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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烟不绝读书声——中山大学档案中的徐中玉

烽烟不绝读书声

——中山大学档案中的徐中玉

作者:陈平原    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二期

(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内容提要:

        徐中玉先生1939-1946年间在中山大学读书、任教,这对他的学术品格及成长道路具有重大影 响。本文从中山大学30多份与徐中玉有关的档案中,挑选若干涉及教学与科研者,比照徐中玉本人 的回忆文章及相关史料,期望重现其随同国立中山大学辗转于云南澂江及广东坪石等地的精彩故事, 为现代中国教育史及学术史留一印记。

        关键词:

        徐中玉、中山大学、学术史

       

        徐中玉先生1915年生于江苏江阴,1934年考人山东大学中文系,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而后转中山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1941-1946年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1946年8月转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8年8月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8月起长期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其在华师大的故事广为传扬,而对他的学术品格及成长道路影响重大的中大七年(1939-1946 ),相对来说少为人知,值得认真发掘。尤其是抗战中的研究生,这一身份很特殊,牵涉当年中国的学位制度,还有战争环境下读书人的心态,以及学问到底该如何展开等,很让人挂念。

        幸运的是,中山大学的老档案现藏广东省档案馆,可自由查阅。本文从30多份与徐中玉有关的档案中,挑选若干涉及教学与科研者,比照徐本人的回忆文章及相关史料,期望重现其随同国立中山大学辗转于云南澂江及广东坪石等地的精彩故事,为现代中国教育史及学术史留一印记。   

        以下的论述,主要围绕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资料展开,不做过多阐发。“档”字后面的数字,乃广东省档案馆的原始编号。

       

        一、就读研究院

        在《追怀中大研究院》中,徐中玉提及其1939年8月如何从战时首都重庆乘坐以木炭为燃料的“老爷”公共汽车,来到云南澂江县城入读中大研究院。“从此时此地起,开始了我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近八年的中山大学研究与教学的阶段。”当时的中山大学,“为当时全国高校规模第二位、拥有文理工农法商医师八个学院、还有研究院、有近七十个学系”l。这里之所以突出“研究院”,那是因为,虽然1920年代中期各名校纷纷开启研究生教育,但明显良荞不齐;国民政府决心加以整顿,于1934年5月19日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规定三个研究所以上的方得称研究院2。为了适应教育部的新规,1934年6月,北京大学设文科、理科、法科三研究所,1935年6月,清华大学同样设文科、理科、法科三研究所;同月,中山大学设文科、教育、农科三研究所30 1935年6月6日上午,校长邹鲁在兼任研究院院长宣誓就职典礼上,特别强调:“此次教育部批准全国各大学设立研究院者只有三校,一为清华大学,二为北京大学,三为中山大学。其他大学如中央大学等,只准设立一、二研究所,尚未准其设立研究院”;“本大学为教育部第一次批准设立研究院三校之一,则不能不谓为本校莫大之光荣。”4中央大学则于1938年12月成立了研究院,下设文科、理科、法科、师范科、工科、农科及医科等研究所,可谓后来居上5。   

        各大学刚创立研究院时,普遍规模很小,如中山大学研究院第一批招收研究生,总共只有10名(中国语言文学部2名,历史学部2名,教育学部2名,教育心理学部1名,农林植物学部2名,土壤学部1名)6。刚刚调整到位,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就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重新陷人困顿。四处迁徙的中国大学,限于自身财力及图书资料等,不可能大力扩展研究生教育。据中大校史,1942年度招生人数剧增,“全校学生总人数由迁校初期的1736人增加到4161人”,而研究生却只有区区18人7。徐中玉入学的1939年秋季,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总共录取研究生6名,其中中文学部4名,历史学部2名s0   

        了解这一大背景,才能明白徐中玉为何强调中大研究院。至于战时中大如何“迁徙流离中坚持办学”,其教学科研状态以及师生的日常生活,学术新潮出版社1941年版《中大向导》,以及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吴定宇编《走近中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均有长短不一的记载或描述,值得参考。

