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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与中山大学

戴季陶与中山大学

 

作者:杨鑫洁    来源:文史精华2011年第9期

        戴季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十分重要且很有特色的人物。作为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后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一任校长,第一位委员长,第一位国立大学董事会的主任,戴季陶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对中山大学进行了改造,在中山大学的校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也由此,中大在他执掌的几年中,完全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所操持的教育工具。

 

“不流血的清党”

        1926年7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8月7日,国民政府委任戴季陶为中山大学校长。此时他适在湖州养病,不能到任,暂由经子渊代职。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为国民党培养文武人才的地方。中山大学的领导权向来为国民党各派所重视。学校成立时,由元老派邹鲁掌权。1925年11月,邹鲁因为西山会议问题被罢免,大学的领导权就由汪精卫派所掌握。1926-年7月,在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时,汪派势力又遭到蒋介石的挑战。由于北伐战争进展顺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势力日益扩张。蒋一手控制黄埔军校,一手插入中山大学,安排戴季陶执掌中山大学,把中山大学作为培植自己势力的工具。20年代的戴季陶是蒋介石最倚重的人物之一,蒋介石曾表示,“不能须臾离兄”。蒋安排戴任中山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就在他的手里了。

        1926年9月下旬,戴季陶来到广州,但他不肯从代理校长经子渊手里接事。 这是因为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 成为当时全国青年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 至1926年,中山大学有中共党员60多人,共青团员300人左右,团支书是广东省共青团区委中人数最多的一个。 朱家骅曾说,当时校内“共产党猖獗异常”。左派右派学生之间的斗争剧烈。 校内有一批思想进步的教授学者,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还对学校某些学科进行整顿,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戴季陶得知这些情况,坚持不接校务。张静江与谭延恺竭力劝说,敦促其任事。于是戴季陶建议政府下令解散学校,重新整顿。他提出了3条意见,主要内容是:第一,暂时取消校长制,改设校务委员会,由该会负责整顿工作。他本人担任委员长,请顾孟余为副,另请丁惟芬、徐谦及朱家骅为委员。第二,明确大学的党化问题。他提出,“大学政治训育”“必以党化为原则”,并强调,“在大学的一切科学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的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第三,要求学校的财政由政府及党中央共同负责。这3个问题是关系到学校领导权、办学方针和办校经费的重大原则问题。10月间,国民政府采纳了戴季陶的意见,免去了经子渊代校长的职务,任命新的五人委员会。这似乎是一个蒋、汪两派平分秋色的名单,但戴季陶是实际的决策人,蒋派明显占有优势。其他几个人在中央另担有重要职务,校务交由朱家骅处理。一个多月后,国民政府北迁,顾、丁、余都先后离粤,只留下戴、朱二人。

        戴、朱两人的友谊可追溯到辛亥年间。那时,朱家骅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经常来往,他与戴季陶又都是浙江吴兴人。戴、朱两人以后在中大共事4年,实际工作都交给朱家骅来处理,原则的问题则向戴季陶请示。朱家骅对戴季陶十分钦佩,说戴“处理事情,见解的明确和决定的迅速,实有过人之处”。戴季陶对朱家骅的工作也十分满意,1927年底,他曾说:“大学之有今日,骝先(朱家骅字——编者注)之力也。”戴季陶甚至表示要与朱家骅在中山大学共进退。

        1926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山大学的训令,全盘否定了广东大学的过去,说“从前广东大学,因循旧习,毫无成绩,人员既多失职,学生程度亦复不齐”,责成五人委员会作根本的改造。 同年10月17日,五人委员会举行隆重的就职典礼,然后根据国民政府的“训令”, 议决6条贯彻方法:(一)一切规章重新厘定;(二)先行停课;(三)中小学幼稚园划出另办;(四)以下学期为新规之始业;(五)全体学生一律服饰分别去取;(六)教职员一律停止另任。戴季陶就此拉开了“改造”中山大学的帷幕。

