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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图书馆遭劫记

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图书馆遭劫记

作者:黎洁华    来源:烽火岁月2006年06期

 

        1937——1945年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上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场战争。侵华日军不仅以极端野蛮残暴的手段屠杀平民,奸淫妇女,并且进行大肆的抢劫和破坏,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精华毁灭。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从此,中山大学图书馆掀开了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在八年期间,中大图书馆一再遭受到侵华日军前所未有的洗劫,损失惨重。

一、七·七事变前中大图书馆概况

        中山大学于1924年由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原校名为广东大学,1926年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为国民革命培养文武人才的地方。由于中山大学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所以一向受到民国政府的重视,国民党的元老邹鲁和戴季陶等人都曾经执掌过中山大学校长之职。戴季陶主管中山大学的时候,为了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为了使学校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设备和条件,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他认为,建设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是中山大学能够具有真实的学术价值的基本因素。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费有限,初时中大全校每月经费只有4.3万元。当时戴季陶定下经费分配的原则就是将经费总额划出一半专门用于购买图书仪器设备。以后,经戴季陶竭力争取,至1930年卸校长任时,学校每月经费已增至14万元,而戴季陶立下的经费使用原则,始终维持不变。20年代未30年代初,正是中国内战不断的时候,能从民国政府捉襟见肘的有限经费中争取到这些办校经费实属不易。与其它的图书馆相比,这也是当时中大图书馆得天独厚之处。

        戴季陶任校长5年期间,在他的支持下,图书馆购进书刊共16万册,其中珍贵碑贴3万余张,地方志900余种,族谱400余种,还有不少善本书、西文书和国内外知名期刊。在国外期刊的收藏中,英国皇家植物学会报是戴季陶最引为自豪的一套资料,据说,这套资料寻常市价号称值5万美元。其实只有此说,并无书卖,虽出5万英镑,恐也未必能得。这是中大以一套在瑶山采集的动植物标本换来的,该套标本中,仅羊齿类,即有2500种以上。这些珍贵的文献,多经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和顾颉刚先生手购。当时广东新建的四大图书馆是有馆无书,而中大图书馆是有书无馆,以至走廊过道也作为书库使用。中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在30年代初,虽不及北京图书馆,但在全国也排名第二。至1934年,中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已为全国大学之冠。在七·七事变之前,全馆藏有图书21万册,杂志9万册,号称30万册。1936年,中大校长邹鲁先生聘请20年代曾主管中大图书馆工作的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先生返校主持图书馆工作。杜定友返中大的最大任务是建设新图书馆。他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呕心沥血作好一切设计,计划1939年2月全部工程竣工后大展鸿图,实现他藏书百万的宏伟目标。不料霹雳一声,七·七事变发生,功败垂成,一番心血,付之东流。

二、沦陷前的迁移准备工作

        自七·七事变发生,杜定友就预见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后方必受空袭。为给国家保存珍贵的文献资料.他立即组织图书馆工作人员将重要图书分别装箱编号,于当年8月10日就呈请校长指定地点移存安放。1937年8月31日,中大首遭空袭,杜定友带领员工,将重要图书化整为零,分藏各院地下室。当时,全校员工大部分奉命疏散了,杜定友没有随亲人赴港避难,独自留下守护校中的文献资料。他说:“我以职责所在,非至最后关头,未敢离去。”①后来空袭越来越多,杜定友亲率馆员,整日在警报威胁之下,冒着敌机狂轰乱炸的危险,不断地将图书移人新建的较为牢固的工程馆地下室。当时,馆内工人不够,杜定友只好自己垫付酬资求校警帮忙,才将一部分重要图书安全放好。但此举却受到工程学院院长的责备,他说地下室是要留着给员工避难用的,并质问杜定友,人重要还是书重要?这番质问令杜无词以对。当时,学校主管人都不在校,杜定友无从请示,只好自作主张,冒着生命危险觅地藏书。爱书如命的杜定友始终认为,人是活的,可以另行设法,以当时情况来看,书籍只能藏到地下室。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杜定友将全部善本书、志书2万余册、碑贴3万余张共装了199箱,移存香港九龙货仓。善本书中有许多古本抄本,有些非常珍贵,非金钱所能搜购。