        二、生活之艰辛

        中国人开始有正规的研究生教育,是在1922年(1917年曾初步尝试,但属于业余兼修,不算数),那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招收七名研究生,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冯沉君、罗庸、容庚、郑天挺等9。这里所说的,不包含在美国注册的各教会大学。抗战全面爆发,绝大部分国立大学及私立大学仓促西迁,对于教授及学生来说,于颠沛流离中继续念书做学问,困难重重。但这是大背景,不同年份人学、以及人读不同学校的学生,感受其实很不一样。   

        就以图书资料为例,我曾提及西南联大为何制定那么严苛的图书借阅制度,就因为这堂堂中国最高学府,中西文藏书少得可怜,据《西南联大概况调查表》:“中文总数33910册,西文总数13478册,每年添书约五百册。”to只要稍有读书、藏书经验者,就明白这数字背后的辛酸与沉重11。但不是所有大学都这样,如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留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师生还能正常学习;中央大学因水路便利,加上着手较早,图书仪器等大都抢运出来了;而及时内迁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其图书资料之丰富也很让人羡慕。从上海辗转赴昆明就职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在1942年10月9日的日记中写下这么一笔:

           是日上午,(施)蛰存领余参观厦大图书馆。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多,地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   

        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12   

        相对于中央大学或厦门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属于匆促撤离。从远离码头的广州石牌撤退到了云南澂江,路途遥远,关山阻隔,故损失惨重。据不完全统计,来不及搬迁而丢失的仪器、标本、模型共604箱,图书杂志20余万册,其他设备、家具等更是不计其数130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中大师生坚持教学研究,弦歌不辍。

        在《徐中玉自述》中,我们读到:“文科研究所先是设在江文庙外面的走廊里,后来实在太小,搬到城外一座荒山上的斗母阁里。五六个同学,晚间在荒山、破庙、油灯下读书,真正寂寞,有位四川同学不满两个月就拂袖归去了。”14而在《追怀中大研究院》中,关于艰难的研究生生活,徐中玉有更多细节描写:   

        文科研究所稍后在澂江城外一座小山上,找到“斗姆阁”这座破致的小庙,略加修缮后就搬过去了。旧的戏台成为所里的图书室,每个研究生有间虽然阴暗却可独用的小上屋住,晚上点的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近十个研究生和几个职员合雇了一位工友给我们开伙。在城里暂住时我们是在一家广东小饭店里包伙的,每月二十五元,而我们的研究补贴不过三十元,在重庆读大学时有“沦陷区学生津贴”,每月五元,刚够吃饭。这时也仍只够吃饭,可见物价已飞涨几倍。15   

        除了生活困难,更因辗转迁徙,“参考书严重不足”,只好将研究题目“缩小为宋代的诗篇”。即使这样,也都不时捉襟见肘。广东省档案馆保留三份徐中玉外出查阅图书,申请经费补助的档案,值得一读。   

        档020-002-1624-021乃“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关于研究生徐中玉等人请发给返校路费补助的函”,上面有代理校长许崇清1941年4月2日批示:“准补助研究生徐中玉等三人由连县返校旅费各四十元。”档020-002-1624-022属于附件性质,上有代理校长许的批示:“现准卅年三月十七日函。以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徐中玉、戴裔煊、李保世等呈为前往连县搜集论文材料,返校旅费无着,请补助每人壹百元,转请核复等由;准此。应准补助旅费各四十元。”

        申请一百,补助四十,考虑到战时的经济状况,这完全可以理解。只是作为中山大学的文科研究生,为何要从粤北的坪石镇,赶到粤西北的连县去看书?如果不是档020-004-1604-025【图1】,后人很难理解其中缘由:   

        查该生等研究专题所需材料,多须求自我国古籍,本院此类藏书特少,一时未能供给其需要,而该生等又以毕业期逼,未能久待,故前月特请求赴连县东陕省立文理学院图书馆搜集论文材料(前广州中山图书馆书籍现寄存该校,其中古籍甚为丰富),经已照准。现该生等事毕返校,以路费无着,未能启行,似应酌予补助,使其早日成行返院。为此转请核夺示

