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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

活跃的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

作者:梅海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01期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广州各界成立了广东民族御侮救亡会。中山大学也成立了御侮救亡工作团、抗敌后援工作团、抗战教育实践社、战地服务团、抗日先锋队等二十多个团体。其中的战地服务团成绩较为显著。这里,作一简单介绍。

       

北上活动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山大学师生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它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年底。校长邹鲁为名誉团长,邹鲁夫人梁定慧为团长。成员中有许多进步学生,其中有一些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该团得到香港、澳门及南洋华侨等地各界人士捐赠的大批物资、药品和金钱。所获金钱除小部分用于该团工作人员开支外,绝大部分转送前方将士。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选派二十人组成北上的第一战区工作队。除团长外,男团员有冯伯恒、方持正、张克明、谭绍铭、黄杏文、潘达刚、黄文彪、黄凝汉。女团员有陈漩珍、刘惠华、梁妙琼、陈铭娟、钟健志、梁桂英、曾美容、陈惠超、张秀梅、黄容仪、谭毅贤。团员中有七位是中山大学各学院已毕业的同学,两位尚未毕业,两位是中山大学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在第一医院任职,另一位是该院护士长。其余八位多是该团的骨干,曾在广州参加过救亡工作和救护训练2。该团北上成员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底在广州集中。校方办理好证明及介绍信,在第四军总部副官处帮助下,定购北上的车票。他们事先拍电报给战区长官报告行程3,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到达武汉,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团员们到武汉各伤兵医院慰问,慰劳空军将士。八路军驻汉口军事代表叶剑英将军曾看望服务团成员,向他们详尽地说明目前形势,指出抗战胜利的可能和条件,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武汉,他们还获得陈铭枢、郭沫若、梅龚彬、田汉等指导,第五路军和第四路军等驻汉口办事处负责人也答应照料他们奔赴前线工作4。他们还会见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吴奚如。该团经验丰富,由丁玲任主任。吴奚如对中大服务团的同志说:战地服务团的服务范围是很广泛的,如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伤兵、散兵之处置等。除了参加军队政治工作,发挥其政治作用和参加战斗外,对人民,我们也要工作,目前的抗战,是全民族的,要打击敌人,一定要靠广大民众的力量5。

        吴奚如同志对该团的谈话,使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增强了信心。三月二十一日,服务团在团长的带领下,离开武汉向郑州出发。郑州当时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司令部所在地。服务团抵达郑州后,着手调查当地救亡会团体,了解群众思想情况。三月三十日,服务团受到第一战区长官部李世璋处长的欢迎,经其介绍,在郑州会见了九十二军的蔡参谋长。蔡是广东人,他详尽地介绍了该军的情况。后来,服务团团员到该军驻郑州办事处,以及军部白庄。他们在郑州受到李仙洲军长的迎接。他对服务团员们把南方高涨的抗战热忱带到北方来,表示十分感谢。服务团代表中山大学全校师生员工以及华南人民向坚持抗日、坚守黄河的李仙洲军长致敬,并敬献“民族之光”锦旗一面。服务团随后到广武县城慰问驻军。翌日,有的团员对守兵作个别慰问,到伤兵医院慰劳伤兵,有的团员替伤兵缝补衣服,代写家信等。战地服务团还派出团员协助各团体推行各项抗日工作计划,并请求政训处继续举办干部训练班。有的与各团体一起宣传救亡工作,以提高广大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

        服务团从黄河渡口回来,决定到开封去。开封驻军是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司令为商震。四月四日,该总司令部派人来接。梁团长由郑州南返广州,服务团其他成员则赴开封。抵达后第二天早晨,该部宋科长来接服务团到柳园慰问河防将士。七日下午五时,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服务团全体出发,趁民众狂欢祝捷的时候,到各处讲演,直到晚上十一时。凌晨三时,火车站忽来电话,说明徐州运来一千五百余伤兵,需要人去照顾,服务团成员立即到开封火车站,当时伤兵已经到达车站。服务团成员逐个车厢地忙着替伤员换药、包扎、送水、送饭、代写家信6。

