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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学生革命运动的领导(1946-1949)

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学生革命运动的领导(1946-1949)

黄义祥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摘要]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全面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广州地下市委, 以中山大学为阵地, 发动广州各校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广州解放前夕, 又以中山大学为阵地, 组织领导广州学生反对迁校、支持教授罢教、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的阴谋, 进行护厂护校斗争, 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

[关键词]中山大学地下党组织  广州市爱国民主运动协会  中山大学学生工作委员会  地下学联  正报  华商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广州学生革命斗争的领导, 既建立严密的党组织, 又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实际, 成立秘密的外围组织。中共地下党组织机构是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不断变动的。

        早在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7月, 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城市工作, 成立城市工作部。抗战胜利后, 中共广东区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 在香港创办区党委机关报《正报》, 复办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报纸《华商报》。“ 这两个报刊及时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 报道国内外时局的动向, 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阴谋和罪行, 支持和鼓舞人民群众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在广州、华南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同时区党委陆续从东江、北江、韩江等游击根据地抽调一批党员到广州。于1945年1月在广州成立市工委, 1946年2月又正式成立中共广州市委。这时广州的共产党员已达20 0人左右。为了加强对广州学生的领导, 中共广州市委还成立由林华康为书记的青委, 负责中山大学的工作, 吴震乾负责其他大专院校的工作, 林铭勋负责中小学工作。

        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于梅县等地的中山大学, 迁回广州后, 传来国民党镇压1945年“ 一二·一”昆明西南联大学生争和平民主斗争的消息。中山大学地下党于1946年1月30日发动1000多名中大学生, 与广州其它各校学生共2000多人, 罢课一天, 并且到广州市区举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示威游行, 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揭露蒋介石策划内战的阴谋。这次斗争显示了中山大学学生在广州学生革命运动中率先行动的优良传统, “在华南蒋管区引起了极大震动” 【2】。

        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山大学的作用, 1946年2月初, 中共广州市青委书记林华康在罗湘林家里召开有罗湘林、廖建祥、罗柏元等人参加的会议, 宣布成立中山大学党总支委员会, 由罗湘林任总支书记, 廖建祥任宣教委员, 罗柏元任组织委员。“罗湘林管全面, 重点联系文、法两学院支部, 罗柏元联系理、工、农、师等学院的党员, 廖建祥联系教师党员和一些个别活动的党员。” 【3】当时, 全校各学院约有五六十名党员, “组织形式有的成立支委会, 有的仅设支部书记, 有的仅是小组或单线联系”【4】, 医学院在广州市区, 党组织不归总支领导【5】。

