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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在中山大学的讲话

在中山大学的讲话

周培源

(1980年1月11日)

        科学院这次在从化召开基本粒子理论讨论会,得到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和中山大学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这次国际会议可以说是全世界从事基本粒子研究的中华民族血统学者的一次盛会,是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确实开得非常成功。

        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山大学物理系的同学们写信请杨振宁教授来跟大家见见面。我是陪着杨教授来的,可是上面的横额上把我也写成是来讲学的,实在不敢当。(热烈鼓掌)

        刚才杨振宁教授给大家作了报告,介绍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伟大成就。我体会到他报告的重点讲的是爱因斯坦理论的惊人发展,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相对论,尤其是“规范场”理论上的惊人发展。杨教授很全面地介绍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和他的科学思想,这些观点很值得我们参考,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爱因斯坦的生平和工作。我想,我们大家,特别是青年同志应该向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学习,也应该向近代的先进人物学习。同志们都知道,年前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劳动模范授奖大会,有五六百人,他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模范和标兵,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物理学上,杨振宁教授在国际上是个标兵,是个先进模范,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刚才杨振宁教授讲到爱因斯坦在26岁就发现了狭义相对论,1905年以后一连发表了三篇有关狭义相对论、光电效应和布朗运动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在物理学上是三个里程碑。杨教授的报告里还提到阿贝尔的群,阿贝尔是法国年轻成名的数学家。杨振宁教授也是在年轻时就对很多问题钻研很深。他16岁上大学——现在中山大学也有16岁或不足16岁就上大学的,可是在1938年抗战时期16岁上大学的人还是很少的。我当时很荣幸地上过他的课,觉得他钻研问题的精神就像中国一句老话讲的那样:“打破沙锅问到底”。抗战胜利后他到了芝加哥大学学习,是费米的研究生。费米是著名的近代物理学家,在实验和理论上都作出过重大贡献。大家知道,杨振宁教授和李政道教授一起在1956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1957年李、杨获得了诺贝尔奖。一般说来,很多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后就是到了科学的最高峰,休息去了,贡献也就少了。可是杨教授和李教授不是这样,他们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并没有下车休息,而是继续前进,在过去20多年中做了很多工作,培养了许多人才;现在他们在基础理论上、在基本粒子研究方面还是站在最前沿。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坚持奋斗,不断摸索自然规律的精神。在从化会议上,胡宁教授的总结报告里有一句话很可参考,他说,李政道教授去年在北京讲了几个月的量子力学——中山大学也有同志参加了——在最后一段,李教授对杨振宁教授的杨一密耳斯方程给予很高评价,指出杨一密耳斯方程是打开层子及层子以下的宝库的钥匙;胡宁教授是个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个漫画家。他在会上就画了个图:物理学上有好几个宝库,基本粒子宝库,层子宝库,还有层子以下的宝库;李政道教授手拿钥匙打开了层子宝库的大门,钥匙上写着“杨密耳斯方程”。从这里可以看出杨、李两教授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不断前进。你们青年人是前途远大的,是今后四化建设的主力军,应该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从今天杨振宁教授的报告中,我体会到搞科研工作必须有实践的观点,要取得成就必须坚持实践。一年多来党总是教导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杨振宁教授和李政道教授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时候还很年轻,当时杨教授35岁,李教授才3l岁。爱因斯坦和阿贝尔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出了成果。但是所有这些成果都是他们长期实践的结果。杨教授刚才讲了规范场理论,这个理论是外尔在1958年提出来的,是想从广义相对论出发把电磁场与引力场统一起来的理论。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规范场理论在基本粒子研究方面有很大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很多人都在谈论规范场的问题,除了杨振宁教授外还有许多人,复旦大学的谷超豪教授就规范场的理论做了很出色的工作。

        另外,我们还得有矛盾的观点,在实践中要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有时在短期内可以看出来,但有时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今天杨振宁教授讲到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其实就是探索洛伦兹提出的那个数学问题,即我们常说的洛伦兹变换。可以说狭义相对论想要克服的就是电动力学与牛顿运动学的矛盾。这个矛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很突出了。爱因斯坦26岁的时候还不是大学教授,只是专利局的职员,他当时就看出了物理学界的这个主要矛盾,于是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来解决这个矛盾。当时抓这个主要矛盾所花的时间太长。现在基本粒子理论是物理学的前沿科学,这个矛盾大家正在探索,杨振宁教授讲的规范场理论就是向这个科学堡垒进攻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爱因斯坦从1933年到美国,直到1955年去世,20多年都在研究统一场论。这个理论从外尔开始,当时并不成功,很多人认为爱因斯坦是在钻牛角尖。现在看来,规范场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已经发展到超引力理论和超统一理论,如萨拉姆他们搞的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性;现在他们还想把强相互作用也包括进去。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谁也看不出它的重要性,现在超统一场论慢慢地发展成了基本粒子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物理学,包括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两个方面,要抓住主要矛盾决不是说几句话或讨论讨论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实践。

