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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革命先驱邹鲁与中山大学

客家革命先驱邹鲁与中山大学

作者:无    来源:神州民俗(通俗版)2014年01期

       

        邹鲁是中山大学(前身为广东大学)的创办者,也是第一任校长。2004年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时,校方在图书馆五楼设立邹鲁校长纪念室,并立铜像以资纪念。邹鲁子女邹永和邹方向中大捐赠了邹鲁的部分遗物,包括书画作品、照片、来往信札,和邹鲁手书《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后记》碑帖原拓本2册。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见证了邹鲁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办中山大学的艰辛历程。

 

早年矢志办教育

        邹鲁,字海滨。1885年出生于广东大浦县城,父亲是个裁缝兼小贩,家境贫寒。邹鲁8岁入塾读书,常在塾舍附近的利群书报社阅览,从而获得新知识的启蒙。1903年,18岁的邹鲁进潮州韩山书院学习,不久返家乡入读大埔县学堂。他发现该学堂除算学、英文课程外,一切都依旧馆方式,还是背书、默写,便在一篇作文中发泄不满,老师看了大怒,说:“你说这学校不好,你有本事去办一个好的给我看!”邹鲁一想老师说得有理,就真的和同学在大埔办了一所乐群中学,开办经费仅有一个同学的哥哥捐助的4块钱,他们经过努力又争取了一些师友和亲属的帮助,这样一所中学堂便有声有色地办起来了,那一年他只有20岁。

        邹鲁经人介绍,加入兴中会会员尤列组织的革命团体中和堂,不久又加入同盟会。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邹鲁决定继续求学。1907年,他从家乡筹措到120元钱,约好5位同学好友,前往广州求学。他本意要投考师范学校,但到了广州却发现没有师范可考。当时潮汕、嘉应一带学子到广州的,都想进师范学堂,邹鲁凭着一股青春勇气和在家乡办中学的一点点经验,便提议在广州创办师范学堂。他在《回顾录》中说:“说来也许可笑,我是一个小县里生长的人,广州是一个初游的省城,人地生疏,毫无凭藉,竟倡议办师范学堂,谈何容易!但是我绝不气馁,本着满腔的热情和勇气,认定了我的目标,到处奔走宣传,请求人家帮忙。更拿我从家里所带来的钱,作为开办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偌大一座广州城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潮嘉师范学堂。”

 

求学和革命

        邹鲁办潮嘉师范学堂的同时,广东法政学堂创办。这是政府公立学校,除官员外,由每县保送2名学员,其余名额招考,但规定投考者必须有科举资格。邹鲁花10块钱捐了一个监生,考取了广东法政学堂,和教员朱执信、同学陈炯明过往密切,从此参加革命活动更加频繁。入学不久,邹鲁看到黄节编著的两本书——《广东乡土历史》和《广东乡土地理》,竟然称客家和福佬都非汉族。他认为黄节抹杀历史,有伤同胞感情,便挺身而出写文章与之辩论,引起所有客家和福佬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公推邹鲁出面与黄节交涉,直到黄节将错误言论纠正过来为止。这样邹鲁在广州学界名声大振,黄节对此并无芥蒂,反而与他成为好友。

        这个时期邹鲁与丘逢甲的友谊也值得一提。丘逢甲组织台湾共和政府,武装抵抗失败后退居广州,邹鲁慕名求见,谈话间丘发现邹虽出身贫家但有汪洋浩大气度,便抬头对他说“你从此就算是我的学生吧”。后来丘逢甲任广东省咨议局副议长,邹鲁任书记,两人一起共事,邹鲁受益颇多。

        1908年、1910年的广州起义,邹鲁都曾参加,失败后逃往香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邹鲁和姚雨平等在广东组织北伐军,姚任总司令,邹任兵站总监,随军经上海至南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邹鲁回到广东任官银钱局总办。1913年,邹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曾在国会以宋教仁被杀案质问袁世凯、赵秉钧,又提出弹劾政府违法大借款案,被人称为“捋胡须议员”,不久被袁世凯通缉逃往日本。

 

广东大学首任校长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对邹鲁颇为倚重,曾任其为大总统特派员,令其策动讨伐陈炯明。1922年,邹鲁又被任命为广东高等师范校长,因为时局不靖,经费困难,广州中等以上学校不是罢课就是停课,高等师范更因欠薪数月陷于停顿状态。邹鲁此前曾任财政厅长,他很快筹措一笔资金解决了高师的经济困难,使学校运作进入正常轨道。