        1938年6月,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查抗战以来半壁图书多陷敌手,国内大规模之图惟本馆硕果仅存,尤赖全校合力呵护倘能为国保存则不独本馆之幸也。”②正是本着这种为国保存中大图书馆这颗仅存硕果的信念,杜定友先生不顾个人身家性命,在中大图书馆坚守到撤退前的最后一分钟。

        至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学校当局才决定迁往罗定。但图书馆30万册书籍,除已移存香港的25708册,还有27万余册,需1200个木箱才能装下运走。当时的迁校委员会嫌书籍运费比书籍原价昂贵几倍,主张放弃,所以当时只批准给200元购木箱。200元只能买67个木箱,如何是好?爱书如命的杜定友不忍放弃宝贵的国家文献,于是发动全体员工,日夜赶工,把书架、桌子、墙板和黑板改装成木箱,在短短三几天内,改装出299个木箱,抢救出5万余册书籍。至10月16日装箱完毕,杜定友立即请求学校,以图书笨重的理由,打算先行起运,而校秘书不准图书馆单独行动,还说,以前攻打惠州要二三年,现在虽有飞机,也没那么快,何必慌张若此?结果,拖延至19日,299箱书籍才获准运出。当时留存校内的书籍有137753册,杂志有9万余册,合计227753册。杜定友请求拨款3千元购水泥木石将留校的书刊封存在地下室,但校方不同意,说地下室要留作别用。无可奈何的杜定友,待图书运出后,亲自检点馆中门窗,加封下锁,派定留守人员,含泪黯然痛别中大。

三、在广州的惨重损失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沦陷期间,中大成了日军指挥部的驻地。图书馆留在校内的20几万册文献资料或被日军抢掠,或四处失散,或遭焚毁,荡然无存。杜定友竭尽全力所保护的仅存硕果惨遭破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职司典守,呵护无力,罪该万死。回想前尘,不禁老泪横秋,哭不可抑;其后函报校长时,泪洒笺前,至今泪痕仍在。”③

        广州沦陷前,中大图书馆来不及抢救留在校内的图书数量, 杜定友在《我与中大》一文中说图书约有7万册,杂志9万册。④但最近经中大图书馆资深副研究馆员,40年代曾任杜定友秘书的刘少雄重新核查,发现杜定友的数字有误。

        广州沦陷前中大图书馆的藏书量,按杜定友的说法是:“全馆藏书21万册,杂志9万册,号称30万册”⑤。经核对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中大图书馆的藏书统计表,当年中外文书籍合计有212761册,⑥两者此方面的数据是基本相符的。

        在21万册的书籍中,除去移存香港的25708册和撤退广州前抢救出来的5万余册,应是137753册,加上9万册杂志,留在广州的应是227753册。当年留在广州的22万余册书刊命运如何?从刘少雄先生的回忆及一些散见零星的资料中略知一二。刘少雄回忆说,约在1946年底或1947年初,国民政府从日本追回国立中山大学所属图书147箱。⑦这足以说明,当年日军进驻中大后,没有放过留在中大校园内的22万余册书刊。他们掠夺的重点是图书。经过了数年战火的劫难与流离颠沛之后,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有11180册,其中中日文图书8347册,西文书2833册。那当初被掠走的是多少呢?时过境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恐怕不容易了。

        抗战胜利后,杜定友惦记着沦陷时期留在广州中大校内的书刊,不顾交通不便、时局不稳冒险兼程赶回学校。回校后,为了追回遗失的书刊,他四处奔走, 明查暗访,后在东亚研究会收集到2000余册,在伪广东大学收回1.8万余册,在连新路日人仓库收回3300余册,合计有23300余册。还有一些四散在书摊书店及私人收藏者那里,要全部收回,已是不可能的事。从日本追回的书与在广州找回的书刊合计约34480册,当初留在广州中大校内的书刊仍有1.93万余册损失了。

四、寄存香港书籍的命运

        在广州沦陷前,杜定友将中大图书馆全部善本书、志书约.25万余册,碑贴3万张移存香港九龙货仓。香港沦陷以后,这批宝贵文献的命运又如何呢?