        在此前后, 广东文理学院、广东法商学院、国民大学、中华文化学院等也建立党的组织。

        这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前夕, 反动统治当局对中山大学学生运动, 采取一系列的压制措施, 并建立了一套反动组织。“中大刚从外地迁回广州石牌上课, 国民党、三青团就在校内立即进行党、团重新登记, 成立国民党中大分部、中大三青团总部。三青团又成立了自己的外围组织——复员青年军联谊社”【6】。中大三青团总部的几个特务学生, 公开破坏学生的革命活动, 并暗中搞黑名单, 经常向国民党省党部特务头子主持的“学运小组”告密。在这种形势下, 中大党总支在市青委领导下, 按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采取“ 荫蔽精干, 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方针, 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 进行斗争【7】。不久, 时局进一步恶化, 我方获悉一批共产党员及民盟盟员上了黑名单, 国民党准备大逮捕, “为了保存力量, 凡过去在游击区以公开面目出现的党员一律撤退”【8】, “也帮助民盟成员撤退, 避免了损失”【9】。同年5月, 罗柏元随东江纵队北撤, 离校赴香港。中大党总支根据市青委指示, “把理、工、农等学院党员的组织关系转交给胡泽群同志, 由罗湘林负责和胡联系, 总支不再建立支委会, 各支部也尽量改变为单线联系, 在政治上, 支委也尽量减少集体活动, 以适应形势, 坚持群众斗争”【10】。7月初, 中共广州市青委林华康也撤退, 由钟明代表中共广州市委改为特派员身份直接领导中大党组织, 罗湘林、廖建祥两人也被国民党当局解除教师职务, 不便到石牌活动, 由市委安排负责市内其他组织的联系工作。中大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由钟明交给胡泽群。由于党员大量撤退, 留下的地下党员只有十几名, “ 按单线联系的原则,分成六条分线, 每条分线由一位同志负责”【11】。由于中大地下党组织这条新线是刚建立起来的, “因此, 党的组织生活内容重点放在革命前途教育, 革命气节教育和秘密工作教育上面。同时还要求每个同志都要做到学好功课, 交好朋友, 搞好调查研究, 迅速摸清自己周围到本班、本系、本学院的敌、友、我的情况, 准备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去迎接艰苦的斗争”。【1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之后,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华南游击战争的领导, 1947年5月6日, 撤销中共广东区委, 成立以方方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分局。中共香港工委中成立了朱语今、李超、黄焕秋、李嘉人、黄文俞、罗培元、杨奇、吴佩纶等组成的青年工作组, 组织发动香港青年学生支援内地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五•卅一” 事件发生后, 青年工作组和新成立的群众工作委员会直接与中共广州地下市委钟明联系, 接应由广州撤退至香港的学生。钟明则直接与中大地下党负责人胡泽群联系, 领导以中山大学为中心阵地的广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至1949年初, 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 中共香港分局( 不久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华南分局, 香港分局随之取消) 设立了由黄焕秋、陈恩、余慧等人组成的青妇组。1 9 4 8年秋, 广州地下党改派陈翔南同胡泽群单线联系, 领导中大的地下党组织, 发动广州学生迎接解放。

        中山大学地下党为了做好群众工作, 在学生中成立各种秘密或公开的社团, 并成立学生会, 使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这些进步学生组织常常召开各种座谈会、演讲会, 讨论时局问题。茅盾、周钢鸣、司马文森等著名进步作家都到校作过演讲。但在广东国民党当局导演“五四” 反苏游行后, 进步力量受到打击, 大批党员被迫离校。

        1946年12月24日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激发起学生的抗暴运动, 中大地下党组织及时发动学生与广州各校学生共2000多人, 于1947年1月7日在市区举行抗暴示威游行。其后, 中大地下党组织遵照广州地下市委指示, 组织党员学习, 进行思想整顿。此时, 中大学生中部分积极分子, 基于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 自发地多次出面召开福利问题和时事问题的座谈会, 于1947年2月间发起全校性的反内战、反独裁的罢课运动。但由于脱离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缺乏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公开斗争的经验和策略, 加上广大学生正忙于期终考试, 结果仅有少数学生响应, 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学校当局却乘机迫害进步学生, 于3月初开除了10名进步学生。

        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通过这次教训, 急切盼望党的领导。中大地下党组织向中共广州市委汇报请示。1947年初, 中共中央青委通知各地区党组织要按实际情况建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 为在全国解放时建立青年团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中共广州市委经研究决定, 以党员为骨干, 首先在中大建立一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定名“广州市爱国民主运动协会”( 简称“爱协”) , 起草了会章和秘密工作条例。1947年3月29日,“爱协” 在纪念广州黄花岗起义这一天正式成立, 拥有会员约50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广州地下党新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外围组织。后来在中学发展时, 采用‘学生联合工作协会’的名称。1949年春, 又统一改称为‘地下学联’, 但仍保留‘爱国民主协会’的名称用于发展其他阶层的成员” 【13】。“爱协”成立后, 地下党组织便逐步把大部分学生积极分子吸收进来, 帮助他们总结二月罢课的经验教训, 对他们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 使他们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