        复,以便转知是荷。

         这应该是文学院写给校长的补充材料,介绍战时广东藏书情况,说明为何赶写学位论文的徐中玉等需要到偏僻的连县去读书。

        三、获得硕士学位

        得到校方的旅费支持,回到校园的徐中玉,是否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据《徐中玉自述》:    "1941年暑前在研究院通过论文,算是硕士,毕业了。”16抗战胜利,回到广州,填写相关表格时,徐也称自己获得了硕士学位。为什么这么追问?那是因为,在民国年间,读研究生与获得硕士学位,不是一回事。   

        不算教会大学授予的学位,中国的公立、私立大学是在1935年《学位授予法》等法规颁布后,才有可能颁授硕士学位的。因社会动荡,战争频仍,教育基础薄弱,加上生活实在贫困,很多研究生其实没有拿到硕士学位。“当时的研究院所招收和培养的研究生大约有几千人,但最终按照法令、法规完成答辩,获得硕士学位的只有200多人。”17  

         关于“研究生的生活确实寂寞而清苦”,徐中玉在《追怀中大研究院》中有所描述:“和我一起从成都考来的朱君原是四川人,已能写一手过得去的旧诗,也许家境不坏,来后不满一个月,感到太苦,几经反复考量,终于决定还是回家的好。”18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中,朱自清的学生王瑶是通过论文答辩的,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考试委员除本校中国文学系全体教授外,还外请了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彭仲铎、文学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历史系教授吴晗。而闻一多的学生季镇淮则因经济窘迫,加上政治热情高涨,虽选择了《魏晋以前观人论》为论题,也通过了结业考试,却最终未能完成论文190   

        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徐中玉,是否像西南联大的王瑶那样举行郑重其事的论文答辩,没有史料记载。但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的六份档案,记录了徐完成学业并通过考试的全过程。1941年7月13日,中山大学呈文给教育部,要求核准徐中玉的毕业证明书。教育部当即回电,要中山大学呈送徐的研究生入学资格。中山大学呈报后,于7月15日收到教育部电令,称已核定徐的研究生资格并批准其参加硕士学位考试。10月9日,教育部发下徐中玉的毕业证明书。这里最有趣的,是档020-004-226-062-2,那是交通部坪石电报局接收从重庆发来的教育部电报的底稿,当初就做了翻译,内容是教育部批准徐中玉参加硕士学位考试。再就是档020-004-533-331【图2],那是教育部关于核准徐中玉的人学资格并发还毕业证明书的指令,上面有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签章。

        四、指导导师

        抗战胜利,国立中山大学回到广州石牌,要求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填表。现存广东省档案馆的档020-002-311-112【图3】,即徐中玉填写的《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硕士调查表》。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入学前学历: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文学士;(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宋诗话研究》;现在工作: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人学年月:1939年8月,毕业年月:1941年7月;毕业时年龄26岁;通讯处:石牌中大文学院。   

        徐中玉的硕士论文题目,日后回忆,有称《两宋诗论研究》,有称《宋诗话研究》。根据上述履历表,以及1942年所填表格,证实应为《宋诗话研究》。这篇硕士论文据说有三十万字,但因没有正式出版,目前只知道指导教师及大致思路。徐中玉在《追怀中大研究院》中称:   

        给我指定的导师是冯先生.其他几位都可以前去请教。陆、冯两位是夫妇学者,陆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治中国诗史、屈原研究、文学史。冯先生那时已转而研究中国戏曲,原是著名的现代小说家。穆木天先生是诗人。康白情的诗在五四时期很受胡适称赞,这时是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李先生是《史记》研究专家,冯先生正在精研戏曲,都谦说他们非这方面专家,要我用通信办法,向还在北平燕京大学的郭绍虞先生和武汉大学的朱东润先生多多请教。20   

