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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中山大学的使命——民国二十四年度对新生第八次训词

中山大学的使命

——民国二十四年度对新生第八次训词

邹  鲁

(1935年9月18日)

        今天是“九一八”的纪念日,是国家民族最可耻最痛心的一个纪念。从现在算起,“九一八”的耻辱已悠悠地过了四个年头,在这四个年头的当中,国难不但没有一个解决,而且日加严重,东北四省是失掉了,察哈尔、河北名存实亡,生死予夺,一任日人所为,种种利权更不知被其掠夺了多少。古人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的话,虽则这是至理名言,但主要的还是“置之死地”要能够“生”,“生于忧患”不要把“忧患”反认作“安乐”,不然“死”还是“死”,“忧患”还是“忧患”,所以我认为国难严重并没有什么可哀,而人民对于国难日加严重,甚至临到了生死的关头上时,而情感意志,已逐渐糊涂麻木,不知其辱,不觉其耻,心无所危,意无所动,这才是最可哀的现象,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任人宰割,而不敢加以抵抗,这是无耻!甚至由“卖国”做到“送国”,孔子说:“知耻近乎勇”,现在南京当局不知有耻,何以有勇?举国皆为南京当局诱压到无耻,而本校的使命更要大了。

        顾名思义,本校是纪念总理的学校,而且还是总理手创以养成救国人才的一问大学,总理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但有了主义,还得要有推动主义,实行主义的人才。所以总理在万难之中,乃创办本校,各位既来本校求学,自必认清你们的使命是在接受总理的救国主义,奉行总理的救国主张,负上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责任。在目前的局势之下,不舍身救国,国必沦亡,亡国的惨痛,各位纵使没有亲眼看见过,想也曾听到过或是从书本上读过的。我曾到过亡国后的朝鲜,和台湾等地游历,看到亡国人民的惨状,实非言辞或是笔墨可能形容的,在朝鲜,物质的设备,目前可说是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高楼大厦,娱乐场所,随地皆有,然而,这些东西,并不是为着亡国的人民来设备的。在任何方面,享乐不是会轮到他们身上来的,但粗重和卑下的苦工,你得顺从地去做。我曾特地去看朝鲜的乡村,见他们所住的房屋,多半是狭小的茅舍,而且把耕田的牛、马,以至鸡犬等都混居一起,捱受着和牲畜同样的命运。朝鲜是产米的地方,但他们所吃的,简直和牲畜的饲料没有多大的分别。教育虽然是很普及,但这只限于日本人为言,朝鲜的人民当然不会受着同样看待的。其他一切惨状,举不胜举,总之,亡国人民,受尽强者的鱼肉,求生不得,求死亦难,惟有在铁蹄之下呻吟挣扎而已。

        到了现在,我国亡国之祸,已迫于眉睫之问,凡属国民,皆不应坐视国家沦于朝鲜台湾……等等的地位,而受人宰割,尤其是本省的民众,占有政治上和经济上优越的地位,对于救国的工作,更不应放松,而本校为养成救国人才之学校,尤应负担此重大使命。

        从历史上来看,自古文化的趋势,向来是由北而南,典章文物都集中北方,但到近百年来,却成为相反的趋向,就是变为由南而北了。因为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是多由于一种外来的文化之侵入,中外两种文化接触的结果,于是新的文化便应运而生,沿海几省,尤其是广东,和外国交通最早,文化接触的机会自多,而所受的影响也当然最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了新的思潮,所以近数十年来,人才辈出,思想发达,譬如揭力三民主义推倒帝制的孙总理,和主张保皇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等能左右中国政治者都是广东人。即近百年来政治上的变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至最近的北伐成功,无一不是由广东人主持,由其推动,根据最近英人所编的中国年鉴中的“名人录”所载,本省方面的政治人才占全国百分之十九,军事人才占百分之九,经济人才也占着百分之七点五。从这统计上来看,是明显地指示出广东方面,人才的众多,无论任何事业,都有赖于人力的推动,广东既得与外洋新的文化接触的风气之先,在任何方面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不然的结果。革命与北伐一事,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了。

        但各位要明白的,我并不是以地域的观念,来划分南北的界限,但诚如上面说的,这是地理上的优越产生的结果,来说明各位所负的使命,较之其他各省人民更加重大而已。本校同学应如何利用优越的环境努力救亡,方无负国家社会和总理手创的本校!

