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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我的读书处世谈——民国二十四年度对新生第七次训词

我的读书处世谈

——民国二十四年度对新生第七次训词

邹  鲁

(1935年9月17日)

        接连对各位讲了几天关于学生和学校,国家,社会,团体等等的问题,今天我想把我个人的读书处世经验来对各位说说,固然个人的读书处世经验,原无什么特别可说之处,但我总希望,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多少能给各位一些参考。这也就是我今天要对各位谈谈我的读书处世经验的缘故。

        我是出身在穷苦的家庭里面的,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得帮助家庭的工作,清早便要出去买菜,日间便要煮饭,当买菜时,常常看到豆腐店里的工人也是一早就要开始工作,忙忙碌碌的做着,一直到深夜才得睡觉,还是生活很困难,那时我心里就生了一种感触,我想到同是一个人,何以有些人用力很多,而得到的效能很少,反之,有些人用力很少,效能却是很多,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基于作事的能力上来分别的,但如何能养成作事能力,自然是要读书,要求学问。我当时有了这种的觉悟,所以我自少读书就不敢偷懒,但是我的天资很钝,一直到十四五岁时,每次最多只能读新书四五句,而且还常常背诵不出,为了天资的愚钝,我就想如何能增加苦读之效率,如是我乃细心选择适用的书籍来读,和每天很早就起来用功,从那时起我便养成了早起读书的习惯,到现在我还是得着利益,天天早起读书写作,和思索事情。实在是便利得多,至于择书读的法子,除了当日应读之四书五经诗文外,我就择定纲鉴易知录,风州纲鉴和通鉴辑览三部来看,十七岁以前通通看完这几本书,影响我以后立身处世很大,而且当时没有力量买书,除了纲鉴易知录系自己所买的以外,其余都是向人家借来看的。我看纲鉴易知录的时候是一面看,一面圈点,并且做眉批工夫,以补助自己记忆力之不足,反复的读完这三部书后,我的思想便稍趋于坚定,因为这种史家是仿春秋讲书法,史家书法一是“重褒贬”,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事物只受理智的裁判,没有情感的约束,我历来对事只认定的是非的所在,不去为利害方面着想,我相信我这种思想是很受史家的书法所影响的,二是“辨华夷”,我当时因为受着“辨华夷”的观念,所以清朝时候能够毅然投身革命事业,至于今日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对于日本之侵略是非抵抗不可的。至于我个人处事得力于吕东莱先生的下一段不少,他说“当贵盛之时,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贵者也,当贫贱之时,人之凌我者,非凌我也,凌贱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贵而后贱,我之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变而见凌;则回视前日之奉我者,岂真奉我乎?使我先贱而后贵,我之为我亦自若也,而凌我者遽变而见奉;则回视前日之凌我者,岂真凌我乎?彼自奉贵耳,我何为以喜;彼自凌贱耳,我何以为怒?心者我之心,固将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贵者之喜,助贱者之怒哉!”

        我生平认识了这段文章,复拿我几十年的经历来证明,觉得一毫不爽。我幼年是贫苦不过的,读书亦是赖人接济。迨后我在学校毕了业,随任两广方言学校教员,广东自治会教员,迨参加辛亥三月廿九日之役后,我乃不能回广东,要在香港亡命出国。迨民国成立,我又回粤任事,及做国会议员。讨袁失败,我又亡命。洪宪告终,我又还任国会议员。此后“护法”“讨贼”“清党”“扩大会议”“非常会议”,波澜起伏,尤难悉数。人情之变幻,一幕一幕,映在眼前,我却拿吕东莱先生这段文章来处置,觉得天宽地阔,不然的话,不是为凌我者气死,也为奉我者误死。

        为了家境贫困的缘故,在读书的历程中,几次中辍,记得有一次我已经搬到人家那里,预备帮人作工,恰好是过新年,我在路上遇到从前的教我的先生,他问我今年在那里读书,我便告诉了他我已辍学的事,他很可惜,叫我到他那边读书,答应不收我的学费,所以我得将学业继续下去,后来我到了韩山书院读书,那边有很多的同学,彼此常常问难析疑,互相研究,再加以自己的努力,所以学问上在那一个时期中得益不少。

