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顾毓琇:抗战时期之教育

抗战时期之教育

顾毓琇

(1938年5月11日)

诸位先生,同学:

        今天个人能够来到这间寓有历史意味的中大——中山大学——来和诸位见面谈话,觉得很高兴!

        今天所要讲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这一个题目。个人对于学术不敢说有什么研究,讲这么一个大题目怕难有什么贡献。但抗战以来,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上各方面的严重注意,教育部以职责所在,也都在缜密研究和考虑,最近临全大会并已在建国纲领上把战时教育的方针规订出来,所以个人愿意把中央历次对于抗战时期教育的各种方针的规定,就个人所见加以说明,以供大家参证。

        首先要讨论的,是“教育在抗战时期是否需要”这一层。我想,只须从很简单的出发点观察,就可以充分证明教育在抗战时期不但需要,而且它的任务和使命是比之平时的更见重大。

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问的战争,必然有三方面的要素:一是武力方面,二是经济方面,三是文化方面。试看敌人除了用优势的军备向我军进攻外,同时又把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尽量消灭。它每到一处,就把当地的工厂和种种经济组织摧残,把当地的文化机关烧毁,把知识青年拘捕杀戮。而我们的抗战,也是全民抗战,全国总动员抗战。这就因为战争不仅是武力方面的斗争,也是经济方面的斗争,文化方面的斗争,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对于军事上的斗争有直接的最大的帮助。

        军事上的斗争,指挥战斗员,难免有巨大的牺牲,这种战斗员的补充,要靠受过教育的青年。军官学校招生,当然是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才够资格去投考。次如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也难免受到敌人的摧残和破坏,如何去维持和重新建设,这种责任也是落在我们受过长久教育的人的肩上。我们的受教育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众。根据各方面的统计,我国受教育的人数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少。我们受教育的人好比代表了许多人来受教育,而教育的经费是由全体民众担负的,所以我们应该为全体民众来服务为整个国家民族服务。我们不只要负起了个人责的任,还要代表许多人负责任。

        我们从事施教工作的人以至受教育的人,在此国难严重的关头,都应该检讨一下以往的工作,看是否做得切实,看自己是否担当起了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趁此时机,一方面改革了过去的缺点,一方面振奋起为国家民族服务的精神,以完成我们应负担的任务。

        由于认识了抗战时期教育不但是很需要,而且它的任务非常重大,所以临全大会所通过的建国纲领,特别把战时的教育方针规订出来,随后当局又订定九条详细的设施原则。现在逐条简单地解释一下:

        (一)三育并重

        所谓三育者,不用说是指德、智、体育。以往各校都偏重智育,对于德育和体育都表现出相当的缺点。我们应知道,我国在古代就知道注重德智体三育的,所谓“六艺”,其中“礼乐”就是代表德育,“射御”就是代表体育,“书数”就是代表智育。

        就德育来说,是要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进而达到团体生活的和谐。所谓“礼”就是行动要合乎规矩;所谓“乐”,就是情感要得到和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注重公民道德,在集团生活中能够行动合乎标准,情感维持协调。在我们的祖先,对于德育的看法完全是消极的,就是只从个人的“正心诚意”着眼,这还不够的。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德育,我们以为一方面应该讲个人的修身,一方面应该注意到集团生活间的规律。所以现代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应特别注重到团体精神的培养。这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应该认识清楚的。

        就体育来说,是要从健全个人的体魄,进而担当保卫国家民族的工作。所谓“射”,就是射箭;所谓“御”,就是驾车。射箭和驾车都是古代战争中顶重要的技术。但在今日,所谓射御,已另有新的意义。“射”是指枪炮的放射,要注意到瞄得准;“御”是指驾驶汽车,坦克车以至飞机,要注意到驾驶的灵活。现代学校体育的目标,一方面是注意到健全的体格的锻炼,一方面要注意到捍卫国家的精神的发扬。在国难严重,抗敌逼切的今日,学校体育更应着重到鼓励青年为国效劳的精神。

