系统;下编仿周《诗》,在求文化范围。辞加标点,字加解释,末附以杂纂及殷文———全书之大体如是。上编颇难,亦颇有创获处,惟所见有限,待兄援手之处甚多。”(1931年3月20日)又云:“弟近忙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原注:《通纂》改名)之誊录,《论庄子》一文尚无暇整理。《大系》近已录成,本拟先寄兄一阅,惟出版处催稿甚急,只得待出书后再请教。”(1931年9月9日)又云:“拙著《通纂》改名《大系》,已付印,大约于年内可望出版,书出后自当呈政。”(1931年9月27日)10

        从以上信札看来,郭氏《两周金文辞大系》当成书于1931年1月至9月之间。1932年1月由日本文求堂书店以十六开本印行,封面与扉页均有作者手书的书名,副题为“周代金文辞之历史系统与地方分类”。前有“序”文与“题解”,后附“索引”。全书总276页,插图13种,计17图,注云:“此书插图多得自燕京大学教授容庚先生之惠借。”可见容庚先生对《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的出版,实有促成的作用。其实,当此书脱稿时,郭氏本拟通过容庚先生在国内出版。1931年4月19日尝致函容先生云:“弟有友人新由此间缧絏中出,患盲肠炎,须入院行手术,药石之费,苦无着落。曩岁兄曾言孟真有印弟《甲骨文释》(引者注———即《甲骨文字研究》)意,今欲将近著《两周金文辞通纂》相浼,署名用鼎堂,愿能预支版税日币四、五百圆,望兄便为提及。该著大体已就,仅余索引表未成。如前方能同意,弟当即走东京制成之也。拜托拜托。”11郭氏在信中表示,为了解决出狱病友的药石费用,愿将近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用鼎堂笔名由前中央研究院出版,并请为预支版税日币四、五百元。容先生古道热肠,接信后立即应郭氏之请预支版税数百元,以解燃眉之急。后出版事被搁置,《大系》遂转由东京文求堂印行。《大系》出版3年之后,郭氏又先后编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两书,《图录》是相关器物的图像、花纹和铭拓;《考释》则是对《大系》初版的增订,分别于1935年3月和8月由日本文求堂据手迹影印出版。至此,《大系》初版遂告作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毅然只身回国救亡。1956年郭沫若将以上二书请容庚先生代为校订,容先生提了不少意见,凡采纳者郭沫若都在书内加以说明,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函8册,于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可见容庚先生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自始至终都有促成的作用。郭氏此书首先发明“标准器系联法”,即先从铭文入手,以若干有年代可考的铜器为标准器,再串联本身无年代可考的铜器,然后对各期铜器的铭文和形制、花纹等进行综合考察,为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西周铜器铭文以列王为序,东周铜器铭文以列国为序,更为青铜器铭文的分期和分域研究开了先例,对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顺便指出,1958年当《两周金文辞大系》在国内印行的时候,郭老即从其稿费中提取500元汇交容庚先生,作为归还20多年前先生为其预支《大系》的版税,以践前约。两位老朋友彼此信守承诺,可见一斑。

       

        四、《商周彝器通考》的出版与重订

       