        为了防止“抱怨导师”的误解,徐中玉随后补上一句:“即使如此,他们还是能在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学人品格、基础知识等多方面给我许多有益的教导。”其实,这话属于意在言外,反而暴露了当初中山大学研究院的学术训练不太严格。   

        你看西南联大朱自清怎样指导自己的研究生王瑶,就明白其中的距离。据清华文科研究所的同学何善周回忆:“朱先生‘课书’很严,定期给昭琛指定参考书,限期阅读,要求作札记,定期亲自答疑,并提出问题令昭琛解答。师徒二人还常对某一个问题交谈讨论。昭琛在解答问题中时出新意,朱先生极为赞赏。同时,朱先生还在联大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曾有一门课程只昭琛一人修习。朱先生如同上大班课一样,站在讲桌后面讲解(在西南联大只有陈寅格先生坐着讲课),昭琛坐在讲桌前面听讲。师徒相对,朱先生一直讲解两个小时。”2l类似的描述,还可参见季镇淮的《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220   

        相对于西南联大朱自清教学态度的认真,冯沉君等对徐中玉的指导显然不太用心。据《徐中玉自述》:“我是去研究两宋诗论的,导师有李笠、冯沉君、陆侃如、康白情、·穆木天诸位。主要是自学,有问题才去请教,不上课,每学期交篇论文,两年毕业时交篇硕士论文,时间全由自己支配。”23这里有教学理念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术业有专攻”,这几位先生都不是做古代文论研究的。   

        1941年学术新潮出版社刊行《中大向导》,其中第三章《学府人物》,专门介绍校长许崇清、教务主任张云以及各院长、系主任。谈及中文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部主任李笠时,是这么说的.:“目前他正从事古文字学的探讨,著《体态字形论》,在史学方面对史前事迹多所发明,在文字方面对六书范围不能容纳文字钩稽论证,别具识见,不久即行问世”。关于中文系名教授陆侃如有如下说法:“他是国内有名的作家,对于楚辞、诗经有专精的研究。他现任师范学院国文主任,兼任史地系主任。他和他的夫人冯沉君都在文学院担任功课,并合著有《中国诗史》等书。”2a至于康白情和穆木天这两位教授,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现代诗人,而不是古典文学专家。

        五、教学情况

        1941年8月,徐中玉研究生毕业后,马上获得两个聘约,一是聘为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兼任研究员,一是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专任讲师。这两份聘约学校都保留了底稿,即档020-002-120-012和档020-002-142-128【图4】。前者是虚的(兼任),后者才是实的(专任)。这份由代校长张云于1941年8月25日下午签署的文件,聘徐中玉为文学院中文系专任讲师,月薪140元   

        读徐中玉相关自述,我们知道他“1941年8月至1946年7月,受聘留校任文学院中文系讲师、副教授”25。问题在于,何时从讲师升为副教授,未见清楚的交代。反而是一则有趣的档案,可以让我们了解其教学状态。   

        大概是徐中玉讲课效果很好,著述业绩也突出,同在中山大学的师范学院,于是跑来文学院挖人,允诺聘徐为副教授。文学院长吴康给现任校长金曾澄出具公函,表示同意放人。校长的态度很值得玩味:职称照旧,薪水增加。档020-002-1434-090,说的便是这件事。1943年8月28日,文学院长给校长公函:“函请改调中文系讲师徐中玉为师院副教授,另调师院吴三立教授来院任课”。因徐仍兼本院功课,“本院原则上同意”。校长的批示称:“准照所请。徐中玉仍以讲师名义调赴师院,月薪更正为200元正。”校长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刚毕业两年,职称不能提得太快。既然表现很好,有人抢要,那就提薪。这也可见其时大学的管理风格,有原则,但也不乏灸活性。   