        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中大地下党组织还成立适应各次斗争的领导机构。1947年为参加“五•卅一” 运动所成立的“学生工作委员会” , 就是以地下党员和“爱协”成员为核心的公开领导机构, 又如1949年4月, 为在中大开好“追悼南京‘四•一’惨案烈士大会” 而专门成立指挥部, 等等。

        中国共产党各级地下组织在领导广州学生进行革命斗争中, 随着情况的变化, 及时指出明确的方向, 并作出具体部署。

        1945年9月20日, 广东区党委按照党中央为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 要加强大城市工作的指示, 发出《对广东长期坚持斗争的工作布置》, 决定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10月24日, 广东区党委发出《当前形势与工作指示》, 要求“大量动员干部党员参加群众各种公开合法的社团, 组织广大群众, 团结中外人士, 奠定民主运动的基础”【14】。

        1946年2月下旬, 三青团在中大及各校张贴反苏反共标语。24日晚, 中大三青团分子还殴打不满三青团组织反苏游行的进步学生江仲怡。25日, 国民党、三青团诱骗广州各校学生参加反苏游行。对此, 广东区党委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指示》, 要求赶紧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展各种细胞组织。中大迁回广州后成立的临工委在地下党总支的支持下, 改组为级系代表会, 并开展各社团活动, 恢复和健全“中师剧社” 、“南燕剧社” 、“春蕾壁报社”等。3月25日, 针对“江仲怡事件” 正式成立“国立中山大学人权保障会” 。4月7日, 驻广雅中学的国民党士兵殴打学生致伤, 该校取得中大人权保障会支持后, 也成立广雅人权保障会。4月18日, 国民党士兵在文理学院开枪追击学生, 并出动人马包围学校。经斗争, 继中大、广雅之后, 又成立广州人权保障会文理分会。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 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中共广州地下市委为保存革命力量, 进行长期斗争, 重新强调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 要求做到 “立住脚跟, 联系群众, 支援农村, 整顿组织, 转入地下。”【15】部分党员撤退后, 广州仅剩近百名党员。

        1947年1月初, 广州学生掀起援沈反美抗暴斗争时 , 《华商报》对中大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这场斗争给予有力的支持, 陆续刊登1月1日的《中大女生告同胞书》, 并报导广州学生的斗争情况: 《穗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穗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军暴行》,《新华日报》也发表通讯《广州学生游行前后》、《广州学生抗暴游行记》等, 指出北平美军奸污北大女生事件发生后, 广州“中大、文理、法商、广大、民大等校学生,不怕反动势力的高压, 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 。

        3 月1 日, 当中大学校当局在广东三青团授意下开除十名进步学生时, (《华商报》刊登了《恐怖袭击中大》、《在高压下的中大》两文, 指出: “中大自十个进步同学被开除后, 学生活动表面上是沉寂了! 但是, 这片刻的沉默不是麻木, 而是过渡到下一次更广泛、深入的学生运动的桥梁。” 【16】果然, 在5月间爆发了配合全国学生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卅一” 爱国民主运动。

        在广州学生开展“ 五•卅一”运动过程中, 我党在香港办的报纸、杂志, 一直关注并连续报导运动的发展。在报导和评述文章中, 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无情的揭露, 对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赞扬, 并不断指出发展的方向。《华商报》在6月4日发表的社论《这血债必须清还》中指出: 国民党在各地制造血案, “到处凶殴学生, 横加逮捕, 封闭报馆, 绑架记者, 这一切惨无人性的行动, 除了‘疯狂’ 两字之外, 实在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 。6月7日出版的《正报》发表《致慰广州同学》的社论, 指出这场斗争“ 不止表示学生群众为求生存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之英勇,同时也由此证明蒋介石政府的统治已更脆弱, 甚至连牢狱枪杀这一套工具也快要失去效用了。” 即使蒋介石政府采取更加凶残的丧失人性的屠杀, “结果只有使蒋介石陷于更大的孤立。” 对其残暴, 同学们不必震惊, 因为有广大解放区军民作后援, 蒋管区的全体人民也“必将开出一条第二战线, 成为一道反独裁的汹涌洪流, 给蒋介石政府以猛烈的冲击。” 社论指示学生们“必须更坚韧的战斗下去” , 必须与“城市和其他各阶层群众更紧密地发展起来” , “和农村的农民武装取得更密切的配合” , 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