        当我十九岁的那一年,向在韩山书院读书,得知我的家乡(大埔)开办了一间县立小学,我就去投考,这间学校招收的学生其年龄由十几岁至三十岁不等,但所取的名额只有二十名,由学校供给膳宿,成绩优异的学生,还有膏火津贴,但自己仅是被取,没有给膳宿的权利,只有考得好时得膏火便了,在那时候,我总以为他们办学的办法不对,有时我不能不要表明我批评的意见,但是学校方面很不以为然,说我年少无知,不配批评学校,于是我和一位和我的意见相同姓张的朋友商量,决定照我们的办法,自己来办问学校,把我们的成绩给他看看,使他明白我的主张,但是我们没有钱,不能不四处去请人帮助,后来有一位姓彭的朋友从九江回来,帮助了四块钱,这算是我创办小学的惟一资本。我们有了这笔四块钱的款子,可以支付一些旅行及印刷费用,到远处去想办法,结果,找到一位我的先生,他是办“大馆”的,很赞同我的主张,并且他已经有了校舍和学生,还有他的一位兄弟算有点钱,同时也有声望的,得到了他们两人的赞助,终于把我们的大埔乐群中学和小学办起来了。这问中学,我二十岁时候春季成立的,是大埔民办的第一个学校,自从开了这风气之后,第二年大埔的小学便如雨后春笋般的连接成立了二十七间,是年我在一个乐育学校教了一年的书,一天要上三四班的功课,并且只有两位教员,除我自己之外,其他一位是个老先生,不能担任什么功课,一切国文、外国地理、历史、算学、物理、生物等等都得由自己担任,那一年的薪俸是多少呢?只是五十元,过年的时候,我还有钱带回家去,各位由此看到,我当时的一切的生活情状是可明白了。

        教了一年书后,因为自己深觉得学识不足的痛苦,同时学校也有了基础,所以我决计要离开学校再求深造,但是学校不肯让我辞职,并且那时有好多学校要请我担任教课,甚至福建那边也来聘请,我的年俸本是由五十元的竟有人增到了几百元,但我认定了自己学识不够,无法立身任事,惟有再求深造,才是办法。所以宁愿捱受贫困的境遇,把所有来聘请的都谢绝了。好在家里虽穷,但先父很赞同这种意见,他卖了两间屋,我更向朋友求助,总共筹到一百二十元预备来到广州考师范学校,那知师范学校是过了考期。后来又听说澳门有人办师范学校,于是我赶到那边去考,谁知那间学校是由几个留学生办的,他们都没有办学的经验,我自己虽则学识很浅,但总算办过学校,做过教员,我根据我的经验,批评他们不对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愿接纳我的意见,我愤而回来广州,立意要办间师范看看,说来也是很可笑的,因为我本来是没有办师范学校的经验,并且是初来广州,人地生疏,连话也不懂得,但我并不自馁,我还是照着我的目标做去,果然也有人赞同我的主张,给我帮助,于是我便把这从家里带来的一百二十元除用了的,办成了一个潮嘉师范。而且还继续了两届,由此也可以看到,要做成一种事业,并不要怎样丰富物质条件,只要你不断的努力做去,自然你可慢慢地达到你的目的,由创办乐群中学以至创办潮嘉师范,对于这种见解已经给了我充分的信念。从此我做任何事情,我并不以环境的恶劣而稍存退缩之心,我只用尽精力放胆去做。

        从那时起,我一面办师范学校,一面我因为不能放弃我求学的志向,所以仍是去考取了学务处办的理化研究所,同时也考进了法政学校在两处读书,功课本来是很忙的。但我是时已加入同盟会,要投身革命,所以在读书百忙中,仍一要做实际的革命工作,在光绪三十四年那一次的起事,是我在主持的。失败的那天,有些同志被捕,有些逃亡,我则逃回学校,记得那天正是学校考试的时候,我在失败之余,还是很镇静的参加考试。新军之役,失败了,这时我正在西关粤商自治会的学校教书,我就设法请自治会里面的人,拯救被捕及逃亡的革命同志,有了这两次的革命经验,使我得到了一种信心,就是做事业并不是一定妨碍到读书,而且还要多读。因为不读书,便没有学问,没有学问,做起事来一定要吃亏的。

        我虽不是军人,但要做革命事业,不能不要有点军事学识。我们那时所受的军训比现在的真是相差得远,买到一枝枪,便大家传看,能够明了它的用法,也就算了,操练的时候,只有用风枪代替,虽然如此,但到发难的时候,竞也能一样的持枪挟弹,冲锋陷阵,这也是一种经验,证明物质的缺乏倒不要紧,而主要的还是精神。其次,由于实际参加军事的缘故,使我感悟到“智仁勇”相连的关系,我也曾统率过好几次兵,初时,在阵上一听到枪声,确实有点害怕,但想到怕死就不要带人,退后便要退后,便不能推翻满清来救汉族,于是胆子就一时大了,便能够奋勇前进,不顾一切了,这种由怯而勇的过程,使我参透了“智仁勇”三者相互的关系,能智能仁就能生勇,能智能勇便可成仁,能仁能勇便能生智。关于这点,我且留待后来再和诸君详说,其理甚深,非今天所能说完的。