        后世史家谈及中山大学如何在烽火连天中弦歌不辍,表扬人文学者取得的成绩,提及吴康、朱谦之、杨成志、陈安仁、岑麟祥、郑师许、罗香林、容肇祖、詹安泰等人的著作或论文,也包括徐中玉的《诗话之起源及其发展》26。即便如此,作为专门研究古代文论的文学硕士,徐中玉在本专业的贡献其实不算突出。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始终没有面世,故世人“不识庐山真面目”。1985年刊行的《古代文艺创作论集》收录了几篇旧作,但那是经过修改的;如原载《国文月刊》第63, 64期的《论修改文章》,一开篇就引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明显是解放后的思路2}0 2013年出版的《徐中玉文集》第四卷,收录了八篇解放前所撰古代文论方面的文章,也都不太有分量。其实,这段时间徐中玉著述很多,先后刊行了《抗战中的文学》、《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民族文学论文初集》、《文艺学习论》等。只是这几本书都与古代文论没什么关系。   

        这就应说到徐中玉的专业兴趣与著述风格了。在《徐中玉自述》中,有两段话值得注意。提及读书时的学术训练:“当时研究题目,虽无成文规定,实际上都是以古为主的。为古而古,有时就陷到牛角尖里去了”。说到自家著述:“专业研究文学当时一般不需要,写的还是现实问题文章居多。”“8在现实政治、出版需求以及学院风气之间,徐颇为犹豫。学的是古代文论,可真正感兴趣的是现实生活,这决定了他的硕士论文没能像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那样经过不断修订,最后成为一代名著。   

        还在读研究生期间,徐中玉已完成并出版了《抗战中的文学》。这本1941年1月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刊行的小册子,全书共四章,第一章“抗战以新的生命给了文学”包括以下五节:“一、可以尽情倾吐了—抗战已使自由复醒”,“二、抗战为文学供给了火花灿烂的题材”;“三、抗战把文学的领域扩大了,视野放宽了”;“四、抗战使文学提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又供给了解决的可能性”;“五、抗战促成了作家间的团结,并帮助他们进步”。题目很大,章节不少,文字却寥妻。第四章尤其显得很草率,仅五百字,文后附记称:“本文为篇幅所限,不能就题中提及的各方面详加论述,兹就本人三年来在国内各报章杂志发表之文艺论文中,择其可以与本文互相补充者,略举数篇如下,以供参考。”29全书浅白易懂,政治正确,属于宣传文字,可文后署的是“1940年12月在中大研究院”。请记得,那段时间,徐正与古代文论苦苦搏斗。

        六、现实关怀

        1944年2月,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刊行了徐中玉的《民族文学论文初集》,比起《抗战中的文学》来,此书更能代表那时他的学术水平。该书《自序》称:   

        七八年来,我专治文学批评,目的在融贯这门科学上各种学说的真理,建立一个较为美满的系统,以协助文学发展,贡献于国家社会。去年秋天,应聘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讲师,除讲授“文学批评”、“国文”二科之外,当局因我专治批评,又要我担任共同选课“民族文学”的讲授。30   

        此处已说到教书与著述的关系。既然毕业前已撰有《抗战中的文学》,开设此类有现实针对性的课程,自是顺理成章。更何况,此课程本就是教育部的指令,也是中山大学聘任徐中玉的理由。   

        档020-002-142-131是中文系主任李笠写给校长的信,敦请大学发给徐中玉专任讲师聘书:“徐中玉先生已经排定课目,即‘抗战文学’三小时(教部指令开设)、‘各体文习作’二小时、‘国文’四小时(普通国文三时,历代文选一小时),共九小时。”此信上有“附徐君著作及略历表一纸”字样,还有张云校长的批示:“聘徐中玉先生为文学院中文系专任讲师,月薪一百四拾元。”   

        入职之前出版《抗战中的文学》,入职之后撰写《民族文学论文初集》,这都显示了徐中玉的政治立场与现实关怀。虽然不无课程方面的诱惑与压力,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作者的个人选择。从日后的发展轨迹看,徐明显对现实政治更感兴趣—所谓“为古而古,有时就陷到牛角尖里去了”,明显带有批评与嘲讽的意味。   

