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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抗战与五四运动

抗战与五四运动

朱谦之

1938年4月30日

        一年一度的“五四”纪念,过两天又届举行之期。五四运动的当时,我刚好在这一个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念书。当日情形,有目击的机会;五四运动至今已廿个年头,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神圣的对日抗战已经继续了九个月,全国的民众都英勇地起来参加这个为民族自由解放的光荣的斗争。在这时候来举行“五四”纪念,我们觉得更有深长丰富的意义!听说诸位已准备好把这个纪念扩大举行,我愿意以目击者的资格,用口头把五四运动当时的激昂慷慨的情形“再现”出来;同时把五四运动的精神和目前抗战的精神相关联的地方,略为阐述,以供诸位的参考和印证。

一、五四运动的意义

        在历史上占着光辉的一页的五四运动,实包含着三方面的巨大的意义:

        (一)从经济方面 来说。它是一种“反帝”运动——在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看顾远东,久怀独占我国一切经济资源的野心的日帝国主义者,想乘机实现她的妄想,于是乘中国宣布中立的时候,宣言加入协约国,出兵攻占青岛,进而把整个山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作为先知先觉的我国知识分子,遂起来作反对日帝国主义者侵吞我国山东的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在经济上的意义。

        (二)从政治方面来说,它是一种“铲除汉奸”运动。北洋军阀和日帝国主义勾结,对日本秘密地签订了许多卖国的条约。政府成了卖国的政府,成了汉奸的集团——这种行为和现象,和当时刚抬起头来的民主思想不相容,因而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所以从政治方面的意义来说,五四运动是一种除奸的运动。

        (三)从文化方面来说,它是一种新文化运动。随着欧美文明的输入,新文化的种子便传播开来,这和旧文化,旧思想不相容。有新思想的人,认为非把旧文化,旧思想打倒,不能把新文化建设起来。所以就产生这一次提倡新文化的五四运动。

二、五四运动的背景

        人类的历史是在各种矛盾中推动,前进的:五四运动,也就是产生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矛盾中。

        从经济方面说:白欧战发生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很好的机会,而抬头起来。

        (一)欧战发生,海外交通不便,外货不易运来;即有运来,价格也贵。因之,中国民族工业,就可乘此机会,自动振兴工业。

        (二)本来是欧洲商品销场的南洋各地,因欧战影响,欧洲商品来源稀疏,中国商品得到搀夺欧货市场的会机。

        (三)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国提出廿一条条件,引起了我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也就是促进了提倡国货运动,在抵制日货运动的蔽荫之下我国民族资本便发达起来。

        基于上述的三种原因,我国工业便迅速地蓬勃生长,在长江流域的工业资本达到一亿五千万元。这些工业,包含着纺纱业,电气业,运输业渔业等重要工业。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达到空前发达的状况新兴的银行业,亦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形。

        同时,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在加紧进行。日本在中国设立的纱厂比中国的更多,产量上也超过了中国的数量。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民族工业便和日本工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中国民族工业要得到更广大的发展,就必须扫除它的前途的障碍——把在中国的日本工业打倒!

        日本为要树立和巩固她侵略中国的经济基础,便和当时北洋军阀的政府勾结,以二千万元现款为饵诱,换取出卖山东的山东善后协定。同时,她又向英法等国家秘密活动,得到她们允许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种权利,并且决定在巴黎和会中加以正式承认。因之,中国的中等阶级酝酿着一种反抗的运动。北京首先发动,随而全国各地都纷纷响应,富于经济性的五四运动便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所以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资本和日本资本主义发生矛盾和急激冲突的具体表现,而经济上的矛盾即“帝”和“反帝”的对立,就是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从政治方面说:民国成立以后,北京政府始终是在北洋军阀的把持之下,而和日帝国主义勾结,却是他们一贯的政策。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为了帝制自为,便接纳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个条件,允许日本在山东自由活动。以获得日本对于自己的奥援。欧战发生,日本藉口向德国进攻,把山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袁世凯也毫不干涉。袁氏死后,段祺瑞内阁,为了要征服南方之非北洋派断然实行中日亲善政策用参战名义及铁路借款名义,向日本借了一大笔款。计半年之间所借的款公开款数已有两万万左右,而秘密的借款还没算在内。他们将借得的钱,大部分是用于对付西南,和组织御用亲日政党,——安福俱乐部——的国会,目的在摧残异己,扩张本派的势力。由亲日派控制的新国会,后来竟举北洋老朽徐世昌为总统,这时便是南北和议发生的时候。

        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擅权卖国,南方曾先后组织成大元帅府,军政府和护法政府,以和他对抗,南方政府一向是在孙中山先生的主持之下,当中虽然孙先生曾离开广东,在上海从事党的改造的工作(孙先生没有就军政府总裁之职),但南方政府历次在和北方政府举行议和谈判中提出的主张,始终都和孙先生的主张一样。无疑是受孙先生精神所感动者。