        (一)《商周彝器通考》的前期工作

        容庚先生在《金文编》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26年3月9日“接聘为燕京大学襄教授”,12月6日“内务部函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俱见《颂斋自订年谱》)。在古物鉴定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古铜器的名称问题。先生鉴于自宋以来对铜器的定名相当混乱,为助治斯学者,遂于1927年3月作《殷周礼乐器考略》一文,在《燕京学报》第1期发表。先生在叙述作此文的动机时说:“余观诸家所图之尊,有似觚者,有似觯者,有似壶者,有似罍者,异器而同名。所图之鼎,有方者,有圆者,有有盖者,有附耳者,同名而异状。而自载之名,同一鼎也,有名鼎者,有名鼒者,有名者,有名釪者,有名?者,有名?者,同器而异名。窃欲理而董之,厘定其名称,以为治斯学者之助。”此文分殷周礼器与乐器两大类而逐一加以考定。共分32类。礼器计有:鼎、鬲、甗、簠、簋、盨、盧、盂、?、豆、盤、匜、鉴、?、罍、?、盉、卣、爵、觚、觯、角、?、觥、勺、匕、禁、尊、彝,共29种。乐器有钟、句鑃、铎,共3种。每类器物下都详细记述其形制、名称以及铭文所在的部位,最后附以图片。其中簋类补充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及黄绍基《翠墨园语·说》之说,确定铜器铭文中的“?”就是“簋”,此后即成为定论。要之,此文是先生系统研究青铜器的第一篇重要著作,其分类法为其后撰写《商周彝器通考》打下了基础。

        从1927年3月作《殷周礼乐器考略》到1933年5月拟编《商周彝器通考》,前后6年,可看作是编纂《商周彝器通考》的酝酿期,先生在此期间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1.编集金石书录。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和燕京大学教书时期,就已广泛搜集金石书籍资料,每月以薪酬之半购书,所见所藏金石书籍约千种,摘录序跋、凡例及各家评语,得百余万言,意欲每书为作提要,略述其体例版本得失。后因教务日忙,才将编撰金石提要的工作交给其妹容媛。容媛先辑目录,先生亲自为之校订、撰“序”,成《金石书录目》一书,于1930年出版。后又撰《宋代金石书考目》及《宋代金石佚书目》二种,发表于《考古社刊》第4期(1936年)。

        2.改编金文著录表。先生初治金文即得益于王国维的《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二书。然《宋代金文著录表》于书名下不注卷页,不便查检,其他也有不尽善处,故先生略变其原书体例,重新加以改编:①原书依书名为先后,改为依字数为先后;②订正宋人器名之误,如改敦、彝之为簋,簋之为盨,匜之为觥等;③原书各器不列朝代及字数,也不注卷页,悉为补入。④原书于金文之存、佚、伪不分,改以存者为主,佚者及伪者附录于后。全书分器物为23类,521器,附录127器,共648器。书中引宋人及近人著作共18种,查阅称便。

        3.厘清西清铜器的存佚和真伪。1925年先生参加故宫博物院彝器陈列工作,发现内府旧藏率多赝品。1927年任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每月参与鉴定会议,有机会接触原器原物,手自摩挲,辨伪经验日进。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一文,取《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四书(俗称“乾隆四鉴”,下简称“四鉴”)中有文字之器1290,除镜鉴114,得1176器,分“真、疑、伪”3类,表列出之。其中“四鉴”所定之时代及器名有误者,皆为厘正。有内府藏器或摹本流出人间,其见于各家著录而铭辞相同可知为同器者,亦备注之。先生凭其《金文编》的文字功底和鉴定委员亲自接触数千铜器的阅历,对于“四鉴”铜器的“真伪颇有了然于心”。其鉴定文字真伪之法约有六端:①凡仿宋代著录之器者皆伪;②改易宋代著录之器铭者亦伪;③移宋代著录之器铭于他器者伪;④文语不合于古器铭辞体例者伪;⑤器形与古不类者伪;⑥仅作普通铭辞者,亦多伪。诸表先列“四鉴”器数及有铭器数,然后以字数多寡及“真、疑、伪”为先后,分别就鼎、鬲、甗、簠、簋、盨、盂、豆、铺、盤、匜、監、?、罍、?、盉、?、卣、爵、觚、觯、角、?、觥、瓶、尊、彝、钟、铎、洗、杂器等,逐器加以甄审,计真者657器,疑者190器,伪者329器,可见乾隆以前铜器作伪的一斑。这是西清藏器据著录而作的一次大清理,对于故宫所藏彝器的辨伪是大有裨益的。