        四月十二日,第一战区警备司令部帮助团员们办妥乘车手续,随后前赴台儿庄慰问。服务团员刚到台儿庄,正值徐州各界举行祝捷大会。服务团成员也汇入祝捷人流。四月十五日,战地服务团举行献旗仪式,由参谋长徐祖治代表受旗。午饭时,同席的各级长官谈到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这项工作,但尚没有普遍完善的组织。有的说,我们从京沪线打到津浦线,碰见的服务团体很多,但以一个大学为单位的组织,你们是第一个7。后来,服务团的成员还去看战俘,有的用日语同战俘交谈,向他们宣传侵略战争必败,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道理。日本战俘诉说了他们怎样被日本军阀强迫征调到前线盲目战斗,现在又怎样思家和厌战8。服务团成员由台儿庄回到徐州的第二天,司令长官李宗仁便派员约见。见面时,李宗仁说,·他刚从前线回来,就来见大家。他起劲地从台儿庄争夺战谈到围攻和韩庄的胜利,以及军民配合的问题9。服务团向徐州出发前,恰巧第二十集团军筹备成立一个妇女宣传队。队员大部分是河北、河南一带的中学生。队长是第二十集团军总部秘书王文田。她曾经留学德国。当她听说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到来,便热情地来访问。在谈话中,她说现在她们很缺乏女干部,要求中山大学服务团派女同志协助。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表示,希望大家参加该军工作,由他们负责生活费。于是服务团女同志决定以全团的名义参加第二十集团军的妇女宣传工作10。

        服务团在徐州的活动结束后,又沿陇海铁路赴西安。他们到达西安后,五月二日适逢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到了该地,于是又与丁玲会晤,交流经验。服务团还会见了当地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及青年代表,交换救亡工作的意见。当时,边区政府的林伯渠主席因公事到西安,战地服务团成员本来颇想找机会到延安一带观光,因此又去拜会林伯渠。林老表示感谢服务团过去对八路军及新四军的物质援助,还热情地谈到边区政府的抗战工作和青年等问题。谈话时,他们询问可否到陕北一行,林老答应关照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照料服务团赴陕北观光11。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

        服务团成员北上采取集体消费方式,团员无薪志愿服务,自广州赴武汉、郑州、开封,沿途个人零用都由自己负担。到徐州后,大家所带费用差不多用完。于是队本部议决由队按月津贴每人五元零用12。该团从一九三八年四至十二月,先后到达武汉、开封、考城、徐州、台儿庄、潼关,西安、洛阳、南昌等地,表达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对抗战将士的慰问,并在军队中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出版《抗战导报》,所到之处均受抗战将士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宣传方式有以下几种:(一)口头宣传。分为街头演讲、按户访洞和个别谈话三种。主要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敌机空袭时讲解防空知识和防毒常识。(二)歌咏宣传。除唱一般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外,还搜集本地民谣,把它改编成具有民族形式的抗战歌谣。(三)戏剧宣传。(四)文字宣传。有壁报、标语、图画、漫画,宣传抗战形势、抗战故事、抗敌知识等。以上几种宣传,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服务团在郑州会齐后,回到武汉。这时第二十集团军部队已调往南昌一带驻防,服务团成员在武昌遇到商震,受邀又到南昌一带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时,日寇正入侵华南,坏消息不断传来,广州沦陷在即,团员思乡心切`十月立十三日,服务团在醴陵途中从报章中了解到广州失陷,便折广西桂林,后又辗转入粤北而到潮汕,推派一部分成员留在龙川工作。另派三位成员由汕头回港向梁团长报告,至一九三九年元旦始抵香港。13

        在服务团成员中,有一部分是受过医科专门训练的。大家决定在老隆开办一间平民医院。战地服务团东江队和香港总会救济难民队在老隆办起平民医院,设立民众诊疗所,为民众解决了一部分疾苦。开诊初时每天有四五十人来看病,后来每天增至一百多人以上。他们为治疗伤兵与平民做了不少工作。14

       

在港澳台等地的活动

       

        服务团北上前的筹备和出发后的给养,需要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助。当时广州受日本飞机的轰炸,中上层市民大部分迁往香港避难,市面上十分萧条,因此,在广州募捐困难。他们决定到香港设立办事处进行募捐。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驻港办事处成立,地址设在香港华人行五楼。成立时,得到周寿臣和李星衢先生的赞助。他们除答应担任名誉理事外,还事先与香港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联系,给募捐工作带来不少方便15。服务团团长梁定慧亲赴香港主持。为发动募捐,服务团成立征集委员会,聘请香港热心人士担任委员,请香港名流担任顾问。办事处成立以后,即发捐册,由工作人员向亲友进行劝捐。该团名誉理事陈济棠夫人莫淑英女士首先捐出国币五百元。瑞兴百货公司总司理古瑞,自动将该公司一个月零十天门市收入的百分之五,捐作该团的出发经费。结果共募捐到港币一千三百九十一元16。

