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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东渐,以他为我——中山大学文明路、中山路校址

西风东渐,以他为我

中山大学文明路、中山路校址

冯原

        维特鲁威(Vitruvius)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其实,无论石头还是木材砖瓦,只要建筑物以各种原因得以留存于世,其物质材料的建筑必然蕴藏着人类的文化信息。史书之意,便是这些信息的总和。

        简单来说,社会风尚、功利目标、政治意图或审美追求,在建筑物被构想和建造的过程,已被建造者以各种方式编织在建筑的设计之中。于是,存世的建筑常常能以最直观的形式——它的样式与风格,反映建筑诞生之时代的文化态度,成为那一时代的文化象征。反过来说,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文化的转向,也必然会在同时代的建筑上得以体现。建筑就如同一个风向标,它存在着,并把看不见的社会之风显现出来。

        于是,借助于历史上的建筑,我们不仅能看到建筑本身,还能够透过它们去观察到那早已消失的社会之风。

        以这样的方法来观察和回顾20世纪之初近代中国的建筑变迁,显然,我们就不能仅仅只看到建筑主体而忽略那一时代的社会变动。既不是建筑主体,也不是社会风尚,而是建筑如何映射文化观念的相互关系才是重心所在。如果说,中国的近代化表达了一个帝国转型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转折,那么,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转向必然不会在同时代的重要建筑上有所遗漏。正相反,社会政治观念的变化必将塑造出同一时期的重要建筑的风格样式。

        1924年,孙先生手创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生)。学校之成立,并没有为之新建的校园,而是选址于广州文明路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园,如此一来,这就使得中山大学的校园建筑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在20世纪初叶,虽然推倒帝国、建立新民族国家的革命尚未发生,但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革似已不可阻挡,西风东渐,已成潮流。一个具有极度自尊传统的帝国如何在西方的现代性扩张中实现自我蜕变,是为当时的重大历史选择。而这一宏观的历史背景,其实就保留在当时的重要建筑物的样式与风格上面。回顾中山大学这一时期的校园和建筑物的风格选择,正好为我们回顾20世纪最初20年的社会观念的变动提供视觉证据。

        1904年到1907年之间,两广总督岑春煊选址于广东贡院的旧址上新建两广速成师范馆,继而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中山大学校园史的第一阶段中的代表性建筑——钟楼就诞生于此时。把钟楼放在历史的脉络中来观察,我们应该看到,此时发生了一个表里两个层面的重要变化,从“里”的内核来说,是以新式师范来取代科举,这一教育上的变革,决定了在“表”的层面上的选择——表征教育变革的校园建设和建筑风格。这一表里关系的选择,既可以看成是一种建筑样式(表)与观念(里)的匹配关系,同时也告诉我们,是两者的相互关系生产了建筑风格的意义,离开了相应的理念内核,建筑的外观风格不可能单独表达意义,反之亦然。

        回到20世纪初期,社会改革可以简化为一个以进步—落后为框架的两个选项的选择。在教育上,可能是新学与旧学的选择,落实到建筑风格上,就是一个中与西(洋)的选择。在如何为师范馆选择表里合一的建筑样式上面,岑春煊给出的答案,便是推倒旧式的贡院,用“新式”的洋风建筑来表征新式教育的形象和功能。这等于是采纳了一个向前——其实就是西化的选择。这一选择同时也揭示了建筑的时代背景——那正是一个以新——其实就是以西方—现代全面替换旧——固有传统的时期。以师范馆取代贡院,就是以新学对于旧学的取代;是以新式教育对于旧式科举制的取代。以钟楼建筑为代表的表征符号体系,实际上正是这一新与旧,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替换关系的一种对称性反映。

        不过,对于广州城来说,1907年落成的仿西洋古典式的钟楼,其实是一个延迟了近两百年的选择。除了澳门,广州可能是帝国时代最早出现西洋建筑的中国城市。17世纪末,康熙皇帝关闭了帝国的门户,惟留下广州城一口通商,在整个康乾年间,0+广州成为西方商人进入中华帝国的惟一窗口。从现存的外销画来看,1750年前后,古典主义风格的西洋建筑,就以商馆的名义出现在广州城外、珠江边上为西方各国划定的商馆区之内,其中不乏比例得体、建造精良的建筑,例如英国商馆,长长的柱廊和罗马式的山花构成的轮廓线,形成了珠江边的异国情调。不过,直至1840年代以前,这一外来的“他者”被惟我独尊的帝国用木栅栏圈禁起来,罗马式的券廊和山花,仅仅是西方商人们孤芳自赏的象征而已,它对于那个城墙之内的广州城乃至整个帝国毫无任何文化上的影响。广州商馆区的历史说明,在跨文化的意义上,一种他者文化的风格出现在另一种文化中,要比这种社会文化自觉地去接纳它可能要早很多;而导致自我文化态度的转变,从排斥他者到主动地接纳或以他者的形象来重新塑造自我主体,显然不会是单独发生的审美趣味上的变化,决定这一变化的关键原因仍在于整个社会的转型。

        所以,岑春煊时代建设的钟楼建筑群,表达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第一次主动的历史性选择。应该说,是新式教育的理念选择了与之相匹配的建筑风格。岑春煊只是在前进还是后退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了前进项,于是,中山大学校园的第一时期——文明路和中山路时期的建筑,就成为了那一时代的社会转型的证据和标志。把社会转型和建筑选择放到一起来看,岑春煊做出的前进选项,就要比如何设计一座仿西洋古典样式的建筑更为重要。从建筑历史和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判断,钟楼以及相关建筑群并不具备特殊的地位和意义。由谭胜设计,落成于1916年的红楼(原中山医学院办公楼)和图书馆楼(北校区内)也一样,虽然它们都具有雅致精美的风格,但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原属于西方的古典主义或哥特式风格被移植进来中国,就不再具有文化原产地的符号约定,其表意性也会因此而遭到改写。这就是说,如同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于18世纪在伦敦的丘园中设计建造了一座表现“中国风”的塔,这座离开了中国语境、并被置入到他者文化中的“东方之塔”,其实更多是出自钱伯斯的模仿和想象。同样的道理,大钟楼等洋风建筑虽然可以达成20世纪初表征现代中国教育的形象使命,但是它仍然只是西方古典样式的“泊来品”而已。我们不妨把这种建筑风格的选择看成是“制服效应”——如同用新式制服来表征新式军队的性质一样,弃旧变新,就是用洋风建筑来替代被推倒的旧式贡院建筑。放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这些建筑样式以“制服效应”表达了其功能与定位,简单来说,就是“以他为我”。

        如此一来,那个原来被皇帝圈禁在珠江边上的“西洋他者”,到了1900年之后,就变成了自我主动选择的“新制服”了。至于“制服”是来自模仿还是来自原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主体的观念决定了“制服”的选择。也正因为这种“制服效应”并不需要建筑学上的探索与创新,因此,与大多数近代中国的仿洋建筑很相似的,站在今天的立场来观看这些历史建筑,其历史价值就要大大胜于它在建筑理念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