        日军占领香港后,四处搜掠文物、书籍等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曾多次到港大图书馆和冯平山图书馆搬运图书,并扣留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主任陈君葆,中大图书馆的珍贵文献也在劫难逃。中大图书馆的这批珍贵文献,曾落人敌手,一度不明去向。

        日本投降后,杜定友托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主任陈君葆、北平图书馆驻港办事处的何多源查访。不久,听说香港政府公布九龙仓有中国古书等约320箱,定于1946年1月18日由敌产管理处招商开投拍卖。杜定友即托陈君葆、何多源前往接洽,请求暂缓开投。陈君葆于l月16日在太古仓库第6号仓中发现了100箱的中国古书,有许多明版的,但多是广州市图书馆和邓仲元图书馆的藏书,也有省中山图书馆的书,中大图书馆的只有一些,还有许多不知所踪。据报道,日军占领香港时期,意大利领事罗斯藉日军之力,带数部卡车四出搜刮古物古书,满载而归。其后因欧战爆发,该领事经济断绝,就将此批图书以150万元军票(日本占领期货币)转售给台湾总督府(抗战胜利前台湾被日本所占领)。⑧陈君葆得知隋况后,即写信向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报告。

        1月22日,陈君葆在香港永源货仓发现中大图书馆的171箱图书,其中有碑贴,也有英文书。这批书当年存放在九龙仓,抗战胜利前,被敌人发现由其兴发运营团移至西环永源仓存放。中大图书馆原有199箱,现剩171箱,即已经失去28箱。经中大图书馆刘少雄考证,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从日本追回属于中山大学的147箱图书,从这批图书目录中查出其中有一些善本书。在广州沦陷前,中大图书馆的善本书已由杜定友全部移存香港,由此可知,在日本追回的这些善本书正是日军从香港掠夺去的。在香港所失的那28箱书籍最后是否全部追回,永源仓中发现的171箱图书文献有无缺失,因年代久远,已经难以查明了。

        这两批书的重现,使杜定友欣喜若狂。但这些书能否安全收回,还未可知。当时在港尚有运粤和运台的两种主张。陈君葆极力主张运粤,并四处活动说服有关负责人士。最后经省港两方交涉,中大得以收回所属的文献资料,杜定友亲赴香港接收运回。两批图书中归中大图书馆的善本书、志书、碑贴等有173箱。3月16日,这批宝贵的文献资料由西安轮船运抵于广州。

五、撤退途中的损失

        在广州沦陷前两天,中大图书馆才获准撤往罗定。杜定友放弃了自驾汽车赴港避难的机会,甘愿留下和42位图书馆员工家属患难与共,他们携带着笨重的5万册书籍,乘船溯江西行。这一路经过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香港、越南、湖南等地,停留40余站。沿途风餐露宿,衣食不继,艰苦备尝。从1938年10月20日至1945年9月28日,他们在外漂泊了6年10月零8天。流亡途中,最大的一次损失是1945年1月中旬,坪石、乐昌相继沦陷期间。

        1940年9月,流亡在云南澄江的杜定友及中大图书馆员工接到命令迁回粤北坪石。至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粤汉交通线,大举进攻粤北,坪石已不安全。中大将本校图书仪器向西转移至连县东破,藏在山区。其后,未见有何动静,校中又纷议复课,校方命令将图书迁回坪石。杜定友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不允将图书迁回。但某院长指责杜定友阻碍教学研究,以全院辞职相威胁,非把图书迁回不可。不等杜定友同意,各学院纷纷指挥各图书分馆馆员将图书运回。但不到一星期,坪石即告急。

        此次图书迁回坪石实为失策。1945年1月上旬,日军进犯粤北,敌人向连县东陂进窜坪石。16日,日军占据湘南宜章县,并骚扰管坪、梅花等地,坪石陷入被包围之势。事出仓促,中大当局迅速通知在校人员,紧急疏散,迁校乐昌。杜定友组织人员,连日运了130余箱图书去乐昌。18日,坪石情势危急,杜定友跳上了最后一班火车脱离险境。20日晚抵乐昌,21日坪石遂告沦陷。