        再一个是群众观点。发展物理学与发展其他自然科学一样都要有群众观点,不能只依靠几个人。我们要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每一位物理工作者都应该想方设法发挥大家的创造性。这次基本粒子理论讨论会上有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物理学家,其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在座谈会上,我邀请了几位来自美国和德国的中国血统学者座谈。他们认为美国的教学很注重发挥青年学生的创造性,Creativity或Originality,青年学生也以自己创造为自豪;而中国的教学是尊重权威,权威指了什么方向,大家就照这个方向去走。听了这话,我自己感受很深。解放以后,我们学习苏联。1952年院系调整,把我从清华调到北大当教务长。当时照搬苏联的一套,遇到很大阻力。现在经过了28年,对历史来一个总结,可以看出苏联教学的组织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是它的优点,但是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所讲到的那种创造性不够。我们应该参考美国科学家的意见,做到既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又能发展青年人的创造性。这一次从美国回来参加会议的徐一鸿教授才三十几岁,代表着美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年轻一代。杨振宁教授今年58岁,跟我比起来还是年轻,但在国外已经是老前辈了。从徐一鸿教授的报告看来,他的思想比较活跃,看问题比较开朗,用我们的话说是比较思想解放。昨天会上,高能物理研究所有位同志送给徐一鸿教授一个条幅:“横扫千军锷未残”。这同我的反应很相像。昨天是相对论文章的讨论会,我也作了一个报告。相对论我有40年没搞了,去年到意大利参加纪念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的大会,觉得相对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回来后虽然身体不太好,也还是找了资料,写了个报告,昨天会上念了,其实并没有很好完成任务。在昨天的会上,有位美国回来的教授作了个关于宇宙学的报告,讨论的时候,徐一鸿教授就提出问题:“你这个宇宙学里能否说明宇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星系?”我在40多年前搞过宇宙学,觉得是个老问题,可是听了徐一鸿教授的问题才觉得他确实是思想开朗。我们要培养青年人思想开朗,要有群众观点。搞科研的群众性非常重要。解放以后教育、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体育事业也发展很快。打倒“四人帮”以后体育界出了一大批世界冠军,可是自从解放以来,科技界出的世界冠军很少。是不是我们科技工作者比体育工作者笨或才华比不上他们?不是的。问题在于体育工作者有个群众基础,小孩子有一个桌子就可以打乒乓球了,可是科学研究非要一个过程不可,要掌握基础知识,要查文献,做实验,掌握了科技发展的规律,然后才能提出科学见解,所以在科技上要夺得世界冠军还需要时间。你们青年一代应该远远超过我们老的一代,大家团结起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中山大学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山大学的同志们在科技工作的许多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例如杨振宁教授现在去参观的引力波实验室就是一个。我国引力波实验室一共只有两个,南有中山大学,北有物理研究所,其他大学还没有,我们中山大学的引力波实验在全国高等院校中还是首屈一指的。中山大学的同志们在物理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引力波的实验方面受到国际上的赞扬。譬如说,我们去年在意大利开会,陈嘉言同志在大会上讲话以后,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阿马尔弟教授站起来说:“中山大学的引力波实验室——当然和物理所两家是凑在一起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做得很出色!”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人家就得恭维我们几句。国际科技界里像这样称赞的话是很少很少的,不像我们这样,做了点什么事就随便说“很好啊”,“很出色啊”,不是的。在全世界研究引力波的会议上,国际知名的科学家讲话是很有分寸的。阿马尔弟教授去年初来参观过中山大学引力波实验室,发现中大引力波室的一个减震装置很先进,现在他们罗马大学的引力波实验室就是采用了中山大学的这种装置。我讲这话是把实际情况向同志们作一个汇报。实际上知名的科学家讲这样的话,给了我们充分的信心。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同志们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做出了引力波实验这样的工作,这种坚持斗争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值得我北京大学学习。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努力,携起手来同心同德向前看,我们中国的科学就一定可以很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本文是1980年1月11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基本粒子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