        就智育来说,要从丰富个人的知识,达到为国家社会服务。求学的目的,根本就是为国家社会服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同胞,都是我们应该服务的对象。过去各校所研讨的学问,有许多地方,若单就学问的观点来看是很好的,但若能把它的注意点稍为移动或修正一下,则它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就更大。我们国家民族危机这样迫切的今日,一切力量都应该用在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上,学校教育尤其不应带一点超然的意味,应该全部趋向于为国家民族服务。所以今后无论是教师或学生,都应该着重研讨国家民族当前最需要的知识,养成为国家民族服务的精神。

        我从应用科学的发明上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学校教育养成服务精神的重要性。在火车发明不久的时候,一位名叫利斯达(Lister)的发明家,偶然看见那时候的火车,当机车停止下来的时候,各车卡不能同时停止,而要发生互相碰撞的现象。他把这种情形看在心里,便留心着要发明一种办法来免除这种毛病。后来他又偶然看到人家将汽车的轮子上汽,他就想到用压缩空气的方法来补救车卡互相碰撞的毛病。结果他的发明完全成功。为什么大家看见车卡碰撞而没有想到要加以改良,而他却能够如此呢?说起来就因为他有一种服务精神。他因为有这种精神,当他看到种种应改良的现象时,他就自然地本着这种精神,而去设法把它改进。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就知道,求学时一方面是要增加知识,一方面更要培养成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总结来说:德、智、体三育是不可分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求得这三方面的平均发展,把自己造成一个完全的良好的公民。在抗战时期,他就能够尽力于挽救国家危亡的工作,在战后,他能够担当起建设国家的重任。现今的学校教育应以此为最高的目标之一。

        (二)文武合一

        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文武合一是必需的。但教育上怎样去做到文武合一,尤其是在抗战期间怎样去实现文武合一,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认识的一点,保卫国家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因之我们应想法贡献自己的学问,甚至贡献自己的身体。在目前抗战期间,我们要将一切力量都用于抗战。自然,狭义的战争,即所谓沙场杀敌,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但我们尽可以服务于广义的战争。比方,军事上的运输,对于前方的作战就有莫大的关系,我们自问对于交通运输方面有研究的,就可以在这方面服务,现在前方所需的一切军实,都靠了粤汉路的运输来供给,而这条路线虽不断地受轰炸,可是并没受到多大的影响,它始终能负起军事运输上的重要任务。这就全得力于在粤汉路服务的一切人员。

        在抗战期中,我们知识青年直接投身于抗战的机会,更其是多。例如空军人员,便需要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来充当。投考空军人员的资格原定是高中毕业,后来因体格关系,方降低到初中毕业。体格好的人,学问不及格,学问及格的又身体不好,这就是历来文武不合一所造成的毛病。诸位身体好而能投身空军,一定能成功一个良好的空军人员。

        其次,投身前线的杀敌工作,也是知识青年舍身卫国的一条路径。不过要注意到用什么办法去实现,务求能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收到最大的效果。抗战发生以来,曾有许多知识青年参加前线杀敌,不过他们很少注意到如何才能善用自己的才干,发挥最大的杀敌致果的效力。为了这,陈立夫先生于去年底曾在长沙对一般知识青年公开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知识青年如愿参加前线工作,最好先受相当军事训练,造成自己一个下级干部的资格,以领导士兵向前杀敌。这种意见很值得我们的重视。实在说,知识青年负着父兄以至国家很大的期望,为国家着想,他不宜徒恃血气之勇,单身参加游击队员或下级兵士,他应该人中央军校或其他短期的军队干部人员速成班接受训练,甚至可以自由修而得到战场上的军事知识,务期成功一个下级干部。军队中如果很多这种能通谙和奉行作战纲领,能够自由运用作战方法的下级干部,作战就很有把握了。

        三四年前个人曾到过广西考察,看见他们提倡文武合一,实行“寓将干学”的办法,以为是能够高瞻远瞩之举。今日抗战局面展开,广西军队在前线作战的数量最多,功绩最著,令人钦羡不置,这得力于提倡文武合一的功效不少。确然的,在外患煎逼眉睫的时候,对于文武合一的教育,是刻不容缓地要加紧实施的了。

        (三)农村之需要与工业之需要并重

        我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老百姓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农民。很显然的我国农村非常落后,农村里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我们受教育者去设法解决。我们切不要热中于都市的生活,把农村忘记了。尤其是我们教育者中不少是来自农村的,更不应该把农村弃而不顾。我们应时时刻刻本着服务的精神,设法对农民予以帮助,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解决一切问题。