        4.评介宋人研究古铜器著作。金石之学肇兴于宋,先生作《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介绍宋人有关古铜器的著作计20种,但存者少而佚者多。该文先列书之存者8种,计有:吕大临《考古图》、《考古图释文》,赵九成《续考古图》,徽宗敇编《博古图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王厚之《钟鼎款识》,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每书详细记载各种版本、作者、体例以及书之得失等。后附书之佚者12种,计有僧湛洤《周秦古器铭碑》,杨元明《皇祐三馆古器图》,刘敞《先秦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公麟《考古图》,黄伯思《博古图说》,赵明诚《古器物铭碑》,晏溥《晏氏鼎彝谱》、《绍兴稽古录》,王楚《钟鼎篆韵》,薛尚功《广钟鼎篆韵》。以上书虽不存,但先生据他书所载详加考辨,对治斯学者颇有助益。此外还有仅存书目,无可稽考者12种;虽非专著,颇有论述,足供参证者2种。最后论述如何整理宋代著录的铜器,提出4项:甲、宋代古器著录表,乙、宋代金文校释,丙、宋代金文编,丁、宋代考古丛谈。除首项先生在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的基础上加以改编之外,其余3项,先生也提出具体意见,以待来者。

        (二)《商周彝器通考》的主要内容

        容庚先生经过6年的前期准备工作,编撰《商周彝器通考》可谓水到渠成。据《颂斋自订年谱》,关于《商周彝器通考》的成书过程有如下的记载:

        1933年5月拟编《商周彝器通考》;

        1938年6月起编纂《商周彝器通考》;

        1940年3月《商周彝器通考》初稿毕,修正后于11月付印;

        1941年3月《商周彝器通考》印成。

        综观青铜器研究的历史,自宋以后,大多着眼于青铜器个体的研究,所著书籍,或只录图铭,或仅释文字,或间加考释,或阐发一端,均无以观其会通,缺乏一部能够统观全局,汇通各种资料,如实反映我国青铜时代伟大创造的综合性著作。先生前虽有《殷周礼乐器考略》一文发凡起例,但嫌过于简略,故自1933年起,以8年之力,昕夕耕耘,寝馈其中。他据所见彝器结合文献记载分别为铜器命名、定名和正名的基础上,将57种古铜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含杂器)和乐器4大类,逐一加以介绍,并作全面的审视和考索,终于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一巨著。此书首次突破宋清以来金石学的模式,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流变作综合的研究,把辨伪、断代、释文、考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全书分上下二册,上册“文字”部分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通论”是关于青铜器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包括下列15章:

        一、起源———说明彝器制作的缘起;

        二、发现———叙述自汉以来各重要的发现,分别说明发掘的时间、地点及出土的器物数量等;

        三、类别———分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四类;

        四、时代———先叙各家关于考订时代的方法,后依郭沫若的方法分为四期,即商时期、西周前期、西周后期,春秋战国期;

        五、铭文———阐明商周至春秋战国各个时代铭文的演变;

        六、花纹———取所见花纹,于其特征加以诠释,并附图例二二七图;

        七、铸法———参证古籍,说明殷代的范铸;

        八、价值———记述各代关于古器的价值;

        九、去锈———说明各种去锈的方法;

        十、拓墨———说明拓墨的技术;

        十一、仿造———记述宋明两代仿造之多;

        十二、辨伪———把作伪之器分为三期,辨别伪器甚详尽;

        十三、销毁———列举古器遭受六次大量的烧毁;

        十四、收藏———记载自宋至今各藏家对于青铜器的收藏;

        十五、著录———评介自宋以来关于青铜器重要书籍五十七部。12

        下编“各论”分类系器,即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与杂器”以及“乐器”4章,每章先定器用之宜,制作之由,进而结合铭文所在的位置及器形之大小,对共名、别名等器物名称作详细的分析和系统的阐发。文内插图200多幅。下册“图录”部分附图1009幅,除一幅为拓本外,全是原器的照片,不仅有器形,还有器上的花纹,其中有一些器今已不知去向,可见《通考》所附的器形图是非常珍贵的。全书搜罗宏富,抉择有方,考证矜审,图文并茂,洋洋乎30多万言。于省吾先生为此书作“序”,指出它“分章辑述,究极原委,甄录载籍,参以己见,探邃赜,理纷 ,辨群言之得失,成斯学之钤键,洵为空前之剏作、稽古之宝典矣。”13这一宝典是容庚先生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的成果并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成就而集大成者,是对中国青铜器作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著作,它的出版,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迈入现代青铜器学的里程碑。

