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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早年人种学与民族学的理念与实践

罗香林早年人种学与民族学的理念与实践*

作者:程美宝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摘 要:在20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罗香林是属于自少壮时期便开始运用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种学等学科,探讨中国民族的形成与特性的佼佼者之一。1932年,他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之托,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赴广州、曲江、南雄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从罗香林的笔记可见,他当时阅读了不少相关的论著,制定了十分详细的研究计划,虽然其计划最后因种种客观条件而未竟成功,但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间,罗香林陆续发表了多部中国民族史的著作,对客家研究着力尤多。在今天看来,罗氏的人种学理念和论述固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其身体力行地从事实地考察,锲而不舍地寻求其他社会科学的治学路径,可以说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史学家对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出的“新史学”研究的一种躬行实践。

        关键词:罗香林;体质人类学;民族学;新史学;客家研究

       

        在1933年初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中,被后人视为“客家学”奠基人的罗香林(1906-1978),就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对客家研究的推动,记下了简短的几笔:

        此外尚有一事,值得我们顺便一提,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近数年来,亦殊热心提倡“客家研究”。民国十九年冬,该所顾颉刚洪煨莲二先生,特商我编辑《客家史料丛刊》,民国二十一年,他们复叫我特地与史蒂芬生博士(Dr.P.H.Stevenson)同到广东测验人种,并调查客家的文化。他们对于客家,本来无所爱恶,如此热心提倡,亦只是以为客家问题值得学者努力研究吧了;亦只是以为要澈底解决客家在学术上的问题非举行实地调查非广为蒐集关于他们的史料必不能有所成功,不出来提倡一下,于内心实在不快吧了。1

        就是在这种认为“非举行实地调查非广为蒐集他们的史料”即不能彻底解决客家在学术上的问题的信念的推动下,加上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支持,罗香林在1932年2月与时任北平协和大学解剖学教授的史蒂芬生博士(当时又名“许文生”)在广州展开了为期约一个多月的调查。至3月中旬,二人分道扬镳,罗香林继续在广州对疍户进行了一些访问后,随即到曲江、始兴和南雄等地考察,至6月返回广州;9月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任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而学生时代以终”2。当年罗香林28岁,距离他本科毕业才两年左右,这次调查考察虽为时不长,却使他受用终身。自1932年秋开始投身大学教育工作始至1949年7月迁居香港前,罗香林也曾游历梧州、桂平、柳州、衡阳、贵阳、南京、曲阜等地,所到之处,或多或少都会做一点历史考察。不过,这后来的考察活动,似乎都不如他在1932年那次那么密集投入。罗香林以这段时间搜集的材料为基础,在1933年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并陆续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民族特别是客家研究的著作,堪称客家研究的鼻祖。本文运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罗香林手稿及其已出版的著作,集中探讨罗香林在1932年所做的调查访问活动,理解他是在怎样的学术氛围下,通过什么渠道、运用什么方法进行考察,并探讨这些田野考察活动对他后来成书的民族学著述有何影响,目的是通过一个学人少壮时期的经验,管窥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社会学术发展之一斑3。

 

罗、史二氏合作进行的人种学调查

        于罗香林来说,华南族系的调查,是他“几年来所抱的宏愿”。他在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士学位后,便“直升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粤源流问题”,导师为顾颉刚和陈寅恪4。同年冬,他草拟了一篇客家调查的计划书,后来他认为,这篇计划书中以下一段话,最能代表他对民族调查的意见。他说:

        不佞之意,以为客家问题,确有探究必要,弟此种工作,当以实地检验为先。盖民族研究,其唯一用意,在于明其活动之种种景况,而此种种景况之所以构成,则与其族诸分子所具生理要素,及所值文化自然之环境,有绝大关系。任何民人,莫能离生理要素而言生存,亦莫能离环境影响而言活动。故欲研究民族问题,自当检其人种,验其生理;察其社会,窥其生活;探其环境,究其影响;考其制作,衡其文物;咨其宗信,明其教化;览其述作,覈其思维。夫然后乃得综勘比观,表其活动发生之因,穷其兴替得失之蘊,参合至理,谳其特性。若乃舍此不务,而徒斤斤于主观之臆测,或传闻之是书,谓其结果,可以不流空疏寡要,吾不信也。5

        罗香林曾经把计划书送交几个学术机构申请赞助,但“事不凑巧,以值国家多事,几个学术机关,均以经费支绌之故,原则上虽赞成此种调查,而事实上则无能为力”。也是在1930年冬,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通过了请罗编辑《客家史料丛刊》的议案,他随即写定“编辑客家史料丛刊计划书”及“征集史料启事”,印刷分发,得各地客家人士赠以各种材料,至1931年5月,已得稿15万字,本拟付印,却值父亲病危,在6月赶回故里时,父已辞世,“自遭大故,乃请假休学”,印书之事,又一时搁置6。

        1932年1月,罗香林返回清华,拜见导师顾颉刚。顾在1929年已加入燕大,成为国学研究所的一员7,乃鼓励罗香林转学燕京,因为“待遇可较清研为优,且以经费充足之故”,罗亦应允,顾即写信引荐他拜访时任燕京大学历史教授及研究院文科主任和导师的洪业8,洪与罗会面后,“谓适有协和医科教授西人史蒂芬生博士(Dr.Paul Huston Stevenson)将往广东福建二省,测验客家,民黎人福老诸人种,甚欲得一熟悉华南民族情形之学者,以就询一切进行测验之事宜”。洪业未几即带罗香林与史蒂芬生在六国饭店会面,商议协往华南事宜。罗香林对此次会面记述曰:“史氏云彼此次南下测验,实受中央研究院委托,中央研究院,近以经费不充,仅允给彼旅费七百五十元,不敷之数,须由彼自己筹给,因自己已不敷用,故不能复资助他人也,但此次所得关于人种测验之报告及多项data,可以供余自由取用云。后由洪氏声明,谓此次燕大派余协往调查华南诸部状之语言(尤注重客家)文化,实未尝希望其他私人事以津贴,关于余之用费当由燕大国学研究所调查费项下及余scholarship应得津贴内支给云云。”在随后与史蒂芬生相处的过程中,罗了解到他和妻子居中国已十余年,“能操北平语,史氏更能识中国字若干”9。