        1947年7月7日,徐中玉在青岛为新作《文艺学习论—怎样学习文学》撰写《后记》,称:“文章大多是逼出来的,有些为了要应付拉稿,有些为了要应邀讲演。在当时真是一件苦事(让我们回想一下战时后方山村里的那种教书生活吧),但现在倒觉得颇可感激了,没有这种逼力也许会一字都写不出来。让我在这里谨向六七年来朝夕相处的中山大学中正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诸同事同学致恳切的谢意。"31四十年后,徐中玉刊行《鲁迅遗产探索》,《后记》讲述自己高中时就读鲁迅的作品,"1934年我进大学所以会读中文系,多少和这种爱好有联系。恰好鲁迅的年轻朋友台静农(伯简)先生正在给我们讲《诗经》课。我知道他同鲁迅异常亲近,便常到他屋子去,很少向他请教《诗经》,而总向他探问鲁迅的事情,随便他回答什么我都极为爱听”。虽然撰写有关鲁迅的论文,是解放后担任“现代文学”课程的产物,但却渊源有自:"1940年后,我在广东坪石读研究院,虽然搞的是古代诗文理论,却珍藏着一部精装二十册的红布面《鲁迅全集》,放在简陋的木架上,稍有空闲就会随手抽出一册来阅读。当时的种种艰难困窘至今记忆犹新,这部《鲁迅全集》却给我了力量。”32   

        至于晚年出版《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和《徐中玉自选集》,均以《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作为“代序”33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忧患紧紧相连,可见其立场与趣味。

        七、写作进度

        最能说明中大时期徐中玉的学术状态的,莫过于档020-003-112-050 [图5],这是1942年徐填写的《国立中山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年龄:27;等别:专任讲师;薪水:160元。所授课程及时数:国文三小时,文学批评两小时,民族文学三小时。到校年月:1941年8月。

        曾否送审合格:送审中。最为关键的是“上年度著作及研究成绩”:

        《抗战中的文学》(壹册)、《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均交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八万字);《民族文学论文集》(十万字,已完成,即可寄渝出版);《新民族文学论》(十五万字,已完成三分之二,预定本学期完成);《宋诗话研究》(作者硕士论文,约开万言,经加增仃,设法印行);数篇论文登载《中山学报)),《艺文集刊》、《时代中国入《民族文化入《大公报》等刊物,共九篇,约十万字。   

        这是一位刚留校工作的青年讲师交出的成绩单,作品数量之多,实在惊人。对比西南联大中文系诸多研究生下笔之谨慎,或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所长要求新来的年轻人三年内不得发表文章,中大的年轻教师徐中玉,明显属于才华横溢、手脚麻利。这一类型的学者,好处是反应迅速,出手很快;缺点则是著述不够专精,容易因时过境迁而被遗忘。   

        这里牵涉徐中玉关注现实的学术立场,但也与其从中学时代开始投稿,养成的写作习惯有关。三十万字《宋诗话研究》没能整理刊行,倒是其他书籍与文章不断推出,这既基于作者的学术趣味,也与稿费方面的考虑有关34。在《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中,作者坦承:“高中读书时我已爱好习作,是从写抗日宣传文字开始的。1934年进入大学后,开始在一些全国性报刊(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益世报》、《光明》、《独立评论》等)发表文章,直到现在还不断在写一些,60年了。”35而这种写作与投稿,除了社会责任与表达欲望,更有获取稿费的需求。在《我的大学时代—读过山东、四川、中央三个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才毕业》第四节,徐中玉详细讲述了大学期间撰文、投稿乃至获得稿费的经历:“谈普希金那篇,是我从报刊上读到了不少有关的介绍和报导,联系了读过的一些普希金作品,才写成的。后来还被选编在韦息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汇编的一厚册纪念文集里。这篇文章使我获得了80块大洋稿费,是我大学生时代一次所得最多的报酬,几乎够我一个学期的各种费用了。”36这就能够理解,为何徐中玉在中大念研究院时:“只得仍写些与专业研究无关的小文章补贴生活”,“家乡音讯不通,我仍得写文章赚点稿费维持生活和零用”37。研究院毕业后,已经成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的徐中玉,依旧保持了这一写作习惯—只不过后来的写作,不一定考虑稿费问题。八、自我反省   