        戴季陶改造中山大学首先从组织方面着手, 从上而下进行整顿。校领导班子改组后,即马上着手整顿教职员和学生。他虽然在中央另有许多重要职务,但他还是忙里抽空儿,天天来校,所有主要方针,都由他决定。这次整顿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人士和进步人士的。对学生则举行所谓的“甄别考试”,借口成绩低劣和不遵守校令参加考试,把许多因工作关系一时不能赶回参加考试的进步学生,予以停学及留学处分。全校学生甄别后被淘汰的达200余人。中山大学的这次整顿,被称为“不流血的清党”。

        在组织整顿的同时,戴季陶还注重抓紧党化教育工作。他认为中山大学是党化大学,是直接受党的指挥,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的唯一大学。它为造就党的人才而设,因此要用党的主义和政策来教育学生。整饬学风,必得先从青年思想抓起,所以在制定校务整顿方针之后,他把实际行政工作都交给朱家骅来执行,自己则抓紧时间对学生讲演。尤其是国民政府11月北迁后,戴季陶每天下午都对学生讲话两小时。

        戴季陶认为党化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学生和教职员对政治有一致的认识,对政治有一致的方向,对主义有一致的了解。他宣称“最适当的完全的革命理论就是孙先生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信仰三民主义,要有彻底的信仰,不要怀疑,不要说哪是错了哪是矛盾的”,“总理的三民主义的思想理论是一定不错的,若能看得出他的不错时才能算真正明了三民主义”。自孙中山逝世以后,戴季陶把孙中山捧为偶像,表面上是不许人们怀疑孙中山的思想,实际上是不许怀疑那些已被修改的、挂孙中山之名、行戴季陶主义之实的三民主义。他所实行的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时代精神——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这个主张,连胡适都认为无法接受。胡适后来写信给蔡元培提出:“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胡适为此而被吴稚晖指为“反革命”。

        戴季陶党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消除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图使青年学生都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他强调中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产业不发达,所以“不能拿俄国社会革命的口号来用(指阶级斗争——编者注)”。 此时期的戴季陶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一方面,他反对三大政策,在反帝问题上表现出软弱性和妥协性,1927年初,他还代表蒋介石到日本寻求日政府的支持。 他提倡封建蒙昧主义,鼓吹盲从迷信,反对学术自由,实行文化专制,对教学科研(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仍未脱离革命统一战线,尚保留某些革命性,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他也看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在那些受帝国主义接济的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我们是无法,我们是不能建设新产业起来的”。所以,他提出:“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洋奴力和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此外,由于国民党当时还要借助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达到反帝反军阀、夺取政权的目的,为争取民心,他在口头上仍声称“极力赞助劳工运动”,没有与共产党决裂。在1926年12月成立的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里,还暂时有共产党人恽代英和施存统。

 

确立三民主义教育的方针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戴季陶为适应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需要,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确立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意见。

        戴季陶认为,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是确定教育方针。他有感于五四运动以后,广大青年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影响,靠拢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认为全国青年已误入歧途,“危险昭然,实近三百年所未有”,如不从速救济,不但教育破产,一切社会机能也皆将陷于绝境。在他看来,教育“为一切建设之基础,教育方针之当否,影响于国家社会之治乱”,而确定教育方针,才可以从根本上救国。为控制教育,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他在当年提出的《维持教育救济青年案》和以后的许多提议及讲话中,一再反复要求重新确定教育方针。他认为,以往提党化教育,内容不确定,国民党主张以三民主义化民,故国民党的教育方针,“正名定义,宜直称三民主义教育”。他要求学校“必须将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于一切教科教材之中,无一处一时不具三民主义之功用而后可”。他还提出,学校教育要注重造就实业的人才,发展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 要使全国的青年,能够得到健全的知识,健全的体格,健全的道德,“都要走到不偏不倚的适中的三民主义的唯一大道”。