        罗香林旋又与史蒂芬生到地质调查所拜访丁文江,丁对其工作表示赞成10。丁文江一向对人种学甚感兴趣,曾在1928至1929年间,与史蒂芬生共同进行民族测量。1934年,丁、史与李济3人,共同当选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社的理事会理事,可见丁史二人既有合作经验,国际学术地位亦不相伯仲11。人种测验是当时希望能向自然科学靠拢的人文社会学者非常推崇的一种研究方法,不但人类学家奉为圭臬,就连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都跃跃欲试。学生时代身处清华燕京的罗香林,大抵很难不受这样的学术风气影响。

        关于这次罗、史二人合作的消息,在1932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国内学术界消息(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至四月)”一栏中亦有所披露,其中以下数行,也许最能够反映以洪业和顾颉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对此次调查的期许:

        本校国学研究所特派罗香林君前往闽粤二省调查南疆部落,蛋黎猺诸民族

        闽粤二省,民族复杂,,民、蛋民杂处,黎猺汉各族同居,而汉族又可分为客家、福老、广府(又称本地)、福州四系;而语言习性各异,国人鲜有注意之者。西人虽间有记载,然皆有所锢蔽,非失之穿凿附会,即病于传闻失实,求其真能暴露华南诸族诸系之真象者,戛戛乎其难觏也,国学研究所以华南民族在学术上颇为重要,非积极提倡研究与调查,无以引起国内外学者之注意,以促成华南语言、文化、人种,及其与中国北、中二部之关系等诸问题解决。12

        上述“国学研究所以华南民族在学术上颇为重要… … ”等语,表达的不仅是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主要人员的心声,呼应的更是当时不少中国历史学和民族学者的追求,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傅斯年在1928年发微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延续13。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虽以“国学”为名,但正如桑兵所言,“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在1928年建立国学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非基督教运动所作出的“中国化改革”的行动之一,其确定的国学范围包括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和美术,其成员不是留学英美,就是肆业异域,或至少是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在学术上积极求新者14。必须注意的是,洪业“一向就反对国学研究这种观念。他觉得学问应没有国界,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15。未几,对燕大的国学研究发挥着主导性影响的,正是洪业这种主张,加上竭力推动民俗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顾颉刚亦是国学研究所的一员,罗香林进行华南民族调查,得燕大国学研究所资助,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做好这次人种调查的工作,罗香林在出发前订定了一个人种测验表格,内分“量度”和“观察”两部分16,具体项目可简列如下:

量度

观察

        体格

        (身高、坐着时上身的高度、臂胸伸张的总长、胸围)

        面部

          (颔距、脸长、前头最狭度、面部最广度、下腔骨宽度)

        手部

        (长度、广度)

        毛发

        (性质、颜色、髭鬚、体毛)

        鼻部

        (鼻梁、鼻孔)

        头部

          (纵度、广度、高度)

        鼻部

          (鼻高、鼻幅宽度)

        皮肤

          (显露于外部,不显露于外部)

        眼部

          (颜色、形状、摺痕等)

        耳部

          (外壳最下部的垂肉)

        颚之角度

        颔之突起

        牙齿

这个表格的每个项目又再分为很多细项,每一细项皆中英文并陈。大抵是为了准备这个表格,罗香林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了5册20年代出版的英文著作,包括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所著的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和Ethnical Unitand Milieu:A Summary of the Ethnos,Chili(李济)的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Raymond Pearl的Studies in Human Biology,和一本作者不详的Introduction of [to]Social Anthropology17。当然,在清华大学念本科的罗香林,对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自然不会感到陌生。还在清华念书的时候,罗香林欲以“客家概述”为题写作论文,曾就教于李济,李告诉他:“近亦颇测验客家人种,惟data尚不足,不能写为专书”,且取出一“人种量度器”,量度罗香林的头部,说他是客家籍人,“一望而知其physicalcriteria之不与华北人相同也”18。这“人种量度器”,很可能就是现在翻译为“人种测量仪”的anthropometer。在罗香林的读书笔记和出版著作中,列举了一些英文的人类学著作,也记录了包括anthropometer在内的各种体质人类学使用的工具和调查方法19。在这类著作的作者中,以俄罗斯科学院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中国最有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史禄国已在华南和华北地区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调查,其英文著作亦在上海出版。从史禄国的著作的参考书目可见,当时体质人类学研究在中国已蔚然成风,相关的成果也在中国刊行的医学、地质学、自然科学和其他诸如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学刊相继以英文发表20。可见,罗香林要认识人种测验的方法,在当时的学术围下,是有许多渠道可循的。

        在采样方面,罗与史氏商量的结果,认为“最便当的还是挑选士兵为妙,因为他们的体态比较与农工阶层中人相近,而又易于找集,只要官长命令一下,他们便都一个个的肯给你量度或观察了”21。据罗香林说,他们原以为可作为测验对象的驻沪十九路军,“其主脑陈真如(铭枢)为合浦客人,所部中下级官佐,及士兵,亦多客籍中人”22。可惜,由于战事的关系,他们在沪的工作无法开展,罗遂于2月17日从天津乘船赴粤,史氏则先去上海再赴粤与罗汇合23。