        可注意的是南方政府的主张和五四运动的精神竟不谋而合,在五四运动未发生之前二月,南政府代表曾对于北方与日本所订结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提出抗议,和会因而破裂。五月十三日(那时五四运动已经爆发),南方政府更提出全无妥协的八条款,其前三条:如北京政府不得在巴黎和会签字;取消廿一条条约;严办祸国官吏:和五四运动的精神完全吻合。

        民国初年我国政治上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亲日派与反亲日派的斗争,这种存在于政治上的矛盾,也就是产生五四运动的很重要的背景。

        从文化方面说:新旧思潮的斗争,是民国初年很显著的现象。当时提倡新文化,推动新思潮最力的刊物是“新青年”(民国五年创刊)。这个刊物所提出的口号,是:提倡科学;提倡民主主义。也就是反对旧思想,旧礼教,它在民六、七年间风行全国,影响很大。及至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胡适之,刘丰依等人也请了来做教授,因为他们都是“新青年”的主干,提倡新文化最力,于是新文化运动日益蓬勃。当时属于提倡新文化的刊物,除了“新青年”外,还有几个:一个叫“新潮”,是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所创办的;一个叫“国民杂志”,也是北大学生陈公博许德珩一班人所办的;除外秘密出版的还有吴稚晖等人影响之下所主持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和李大钊等人所主持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零碎的刊物。这几种刊物,虽然主张不尽相同,但都是提倡新文化,新思想,而和旧思潮取对立的态度的。

        当时代表旧思潮的人物,不甘忍让便来想法阻遏新文化运动。林琴南在报上发表小说,暗中攻击新青年派,希冀政府出来干涉提倡新文化的人物。林氏并上书蔡元培,请罢免陈独秀等教授的职务,但经蔡氏婉词拒绝。后又有人以“新青年”等刊物做证据,指提倡新思潮的人意图祸国,要总统徐世昌对于这种运动加以禁遏。这种种行动,都表现出当时代表旧思潮的人物是在如何努力地来排阻新文化运动。

        这种新旧思想上的冲突、斗争,也是产生五四运动的很显著的背景。

        五四运动,就是基于这三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的矛盾而产生的。

三、五四运动当时的情形

        五四运动由于“反帝抗日”运动,“铲除汉奸”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一方面的伟大的运动汇合而成,所以奔腾澎湃,形成一股不可阻挠的伟大的力量。

        五四运动当日在北京发生的时候,是作为一种民众救国运动而出现的,所以我现在述说当时的经过情形时,也偏于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文化方面包含的事实太复杂,也不是今天有限的时间内所能说完,所以只好把它忽略去。

        这个光荣的伟大的运动发生于民国八年的五月四日,但在同年的四月,已经开始酝酿。当时北大和师大两校的学生,在四月间曾联合开过一次会,议定在五月七日实行一次示威运动。到五月三日,刚巧大陆报上登载一段通讯,说巴黎和会已把德国在山东权利让归日本这一项列入日本对德条约中,三日又由几家报纸传出消息说明这次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因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曾代表北京政府和日本秘密订定高徐济顺两条铁路借款合同,上面有“欣然承诺”四字,无法否认。这个消息登载出来,北京学生界大为愤激。在当天晚上,各校代表集合在一处会议,决定于翌日(四日)下午四时各校全体同学出发向政府请愿。这一天集合在天安门的各校学生有三四千人(共十间学校),各人都手持着取消廿一条件,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等口号的旗子,一齐出发请愿。首先是向总统府请愿,不得要领;又打算到东郊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馆,要求各国公同维护公理,不让日本强占我山东省。因东郊民巷有外兵驻守,不能进去;于是又转向主持廿一条交涉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想加以劝告。当时曹汝霖正和章宗祥,陆宗舆在家商量秘密要事,听说学生要来他家,便打电话给警察当局,叫派兵来阻止学生的行动。大队学生来到赵家楼他的屋前,因门户严扃,不能人内,学生们很愤恨,有几个学生便从宅旁围墙跳进去,开了后门的锁,让大队学生蜂拥进去。曹汝霖早已躲慝起来了,只有章宗祥在东院房间的木桶里,为学生发现围打一顿。即佯作身死,乘机逃出。再找到曹汝霖所藏慝着的房子来。因为被曹汝霖的夫人所骗,又走向另一间厅房,看见那里的陈设非常华丽,深恨曹氏剥削民脂以自肥,把那些陈列都一一打毁。后来曹宅厅中忽然起火(也不知是谁放的火),学生们便各自走散。还有一班未走的,他们看见章宗祥躲进对邻的一间商店,便又把他拉出来,追问他是谁,他始终不答,他们顺手拿起了那间商店出卖的皮蛋向他的头上掷去,弄得他非常狼狈。当时曾有一个日本人要保护他,但大家都不理;后来军警来了,捉了卅多个学生,这才解了他的围。