        抵乐昌后,杜定友回忆说: “当局昏庸,竟谋复课。县长混帐,妄造谣言,说某日下午,有盟军降落,保卫乐昌,全校员生皆大欢喜。校中举我为招待盟军总代表,忙得我快去剪头发,熨西装,组织招待员。哪知当晚,敌军已进迫乐昌东郊。校令于22日凌晨,向西撤退。当晚,同人遵命收拾行装,每人只带随身棉被一条,衣服数件,其余全部放弃。夜半3时,我即唤醒同事,四出城内,找寻挑夫以便搬运图书。至6时许,找到挑夫12人,半途又被部队截去,只余瘦弱老者2人。我个人的著作稿件分装4箱,原可由此2人挑运。但念全校图书未能抢救,而个人书稿,虽可脱险,此生何以对学校、对国家?言念及此,愤然掉头不顾,平生著述与中大图书,皆亡敌手!”“是晨六时半,全校员生都已撤退,余乃将图书封存,门上加锁。最后退出时,敌机已临头扫射,危险万状。所谓`盟军降落’原来如此。”⑨在坪石、乐昌两地中大图书馆又损失了多少图书呢?据当年参加了图书抢运及疏散工作的老馆员刘少雄回忆及考证,当时因复课,文、法、工三个分院的分馆从连县东破山区等处搬回130余箱约2万余册图书到坪石,坪石沦陷前仓促运往乐昌,但因时间、人力问题,这130余箱图书留在乐昌未能运出。师院分馆在复课时在山区运回60箱约9千册图书,坪石沦陷前,因消息闭塞来不及运去乐昌,只能在附近疏散。坪石沦陷后,师院分馆也遭损失。

        抗战胜利后,杜定友即派馆员何家新兼程前往乐昌搜集图书。何家新在乐昌搜集到约7千余册,损失了约1.3万余册。

        疏散在坪石附近的师院分馆的9千余册图书由当地青洞自卫大队长廖介操搜集到2千余册, 中大图书馆付给搬运费后领回书籍。师院分馆在此地损失了7千余册图书。

        坪石、乐昌两处图书损失合计约2万余册。复课时共搬回约.29万余册图书,损失的占此数约三分之二,所以杜定友说:乐昌存书“损失大半”⑩。

六、结束语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杜定友为首的中大图书馆人怀着为祖国保存文献资料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在近7年流离颠沛的日子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押运守卫着大批文献资料,一次又一次冒着敌人的轰轰炮火,竭尽全力舍命抢救.出中大图书馆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之歌。由于条件有限,中大图书馆人未能实现自己的保存所有文献资料的愿望,据中大图书馆资深的副研究员刘少雄统计,在广州沦陷前,无法抢运留在校内落人敌手的图书约有13.7万余册,期刊约9万余册,合计达22.7万余册。在坪石、乐昌两地损失的图书约2万余册。移存香港九龙货仓的.25万余册善本书、志书和3万张碑贴也曾落人敌手。抗战胜利后,杜定友四处奔波,通过各种渠道,在广州本地收回23300册,从坪石收回9千余册,移存香港的199箱文献收回173箱。民国政府从日本追回11180册。据不完全统计,中大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期间损失图书11.4万余册,期刊损失约9万余册,合计损失20.4万余册,对比原馆藏30万册,损失了约三分之二。

        战前藏书量曾居全国高校之冠、在全国排名第二的中大图书馆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日军数次掠夺和破坏,损失了大半,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是中大图书馆人20多年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花费了无数的精力和财力积聚起来的,这次战争的损失是中大图书馆一人心头永远的痛,爱书如命的杜定友先生每回想起往事,总是老泪横流,哭不可抑!这段国破家亡的悲痛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本文撰写过程得到中山大学图书馆资深副研究员刘少雄与中大校史文献馆刘春萍、张珊珊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③④⑤⑨⑩杜定友遗稿,钱亚新、钱亮、钱唐整理:《我与中大》,《江苏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第l期、第2期、第1期、第2期、第2期。

        ②⑥杜定友:《中华民国廿六年度第3次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收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校史文献馆。

        ⑦刘少雄:《中山大学图书馆1938年广州沦陷后藏书损失情况》,手稿。

        ⑧王子舟:《杜定友与中国图书馆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一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