        在经济上的地位来看,本省富庶的程度,虽然或许还不及江浙两省,但其相差也极其微小,而最特出者,厥为本省的人民侨居海外经商者足迹几遍全球,甚至尚未开化的野蛮荒芜之地,亦无不有本省人民踪迹,这不但各省所无,即世界上的国家也没有可以比拟的。各强国间仅是用尽种种的方法来扶植其殖民事业,而得到的效果,尚很微小,但是我们的侨民并没有政府的奖励和保护,也能尽量的向外发展,而且还能掌握经济上的大权,这是远非他省的侨民可能比拟的。在本省方面所以能占着经济上重要的地位,亦非无因。第一是接近海洋与外国通商最早,第二是因为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缘故,所以在全国的大都市中,除租界外,国人自己建设的都市,当以广州为最繁荣发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其次,以我国的民族性来说,也是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不愧为南方之强,从历史上来看,南方人倔强的精神,到处都得到事实的表现,如北宋为金所亡,而南方民族依然继续抗争维持残局,明亡于清,最后抗争的亦是南方,满清人关以后,最初谋推翻专制的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的领袖,如洪秀全是广东人,石达开是广西人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又如英人来侵广东,三元里的民团就敢和他们作战,再如淞沪之役十九路军的战绩,在在都表现着南方民族的坚强不屈,最近日本驻我国领事在上海会议也说我国全国对日都已亲善,惟西南方面抗日空气仍尚浓厚,而南方的精神,尤其广东之精神,那就可见一斑了。

        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占重要的地位,加以民族性的倔强,对于救国的责任,是无可旁贷的,尤其是本校同学应有加倍的努力,在领导民众来做救国的工作,否则国家前途更将不堪闻问,但诸位或许会引为奇怪,因为中国人口有四万万之多,全国学校何止千百,而救国之责何以本校应负重大责任,但这是环境之所使然,原是无可如何的命运。因为日本并吞东北之后,东北数省的育行政,全在日人掌握之中,一切教育方针根本改变,逐渐消灭人民爱国思想,而代以臣事日本的奴隶教育,所以读书的人是为了做日人的奴隶而读书,而不是为救国而读书的,纵使爱国的思想一时尚不能根本铲除,但在其严密的监视之下,也无能为力,所以想要希望东北的同胞来负担救国的责任实等于椽木求鱼没有希望的了。

        在华北方面,察哈尔河北等地名实亡,日人可以任意检查我国图书馆的书籍,消灭抗日材料,使人民对于日本侵略我国的史实逐渐模糊而失却推动力量鼓起意志的工具,如军事训练也因为日本的干涉,而不敢举行,在这种情形之下,想要受一点军事训练,执干戈以卫社稷,也不可能了。况在亲日的政府压制之下,要谈抗日救国不但没有人敢予以同情,而且性命也恐不保,更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所以要希望华北的同胞来抗日救国也是很微小的。

        至于在南京政府直接统辖之下的长江流域一带。上海的书局不是强制的封闭,也是被其收买了,所以对于日本稍有不利的书籍,都严行禁止,说话作文偶一不慎就有被拘禁甚至杀戮的可能,“新生”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国家的主权上的损失可以不必过问,国家的法律可以根本推翻,但对于日本是不能不亲善的。上海虹口一带是在日人的势力范围,在那边的中国学校,军事训练被其禁止,这是必然的现象,即在其他各国的租界里面和我国本土的学校,也不能有军事训练的。最近复闻日人要求划长江各省为亲善区域,那样一来长江还有吗?因此希望长江流域一带的同胞来负担救国责任也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救国运动我们不能不自负而痛心地负起来的,因为在政治上经济上以至民族上所占的优越固不必说,而环境的逼迫,亦使汝不能不负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自由地研究为救国而准备的科学,又可以自由地去作救国运动,而且还有人可以领导你们如何去做救国的工作,这是惟一的机会,希望各位好好的利用它去完成你们的使命。

        最后希望各位要确立自信,就是救国之责,我们确能负起,我们既有政治上经济上和民族上优越之处,那末我们要能利用去作奋斗的目标,虽然我国目前的局势是很危险,但总较之战后新败的德国和土耳其的地位为优,以实力方面来说总比阿比西尼亚强些,战后各强国是怎样的压制德国和土耳其,但他们国民能够奋斗,国运终能复振,阿比西尼亚,人口既少,知识亦低,军备方面更居劣等,但也敢和煊赫于世界的意大利强国抗战,终于能得到各国的同情和帮助。我国如愿永远屈服于敌人则已,否则全体国民应发奋图强,则复兴之望,并不见得要比德国和土耳其困难,阿比西利亚能不屈于意大利,何以我国必要向日本叩头,这是民族国家绝大的耻辱,也是国家民族沦亡的主因,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做不做”来决定的,各位既是在为养成救国人才而创立的本校读书,接受总理的救国主义,即应以救国为职志,且有上述叙优越环境而不知利用努力救亡,是真无以对国家民族,亦无以对学校和自身,这是我所以在“九一八”四周年纪念的今日,特地提出本校的使命来对各位策动。

(原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