        戴季陶把“党化教育”的原则进一步发展为“三民主义教育”的方针后,又约同中山大学和广东、广西两教育厅的负责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亲自起草了《确立教育方针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以立救国大计案》,提交1928年5月1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他“屡称此案两粤已决定实行,务请全案通过”。大会通过此案后,国民党便正式确立了以三民主义为标准的教育方针。这个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以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三民主义为最高准则,在学校形成以党治为目的的政教合作的统治模式。为保证他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在学校中占统治地位,戴季陶主张从思想上控制师生。他对学生说:“三民主义是我们的纪纲”,“一切学问知识,只有用来作证明的材料,说明的方法,如果要怀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学说,就是中国人的自杀”。他还说,无论搞什么运动,要站在三民主义的上面,才不致发生错误。为防止学生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他反对学生学习研究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他说:“空泛之政治理论,哲学理论,在科学未进步,实业未普及之中国,弊多而利少,——颇易引起误解及偏信。吴稚晖先生谓中国今日,只应以全力发展纯正科学及实业教育,而不宜学洋八股,其义正在于此”。戴季陶还实行党治下面的政教合作。 他说:“中央要将一切党的主义政治主张,来指导学校进行”。他把自己那套关于充分发挥国民党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的理论贯彻在他的教育方针和实践中。

        第二,以中国旧道德为体,以西方科技为用,是他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又一显著特点。 戴季陶认为,中国只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则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为西方思想文化所不及的,“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的科学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任爱的道德基础上面”。他把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视为巩固统治之本,而科学技术则为低于固有文化的器与末。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最大病根,是在抛却民族道德”,这是引导青年走入死路的最大原因,所以,他表示要理直气壮地恢复中国民族固有的旧道德、旧文化。他对青年学生说,要达到三民主义的目的,“第一是要恢复民族的道德,第二是要努力学西洋的科学”。恢复哪些民族的道德呢?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此时要恢复儒家的纲常教义,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巩固业已建成的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正如他所说的:“因为孔子是讲为国为天下尽责的,尊孔子,就是要一般人民替皇帝尽忠,而皇帝自己暗学老子,发展他的个人主义,把天下人民,拿来做他一人的臣仆,这种只要他人尊孔,自己却尊老,明地里尊孔,暗地里尊老的帝王,自汉以后,都是如此。”他希望实行以中国旧道德为体,以西方科技为用的方针,是青年学生“三能具备”,“八德俱全”,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才”、国家“忠良之国民”,就是对独裁政权及统治者尽忠尽责,又有服务技能的驯服工具。

        戴季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一面制定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一面在中山大学积极贯彻这条方针。为能更牢固地控制中山大学,校方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戴季陶声称:“任何政党可以容其存在,而共产党则非绝对禁止不可”。朱家骅积极执行戴的指示,开除了464名学生与教职员,改组了学校政治训育部,以戴季陶、朱家骅、傅斯年等代替了施存统、恽代英、顾孟余等人的委员职务,在中山大学建立起一套与新政权相适应的秩序。朱家骅因能出色贯彻戴季陶的意图,被戴推荐为中山大学副校长。戴季陶还主张把独裁的手段与“攻心”的办法结合起来,要“劝迷信共产主义的青年们抛弃那一种错误的思想行为来做心口如一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做这种“攻心”的工作。1927年6月中旬,他外出回到中山大学后,每星期一的纪念周和星期三下午,都亲自对学生训话两小时,直到9月,共做了20多次训话。其讲演记录后来经整理出版,约12万字,就是著名的《青年之路》。此时期的戴季陶,公开反对三大政策,主张“拼命实行一种迪克维多(即独裁,dictator——编者注),建设起国民党的纲纪来”,主张用和平手段反抗帝国主义等等。在他这条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许多进步的、革命的、有才华的教师被迫相继离开学校。

 

大抓基本建设

        戴季陶在中山大学所致力的另一方面工作,就是抓学校的基本建设。

        戴季陶认为中山大学的办学目的,是造成国民党的最高学府,养成为国民党服务的、有专门科技技能的人才,作民国建设的基础。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一方面强调三民主义教育,以保证学校不偏离为蒋介石统治集团培养人才的根本方向;另一方面,是注重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他认为,今后中国的改造,在于科学的发展,大学之基本价值,终在学术。为了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使学校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设备和条件,戴季陶自接手中山大学起,就提出许多计划,并为此而苦心经营。