        为在香港扩大宣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服务团举办赈灾游艺会,聘请六十余人担任委员。游艺会由事务部和游艺部负责筹备。游艺部请大观影片公司关文清和《伶星杂志社》协助负责。节目由香港粤剧名伶、电影明星及中山大学实验剧团的演员担任。伶星社黄花节及黄素民对服务团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周寿臣和李星街的联系,顺利获得香港当局核准,定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太平戏院公演。参加义演的演员有马师曾、谭兰卿、李绮年、杨桂芬、陈云裳、吴楚帆、林妹妹、小燕飞、刘桂康等,中大实验剧团演出以东北义勇军活动为主题的三幕剧《猎人之家》(即《烽火》改名)。节目丰富多彩,演技熟练,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次公演除去支出费用,实收入一千八百余元。这项赈灾游艺活动,在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7

        开展药物征集运动,是服务团在香港的又一项活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驻港办事处向香港商号及工厂以至热心公益的人士等,发出五百多封函件。他们还登报列明征集药物的种类,向各界呼吁捐助。他们得到该团名誉理事香港厂商联会主席叶兰泉、香港电器商会主席陈履霜的热心帮助,联名签署征集函件,向各厂商劝募。陈先生还亲自引导该团到香港的电器制造厂征集,募捐八百多支手电筒和许多干电池。这批电筒和干电池大部分送给新四军。服务团还编成征集队,分别到商店沿门劝募,成绩可观。还有不少热心人士,自动替该团征集了不少东西。征集药品中,有三十多箱各类药品。服务团在返广州前几天,香港女青年会送来大批棉衣和炒米饼,广东妇女习艺所送来赶制的两万多个炒米饼和几百打毛巾,交该团带到北方战场劳军。香港妇女兵灾筹賑会主席谭庆萱还送了一批恩蒙酒店捐赠的贵重药物及其他米饼等二十多箱,交该团带交第一战区和第八路军18。最令人感动的是有几位英国海军将士,特地给服务团送来几包旧衣和用品,赠送给前方将士。这使服务团的成员深切感受到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服务团团长梁定慧偕团员数人前赴澳门,联络各界领袖和救亡团体,商谈在澳门发动募捐办法。抵澳不久,记者纷至访问前线实况和此行任务。服务团成员都给以详尽答复。服务团经华报记者及崇实中学校长梁彦明的介绍,先后与各救灾会和妇女慰劳会社团接触,颇获各界同情,商定申服务团发出捐册,分交各委员签捐,向各界人士劝捐,再商议筹款征集药物的具体办法。当时妇女慰劳会,正配备棉纱和其他救伤药品甚多,因各种原因,尚未寄出,愿全数拨该团北运前线。第二天,梁团长应花界救灾会邀请参加座谈会。她在会上讲述了前线将士艰苦卓绝的作战情况,受到在座花界人士的支持。该会主席当即答应捐出毫银四百七十元、毫券一百余元,交服务团购卖药物慰劳品。服务团在澳门举行卖花活动前两天,即派数人先与社团取得密切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六月五日,澳门报章以显著篇幅登载服务团卖花的消息。这次参加卖花的团体有二十多个,分为五十多队共二百多人。在妇女慰劳会的帮助下,大家拿着绸花、钱箱、证章分赴酒楼、旅店、娱乐场所等热闹地点售卖。澳门各界人士对卖花筹款,慷慨解囊,打破澳门卖花记录。这次卖花万余朵,得款国币二十三万万、毫银一千余元、毫券四百余元,港币二百余元19。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支持长期抗日,一九三八年七月,服务团又在香港开展“一仙运动”(作者按:“一仙”即当时一分钱)。该团征募专员范汉柱与茶居20工业总会主席凌康发一起与香港酒楼、茶室、茶居、饭店、西餐五行商会主席团商量如何开展一仙运动,首先得到酒楼司理文乐轩赞成,其后又得各主席周惠南、冯俭先、颜乐天、许霭云等赞成。“一仙运动”可说是开香港救国筹款之先河。香港五行商店,决定参加七天一仙运动,将全部收入捐给服务团。开始只求五商行加价一仙,而五行主席等,以为此次义举,不应茶客负担,而应由宾主双方负担。后来决定两项:(一)酒楼、茶室、茶居,茶价每盅增收一仙,各商店将本身茶价每盅抽一仙,即宾主各捐一仙。(二)西餐、饭店以客为单位,每客结数时多收一仙、各商店一客光顾则多出一仙,即宾主各出一仙。这实际上成为两仙运动。参加“一仙运动”的商店共四百三十九家,占香港商店的九成七以上。结果七天内共得港币二万五千余元21。周惠南经营的东园餐室,将八月二十日一天的收入港币五百四十余元,全数捐给服务团。许多商店还积极参加各种捐款22。六月九日,殷商黄杰云的公子结婚,只设茶会谢客,而将所有喜筵席金和亲友贺礼金全数捐给服务团,计港币一千五百元、国币四百九十四元。黄杰云经营的香港九龙的河北、光明及砵仑影院将“七·七”、“八·一三”纪念日的收入四百余元全部交服务团23。