        在罗香林由津赴粤的旅途中,有一个细节颇值得我们注意。在船上,罗结识了一个陈姓广州人,自上海避乱来津,乘船返粤。陈君“家人凡七八,其小者颇解沪语,与余言日兵击上海事。余命之教余粤语,彼等皆羞涩不敢言”。后来,罗又认识了正赴粤到中山大学上任社会学系主任的黄凌霜,二人与数名中山大学学生在轮船启程前同游塘沽,但“诸人皆操粤语,于余与之操国语者,或不无隔阂之处”24。似乎是在其后的旅途中,罗向陈氏一家学习广州话,他事后说:“费时四五日,我渐能以广州方言和同船诸广州籍人作简单的谈话了。这是预备到广州测验人种时用的。因为人种测验和研究,最要紧的还是比较工作,我们这次的测验,不仅限于客家民系,就是操广州白话的所谓本地人和汉族以外的水上蜑民,都在测验之列。”25这个细节不但说明罗香林对是次人种测验何其认真,更反映了一个事实:尽管罗香林壮年以后的事业主要在广州发展,但他在兴宁出生长大,至20岁离家到上海攻读中学,22岁北上清华大学肆业,至28开始进行人种学民族学调查前夕,他是不会说广州话的。

        1932年的广东,实际上由军事领袖陈济棠统治,罗香林虽年资尚浅,但其在广东的一些人脉关系尤其是同宗和同籍关系,多少为他提供了一些研究上的方便。罗在2月26日抵达广州后,即至中山大学找旧友陈子明,并晤该校教育系主任庄泽宣,当晚与史氏在大学汇合后,即相约于2月29日与庄泽宣同往第一集团军总指挥部,拜访陈济棠,商议往位于广州近郊燕塘的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测验客家军士事宜26。从罗香林的记录看,陈济棠似乎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派总指挥部的副参谋长、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中将副校长兼高级军官班主任杜益谦出见27。史氏亦有备而来,马上对杜出示孔祥熙的介绍信,请其转呈陈济棠。最后杜氏答应在3月1日带他们前往燕塘军校进行测验。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是陈济棠在1931年在第八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校址位于广州北部距市中心约13华里的沙河市北的燕塘,分学员班和学生班,规模颇大,可容集训员生二千余人28。

        罗史二人抵达军校后,杜氏派医科主任陈汝棠招待他们,并召集诸客家籍学兵,给他们测验。罗香林记录谓:“陈氏态度甚好,能操流利的客语。据说:`军校学兵共三千余员,属于客家籍的,约占五百人'云。”罗香林没有说明这五百多名“客家籍”的学兵的“籍”一开始是如何界定的,反正就是在这样的前设下,当天他们在该校军医处开始进行人种测验。协助他们工作的有罗的旧同学李凤廷及广州冯某,都是军校医官,共测客家籍学兵约20名,罗又记曰:“就中有东江某姓士兵二人,其头面眼鼻所表现的特征,颇为奇异,史氏曾加以摄影。”29但到底他所谓的“奇异”是指什么,于他对人种学的认识有何启发,罗氏则没有解释。

        尽管有杜氏的引介,罗、史二人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阻碍的,遇到这些情况,罗香林的同宗关系似乎又发挥了作用。3月2日,他们在军校测验,得客家籍兵士十余名,然而,据罗香林说,“军校每日有固定功课,欲给他们随时测验,必先出示停课,当事诸人,似以我们前去工作,有点不便”。此时,罗香林又会见了第一教导团团长、第一集团军第三师少将参谋长罗策群30。罗香林后来忆述说:“罗团长本为我的族人,覩我来,且大喜,我乃介绍史博士与他相见,并请他允我们到团部测验人种。”就是因为这同乡关系,罗香林得到一些方便,把人种测验的活动转移到位于燕塘隔壁的第一教导团团部去。他们对70多名客家籍兵士进行了测验,连同在军校测验者共105名,而“广府本地籍”兵士,则共测验了100名。“其体态及头面特别可以注意的军士,则加以拍照。”31

        就广州疍民的测验工作来说,罗史二人采取的策略,也是通过公安机关帮忙安排,但水上居民毕竟不是军队,要集中起来且服从指挥并不容易。3月10日,他们到了管理珠江部分水面的广州河南海珠警察分局,会见了局长魏任民,魏是五华县的客家人,对罗等人颇为客气,即便如此,这次罗史二人的工作仍然不容易展开。“顾以蜑民不易召集,虽各给饮茶费二角,是日肯来应我们测验的,也仅可二十人罢了。蜑民大抵以操舟为业,我们所找的样谱,可说是工人。”32

        体质人类学将人物化为可量度的对象,毋宁会对当事人造成干扰,于研究者来说,也就意味着研究不能顺利推行。3月11日,魏任民派电船一艘,送他们到疍家紫洞艇,“由警兵二人宣达我们测验蜑民的意义,并劝他们给我们测验。诸蜑民起初以为奇异,男男女女,挤拥前来,好像看热闹似的。其后叫他们受测,则又各存羞涩,恧缩不前。经二警兵多方劝导,并请该紫洞艇主人先为之倡,诸蜑民始渐有肯给我们测验的,然而至终亦仅得十数人而已”。当日下午,他们又把目标转移到泮塘的福音船,“原欲请该船传教牧师,代我们召集蜑民,前来受测,无如该牧师亦一时无从召集”,再把他们转介至东沙启明福音船请某女士帮忙,结果又是到访不遇,工作无法展开33。

        最后,他们还是求助于与军队异曲同工的另一种纪律机构———监狱。以犯人为测试对象似乎是当时体质人类学一种常见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方法和学理上的问题在当时已有所讨论34。罗史二人在3月12日到了维新路的广州市公安局,“测验诸犯罪在牢的蜑人。以该局所押犯人无多,故仅仅测得八名而已”35。换句话说,连日来他们进行测验的疍民数,大抵不超过50名。