        同时,一个国家如果只靠了农业,是很难在现代的世界里站得稳的。她必须有盛大的工业。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一切国防的设备,也就是工业的产品。苏俄的两次五年计划,概括来说就是“推广集体农场,发达国防工作”这两件事。所以一个国家必须由农业化进到工业化的地步,才能强盛富足。我国是个泱泱大国,农产本来已经不错,再加以改良,一定有惊人的表现;若再进而工业化,则我国的富强兴盛是很容易的事。只就是我们所时刻注意使它实现的事。

        由农业化过渡到工业化的阶段中,要发生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须得我们自己来解决。有些人以为关于技术方面尽可借助外国专家来替我们解决一切,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外国专家最多只能在极专门的一部分帮助我们,其余一切都得自己去求解决,要振兴农业和工业,决不能假手于外国人的。

        (四)教育之目的与政治之目的一贯

        从事教育的人,如以为教育是超然的东西,主张“为教育而教育”,这是把教育看得太简单了。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人材;为什么要培养人材?为的是供应国家的需要。所以教育的目的和政治的目的是相联系的,是一贯的。所谓“政教合一”,所谓教育和政治的精神要一贯,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从事教育者应该时常注视政治方面的设施,应该使到学生明白政治方面的情况,尤其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应该如此。我今晨看到中大法学院也有“中国财政史”,“中国农业问题”等科目,认为是一种好现象。别一方面,有些大学的法学院,甚至政治系的科目也没有关于中国政府的科目。政治系的学生对于西洋的政治思想,政治历史也许很清楚,可是对于中国宪法都很漠然。这表现着教育和政治全无关系,教育自教育,政治自政治。真是很不好的现象。办高等教育的人对于这点应加以深切的反省。

        从别方面说,一问县立的中学,如果它只做到教育一些学生这一步,对于整个县方面不发生一点什么影响,那末,它的教育的范围是太狭了。它应该对于当地的种种情形,取研究的态度,以研究所得,对负责地方行政的人提出贡献。对于地方政府的种种设施,应在可能范围内助其推行。例如关于地方合作事业,负责学校教育的人就不但应该将合作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而对于凡相与接触的民众,也一样要使他们得到了解。这样,教育的范围是扩大了,而教育的作用也随而增大了,教育与政治才得到很好的联系。政府方面要能够充分利用教育组织来促进其政治的设施,学校方面又能发挥其服务精神在促进地方上政治设施方面尽力,政治和教育便能发挥其效能,达到其共同的目标。

        (五)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密切联系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同样重要的。各位能够从小学而直读到大学,这表示各位的父兄对于各位的教育非常注意。但青年的培养成才,学校教育固然要负担很大的责任,而家庭教育也一样的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在诸位年轻的时候,家庭教育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年轻的人身心都刚在开始发展,更需人特别的看护保育。这时候做父兄的特别要和学校方面相联络,密切注意着儿童的身心的发展。同样,学校方面也应该和学生家庭联络,注意到学生的家庭教育。

        在中学甚至大学时代也是一样。在中学、大学里实行着的“导师制”,也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密切联系的一种表现。导师制中的导师,也就是代行父兄任务的人。他除了在日常的功课里,给学生以学问的修养和训练外,对于学生的一切日常生活,也须密切注意,使他一切行为品格,都得到良好的充分的发展。过去因种种关系,导师制还没有普遍地在各处学校施行,今后希望负教育青年责任的人,应该注意到这种制度的实施,把导师的责任实际负担起来。

        (六)我国固有文化精粹所积之文史哲艺,应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及发扬

        诸位日夕所看到的在这个礼堂正中标示着的联语,是孙总理召示我们的两句话:“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前半句所说的“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的意思,也就是要把我国固有文化精华所粹的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补救和发扬。现在大学中文、史、哲、艺各系,对于这种工作是在努力做着的。不过一方面要靠专家等少数人去努力工作,同时也要全体国民共同来负起责任,尤其是在国难严重的今日,一般国民都应该加紧去充分了解我国文化伟大之点何在优美之点若何,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力。过去对于我国固有文化取轻视态度的,现在应该一反此种态度,对于我国固有文化要追寻其根源,把握其伟大优美之点,加以发扬光大。