        此外还开展慰劳袋运动。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起,服务团陆续收到各方面募集的慰劳袋。第一批八大箱共一千六百余个,送广东宝安县。第二批十七小箱七百九十三个,送东江别动队。第三批六箱四百余个,转香港鹤山商会、鹤山筹赈会,赠鹤山自卫团。第四批十大箱一千零十个,转澳门妇女慰劳会,赠送中山唐家湾抗日自卫团第六队。第五批慰劳袋一千一百一十四个,另袜四百零八打、毛巾八十三打交广西银行转赠第五路军24。

        服务团送出的物品也收到回音。如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在武汉表示:“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由香港送来银鹰金星纪念章一座,另救伤药品三十九大箱。隆情厚意,不远千里,良足深感”25。

        服务团梁团长于一九三九年年底奉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命令,出国慰问华侨,并为伤兵难民请命。在南洋时领得侨胞之赞助,军委会政治部亦以服务团不畏艰苦,为国效劳,服务于各战区,为之嘉奖26。

        梁定慧团长及秘书播达刚等人,自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由越南赴星马慰问侨胞,申谢侨胞过去捐助中山大学石牌校舍,报告该团工作概况,并向侨胞募集药费,历时四个月,五月二十六日返抵新加坡。梁团长等人,先后经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吉隆坡、彭享、怡保、太平、金保、槟城等埠,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足见侨胞爱国之挚意。该团在马来亚募集医药费,得到侨胞热心赞助,计柔佛五万元(国币, 下同)、马六甲二万四千元,芙蓉三千元、吉隆坡十四万元、霹雳四万元、槟城四万元,其他彭享、新加坡等地预计可达共五十万元。另外吉隆坡热心侨商陈永氏,所捐三十万元,指定为医院设备之用27。

        一九四〇年八月,服务团设在老隆的平民医院迁往桂南续办。医科毕业生及受过救护专业训练的成员往桂南续办医院,其余的亦于九月下旬前往。留在香港的成员在安乐园欢迎赴南洋慰问的回国成员,并欢送先行往桂南成员,席间讨论今后的工作28。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前夕,港澳居民疏散,该团驻港办事处工作亦结束,返回内地。梁定慧团长由港赴南宁,代表服务团慰劳伤兵、义兵、救济难民等工作;她本人也捐助药品等及国币五百元作为救护之用29。

        后来沿海各省城市及香港等地相继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所有抗日机关团体均转入农村。一九四二年,梁定慧团长带领服务团成员也转入农村做宣传工作及妇女工作。

       

        注:

        1《中山大学校史》,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出版,第93页。

        23467891011121516《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工作一年》,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第14、15-16、22-23、66-73、74-76、77-78、86、97、93-94、118、4、9页。

        5吴奚如:《战地服务团的经验——对中大战地服务的谈话》,《救亡日报》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版。

        13同2《回粤急难》,第143页。

        14《中大战地服务团——东江队访问记》,香港《工商日报》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第三张,第三版。

        17同2,《十二月十五日的娠灾游艺会》,第9页。

        18同2,《药品征集运动》,第11页。

        19同2,《澳门卖花运动》,第157页。

        20茶居:酒楼、茶室(馆)、茶居,是上、中、下之分,都是饮茶的地方。茶居是比较简易的平房,没有装修的门面,经济实惠。工人与一般市民都喜欢到此饮茶。当时有茶居工会、酒楼工会之分。

        21同2,《一仙运动》,第159一163页。

        22同2,第164页。`

        23同2,第170页。

        24同2,《慰劳袋运动》,第165页。

        25《抗战导报》创刊号,一九三八年八月,第17页。

        26《工商日报》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三张,第二版,《中大服务团政部嘉奖》。

        27《华侨先锋》一卷二十四期,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大战地服务团在星洲募捐医药费》。

        28《工商日报》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二张,第三版,《中大服务团将赴桂》。

        29《广东妇女》二卷四五期贪刊,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