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总述

总述

        近代中国的开端,以1911年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创建民族国家为伊始。这一姗姗来迟的成果,既为中国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打开了新生的大门;又由于泱泱大国的悠久传统,使其在迈入现代性的早期进程中充满了变数和挫折。

        若是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则相当典型地表现为一种两难的矛盾态度。这个矛盾的一面为追求现代性的迫切愿望——这个愿望可简称为“西化”;另一面为自尊情结——这关系到如何对待传统和难以割舍的大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的心理包袱。在西方——现代性的压力之前,无论是把传统看成是历史负累或是文化尊严,由这个矛盾所塑造出来的文化态度,亦可以简化为如何对待传统——选择文化自尊和接受现代——选择文化更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向。西化,无论是否全盘;传统,那怕不谈扬弃,不仅创造和影响了上层的政治与文化目标;实际上,对待中西文化的对立或调和的态度,形塑了整个民国时代早期社会生活与物质风尚的变迁。在此之中,城市与建筑是为最显著的物质产品和符号载体,因为重大的建筑必然会受到同时代文化态度的支配而形成典型样式特征。在建筑领域,现代的大学又因其位于教育金字塔的顶峰和其庞大规模,往往又是以教育建筑反映文化态度的风向标和时代指针。

        回首百年的历史,虽然历史如时间一去不回头,然则,幸好有建筑,正如古罗马的维特鲁威所言:建筑乃石头的史书。每一时期的文化与政治,总会以样式——风格的信息形式贮存在过往的历史建筑身上。20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校园,例如国立中山大学与广州城;国立武汉大学与武汉,均为以校园建筑承载文化历史信息的典范之作。而国立中山大学,又因其与孙中山先生的密切关系,其校园历史之长久超过了建校史本身,跨度达百年以上。今天,归属于中山大学名下的重要历史建筑大多已成为广州的历史名胜,它们如宝石一样镶嵌在富含历史信息的广州老城区之中,在整体上,堪称一个以大学为名而积累出来的见证近代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

        2014年,时逢中山大学建校90周年,这是一个让我们重新回溯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校园与建筑历史的好时机。因为,以中山大学与近代中国的开创者中山先生和近代广州城的关系入眼,其校园建筑是如此明显地铭刻了中国近代之文化态度的变迁史。所以,若是我们秉持把建筑样式和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态度相联系的认识,将会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建筑、还原过去时代的文化理念,提供很好的入口。建筑在物质的层面上是以功用为目标的,为人所用是为建筑的本质;但建筑在符号的层面上,其物质性体量承载着可视的外观,发放样式的信息,传达特定的意义和审美理念。今天,大多数中山大学校园的老建筑仍然历久弥新,仍然在为当代的教育事业提供功用。然而,追溯历史建筑的风格之于文化理念的关联性,其实会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带来启示。所谓,大学,虽非砖瓦垒砌的建筑而不成校园,但真正成就大学精神的,非文化莫属也,说校园建筑当为文化之表率并不为过。我以为,这也是编纂这部《红楼叠影--中山大学近代建筑群的人文解读》的缘由之所在。

        中山大学之根,本为中山先生所植。而中山先生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以他投身革命、创建民国为起点;又以他1925年的去世为一转折,可以明显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延伸到19世纪末中山先生求学的开端,从少年学医、投身革命、建立民国一直到他的去世,这一阶段,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动上,可以看成是“被动创新”阶段——即遭遇到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迫学习西方,或是以新替旧、西风东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正是中山先生去世后,这也是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之时,此后的国民政府,在始自20年代末的“黄金十年”之内,以中山先生的国父之尊,正式奠定了民族国家以重大建筑来表达国家自尊的纪念碑性。与前一阶段相比,这是一个从被动输入走向文化自觉的阶段,其典型的文化态度就蕴藏在以中山陵或中山纪念堂为代表的“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恢宏气象之中。

        饶有意味的是,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从第一个阶段的彷惶、犹豫与极端选择,到第二个阶段的自尊与宏大意象,其实正是在中山先生任内所推动形成的。因此,以中山先生的两个阶段所对应的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异同,其实全部铭刻在同一时代的重大建筑的样式与风格之中。而遍寻中国,恐怕再也没有一个如同以中山先生命名的大学——中山大学的校园历史建筑群那样,因为中山先生的前后两个阶段的跨度,使得这几个建筑群超越了中山大学自身的90年历史,它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866年开办的博济医学堂;它的另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其成熟的新古典——民族样式的探索,影响力一直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重要的是,中山大学校园史的三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分别留下了与同时代的体制、政治、文化理念密切相关的象征符号体系。

        大学,从校名的更改上,例如从国立广东大学到国立中山大学,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可以联系到民族精神的复兴;从校区的空间变迁上,可以联系到大学与城市、国家的精神关系。例如中山大学的校园历史,可以明确地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无论是如邹鲁校长所言“总理以原有校舍散处市区,不适藏修,尤难发展”,亦即校史所云的第一阶段;还是石牌校区时期那种大兴土木,追求宏大民族意象和爱国精神的第二阶段;甚至在早于中山大学创办的岭南大学康乐校园,康乐园虽迟至于1952年才成为中山大学第三阶段的校园,但因岭大与中山先生推动现代教育的关系,实际上也与中山先生的业迹不可分割。凡此,在中山先生之生前与生后的两个阶段,与中山大学校园的三阶段历史,从国家层面上,以其国立大学的地位和规模,其校园的建筑可能联系到新兴民族国家追求自我形象和文化自尊的进取过程;从大学和城市的关系上,校区的变动轨迹,亦可以联系到广州城的空间变迁与现代城市的建设之路。事实上,近现代的著名大学,其校园的规划与建筑无不成为所在城市中最为重要、最具有文化表意性的教育文化建筑,中大之于广州如斯;武大之于武汉如斯;北大之于北京更不待说。由于中山大学这三个校园在广州城都留下了重要的空间遗产,想象一下,若是把中山大学的校园建筑从广州城的历史中拿开,我们将很难去想象一个近代广州的完整风貌和文化品格。

        当然,以中山大学的建筑群表征中国近代化的文化态度的关系为核心,才是回顾这几组建筑群的建造史与风格类型学之关键。现代中国在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觉性上的挣扎和进取,在20世纪的上半叶是如何塑造了中山大学的三个校园与建筑,那么,在当代的意义上,在中山大学迎来90周年华诞之时,寻找和挖掘这一创生建筑的文化力量,将为现在的我们提供一面反思历史的镜子。

        所以,中山大学的校园建筑,如镜子一般反射出历史信息;反复擦拭历史建筑这面镜子,总会让我们有所启迪,有所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