        罗史二人的合作,到此也告一段落,原来他们计划是“以客家、福老、本地三系,及蜑民、,民、黎人三种,为工作的对象”,结果,由于时间不足,他们共同合作进行测试的人群只限客家、本地、疍民3项,其余3项则由史氏独立去做36。3月14日,史氏往北江游览瑶山3天,没有测验,便回来转船往海南岛设法测验黎人去了37。罗香林则计划从当天起,开始单做客家调查的工作。

       

罗香林独自进行的民族学调查

        结合罗香林未出版的札记和在1959年出版的《大地胜游记》一书来看,可知他与史氏分手后,先是在广州珠江水面对一些疍户进行调查,然后才北上到曲江、始兴、南雄等地(罗沿用旧式地名,在笔记及著作中往往统称之为“韶州”)考察。4月1日12时半,他坐大艇自广州天字码头“落艇”(即登上一疍家艇),与船家交谈。“据蛋妇云:每日载客多可1至2元余,少则八、九角而已,其人共管艇二个,此外尚有一沙艇也,一家六口,平日收入除食用外,稍有些少仍[盈]余也。”他又得悉“此艇每月码头捐二元、牌照二元、警费一元”,而各种不同的艇(沙艇、花艇、紫洞艇,以及专门载军队的艇)的收入和所需缴纳的捐支亦各有不同,其中又以“紫洞艇形制最大”;“沙艇不凖[准]艇妹打麻雀,艇妹只负招呼之责”,而“花艇中妓女,客住夜须十二元,白天接客者甚少,晚间先打粉后接客”。对民间民俗的兴趣,自然使罗香林询问许多有关礼俗和宗教的问题,他得悉:“沙艇新落水必先行礼,客多贺以幛。”“沙艇必供神菩萨,落水必先供神,第二天请客。”“艇中必供菩萨,或龙王或观音,无供天后者。”对于他们的宗族观念,罗香林得到的答案是:“其宗支系统一代讲给一代知,无祠堂,远至四五代,则不知其祖先矣”,且是“不知初祖为何人”的。罗香林大约花了3个小时左右完成这些访问。下午4时,他即上陆参观市立水上学校,并把他们的上课时间表记录下来。晚上8时,再到长堤区氏沙艇访问,“其人年约二十岁,初怀疑吾人之工作,经林三多方解释,始渐置信”。罗香林随即就船制、婚俗、衣饰、生命周期等问题作了访谈。从其札记看来,罗香林这次蛋户调查,似乎以访谈居多,没有做什么人种测验38。

        4月中旬,罗香林就开始北上进行客家的调查工作了。他在4月19日[《大地胜游记》作4月15日39]早上从广州黄沙车站出发,当天下午即抵达曲江,再入市区。翌日填公文二份送呈曲江县政府和省立第三师范,请为保护调查和代为收集材料。几经介绍后,罗香林认识了籍在曲江、出任县教育会常务委员的德华女子学校教员李宗尧,李比较熟悉当地的文献,对罗香林客家调查的工作也表示支持。关于当晚的安排,罗香林还提到:“是晚并由百昌通主人罗质彬先生,介绍与曲江人张尧阶先生及其侄毓秋先生相见。二先生皆为曲江闻人,我乃出各种启事,及调查计划书,请他们赞助。”40我们可以估计,罗、张等人是商人,而罗质彬与罗香林份属同宗,很可能是客家人。

        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学生,罗香林相当重视文献的收集;对民族学的兴趣,也使他注意到风俗物的搜集。4月21日[《大地胜游记》作4月17日],他参观了曲江县几间学校,到德华女校拜访了李宗尧,在札记中,他记载了曾托连阳化瑶局长林国棠,于连属代其收集多种风俗物品41。翌日下午,他与罗质彬的堂弟亚兰,“往各地访求各种碑刻,及曲江人的著述和家谱”。鉴于曲江县治安不靖,罗香林“原想请县府派警士二名,护我落乡,无奈,事不凑巧,旧任县长已先期离职他去,新任陈某,又迟迟未至,县署属员既是不肯负责,那只好自己择定比较安靖的乡村,作局部的调查去了”42。4月23日[按《大地胜游记》推算则为19日],罗出发往位于曲江县南面45里的马坝圩,调查环圩各村的风俗,查询了到该圩做买卖的人来自哪些村子,他认为,当地的住民是“纯粹客家,与县治里五方杂处,语言俗习,皆杂糅而不可究诘的,实有天壤之别”,所以他把马坝当作“曲江客家的代表”43。

        以上有关罗在马坝圩的活动,是结合他后来出版的《大地胜游记》和当时的札记综述的,部分札记的内容,后来并没有出版。按札记,他在23日晚上宿于拖艇之上,“船小人挤,空气浊翳,闷极之余,乃与林君同步上岸,循新东门歌声所自来,信步至一诸青楼及花艇停泊之所,按部徵歌,灯光煌耀者,凡三四艇(余艇无生意),每艇妓女五六人,拉絃者拉絃,清唱者清唱,而三四琴师鼓手锣错杂耍闹其间,其唱情殊不减于海珠听曲也”。他又了解到,“艇中诸妓悉水上人,粤班也;其岸上诸青楼皆外江班,大率湖之衡州人为多,开开牌费一元四角,林君颇欲往试,顾以事未果”44。其实,罗香林这次韶州之行,除了调查客家之外,对船户也依旧注意,他了解到,“自南雄经始兴而韶州而广州,舟楫之利,悉为水上人所操持,自粤汉铁路兴,船户失业者凡二千余家”45。这段“按部徵歌”的经历,既是罗香林在曲江继续其对水上人所作的调查工作,也可以说是他的一段少年逸事,当年记在笔记本里,近30年后正式出版时再没有提及,自然可以理解。