        只就史地来说,不仅专学史地的人要加以潜心研究,大学中不论文、理、法、工、农等学院,都一样要注重到它。中国的历史、地理,实在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加以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外国历史,我们仅不妨略为放松,对于帮助我们了解我的先贤圣哲的事迹的我国历史,却值得充分去注意。同样,外国地理也不妨略为看轻,而对于引起我们的爱乡土爱国观念的乡土地理和本国地理,都值得充分的去学习。本国地理和历史,都是使我们把民族自信力建立和健全起来的很重要的科目。每一个国民都要加紧地加以学习,认识和了解。

        (七)自然科学须迎头赶上,以应国防生产之需

        刚才所引孙总理说的“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这句话,也就是指的自然科学。这因为我们的自然科学方面比别人的落后,所以须迎头赶上去。但所谓迎头赶上,并非像赛跑般从后头赶上前头,这原也很需要,但在目前抗战时期,这种形式上的占先还在其次,要紧的是要把自然科学应用于国防生产。要最后胜利得到保证,必要国防生产能够充分供应战事之需要。要国防生产能够充分供应战事需要,必要尽量利用自然科学于国防生产。目前我国自然科学的人才是这样少,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更要加紧为国防的生产服务。

        (八)社会科学要注意原则之运用,务期适合国情

        对于我国的社会科学和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我们固然要明白其优点和劣点何在,同时,在应用上,则应将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发挥创作精神,订出适合国情之一切社会制度来。

       (九)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应求其目标之明显,并谋其平均发展。对于义务教育应力求其普遍,对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应力求有计划地推行

        我们既不是“为教育而教育”,我们有教育宗旨,各级学校各有其显明目标。就小学教育和义务教育说,其目标在训练健全之公民。换句话说,小学教育和义务教育,也就是公民教育,是在使每个人都成为良好的公民。

        中学教育的目标,在造成适合地方建设上需要人材。就高中来说,自预科取消后,后期中学原已一律改为高中。但现在的高中却仍旧纯粹是准备升大学的,无力升大的毕业后就难于寻找职业。这是应注意纠正的一点。现在的高中国立的很少,多数是省立和私立的,那末,高中应该注重造成适合地方建设需要的人材。地方自治,乡村建设,与及其他一切地方上之设施,都需用许多人材去担任工作。这种干部人材就应该由高中去训练和造成。高中的目标既是如此,则它的课程等方面应该就当地情形稍加修改变通。至于初中方面,升学的人数本来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但这个百分率有逐渐减低之势。它也应该注重训练和造成地方建设上所需要的下级干部。或许有人以为这种责任可由职业学校去担负,初中用不着注重到这方面。但要知道职业学校所设立的是那样少,它的范围也很狭,不能供应地方建设上的种种人材的需要,即就在职学校造成的人材说,也不见得就适合地方建设上的需要,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有许多是找不到职业的。那末,我们要实施职业教育,还是多设职业补习班,对有职业的人施以职业补习教育,初中方面还是注重于供应地方建设上所需要的下级干部。

        至于大学教育,其目标是在造成具有高深学问的专门人材,为国家社会服务。大学原有许多学术很是专门,对于国家社会的服务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自然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去从事研究。自问对于这学术很有根基,很感兴趣,那就不妨献身于这种学术,希望成功一个这方面的学者。但大多数人应该存心为社会服务,做个社会上的先知先觉者,对于地方自治的完成,地方行政的改革,地方一切建设的推动,种种社会事业的提倡,都须引为己任,有所尽力。能够立心为社会服务,在学校求学时就有所依据,而离校在社会做实际工作时,就可免去许多不需要的麻烦和波折,可以直接发挥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以上是说到各级学校的目标。关于如何使各级学校教育平均发展一层,我想也不必词费,我们各级学校是同样需要,没有使某一级学校成畸形发展的必要,这是很显然的事。

        其次,说到义务教育,目前所应该注重的自然是在把它普及这一方面。我国文盲是这样多,学龄儿童许多都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义务教育的推广和普及,是很需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为要使一般民众动员起来参加救国工作,义务教育的推广更见得逼切了。