        在中山大学建设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是戴季陶的一个理想,上任之前,他便认为这是大学能够具有真实的学术价值的首要基本因素。为此,他曾向国民政府建议,向海内外募捐1000万元,作为学校基金,此基金专门用于建设图书馆和试验所。戴季陶这一气魄颇大的募集计划,在那时是无法实现的。当时中山大学的图书馆,除了有若干中国的旧书以外,外文书籍几乎等于零。管理的方法又不善,书也散失了不少,房子也快倒塌。戴季陶接任以后,一方面注意寻求管理图书馆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扩充图书馆。他设法让政府通过了一项150万的建馆预算案,其中三分之一请政府筹拨,三分之二拟在海内外募捐。 他还打算亲自到海外去募捐,但因别的工作而未能成行。 当时正忙于北伐,政府也不可能筹一大宗款子来建大学的图书馆。所以,实际上他只能从政府的日常经费项下,尽力节省经费来购置图书。初时,中山大学每日经费实得毫洋4.3万元,他的原则是,每月经费开支不能过半数,其余半数需充当图书仪器设备之用。几年之后,中山大学图书馆已小有规模。他对此颇为得意,曾在信中对友人说,中山大学图书馆经他之努力,“虽不及北京图书馆,而在全国已取得第二名。概书籍卷数,贤任内购者,共十六万余卷……有名巨著及知名定期刊(如各学会专门杂志自第一卷至其最近刊,二十年以上完全者,有五种以上。其中英国皇家植物学会报为最知名,寻常市价,号称值五万美金,其实只有此说,并无书卖,虽有五万英镑,恐亦未必能得。此系以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一套换得者,该采集品中,只羊齿类,即在两千五百种以上……共五万余册”。中文书中,他尤其注意搜求志书族谱,及各省各种行帮会馆之章程会规等印刷品。结果搜得碑帖2万余种,地方志900余种,族谱400余种。朱家骅在此项工作中出力甚大。至1934年,中山大学的藏书量已为全国各大学之冠。如此可观的发展,与戴、朱二人在任时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戴季陶对于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视,其做法之一是尽力广揽国内外一流的学者,他曾说:“学校自身之建设,其最重要基础,则不外两事,一则如何延揽基本之人才与培养基本之人才。”1926年、1927年之交,鲁迅、许寿裳、施存统、孙伏园、孙伏曦、傅斯年、何思敬、许德珩、江绍原、容肇祖等人相继应聘来到中山大学。1927年夏,走了一部分人,又来了顾颉刚、俞平伯、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赵振声等人,他们其中许多人,曾在中山大学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是当时中山大学的台柱。1927年应聘来校医科任教的德国专家就有7人,大大加强了以医科的教学科研力量。

        其二是加强学科建设,扩充实验场所及设备,支持各科开展科研考查工作。戴季陶上任头三年,就从每月几万毫洋的拮据的经费开支中腾挪出70万元以上来添置设备。他初到中山大学时,最注重医科的发展工作。因为当时的医科刚从美国人手里收回自办,所以他表示“不能不努力从事,以表示我们的决心”。他上任后,医科新设置了生理研究所、细菌学研究所、病理学研究所,比较全面地引进外国先进医疗技术。他还亲自参与设计筹建中山大学天文台,这是国内高等院校中的第一座天文台。他积极支持组织南方生物调查会和两广地质调查所。生物系1928年成立采集队后,在西南各省采集到生物标本6万余件,植物标本20余万件,著称于国内大学。尤其是广西瑶山植物标本,填补了世界标本的空白。在瑶山采集的一套植物标本中,只羊齿类即在2500种以上,一时名震世界。曾有朱家骅兼任系主任的地质系每年均有十余次到各地考察调查,该系师生所做的地质调查研究,在我国地质科学发展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对农科的发展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发展改良农蚕畜牧是避免中国民族亡国灭种的重要工作。他曾打算亲任农科院院长,“尽力把中大农科办得完善,使农业有更大的进步”。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后,模仿美国办农科,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体制,成立了农场,设立农林植物研究所,并继续开发中山大学在石牌的第二农场,种植果树、热带作物,改良新稻种。戴季陶还曾在石牌亲自量度,参与设计中山大学农场的工作。他对植树造林开垦工作甚有兴趣,曾创办林场,领导发动开发荒山荒地2.5万亩,其中1.7万亩在白云山上。