        较诸在广州进行调查而言,罗香林在曲江等地的工作,由于治安不靖的关系,更难开展,他许多文献收集工作,似乎都只能托人代办。“在曲江县工作了八九天,虽不能说一无所获,然到底离自己的期望太远了。这全是因为没有保护,不敢多落乡村的缘故。”4月24日到始兴考察,是在县长派出15名警卫队员保护的情况下入境的。翌日拜会了“于客家问题的研究与调查,非常热心”的始兴县立中学教师何励修,罗香林记载此行说:“因为要叫他的学生代我收集各种材料的缘故,所以又在他们做纪念周时,特地请我演说了一点多钟,题目是广东民族的研究与调查,我说完了,并稍稍补述燕大国学研究所几年来,对于华南民族研究的提倡和成绩。”在环城附近,罗曾三度拜访始兴名宿陈觉先,也是为了要向他搜集各种文献。罗香林当时的体会是,始兴虽较曲江安靖,但有很多乡村还是非常偏僻,林木茂密,常有小股匪徒出没,“要去调查,总得带点枪去,多带些么,居民望着,早就害怕得不敢和你说话了。少带点么,诚如某先生所云:`三支两支枪,饵盗则有余,防盗则不足也。'真是没有办法,只好不去了”46。

        由是,罗香林接下来的调查安排是,尽量在有军士保护的情况下到比较安全的乡村考察,到达当地后,除了观察当地风俗,访寻古迹,搜求碑刻外,还托当地人代为搜集文献。在始兴县的新村,他5月3日晚在何氏宗祠借宿,“有小学生何卓材,及其友聂发永,且为代借山歌钞本三册”47。5月5日到达斗塘村,他“借林氏族谱稿本一册以归”48。在顿冈圩,他向民团分局寻求保护,请小学校长代为收集材料,更碰到在南雄和韶关一带做生意已有20多年的同族人罗逸臣,请他继续帮助收集材料,后来罗香林在南雄各乡做调查,就是罗逸臣代为安排的。5月10日返回始兴时,他手上已经有一些自各姓借来的家谱,从中摘取部分内容作札记了49。5月12日至28日,罗香林主要在南雄进行调查,做法也基本相同。

        罗氏在南雄进行调查的经历,其中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考察南雄珠玑巷的心得。他其后在《大地胜游记》相关的叙述,反映了其对史料(包括实物和文献)提出批判与怀疑。他注意到,珠玑巷的故事说的是南宋时代,但在南雄所见的三座分额“珠玑古巷”、“珠玑古楼”、“珠玑楼”的亭楼,“皆属清初石刻,或砖砌品,不足以窥见昔日的真况。惟巷的南端,离珠玑古巷亭楼的不远处,有元至正十年(庚寅)南雄路同知孙朝列重立高约九尺的石砌碑幢一座,可以玩味”50。他在札记里,还仔细记下了这座碑幢的尺寸和形制,并绘了草图51。据他听闻的有关南雄的传说,谓珠玑巷传说中宋帝所宠幸的宫人苏氏投珠玑巷古井自尽,后人怕其化为厉鬼,于井上砌石塔压之,该碑幢是“实物上的证据”。罗香林对此似乎也是存疑的;而对于各族家谱所记载的大同小异的珠玑巷传说,罗香林亦不完全认同,不过,他对于认为属“历史事实”———即“宋元之际,中原难民,至止岭表,多寄居其地,命曰珠玑巷”———的陈述,却似乎深信不疑52。他认为,“这段关于民族迁移的故事,虽现在尚有人在怀疑着,然究之实际,确是事出有因”。事隔40多年后,他在1974年出版《宋代南雄珠玑巷与民族迁移之关系》一文,用上当年考察得来的资料,发挥的仍是相同的观点53。

        罗香林在5月29日离开南雄,6月1日拜访曲江县县长陈氏,商派警兵保护落乡调查事,陈表示有困难,惟有放弃,自是数日,多在县城附近收集材料。6月6日,“往游曹溪南华寺,先期请驻防该县的教导团罗策群团长,派士兵十二名,护送出发”。最后在6月8日返回广州,结束他韶州考察之旅54。

       

实地调查对罗氏民族学著述之影响

        到底这次与史氏合作为时不足两周的人种测验以及他独自进行的一个多月的调查,对罗香林后来撰写的民族学论著有何影响?首先,由于取样不足,资料不全,使得罗香林难以真正使用这次人种测验的材料,而只剩下一些大体的印象。他在1933年发表《古代越族考》一文,就曾提到该次调查“所曾测验量度的人数,到底还不很多,材料不够,不敢遽然用以比验安南的人种,只好暂时把越族人种形态的问题搁起不谈”55。他在该文通篇采用的材料,主要还是二十四史、《淮南子》、《水经注》等传统文献。至于以客家人为对象所做的人种测验,罗香林也认为,他和史蒂芬生“虽说也曾测验得客家籍士兵足一百名,可是因种种关系,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把所得的材料,整理就绪,而且仅有一百名的材料,排比起来,统计起来,恐怕还是不容易得到一个确切的指数”56。至于在客家地区所做的调查,他事后亦检讨谓:“本想将闽赣粤各客家居地周行一遭,结果都因种种不可幸免的束缚,不能依计进行,只到了广东东北二部。今兹论述客家居址问题,只能根据各地志书及谱牒,以及个人亲向客家人士访问所得的消息,与夫其他零星记载,以为排比的资料。”57从他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可知,他也利用到在调查过程中搜集得到的族谱资料,而有不少口述资料则是他父亲生前提供的58。更可惜的是,他1932所做的调查资料后来因战乱散失了,在1950年写就的《中国人对于眼鼻头发等等的看法》一文中,罗香林提到“后以抗战军兴,广州沦陷,所测验获得之图表,未及迁出,为日军所  ,竟未能撰为专书,良可惜也”。到了这个时候,当年的调查给他留下的印象,似乎只是水上疍户的“鼻幅较宽,鼻梁较短,鼻形指数多在八十五至九十左右,鼻长与鼻宽,其数字距离甚近,鼻子形状,望之若等边三角形焉”59。到底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罗香林并没有多加说明。