        1923年冬,孙中山为北伐革命计,决定在广州创办“文武两学堂”,文学堂即广东大学,武学堂即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广东大学由邹鲁主持,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主持。邹鲁回忆:“十二年冬,有一天,总理召我往见。坐定后,总理就说:‘你办高等师范数月,成绩很好,现在广东教育,还没有完整的计划,我想把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政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起来,组成国立广东大学,你可即去筹备。’总理立刻就委我任筹备主任,负责进行。同时还提到广东工业学校和广州第一中学,亦由我去指导,使广东整个高等教育能在党的指导之下,免人渗入。”

        广东大学成立之初,校址在今天的文明路高等师范原址,校舍陈旧而逼仄。邹鲁受命筹备后,经过多次查勘,选定广州郊区石牌为新校址,但直到1933年3月他重任中山大学校长后才开始正式建设,1934年秋,农、工、理三学院先行迁入新校开学,并举行新校落成及文、法两学院奠基庆典,邹鲁为此撰有《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

        邹鲁后来回忆:“第二期建筑工程完毕,石牌新校的规模业已初具,当初荆榛遍地的荒野,突然变成堂皇的大学生区。当我前次游历海外,经过29个国家,每到一国,必定去参观有名的大学,现在根据这种经验来观察本校,自觉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

        1924年夏天,广东大学正式成立,邹鲁被任命为校长。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后,广东大学于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以为纪念。

 

救国也要有学问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邹鲁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委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因此他主持广东大学校务的同时,还要兼顾国民党的党务。因与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及汪精卫关系不和,他第一次任广东大学校长只一年多时间便于1925年9月离任。

        1932年2月,邹鲁奉命重掌中山大学。当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荒废学业已为常事。到任后发现教授和学生都没有上课,后来知道去开救国会了,他想:这种现象如不得到纠正,救国运动将成为害国运动。于是他召集各院院长和各系主任谈话,又召集学生会负责人谈话,告诉他们:“学生以读书为职责;就是救国,也要学问。学生绝对不该因为救国运动摊开学问,更不应因救国运动不守学校纪律。”学生被劝回正常上课后,邹鲁又设法让学校来领导救国运动,教师学生一齐参加,中山大学的抗日情绪更加浓厚。

        邹鲁在《回顾录》中,谈到他重掌中大时重点打击了两种歪风:一是学生择师,老师则借学生自重;一是学生在校外聚会时公然打牌。广州大中学校筹备联合运动会,在小北路宝汉茶楼聚餐,约邹鲁参加,他发现有两三台麻将,打牌的都是学生,而在场的中大体育主任并不制止。邹鲁大怒,没有吃饭便离开现场,回校后便对此事进行处理,因无法调查打牌的是否中大学生,便将体育主任记大过一次,扣薪水一个月。中山大学从此杜绝麻将之风。

 

学术为天下公器

        邹鲁对中山大学的教育改革,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视。早在出任广东大学校长之初,他便注意聘请有专门心得的学者为教授,当时易培基任孙中山驻北京全权代表,他同时委托易代为延揽北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

        邹鲁政务校务繁忙,但对前来教授随时接见。有一个时期,他每天中午分别约请各院系教授聚餐,以便了解各学科动态和教授们对教学和学术的意见,全校30多个系,轮流下来需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决定每周六增加一次学术讨论会,全体教授参加,由相关学科的教授作研究报告。时间一久,邹鲁跟全体教授都互相熟悉,相处融洽。

        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也是有声有色。邹鲁在任前后,语言历史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研究所等相继成立。1936年春天,奉教育部命令,中山大学将各研究所合并,编辑出版《文史汇刊》、《文科研究所季刊》、《史学专刊》、《民俗季刊》、《教育研究》等杂志,当时在全国学界影响巨大。邹鲁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学术研究成果应当尽量发表,以贡献社会。各种理论,形形色色,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都极力提倡。

        广东通志馆历史悠久,1916年省长朱庆澜与梁鼎芬等曾主持纂修广东通志,但因时局动荡而中缀。邹鲁重掌中大后,兼任广东通志馆馆长,这样通志馆与中大合而为一,他拟订了20门类撰写广东通志,分别聘请人员及有关教授负责编辑。1935年,18岁的饶宗颐来到广州受聘于中大通志馆,由此开始了一生的学术生涯。

        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不久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被迫西迁云南澄江,邹鲁因身体有病未能随迁。1939年冬,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邹鲁当选常委。1940年春天,邹鲁以职务与身体原因请辞中山大学校长,教育部决定“给假调治”,暂派许崇清代理校长。(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