        在《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一文中,徐中玉称:“我学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高谈一套一套的理论,服膺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也许我的想法太简单,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原理可能一篇千字短文就够写出来。引申、举证、说明,试探(?)当然可以写出许多文字。”文中还有另一段话,近乎声色俱厉:“不少洋洋大篇,夸夸其谈,重复而又琐细甚至玄虚之至,还有的不知所云,以艰深文浅陋、崇洋以为高。招摇过市,自欺欺人。”38可你要是据此推断徐从不追求学问的系统化,那就错了。反对“建立什么庞大体系”,那是晚年徐中玉的自我反省—历经沧桑,方才从绚烂归于平淡。   

        1942年1月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推出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书前有作者的《自序》:“今年秋天,我应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之聘,担任讲授‘文学批评’、‘民族文学’诸课程,课余之暇,常常想到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应该如何切实联系的问题。”39这口气不太像年轻教师,而更接近政府官员、学界领袖或大学校长。此书共六章:第一章“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二章“发展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第三章“学术研究的设计与考核”;第四章“学术研究的合作协进”;第五章“学术研究事业的人事问题”;第六章“学术研究在抗战建国时期的地位”400如此高屋建领,其谈论“学术研究”,不局限于文史哲,甚至包括地质学、考古学、物理学、生理学、化学工业、病虫害防治等,虽注明了参考书籍,还是看得人胆战心惊。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亏了那个时候学术规范不太严格。此书的《自序》写于1941年11月20日,当时徐中玉刚留校教书,精力充沛,同时经营报纸文章与专业著述,故只能“大而化之”。   

        过了一年多,徐中玉为新著《民族文学论文初集》撰写《自序》,称:“我对于许多大学以只讲解通篇稍有民族思想的诗文词曲,就算讲授了这个课程的办法,是认为陈旧敷衍,绝不赞成的。”41作者希望写出一部“系统的讨论民族文学的书籍”,可这明显超出其能力及学术准备,故体大而思不精。前面“论民族制度”、“论文学上的爱国主义”、“论文学上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已经是够大的题目了;接下来各章,若抛开正题,那副题也是十分宏阔:民族性与民族文学、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学、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学、民族英雄与民族文学、民族乡土与民族文学、民族传习与民族文学42。

        对于如此学风,日后徐中玉不无自我反省。年近七十时,徐写了篇短文《学到老,学不了》,收入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学习语文的经验和方法》,谈自己读研究生时,“立下‘大志’,全面搞,搞个大东西”,事后证明不合适。“我想,如果当时实事求是一些,量力而行,像吃饭一样,吃完一口再一口,一定要比今天充实些。研究问题,面不能太宽。知识面要广,但目标要小些,逐步扩大,不要一上手就搞通史一类东西。”“俗话说,不要想一口就吃成胖子。我就很吃了这个亏。力气花了,但未集中使用,浪费掉了。”43因此,所谓不喜欢“高谈一套一套的理论”,那是经历一番风雨磨砺后,才逐渐领悟的道理。   

        即便如此,早年治学之视野开阔但稍嫌粗疏,还是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以至综观《徐中玉文集》,作者似乎不以专精见长,而以宏通为志趣。在这个意义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徐中玉主持多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可说是找到了最佳位置:此举需要兼及理论与欣赏、古代与现代、知识与技能、组织与协调,恰好最能显示徐中玉的特长,故成就了很大业绩。    

        (作者在使用广东省档案馆资料时,得到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张诗洋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本文初稿2013年11月8日宣读于“徐中玉先生百岁华诞庆祝会暨学术研讨会”,2014年1月6日定稿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注释:

        1徐中玉:《追怀中大研究院》,吴定宇编:《走近中大》,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2参见左玉河:《中国现代大学研究院制度的创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3期。左文称国民政    府此举,“使设立大学研究院有了统一参照标准和制度上的保障,标志着大学研究院制度的规范化”,可接下来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开列“全国大学研究院统计表(1936)",那11所大学研究院,只有前三所(清华、北大、中大)是教育部承认的.