        从今人的眼光看来,罗香林和他同时代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的研究者,都可以说是犯了“循环论证”的毛病———他们是先设定了种族分类,再按照这个分类取样进行抽样测验。其实,罗香林在进行调

        查时,某些经验、感想甚至“客观”的调查结果,对他们这种“先分类,后取样”的研究方法或多或少已提出质疑和挑战,只是当时他不一定意识得到。上文提到的他在1932年3月初在军校进行调查时,发现“就曾经测验的一百本地兵士而论,其籍在合浦灵山等县者,眼睛鼻子的表象,均与猺人相仿,这是汉猺混化的结果,不足为奇,又籍在广州附近的本地籍兵士,则每有与水上蜑人相似的特征”60。可见,体质人类学调查的结果恰恰告诉罗香林,人种的差别,本来就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对当时通过广州河南海珠警察分局对疍民所进行的调查,他事后曾这样评说过:“蜑民大抵以操舟为业,我们所找的样谱,可说是工人。”罗香林这几句按语其实可圈可点———如果“疍民”这种身份很大程度上乃由其职业和居住性质所界定的话,那么,当他们不再操舟为业、不再栖居船上,过了几代之后,到底还算不算“疍民”呢?还是只能按其职业归类为“工人”呢?这样的问题似乎在罗香林的脑海中是曾经一闪而过的,但最终都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

        此外,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语言混杂的现象,也是罗香林难以忽略的,他曾说:

        南雄,曲江二县,我曾亲往调查,二地各乡全为客家,惟南雄城内颇杂湘赣系人,语言不与客家相似,亦不与广东本地系相似;曲江水面则多蛋民,其固有语言,非普通客人或本地系人所能懂,但那些蛋民,大体都能兼操客语,或本地系白话;曲江市内,五方杂处,惟大部分的住民,均与蛋民血统有关。据曲江各乡客人传说,该种住民原即水上蛋户,后以时局转变,相率登陆,渐次把持各衙门吏役,至今征收田赋的小吏,还是蛋人居多。他们登陆后,因与本地系客家系相接触,日用语言,逐渐变化, 至近代,遂成立一种特别的方言,只通行曲江市面,与客语,本地语,水上语,均不相同;可是普通曲江市住民,大抵都能兼操湘赣系蓝青官话,以及客语本地语等等,他们说话的本领真比任何地方的人都好。61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罗香林也应该体会到,他的“观察对象”常用的语言并非与他设定的族群分类相一致。罗氏在1932年4月22日在曲江与连县八排瑶民代表唐曜英的会面,很可能就有点让他出乎意外。当天下午,他在友人吴嘉谟的介绍下,与出席西北绥靖会议的始兴县县长林公顿会面,在同一个场合中,还见到这位唐曜英。大抵出于之前进行过人种测验的工作习惯,罗香林注意到唐曜英“头的形态,虽说和我们汉人,微有几分差异,然能用客家话和我们谈论,他们以客家话为唯一的汉话,因为他们的邻居,大半都是客人,而且要和客人通工易事,所以很受客家的同化,比较开明的猺民,出外应酬,都是喜欢用客话的。他告诉我许多关于开化猺民的意见,不知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林局长教他说的”62。罗香林这番描述,意味着他以为他认定的“瑶民”,说的应该是其独有的“瑶话”,他们一旦讲“客话”,他就认为是受“同化”的结果,而没有想到更多的可能性。

        无独有偶,1933年罗香林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编辑时,曾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其中有提问曰:

        其次有一问题,亦殊值得吾人注意,与奇怪。桂省桂平一带,大山中分布苗猺民族甚夥,其中有板猺人,颇受王化,比较接近汉民,故一切习俗礼制,颇有汉人之风。该猺酋有李荣保者,数月以前,已受桂省当局招抚,居然至南宁,谒见李白两总座。除声言归化外,并领枪械甚多,愿任维持地方治安之工作。其在邕时,颇受各界之欢迎,在席间演说,均以客话讲解。此种奇怪之事,殊令人不解,吾兄研究客家问题有素,客族与猺人有何关系?可否抽暇见示?63

        从今天我们熟悉的学术观点出发,就上述的现象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另一个假设:在某个特定的地域中,被标签为“瑶人”的人群,其向来使用的语言很可能与研究者认定为“客家”的语言没有很大差别,反之亦然;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该地“客家人”和“瑶人”之区分,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人为地造成的,换句话说,“混化”方为常态,清晰的区分不过是人为的结果。其实,如果我们读回罗氏早年的作品《广东民族概论》,就知道他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各“族”混化的现象。在《广东民族概论》一文中,罗提到,根据血液调查结果显示,“福客虽尝杂有畲民的血分”,但他还是认为“较之长江以北的汉族,[福客的血分]仍是纯粹得多”。另一方面,他认为“广府”一族,从历史上看,并不是“纯粹的民族”,之所以呈现出比较“纯粹”的血分,是因为与“广府族”发生混化作用的“旧日粤族”的智力体力均不若广府族之故,其“劣性为广府族人的优性所抑制,所生子女,体中虽潜有劣性恶质的系统,然其表现则类为优性”64。罗氏这样的观点,意味着他认为先有各种“纯粹的民族”(如“汉族”,下分“越族”、“广府族”、“客家族”、“福老族”;“苗蛮族”,下分“苗族”、“瑶族”、“壮族”、“畲民”),后来这些民族“混化”,才出现血分“不纯粹”的现象。