        (三)《商周彝器通考》的重订与流产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基本建设的开展,考古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不少青铜器资料。1954年6月,容庚先生致函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建议增订《金文编》和《商周彝器通考》二书。第三版《金文编》蒙郭院长介绍由考古出版社出版;《商周彝器通考》由于资料不足,便被搁置下来。1959年6月,容庚先生在学校的支持下,带助手和四位在学的副博士研究生北上考古实习,同时也为改编《商周彝器通考》收集资料,笔者有幸作为容庚先生的助手随行。容先生一行先后到杭州、上海、苏州、南京、泰安、大汶口、济南、北京、郑州、洛阳、西安、武汉、长沙等地参观考察,在各大博物馆看到大批传世和出土文物,尤其在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抄录了大量的青铜器卡片。在京期间的7月16日,郭沫若院长在百忙中还拨冗接见容先生和随行人员,当我们向郭老请教关于重订《商周彝器通考》的意见时,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从抗战以后就不搞青铜器研究了,但他强调今天研究青铜器要充分利用考古的新材料和新成果,接着他介绍近年在安阳小屯新发现的一座殷墓,他边说边写,把整个墓葬的形制、骸骨以及随葬品的种类和位置都绘画出来,并分析其意义。其超人的记忆力令人惊叹!最后,他要求我们研究古铜器不要局限于器物本身,而要联系整个历史,不然就会陷入繁琐的考证。这次会见虽然时隔数十年,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这次收集到的资料大多数是文字记录的卡片,缺乏照片和拓本,重订《通考》的工作实际上难以进行。

        1962年春,广东省政协开会,有一天晚上政协招待委员们观赏戏曲,容庚先生坐在周扬旁边。休息时候,周扬介绍容先生给康生认识。两人只是彼此知名而素未谋面。康生问容庚先生近来搞什么研究工作。容先生说拟重订《商周彝器通考》,1959年曾与助手们北上搜集资料,但许多博物馆不给与照片和拓本,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俩还寒暄了几句。过了几天,康生驱车直到容庚先生家中探访。学校领导闻讯赶来作陪。容先生提出要再次北上搜集古铜器资料,并要求把张维持先生从历史系调来当他的助手,学校领导立即表示大力支持。康生说,重订《商周彝器通考》的工作可列入文化部的项目,这次以文化部的名义到各地作学术考察;并再三叮嘱容庚先生,如遇到困难,可持他本人的介绍信给当地党委宣传部,当可解决。没过多久,十几封由文化部盖章的出差“证明”和同样封数由康生亲笔签署的“介绍信”便寄到学校来。康生签署的时间是1962年3月12日。4月6日,《羊城晚报》以“容庚教授北上考古———为改编《商周彝器通考》做准备,为期5个月”的显著标题发布消息说:“我国著名的金文和青铜器专家、中山大学容庚教授于本月一日率领科学小组北上,到我国各地作为期五个月的学术考察,为改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一巨著做好准备。”这次科学考察小组由容庚先生率助手张维持、马国权和曾宪通一行4人,先后到过19个城市的博物馆、文物队和考古遗址,看到许多新出土的各色文物,其中不少是经过科学发掘的青铜器,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望和国别,是十分珍贵的学术资料。通过调查和采访,共收集和记录到3000多件古铜器的资料和部分照片、拓本等,有关单位表示将会陆续提供制版用的照片和铭拓。在考察过程中,容先生对着各种实物详为说解,谆谆善诱,还不时回答各种问题,使同行者深受教益。此次到处都安排较高规格的接待,容先生为了节约国家开支,都谢绝了。如上海文化局安排住锦江饭店,先生不住主楼而和助手同住四人的大房间;在北京,文化部安排住新侨饭店,而先生却坚持要住故宫西角楼招待所。招待所的设备很简陋,没有服务员,床铺被褥是租来的。在北京逗留将近1个月,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开支。这次出行全程乘火车,凡不超过24小时的,容先生同大家一起坐硬席而不坐软席。这次行程数万里,历时3个多月,只用了旅差费3000多元。由于容庚先生搞不清共产党的“党委宣传部”和国民党的“党部”有什么区别,每当持康生的介绍信到省委宣传部时,总是说“我们先到党部来报到”,一度出现过尴尬的场面,后来他就再也不用康生的介绍信了。