        建设中山大学的新校舍,是戴季陶就任校职后一直策划的大事。旧校舍原分散校内各处,大都年久失修,且在繁华的市中心,无法扩张校园。创办广东大学之初,孙中山曾命邹鲁择石牌官地建校。戴季陶接任后,就着手从事在石牌建设大学村的计划。他对土木工程素有兴趣,曾对人说:“如果我的家境好,我会学工程的。”自1926年在中山大学亲自参与设计了天文台以后,他对于建筑、园艺、美术更是上了瘾,对于建设大学村的计划兴致十足、雄心勃勃。他曾请著名建筑家吕彦直(广州孙中山纪念堂设计人)和本校德国海克教授先后做过两个设计,因感不够理想,没有采用。最后由一名姓杨的工程师就山水所宜设计了一个模型。在设计过程中,戴季陶不辞辛苦,亲自到石牌量度,与工程师互相研讨。戴季陶对此模式甚满意,自信是中国300年来所未有的建筑模型。此模型的底案是就周朝辟雍制度而加以扩大的。为了使这个计划得以实施,从1926年底至1929年间,他先后3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申请,要求拨给新校建筑经费。经过努力,中山大学建筑新校舍的提案得以在1930年1月通过,当时批准拨200万元。戴季陶离开中山大学后,建筑新校的工作开始由许崇清搞了一段,后来主要有邹鲁继续实施此项庞大的建校计划。中山大学新校舍的建成,凝聚了中山大学几任校长的心血,戴季陶在其中所作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

        戴季陶在中山大学4年,由于在中央另兼有许多重要职务,所以并不常在校内。尤其是担任考试院院长以后,他便与在浙江兼职的朱家骅轮流来校处理事务,他们不在时便由沈鹏飞教授代理校务。戴季陶又当校长,又当院长,两地相隔又远,实在难以兼顾,最后还是辞去校长之职。他在任时,曾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中山大学设立董事会,并自愿担任董事长。 1929年9月间,国民党中央通过成立中山大学董事会的决议,以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谭延闿、宋子文、古应芬、孙科、陈铭枢、朱家骅9人为董事,戴季陶兼董事会主任,该会负有大学的建设。发展之责,这是我国公立大学设董事会之始。这样,戴季陶虽然于1930年9月辞去校长的实际职务,但是他仍兼任校董事会主任至1932年2月,以表示他对中山大学建设发展的关切。

        中山大学是国民党创办的大学,戴季陶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把办好中山大学与自己的理想紧密联系起来,为办好大学花费了不少心血,对这个学校始终特别重视。据朱家骅所讲,“可说时时刻刻念兹在兹”,“照他本人的志愿,他宁可不担任中央的职务,来专心办理这个学校”。此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他对主持中山大学的工作确是很有兴趣的。他对中山大学较有价值的贡献在于改善了某些方面的办学条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学科基本建设,对中山大学的医、农、理科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戴季陶执掌中大,若即若离,故并没有一直在中大履行职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这一年他结束了校长使命。由于戴的特殊地位及国民党对中大的大力支持,使学校面貌大为改观。学校经费由原来的每月毫洋9万元增加到1930年的14万元。再加上长期实行节约事业行政费用的开支,以保证供给教育经费,使得各科室的设备仪器基本上置齐,图书馆藏书由原来的4万余册增加到中文书21万余册,西文书4万余册,各种学术刊物500余种。另外,学校新建了占地1.7万余亩的白云山林场,开辟了占地8000余亩的新校址。这与戴季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但是,戴季陶在执掌中大期间,实施了他一向的反共主张。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戴大批开除进步师生,配合蒋介石的行动。1927年6月29日,戴季陶和朱家骅签署了《处置共党分子》的布告,文称,“其共产分子,如系学生,给予一律开除学籍,如系职工,即行解除职务。至犯反动嫌疑各生,应即停止晋业,留校察看……”所附名单,属开除即所谓一等处分者464人,留校察看即所谓二等处分者17人。

        1928年以后,戴季陶极力在中大推行党化教育,以控制学生的思想,经他制定的《入学政治检察条例》规定,凡是投考中大的学生,都须“具结”和“宣誓”,不得有任何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和行动,并通过训育部和军训部具体贯彻执行。因此,中大在他执掌的几年中,完全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所操持的教育工具。

        责任编辑 张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