        这种“纯粹性”的假设与他后来提出的“汉族乃是混合了无数民族民系的血统而成形的一个住在东亚的民族”的见解似乎是相矛盾的。他在1933年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出,所谓“汉族”,是个“包罗万有的混血人群”,只是秦始皇“着实的给-统一组合,书同文,车同轨,民同俗,政同君,好容易造成了一个大家利害相同能够发生群体情操和意识的人们集团”65。可见罗氏的所谓“族”的同一性,更强调的是其主观的“情操和意识”,以及“书同文,车同轨,民同俗,政同君”这些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元素。其实,罗氏也并非没有尝试把学术概念和政治理念予以区分,在其手稿《华南诸族系调查与测验纪略》中,他曾经这样提到:

        我们原拟以客家福老本地三系及蛋民,民黎人三种为工作的对象,前三系均为汉族,不过语言各殊,习性稍异,为便于学术的研究起见,所以特把-权为分开。后三种为汉族以外的民族,虽说与汉族同为组成中华民国的一个分子,自政治上的眼光看来,是绝对不能把-们和汉族分开的;不过,-们拥有的文化,多少总与汉族的文化有些分别,至于人种上的分野,那就更不容我们否认了。66

        然而,在处理己身所认同的“客家族”的“纯粹性”时,罗香林把他那套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逻辑倒过来了,并且创制了“民系”这个概念,来解释广府、客家和福老同为“汉族”却在方言风俗等方面各有不同的现象。他在同年(1933)发表的《民族与民族的研究》一文中,就说明“`民系'一词,是我自己杜撰的”,“民系原为民族里头的各个支派”,这是因为“一个庞大的民族,有时亦会因环境和时代的变迁,逐渐分化,成为若干不同的系派”67。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他用了“民系”这个概念,开宗明义地说:

        南部中国,有一种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有为的民系,一般人称他为“客家”(Hak-kas),他们自己也称为“客家”。他们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也是中西诸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极为注意的一个汉族里的支派。68

        罗香林这几句或许不太经意的开场白,却是当时甚至今天的学者把“客家”这个概念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并用甚至混同的一个典型。“客家”可以是“一般人”对他们认为是“客家人”的他称,可以是自我认同为“客家人”的人的自称,也可以是“学者们”基于当时流行的民族理论而使用的具有本质化意味的一种分类名称。这样的叙述的缺失,在于没有说明何时何地何人称他人或自称为“客家”时到底意指为何,这也是罗香林所说的包括自己在内的“中西诸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对他们所相信的民族学理论反省不足,对他们所做的人种学调查未能充分利用的结果。

       

结语:20世纪中国新史学背景下的人种调查研究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谓过去史家的弊端之一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69。到了20世纪30年代,梁启超所指出的这个弊端可说是已经扭转过来了,我们只要翻阅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国出版的学术刊物,就可以看到各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调查报告,已是汗牛充栋,而史学家也深受这股调查之风的影响,青年时代的罗香林在1932年所做的调查,只是当时这各色各样的调查之一。

        与此同时,正如陈世松认为,罗香林的客家研究是在梁启超号召下的“国族主义”建构活动以及在胡适号召下的“整理国故”活动的史学思潮下进行的70。这两条思路,有助于我们简明地理解当时诸多历史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实践。本文的讨论,具体地展示了罗香林的人种学和民族学调查活动如何在以充满悖论的“国学”概念为名的研究机构的赞助下开始,如何在到了民国时期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客家认同感的支持下进行,而这些研究结果有可能展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如何在“`中华民族'下分`汉族'与“非汉族'”这个政治-种族框架中被忽略或诠释71。

        罗香林视为导师的陈寅恪,在1942年完稿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说过:“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72陈寅恪这番见解究竟在清华任教时是否已经发微,笔者一时未及查考,但从罗香林的研究过程和成果看来,由于他受到人种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在辨析“汉人”与“非汉人”的分别时,血统却变得较文化重要,而人们主观的文化认同———也就是上引陈寅恪语的两个关键词:“化”和“目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是罗香林一人之缺失,亦不能说是当时中国学者之疏漏,而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人文科学追求“客观”、相信“分类”的普遍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经过了30多年几代学人的努力与交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学,可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梁启超在世纪初就已经提出的“新史学”理想,而罗香林正是这滚滚的新史学洪流中竭力而为的青年学子的最佳例证。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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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8-08-1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批准号:05JZD00011)

         作者简介:程美宝(1968-),女,广东中山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275)。

        1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初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1页。

        2 罗敬之:《罗香林先生年谱》,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第22页。

        3本文有关罗香林在1932年间进行的考察活动的叙述,乃综合其手稿及后来出版的数种著作,包括上引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大地胜游记》(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9年)及《民俗学论丛》(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等,整理而成。除直接引文外,不逐一注释。凡有“罗”字编目者,皆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之罗香林手稿,以下不赘。本文涉及少数民族的用字,按现代学术出版原则处理,凡直接引用自原始资料者,则按该条资料原有的写法,不擅加更改。

        4罗敬之:《罗香林先生年谱》,第18页。

        5罗香林:《乙堂扎记》,罗260-17,vol.11,“华南诸族系调查与测验纪略”。

        6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33页,注56;《先考幼山府君行述》,载氏著《乙堂文存》,希山书藏印行,第29-30页。在《乙堂扎记》(罗260-17,vol.1)中,黏附了一张广州双门底粤东编译公司在1931年4月13日发出的订单,说明是罗香林委印“客家调查计划书”200张及“征集客家史料启事”300张,如果此时才首次印刷这些启事分发,大抵不可能到5月便“得稿15万字”,此处可能是他征集了一段时间材料后,再印刷传单广为征集,也可能是他记忆有误。

        7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8洪业当年情况见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9此段全部引文出自罗香林《南行日记》,罗090-17。

        10罗香林:《南行日记》,罗090-17。

        11丁文江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1934年6月成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见胡适:《丁文江传》,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2页;王仰之:《丁文江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2、61页。丁文江与史蒂芬生等人进行民族测验的结果,似无正式发表,有关丁文江这方面的事迹,见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吴定良:《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第15-19,28-29页。