        再次,关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方面,我们要有计划地去推动。就社会教育方面说,过去的社会教育,可说只是极少数人去从事的,工作的人员很少,经济也很缺乏,所以成绩不能令人满意。今后要推进社会教育,我们要认定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负担社会教育的责任。我们原是代表了许多人来受教育的,则我们在受过教育以后,当然要对许多未受教育的人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也都具有社会教育的意义,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正确优良,则对于社会的感化力是很大的。而在我们来说也是一面在教育着他人,同时也在接受他人的教育。我们从报纸杂志上,从圣哲的事业中,常常能摄取到很宝贵的教育。

        关于战时教育设施的原则,刚才算是大略地介绍和解释过,因时间关系,许多应该详述的地方也只好省略。现在再简略地将教育部对于战时学校的几种设施附带述说一下:

        抗战以来,因许多地方沦为战区,或失掉在敌人的手里,以致许多学校不是被毁,就是被环境所逼致不能不停止工作。教育部为了救济这部分失学的青年和失业的教师,和维持国家命脉的教育事业起见,关于大学方面,特设了两所临时大学。一所设在陕西西安,一所设在湖南长沙。至于所以设在偏僻区域,交通不便的处所的原故,不外想使从事学校工作的人得到在较安全的境地里安心继续工作的机会。现在长沙的临时大学又已再迁往昆明。其中有三百多同学,是在教授领导之下有组织地由长沙走路到昆明去的。虽说行程遥远,路径崎岖,他们要感受相当的苦痛,但同时也得到许多益处。在知识方面,因为亲身经历许多地方,对于社会的情形有更深的认识,无形中增加了许多人生经验。其次,因为经过长期问的步行,对于体魄的锻炼也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因为在有组织的集团生活之下,对于互助合作等等共同生活精神,得到一个深切的体验的机会,个人德育方面就能收莫大的益处。而学校迁到这种文化落后的区域里,一方面是给与当地的文化莫大的刺激,使它有蓬勃滋长的机会;一方面是使到过惯都市生活的学生或教师,在物质落后,贫瘠简陋的社会状态中,养成刻苦耐劳,埋头苦干的精神。

        中学方面共设有七所,分布在贵州,湖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南等处。学生共有万余人,都是来自战区的。学校对于学生有津贴的办法,这因为学生来自战区,家庭经济接济不及的缘故,这些中学都施行着一种新的教育试验。在课程方面,和一般中学不同,在那里只上午上课,下午则是精神讲话和种种集团生活活动的时间。当中体育训练方面,有军事训练和晨操以及球类田径赛等,是很认真地对青年学生的体格施以切实的训练的。劳作方面也很重视。其中有木工和其他手工,旨在训练青年学生的劳作精神。对于地理和历史也很注重。星期日等假期,也不许青年学生随便放过,而利用这些时间来从事社会服务工作,或做旅行考察。至如其他种种活动,现在都不及细说了。

        把今日所说的归纳起来,就是说在这抗战时期,我们首先要抗战时期之教育的重要,我们可以说:为着救国而要抗战,为着抗战而要教育。因之,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不论是教师学生,此时应深切地检讨以往的工作,错误的地方要加紧改正,缺陷的地方要加紧补救,务期要适合于抗战建国的要求,完成教育在抗战期中所担负的伟大使命。

        中山大学在敌机不断威胁之下,仍能安然继续努力上课,不因环境恶劣而呈散漫颓丧之象,而且对于培养抗战精神的种种活动也很努力,这是很值得佩服的。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日人所常说的“广东精神”,就是一种奋斗的精神,这些都对于诸位有莫大的训练和教育的作用!我所希望于诸位的,是对于抗战建国的工作,务要注意力行致用。战事继续下去,广东有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可能,诸位除了在德、智、体育三方面努力锻炼自己外,还得努力于抗战工作的能力的培养,以为准备。在这抗战期间,我们自己必须准备一切,而有“有我努力工作,则抗战必不失败”的决心。同时,另一方面,则信仰和拥护政府,一心一德去完成抗战的使命。这是我们必须认识,了解和实行的一件事。

        注:教育部顾次长毓琇先生在校演讲后,即于次日离广州,此篇演词遂不及请次长校正,如有错误当由记者余惠霖,张文调二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