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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人,杨振宁:大学要有深厚基础学科作根基 ——黄达人校长与杨振宁教授畅谈大学发展

大学要有深厚基础学科作根基

——黄达人校长与杨振宁教授畅谈大学发展

黄达人  杨振宁

(2003年9月22日)

        编者按:9月22目,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出席庆祝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及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后,黄达人校长就治校大计向杨振宁教授讨教,他们之间进行了一番极有深意的对话。《南方日报》记者在校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采访记录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并已刊登于9月23目的《南方日报》。本报摘要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今天所要开的系、开的课,不可能和20世纪一样了……”

        黄达人:很感谢杨教授前来参加这个20年的庆典活动,这是对中大的厚爱。

        杨振宇:我与中山大学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1973年,30年了。那时候我从长少到九龙路经广州,去中山大学拜会当时的数学界元老姜立夫教授。那时候的他还住在一栋小楼里,我印象很深。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广州和今天相比,变化很大呀!

        黄达人:那样的教授小楼中大有40多座,这次我们全部按原貌装修了,那可是中大的宝贝。20年前你倡导把一个这样纯学术的研究机构放在中大,这一点我们也是不能忘记的。

        杨振宁:其实当时我们提议在广东的深圳设立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后来商量后觉得深圳的学术传统恐怕不够深厚,不是最合适的地方,最后还是决定选址中山大学。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广州、中大以及香港工商界领袖们的支持,特别是冼为坚先生,给予了很多经济上的支援,当时80多岁的梁镓琚先生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黄达人:20年来,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对于广州、对于中大基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献。我认为,基础学科的研究关乎大学的声誉与地位,中山大学作为南中国学术文化重镇,高水平的基础学科研究可以说是我们的立校之本。所以我们在不断强调应用学科重要性的同时,更没有忘记基础学科这一根本,基金会二十年间不断支持基础学科的研究,这一做法和精神与我们加强基础研究的办学思想十分契合。

        杨振宁:你讲得很好,但事实上,也许一般学生甚至大学领导人对于我以下要讲的认识不够,即每一学科在不同的时代最容易重点发展的方向有很大分别。

        举个例子,20世纪物理学发展有惊人的成果,尤其是头30年发展是革命性的,那个时期不仅是物理学历史上的大革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发展,21世纪初会否也面临可能有的大革命?我认为不会,因为今天不一样了,因为在不同时代能够大发展的方向不一样。20世纪通过这头30年的发展,对于物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取其一端来讲,因为有了量子学的发展,才有了半导体物理,从而才有计算机零件,才有21世纪全世界的通讯工程。

        所以,头30年物理学的革命性发展不只影响物理学,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打开了很多的“门”,每一个“门”都可以走进去,都能产生新的学科门类。就说激光,今天的激光研究已多得不得了,还在继续发展;再如光纤,也是在20世纪物理学原理革命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21世纪以后,就是要借助这些“门”来进行主体发展。我经常和我的研究生说,要掌握住基于那30年发展开出的“门”来做研究,你才有可能有极大的发展。从校长的观点来看,或者从国家科技部的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要抓住这一点:今天所要开的系、开的课,不可能和20世纪初一样了。

        黄达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更长远的目光看未来。

        杨振宁:很多人认为“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如果你问我21世纪如何?我认为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我的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一些物理学同事的赞同,但我认为这个趋势很明显,因为生物学的发展对于每个人都有切身影响,大家更注意这个问题,再加上基因等知识的支持,其前途不可限量。所以我很有信心,这将会是最后的评比得分——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

“中国想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为前途发展做重要的改革”

        黄达人:中国的国情是,一方面高校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贡献,这是大学的责任所在,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倾注在一些应用学科上;可另一方面,我们深知,基础学科是立校之本,是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声誉所在,如果您是我这个角色,在学科调整方面,您会如何摆布立用“学科与基础学科”的位置呢?

        杨振宁:我认为一个大学有三个目标:教育下一代、做尖端研究,还有就是服务社会,全世界的大学都意识到了这三个重要任务,可是应用学科的基础也必须建立在原理上,所以一个大学不管是教育学生,还是做尖端研究,都要有深厚的基础学科作为根基。要认清这一点,否则可能就要吃亏。好比1952年,清华大学院系调整时,把文科、理科都迁到北大去了,专门搞工科,现在清华大学认识到这个办法太偏了,所以清华现在正在努力恢复文理的一些课程。

        我认为从校长的角度看来,一方面要掌握住“21世纪应用学科的比重要加重一些”的尺寸,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基础学科,这是一个复杂的辩证关系。

        黄达人:这的确有一个尺度、分寸的把握问题。

        杨振宁:我们还不能忘记另一点,那就是所有大学都是一个有机体,是长在当地历史上。我常来中国,我知道我们的大学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中国在一百年来快速发展的同时,历史遗留下来的观念和体制问题,虽然更改很快,但存在的问题不少。

        例如,现在所有大学都有人员臃肿的问题,人推又推不出去,我听说北大、中大这次的人事制度改革震动很大,关于北大的改革好像还吵得挺厉害。

        黄达人:我们已经基本做完了,推进得比较平稳。中大的聘任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更具国际化色彩的大学人事制度框架,以便更多更好地吸引国内、国外的优秀人才,以满足学校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我们也强调,我们的聘任制,最终要做到“为天才留空间,为中才立规矩”,我们想告诉我们的老师,在大学工作,是应该有一个契约的,这个契约就是一个规矩,而在这个规矩之外,我们还尤其重视要为高水平的教师留下足够发挥的空间,因为我们认为,真正高水平的学者,学术是他们的生命,制度化的约束对他们意义不大,他们需要的是更为宽松的空间潜心于学术。强调契约的同时也强调宽松的学术氛围的营造,或者也是我校聘任制的一个特点吧。

        杨振宁:那非常不简单,这个问题我回头还要向您请教一下。我想说,中国的这种现象必须要改革,中国想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为前途发展做重要的改革,这需要大家都来努力。

        而大学要改革,不是下几条命令就能做到的,要通过社会吸收多余的人员,高校的人事改革才能顺利过关,其实现在行业增加了,有些人就可以去企业或其他地方发挥才能。

        记者:我们说高校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块堡垒,这些您也听闻过,除了人事制度改革之外,您认为我们的高校要取得重大发展,还要在哪些方面“动手术”?