        几十同学被警察捉去的消息一传开去,学生们更愤激,在五月五日的早上,北京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又聚集在北大的法学院开一个大会,通过了罢课的议案,并决定组织“北京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内分评议部和干事会两部分,评议会由各校代表组成,而干事会则由北京大会学生会的干事负责,因此北大成了这运动的中心,而许多人也因此误会这次运动完全是北大学生干的)。一面又通电全国各地,将经过情形和他们的主张宣示出来,要求各界的援助。不久,被拉去的同学一部分已保释出来,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想出来调停。但因为这种运动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刻的矛盾而发生的,这种矛盾不能解决,就很难使这个运动得到妥当的解决。所以没有效果。当时北京政府更决意凭藉外力,企图根本压止学生界这种举动,把北京各学校解散,并派军队捉拿学生。学生在六月一日起,出发在市面演讲,被军队捉去,第二批出发演讲,也被军队捉去;都被关进北大的法科、理科里面,于是学生决定全体出发演讲,结果军队感到无法,因为拉也拉不了这么多。当时,学生们态度的激昂慷慨的情形,真是无法形容尽致。

        北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到上海,和各地的学生界联络,一面想组成全国的学生联合会,一面在推动各地的学生和各界起来援助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果然,在六月五日,上海的学界首先罢课,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跟着各上海南北市及法英租界商界也一致罢市,以为奥援。不久,又波及工界,铜锡业工人和印刷纺织各种工人也起来罢工,尤其是交通方面的工人最为起劲,以致沪宁交通断绝。五四运动就由此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地都纷纷响应。这种情形,引起了外人的注意和干涉,他们电请北京公使团质问北京政府,同时北京学生又想再来一次大请愿,南苑军队也有武装请愿的消息。结果,总统徐世昌因为一来是惧怕学生运动的扩大,二来是怕和外人办交涉,所以终于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同时还把从前监禁着的北京的学生,也都放了,以冀停息这一次民众反抗政府的运动。

        当时全国学生界,因关于巴黎和会承认日本在山东权利一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还不肯就此停止运动。刚巧那时又得到一个消息,说陆征祥已对于巴黎和会所定关于山东问题加以承认,并已定期签字。于是北京学生界就决定于六月二十七日再向总统府请愿,目的在请求政府禁止陆征祥签订巴黎和约。当时在猛烈的阳光下,在总统府前,站立了两天和一夜的露宿,都没得到什么结果。刚好上海国民大会及和山东协会各界团体,都打电报告给徐世昌,说如果北京政府竟然签订巴黎和约,则国民将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徐世昌鉴于全国的民情汹涌,就想出了和缓民气的办法:他表示他还不知道巴黎和约签字的情形,说如果未签字,就通知我国出席代表不要签;如果已签,则再通知各国否认。这是很滑稽的说法。幸当时在巴黎的我国学生和华侨,知道陆征祥将要在和会签字承认巴黎和约,就去包围他表示如果他不顾民意,硬要签字,则他们将以北京民众对付曹汝霖的手段来对付他。结果,陆征祥也只好于六月二十八日打电回来北京政府,说他已拒绝签订巴黎和约。

        这场轰轰烈烈的以学生为主的民众运动,终算达到了铲除卖国贼,拒绝签订巴黎和约的目的。

四、五四精神的发扬

        我们回溯“五四”当日的情形,和检阅“五四”以来国内的情势,深觉得“五四”精神的伟大和可贵,而“五四”精神还继续存在,继续发展。同时,在目前国难比“五四”时严重和深刻了许多倍的时候。我们觉得更应该把“五四”精神发扬光大,以拯救当前国家民族的危难。

        首先,“反帝抗日”的精神,在“五四”时主要是在学生界方面表现出来的;而到了第二期的国民革命运动,已经得到广大的民众起来参加,反帝抗日的意识弥漫全国。已普遍于全国的每一个人每一团体。这种反帝抗日意识,也就是保证抗日胜利的必需条件,我们必须把握着这点,去把民众的反帝抗日意识扩展和发扬。

        其次,“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仍不免于批评的破坏的,乃至带着散漫的,个人主义的色彩;然而二十年后的今日已显然不同。显然一致倾向于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一个国策之下,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是建设的,有组织的了。各文化代表者,虽然思想不同,而倾向于抗战文化之意志,多全然一致,这是从来没有的好现象。

        又次,在“五四”时代,民众和卖国政府采取对立的态度,学生救国而政府卖国,所以要用“暴动”的手段来攻击政府。现在,民众和政府一致齐心救国,所以今后的学生救国运动,应该和政府合作,在合作中得到力量。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五四运动是以北京为救国运动中心;到了五卅运动,已推进到以上海为救国运动中心;最近,显然地,一切民众运动,都趋集于武汉和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了。那么,在当前国难严重的时候来纪念“五四”,我们广东的青年,应当认识到,我们应该英勇地负起发扬和扩展五四运动的精神的使命来!

(原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8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