        12《本校国学研究所特派罗香林君前往闽粤二省调查南疆部落,蛋黎猺诸民族》,《燕京学报》第11期,1932年6月,第2343-2345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3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曾提到:“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广东省内及邻省有很多种的方言,可以每种每种的细细研究,并制定表式,用语音学帮助,作比较的调查。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该文刊登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5月,第3-10页。

        14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3、17、19页。关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

        的详情,可参考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章。

        15陈毓贤:《洪业传》,第107页。

        16表格内容收入于《乙堂扎记》的“华南诸族系调查与测验纪略”和后来出版在《民俗学论丛》一书中的附录部分。

        17罗香林:《南行日记》,罗090-17。

        18李济似乎曾经“观察”过陈寅恪的头部,认为他的头部特征,与“纯粹客人相同”,这次观察似乎是他在清华时做的,至于何谓“纯粹客人”的标准则不详,见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33页注58及第275页。

        19见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8,成文时间不详,相信是罗香林在30年代前后对体质人类学较感兴趣期间所作的读书笔记;其他他曾参考过的人类学著作可见其于1929年在《民俗》周刊出版的《广东民族概论》一文。

        20见S.M.Shirokogoroff,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5.

        2125罗香林:《民俗学论丛》,“附录:在粤测验人种纪略”,第206页。

        2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172页。

        2324罗香林:《南行日记》,罗090-17。

        26第一集团军是陈济棠在1931年将反蒋介石的第八路军改编而成的军队,详情见李洁之、江荦:《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纪事本末》,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

        27杜益谦(1889-1958),南海人,香港皇仁书院、广东黄埔陆军速成学堂第六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毕业。1928年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少将政训处长、参谋处长兼军士教导队主任,1932年任第一集团军少将副参谋长,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中将副校长兼高级军官班主任。其简介见陈予欢编著:《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198页。

        28见李洁之、江荦:《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纪事本末》,第156-158页。

        29此段引文皆出自罗香林:《民俗学论丛》,“附录:在粤测验人种纪略”,第208页。

        30罗策群(1893-1937),广东兴宁人,广东黄埔陆军速成学堂第三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见陈予欢编著:《民国广东将领志》,第285页。

        31两段引文皆引自罗香林:《民俗学论丛》,“附录:在粤测验人种纪略”,第208页。

        3233罗香林:《民俗学论丛》,“附录:在粤测验人种纪略”,第209页。

        34参见S.M.Shirokogoroff,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tung Province, 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5,Ch.V.

        35罗香林:《民俗学论丛》,“附录:在粤测验人种纪略”,第209-210页。

        36此处有关其工作对象的族群名称与分类,严格按照罗香林本人的说法,引自罗香林:《民俗学论丛》,“附录:在粤测验人种纪略”,第210页。

        37关于史氏去海南做的调查及后来罗香林对人种测验的关注,参见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第175页。

        38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1,“蛋户探问记”。

        39关于此次考察的日程,罗香林的札记与其后正式出版的《大地胜游记》所记载者有出入,此处暂以札记为准,并以方括号注明《大地胜游记》所载日程。

        404243罗香林:《大地胜游记》,“韶始雄游访记”,第43,44页。

        41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1,“韶州访问记”。

        44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1,“韶州访问记”。

        45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1,“蛋户探问记”。

        46全部引文出自罗香林:《大地胜游记》,“韶始雄游访记”,第46-47页。

        47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1,“新村考察记”。这以后的札记所记载的日程与《大地胜游记》中的“韶始雄游访记”相符。

        48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1,“顿冈考察与调查”。

        49见罗香林:《大地胜游记》,“韶始雄游访记”,第48页。这些族谱的部分笔记可见于《客家各族谱乘叙录,民国廿一年人种调查笔记之一,家谱叙录》,罗221-37。

        50罗香林:《大地胜游记》,“韶始雄游访记”,第50页。

        51有关碑幢的文字记录及草图见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1,“1932年五月十七日珠玑访问记”。

        52罗香林:《大地胜游记》,“韶始雄游访记”,第50页。

        53见罗香林:《宋代南雄珠玑巷与民族迁移之关系》,《华冈学报》第8期抽印本,1974年。

        54罗香林:《大地胜游记》,“韶始雄游访记”,第53-54页。在同一本书的“曹溪访古记”中,却说是在5月29日出发并同日抵达南华寺的(见《大地胜游记》第29页),在手稿《自湞江返韶略记》(罗222-27)中,亦说是在5月29日到南华寺考察的,“曹溪访古记”写于1935年10月10日,很可能是基于《自湞江返韶略记》等草稿写成的;“韶始雄游访记”定稿日期不详,惟逐日记载比较详细,本文暂以“韶始雄游访记”为准,详情待考。

        55罗香林:《古代越族考上篇》,《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2期,1933年,第31页。

        56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24,93页。

        575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115页注3-5、7、8。

        59罗香林:《民俗学论丛》,“中国人对于眼鼻头发等等的看法”,第62页。

        60罗香林:《民俗学论丛》,“附录:在粤测验人种纪略”,第209页。

        6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116页。

        62罗香林:《大地胜游记》,“韶始雄游访记“,第45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3《关于广西客家通讯(李次民)》(1933年12月24日),《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2期,1933年,第112页。

        64罗香林:《广东民族概论》,《民俗》周刊,1929年,第63期。

        656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38,1页。

        66罗香林:《乙堂札记》,罗260-17,vol.11,“华南诸族系调查与测验纪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7罗香林:《民族与民族研究》,《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第39-61页,引文出自第47、61页。

        69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文集》之九,第10-11页,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北京:中华书局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1989年。

        70陈世松:《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建构对客家研究的影响———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63页。

        71关于近代客家认同的形成,本文并没有展开讨论,详情可参考拙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6-96、242-259页。

        7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