        3.“(中山大学)研究院原设文科、师范、农科三个研究所,1942年度起,经教育部批准,增设医科研究所,共四个研究所。”参见据黄义祥编:《中山大学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6页。

        4.《邹校长昨宜誓就兼研究院长职纪盛》,《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35年6月7日,第209-211页。

        5. 参见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第261页。

        7. 参见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

        8. 参见徐中玉:《追怀中大研究院》,吴定宇编:《走近中大》,第69页。

        9. 参见陈平原:《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8期。

        10. 参见《西南联大概况调查表》,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一11页。

        11. 参见陈平原《过去的大学》,《新民晚报》2000年7月16日。

        12.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70-171页。

        13. 参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第318-322页.另,据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中大在八年抗战中曾三易校址。初迁云南澂江,再搬粤北坪石,三走东江和连县,辗转迁徙,校舍、图书损失惨重,仪器设备几乎荡然无存。’(第88页)

        14. 徐中玉:《徐中玉自迷》.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月晾: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15. 徐中玉:《追怀中大研究院》,吴定宇编:《走近中大》第70-71页。

        16. 徐中玉:《徐中玉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110页。

        17. 参见涂上飚:《近代中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探究》,《高教发展与评估》,2013年1期。

        18. 徐中玉:《追怀中大研究院》,吴定宇编:《走近中大》第72页。

        19. “感愤于闻师的被暗杀,季先生回北平后,以笔代枪,借古讽今,撰写了若干融魏晋学术与现实人生于一炉的好文章。可就是没能像王先生那样集中精力专心著述,将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积累凝聚成专著,晚年谈及此事,季先生还是颇觉遗憾。”参见陈平原《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此文初刊2007年11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后收人《大学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0. 徐中玉:《追怀中大研究院》,吴定宇编:《走近中大》,第69-70页。

        21. 何善周:《怀念昭琛》,《王瑶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22. 参见季镇淮:《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来之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3页。

        23. 《徐中玉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110页。

        24. 参见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239页。

        25. 参见《徐中玉自述》‘以及《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16页。

        26. 参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394-395页。

        27. 在《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后记》中,徐中玉称:“但也有几篇倒还是解放前在郭绍虞、周予同两先生主编的《国文月刊》上发表的,因为觉得可能还有些作用,而且同我目前的设想大体一致,所以略加修订,仍收在这里。”参见《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12页。

        28. 徐中玉:《徐中玉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110页、111页.

        29. 徐中玉:《抗战中的文学》,《徐中玉文集》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49页。

        30. 徐中玉:《民族文学论文初集·自序》,《徐中玉文集》第一卷,第116页。

        31. 徐中玉:《文艺学习论—怎样学习文学》,上海:文化供应社,1948年,第154页。

        32. 徐中玉:《鲁迅遗产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14页、215页。

        33. 参见徐中玉:《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以及《徐中玉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34. 战时研究生生活艰难,王瑶、季镇淮等不是靠写文章,而是教中学,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35. 徐中玉:《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之“代序”,第13页。

        36. 参见徐中玉等著:《我的大学时代》,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37. 徐中玉:《徐中玉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110页,徐中玉:《迫怀中大研究院》,吴定宇编:《走近中大》,第71页。

        38. 徐中玉:《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之“代序”,第14页、15页。

        39. 徐中玉:《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自序》,《徐中玉文集》第一卷,第55页。

        40. 徐中玉:《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徐中玉文集》第一卷,第53-110页。

        41. 徐中玉:《民族文学论文初集·自序》,《徐中玉文集》第一卷,第116页。

        42. 徐中玉:《民族文学论文初集》,《徐中玉文集》第一卷,第113-217页。

        43. 徐中玉:《学到老,学不了》,参见《徐中玉文集》第六卷,第1932-19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