        民国成立后,环境较前更坏,那时广东的都督是胡汉民先生,军事领袖是陈炯明,当时胡先生派我入京去当代表,袁世凯知道我和陈炯明先生是同学,而且是多年知交。就来运动我,说给我官做,并且说广东都督要给陈炯明去做,意思是想广东内部自己发生斗争,我当时就毫不迟疑的加以拒绝,并且对他说,要广东好,决不能用甲倒乙,以丙制丁的手段,若果以为陈炯明是有大才,现在库伦独立,最好是命他去平库伦,知道我这种事情的在广东现在还有江霞公先生,我回到广州之后,就对陈炯明说起这件事情,他是很赞同我的意见,惟内心怎样,那是不得而知了。同年我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未入京之前,袁世凯便来电表示迎欢之意,在报纸专电并说要给我去做内政部次长,到我入京以后,那时国民党在京的势力很大,我在京的住所,是做了国民党同志聚集的地方,一切秘密工作,都在那儿进行,袁氏知道了我这个内幕,那时他正在设法离开国民党人,就和梁士诒商量,由梁士诒派陈干的来见我,说愿意给我三十万元作活动费另组新党,陈干原是山东人,当粤军北伐时,是由我助了他五千元并向黄克强先生处取得淮军司令的名目,成立淮军,在南宿州时曾帮助粤军打张勋的。竞因这个关系他就来做说客,我当时就婉词谢绝了他,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干部人,尚有主张我接受他的钱拿党里用的,我却以为若是受了他的钱不拿出来用固然不对,就是拿出来党里用我也要负担没有信用的罪名,我是终于毅然拒绝了。几十年来在全国来说,由袁氏复辟以至什么总理总长督军省长,在本省来说如龙济光莫荣新等诸人,他们当时何尝不横行一世,阔绝一时,但结果都落得声名狼藉不可收拾,我是一介书生,到现在我还能够站得住脚,向人说话,不能不说是此等操守处不曾失败。

        把我的过去的经验归纳起来,有几点可以给各位参考的,在这里我再来申述一下:

        第一,要做大事,便要培养自己的学识,充实自己作事的力量,要达到这种目的,当然须要读书,并且读书要勤,同时对于书籍还要加以选择,应该于处世立身有裨益的来做选择的标准,同时读的时候要有判断能力,不可被书本迷惑,读书本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孟子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那就可以见得一斑。尤其是读近代的书籍,特别要加注意和判别,因为近代书籍,常含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例如帝国主义之提倡大同主义,其用意却在使弱小国家民族和他合并;苏俄提倡共产主义说共产党没有国界,工人没有祖国;日本侵略我国,便跟却总理来提倡大亚细亚主义,若一一听得他来,岂不要害死了自己,最近日本人又提倡所谓“民族复归论”,竟认禹汤文武是他们的祖宗,中国的土地是他的土地,说他们是优秀的份子,发展到日本,现在祖国的兄弟不争气,他们要回来整顿,这种“民族复归论”的理论。若照着他来岂不是要把中国奉还他,又如西文地理把安南改为印度支那,志在消灭安南人的复国思想;英国人把锡兰从印度划出归海军部管辖,再把印度、缅甸、俾络芝等合称为印度帝国,用意是使锡兰为其巩固的海军根据地,同时也就想要消灭缅甸,俾络芝的民族复国的思想……他们著书立说,都把这种思想装了进去,如果读者不加留意,缺乏判断能力,就能受其麻醉而不自觉。至于立身处世切勿贪求一时的权利,贪一时的权利,虽能享乐一时,但结果终归失败的。譬如龙济光生前括得金钱千万,临死时竞欲求一棺椁而不可得,此可为殷鉴。

        第二,要把成败看透,盖成败不是一时贵贱荣辱,而是千古之是非褒贬。我几十年来反袁反共,几次亡命而天君泰然的。因为我自问为国家,而非为私人,但要做到这样地步,刻苦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不能刻苦,便做不成,往往因环境困苦而消灭自己的精神,当民国二十年我到东三省时,罗文干先生来访,他以为我是久在政治上有相当地位的人,生活享用当为优越,但到来看时,我是住着五角钱一天的房子,还是自己弄菜,希望各位要有刻苦的精神,然后才能担负大事。

        第三,要振作自己的精神,环境不好,要设法改善他。不要为恶劣的环境同化,我从前创办乐群中小学至潮嘉师范以至创办广东大学,建筑石牌新校……都是全靠这种精神,总之做事是以精神为主,物质应归其次,只要精神贯注,便无事不可成就,因为人要支配物质,勿反为物质利用,希望各位明了此义,努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