        返校后,科研小组即着手重订《商周彝器通考》的工作。大家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在容庚先生的主持下,拟订了修改计划和章节提纲,对原书在内容和结构上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增补,计划将文字部分增加到四、五十万字,图版不少于2000幅,并作了具体分工。为了听取学术界的意见,部分初稿先行在刊物上发表,如修订稿第一章《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3期;《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3期。其他部分由于后续资料不济,一时还未能定稿,尚在继续撰写和讨论之中。1965年冬,容庚先生到北京开会,会上批判之声四起,一股浓浓的火药味,让他意识到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灾难即将降临。会后他决意到中华书局去,把正在排印的《颂斋述林》的书稿取回来“修改”,以免授人以柄。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一向以质直无城府著称、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的容庚先生首当其冲,他被“莫须有”地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家里的图书资料全被封存起来,打入“牛栏”,常挨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文革后期,容庚先生将一篇600多字的《容庚自传》交给一位香港朋友,《自传》最后有一段这样的结语:“一九四六年南归,以后整理国故,以传古人,甚少作画,如此一生,庶几其不负矣。光绪二十(一八九四)年八月初六日生,一九七 年卒,年七十 。著有《商周彝器通考》等书十余种。”14按容庚先生于1983年3月6日逝世,享年90岁。从这段结语中留下的两处空格可以看出,先生当年的心境已觉得自己天年无多,连80岁都不敢想,更不用说90岁了。而在他一生的著作中,只提到《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作为代表,可见此书在先生心目中的份量。打倒四人帮以后,年迈的容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增补《金文编》和修改《殷周青铜器通论》方面,就没有再提及重订《商周彝器通考》的事了。呜呼!先生本来行将实现的宏图大略终因不可逆料的浩劫而宣告流产,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五、《殷周青铜器通论》与“手批遗稿”

       

        1953年夏,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多位教师要求容庚先生为他们开设青铜器知识讲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讲师张维持先生是这个讲座的发起人。张先生原来学的是社会学,对陶器颇有研究,精通英文和日文,曾担任过联合国儿童救济基金会专员的翻译和《澳门日报》的主笔,翻译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著有《石湾陶器》等书,容先生戏称他是个“淘气杂家”。对于大家热切的请求,容庚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每逢星期五晚上在他家中讲授有关商周青铜器的专题,还有茶水招待。容先生结合自己收藏商周青铜器的实物,详细解说青铜器的名称、形制、花纹、铭文以及如何判断铜器的年代和鉴别真伪的方法等,讲了整整一个学期。听讲者感到收获很大,希望先生能编一本有关青铜器的通俗读物供大家学习。随后,容先生建议张维持把听课的笔记整理整理,吸收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两人合编一本10万字左右的青铜器读本,以应社会的需求。张先生遂按照《商周彝器通考》的体系,选择其重要内容,参考了近10多年来有关研究青铜器的论著,重新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容先生十分强调一定要利用第一手材料,对书稿中引用的第二手材料都一一重新核对15,结果在资料和字数上都比原定计划增加了一倍,凡19万字,图版300幅。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考古专刊之一,于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印数只900册。此书共分10章:

        一、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及其时代;

        二、青铜器的埋藏及其发现;

        三、青铜器的年代考证和分期;

        四、青铜器的类别和用途;

        五、青铜器类别说明;

        六、彝器的考释及其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七、青铜器花纹分析;

        八、有关青铜器技术上的问题;

        九、青铜器的仿造和伪造;

        十、青铜器著录书的评介。

        此书综合论述青铜器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同时也探讨了青铜器在制作和整理上的技术问题,最后对历代著录的青铜器著作分“图像”、“款识”和“通考”3大类逐一评介。正文插图104幅,书后图版304件。此书未能充分吸收当时考古发现的青铜器,在材料运用上还停留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阶段,可视作是《商周彝器通考》的通俗本。

        1982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应读者的要求,决定将《殷周青铜器通论》重印出版。容庚先生在病前曾亲自就初版作了详细校订,也作了若干的修订。如陈梦家指出初版图版壹陸205所收“车马狩猎纹方口壶”是伪器,经容先生再三研究,也认为是伪器,便删除了。有的同道指出图版玖贰178“祖辛卣”,误印为“钩连雷纹卣”,也予以改正。至于有人怀疑图版陸16“齐侯鼎”的铭文是仿刻,但经容先生考证认为是真刻,故仍保留自己的见解及说明。可见先生既能知错即改,又能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1986年8月,刘翔发表《容庚手批校订〈殷周青铜器通论〉遗稿整理》一文16。刘翔原是广州市某医院的挂号员,有志于古文字研究。1974年认识容庚先生后,在容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自学古文字,于1979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金文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深圳大学任教。这本容先生手批校订的《殷周青铜器通论》,据刘翔说是容先生送给他学习的。在先生辞世3年之后,他把这份珍贵的遗稿整理出来,公诸于世,以为纪念。刘文按《通论》的页码和行数,分为“原版”、“重印版”和“容庚手批校订遗稿”三栏。据此文披露,先生对初版本的手批校订总共有135处。从校订的文字看,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生非常重视科学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二是高度评价出土遗物对青铜器铭文研究的重要价值,例如在“科学的发掘”一节中,修订之处就达8条之多(第8-10页),其中增加了30年代对陕西斗鸡台古代遗址和墓葬的两次发掘,对河南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的发掘,50年代对河南郑州白家庄殷代墓葬的发掘等。在“铭文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一节(第81页),当谈及“我们要利用铭文考证的成果,再印证典籍上的史料”时,中间插进了“结合考古遗物”一项,把三者作为综合研究的内容,与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不谋而合。此外还有不少重要的申述,如34页12行,原版作“簋之用顿少”,重印版同原版,手批遗稿于“顿少”后增加“殷代前期的簋是大口,鼓腹,圈足,无耳。殷末周初的簋一般是有两耳的。西周中期的簋,圈足下还有三足的。晚周有卵形、豆形簋”。又如41页24行,原版作“《新郑》(图五四)著录”,重印版同原版,手批遗稿则作如下补充:“关于此器(按指婴次盧)的用途问题,王国维认为是饭器;马吉樟认为是燔盘;关百益因为盧为盘未定,又暂名为方器;郭沫若则认为是古人燃炭之炉。1955年寿县蔡侯墓出土有一器,椭圆形,圈足,环耳,自名为,当是盛饭的盧。现该器既自名为盧,故仍王说,归入盛食器类。”相当详细而具体地说明考证的过程及分类的理据。在对花纹的描述方面,手批遗稿也更加准确和细密,如112页倒1行,原版作“夔纹和龙纹一样具有高度的装饰性”,重印版同原版,而手批遗稿则在“夔纹”前增加“殷代的夔纹多是一对的,左右对称,西周中期则多用单独的,不求对称。以后更发展成为自身环曲,头反转,成S形状”一段。117页33行,原版作“构成几何纹样”,重印版同原版,而手批遗稿于“纹样”后增加“更有把屈曲的虺纹细密地纠结起来,构成所谓蟠螭纹”。118页倒3行,有“鸟纹发展至春秋战国”句,重印版同原版,而手批遗稿于句前加入“中期以后,鸟的形状比较抽象,长尾往往与鸟身分离”。由此可见先生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总之,对于学习和使用《殷周青铜器通论》的人来说,容庚先生这份手批遗稿是不可不读的。