        杨振宁:现在前沿科学全世界竞争很厉害,中国的高校要在其中取一席之地,中国的高校要争取做一流大学。

        记者:现在不少高校都在朝这个目标努力,但在您眼中什么样才能称得上世界一流呢?

        杨振宁:我是这样看的,例如一个大学的某个系能够在全世界各个学校的同一个系里排名进入前20名,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系定位为世界一流的系。如果一所学校能有5个左右的系进入到世界一流行列中,我看就可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

        在国际上,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史自然可以占点“便宜”,容易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的高校要想在理工类方面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学科来,困难就大得多。不是我们不够聪明,现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2000名院士中,有200人是物理学院士,而这其中至少有20人是中国人,这可是1:10的比例呀,可见中国人是有聪明才智的。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学科研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呢,道理很简单,一是还没有足够多的钱,二是我们的研究者对于所在领域的研究信息掌握得还不够快,如果作为校长,我可能会先研究一下本校的优势,例如中大的人类学、历史学都曾有深厚的基础,然后再趁势打出本校的学科“王牌”,在世界上争一席之地。

        黄达人:杨教授的这番话,给我很大的启发。目前,中国的大学排行榜十分热闹,我们中大对此始终持清醒的态度。我想杨教授的这个观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大学的发展是百年大计,大学排名的提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对于大学而言,功夫还是要放在学科的发展上,这是我们这些管理大学的人所最应该注意的关键所在。现在中国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有着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不能否认,中山大学也有这样的希望。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言必称哈佛”,而在于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铸造属于自己的学科品牌,杨教授说,有五个学科世界一流,这个大学也就世界一流了,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以哈佛作为目标是不错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真正拿得出手的学科,说句玩笑话,我们只要“心中有佛”就行了,目标在我们心里,我们所要做的是做强中大的学科。

“如果到时太太身体允许,明年我会前来见证中大80周年庆典”

        黄达人:对于中大这样一所南国高等学府来说,未来发展的空间您认为在哪?

        杨振宁:先说小的,我想如果中国的教授薪水能达到每年两万美金的话,情况应该会大为改观。

        黄达人:您猜猜中大正教授的年薪已到多少?

        杨振宁:我估计大概是五千美金吧。

        黄达人:我们刚刚统计了,现在中大正教授的年薪平均已到了一万美金的水平。

        杨振宁: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毕竟钱太少不行,像家里电灯坏了,孩子要上学之类的事情也要困扰他们的话,就不能专心做学问了。我记得国内有些教授们为了省钱,中午都要回家吃饭,这挺耽误时间。像这样的纷扰消除了,才能有大的进步。我30多岁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烦恼了,房子不用愁,孩子有太太管理,所以可以整天想我的物理。

        黄达人:我理解杨教授讲这个年薪的意思,不仅仅是一个年薪的问题,如果中国的教授达到了两万美金,那就意味着我们高校的整个科研设备、科研经费都会在另一个层次上。

        杨振宁:本着这样的趋势,我相信以后的10年、20年,南中国在学术、科技、经济等各方面都会有极大的进步,中大也是。

        记者:关于科技成果转换的问题现在中国的高校非常关注,中大也在为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而头痛,但听说很快就会有了,美国的高校关不关心这个问题?

        杨振宁:这个科技成果转换的问题美国的高校也很关注,例如我们也讲孵化器,我认为尖端科研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就要善于利用环境。如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美国重要大学周围都设有科学园等,大家看中的就是这种大环境。

        黄达人:中大的科技园也已经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我们认为,大学不应该自己去办产业,它服务社会的方式应该是科技成果的转化。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非常感谢教授今天赐教,我趁机还想正式邀请先生明年来参加中大80周年的庆典,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论坛上让我们再次聆听您的演讲。

        杨振宁:我承诺,如果到时太太身体允许,明年我一定前来见证中大80周年庆典。再过10年,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成立3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一定再来!

“在我心中,第一位的高校就是清华,第二位就是中大”

        记者:您为清华园的家买好家具了吗?

        杨振宁:我这个月9日到了清华,其中一件大事就是买家具,校方为我建的房子很漂亮,材料都够得上国际标准。

        记者:以后打算常住清华园了?

        杨振宁:对,常住。在我心中,第一位的高校就是清华,那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第二位就是中大。

        记者:在您身上有着很浓的故乡情结。

        杨振宁:“落叶归根”总是抹不去的情结,但我想,我还没有“落”之前,就要回到这里。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一直没与中国间断过联系。所以我对中国的变化知道得很清楚,也从未中断过这份情结。

        我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对于世界、中国的看法也一直在改变。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回想我出生时1922年的安徽合肥,是多么的落后,与今天比较起来感受很深,这种变化如此巨大,它的动力与面貌是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应该这样继续下去。

梅志清、李汉荣、吴爱芳,原载《中山大学校报》2003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