        容庚先生的同乡挚友、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张荫麟教授早就指出,容先生“自幼即醉心于金石之学,壮而弥笃,由文字而及器物,进而及于史迹”(《张荫麟致容庚书》)。这是对先生治学最精辟和最中肯的高度概括。先生在《通考》中自言治学经过时说:“余于彝器,初仅治其文字。十四年(1925)冬,为故宫博物院提其彝器陈列,十六年(1927)春,为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始得摩挲,几及三千器,于形制、文字、花纹三者求之,真伪渐辨。”17先生治学先从文字入手,进而涉及青铜器的各个方面,在大量实践和详细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文字、形制、花纹做比较系统深入的综合考察。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在《东亚考古学的发达》(1953)一文中,把《商周彝器通考》和梅原末治在1940年出版的《古铜器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一书并列为姐妹篇,并大加赞扬,称为近年来古铜器研究最好的两本书。著名青铜器学家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中写道:“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在当时的条件下把青铜器的彝器部分作了尽可能的综合考察,进行了缜密的论证,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于是,青铜器开始形成了独立的学科。”18唐兰先生在《颂斋吉金图录·序》中曾经指出:“研究铜器之形制,定其名称,考其时代,验其真伪,此古器物学也。研究其所用之字,此古文字学也。研究其铭辞之有关于古史或古代文化者,此古器物铭学也。”19如前所述,先生之《殷周礼乐器考略》属古器物学也,《金文编》属古文字学也,《两周金文辞大系》属古器物铭学也。此三者,构成了中国青铜器学的基本内容。而《商周彝器通考》则是集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和古器物铭学三者之大成者,所以说《商周彝器通考》是中国青铜器学的奠基之作,是名副其实的。

        容庚先生毕生著书20余种,论文和其他述作近百篇,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以及铜器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他在《金石书录目·序》中尝引郑樵的话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忘。”(见《通志·校雠略》)容庚先生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工作,著作宏富,既著专门之书,又传专门之学,复献专门之藏,使后来者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推动事业的发展,正所谓“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忘”。这就是容庚先生对我国学术和艺术的不朽贡献。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许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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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8-04-03

         作者简介:曾宪通(1935-),男,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275)。

        注释:

        1据容庚先生自述。

        2王国维为《金文编》所作“序”,容庚:《金文编》(四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3姚孝遂:《金文编校补·序》,董莲池:《金文编校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4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二册“自序”,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影印本,1934年,第3页。

        5参见瓯燕:《栾书缶质疑》,王冠英:《栾书缶应称为欒盈缶》,俱载《文物》1990年第12期。

        6李学勤:《书缶释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5页。

        7容庚:《善斋彝器图录》“自序”,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影印本,1936年,第1页。

        8参见陈初生:《学者容庚》,《容庚法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77页。

        9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1011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1-115页。

        12参见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51页。

        13于省吾为《商周彝器通考》所作之“序”。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全二册,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影印本,1941年,第3页。

        14《容庚自传》,《名家翰墨资讯》(香港)第2期,1994年9月,第22-23页。

        15张维持:《著名考古学家容庚》,载《容庚容肇祖学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原载《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16刘翔:《容庚手批校订〈殷周青铜器通论〉遗稿整理》,载《青年学者论学集》(《深圳大学学报》增刊1986年8月)第1-21页。

        17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全二册,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影印本,1941年,第225页。

        1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台北:南天书局,1991年,第6页。

        19唐兰:《颂斋吉金图录》“序”,北平:考古学社影印本,1933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