        “五·卅一” 运动告一段落后, 广州地下市委分析了形势, 调整了斗争策略, 及时撤退转移巳经暴露的同志。地下党组织从“爱协” 中发展一批党员,“爱协” 又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8月以后,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 广州各校大力开展以合法斗争为主的活动, 组织和健全各种社团, 组织学生秘密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进步书籍, 广泛团结广大学生, 发展并积蓄革命力量。中大还组织学生办民校、夜校, 加强与工农联系。

        “五•二〇 ” 运动后, 国民党政府更疯狂镇压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8月22日, 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同日, 党中央城市工作部给上海局、香港局发了《 应付蒋匪大举逮捕各地学生的指示》, 要求即撤退工人、学生及其他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 无法撤退的即设法疏散, 切勿犹豫【17】。9月间, 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曾传讯中大及法商四名学生( 均地下党员、“爱协”成员)。在此前, 广州各校已接市地下党指示, 做好安全撤退的准备。广州地下党早在香港地下市委协助下, 在九龙设立了“ 联络处” , 设有招待所和学运资料组, 先后派出中大、文理、法商、文化大学等校的地下党员负责接待从广州撤退的同志, 并介绍他们参加各农村游击区的武装斗争。

        1948年底至1949年初, 解放战争已发展到夺取全面胜利的阶段。1949年元旦, 蒋介石提出所谓“和平谈判” 虚伪建议时, 正在扩编军队, 建筑“长江防线” , 并于2月5日将行政院南迁广州, 妄图负隅顽抗。粉碎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和负隅顽抗的企图, 迎接华南的解放, 便成了华南人民的紧迫任务。

        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 中共香港分局青妇组于2月1日至5日在香港召开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过《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提出十项具体工作任务, 制订“力求生存, 巩固阵地, 发展力量, 扩大影响, 准备胜利” 的行动方针, 对华南学生迎接解放斗争作了明确的部署。

        1949年3月下旬, 中大教授为生活所逼在广州掀起反饥饿的罢教潮, 得到全校以及广州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党在香港办的《华商报》即发表《中大教授罢教求生》的评述文章, 和华南学联的《致慰中大教授通电》, 指明不应对国民党政府存在任何幻想, 应和学生团结一致, 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当南京“ 四·一” 血案消息传来, 《华商报》随着发表华南学联的《抗议“ 四·一” 惨案宣言》, 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 号召“ 华南全体同学学习南京同学的英勇斗争革命精神, 根据各地具体情况, 坚决支援南京同学的斗争” , “以加倍的努力来迎接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解放华南, 解放全中国, 捉拿与惩办一切战争罪犯, 为一切死难受伤的同学复仇” !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 解放南京后, 中共华南分局立即发出《关于大军渡江后华南的工作指示》, 指出在南下大军到来之前, 必须解放农村, 以便在大军到来时集中力量解放城市并追歼残敌, 同时抓紧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华南分局青妇组为此以华南学联名义在《华商报》发表《为纪念‘五四’30 周年, 华南学联告同学书》指明“ 配合解放军与人民一道予敌人最后一击的时机快要到来” , 要有领导地组织起来开展争生存、争自由、争民主、反饥俄、反迁校、反恐怖迫害、反军警宪特进驻学校的斗争。并具体布置护厂护校, 搜集敌特罪证, 防止敌特破坏和化形潜伏等工作。指出上述工作要与人民的求生斗争相结合, 以动摇美蒋反动统治的基础, 把华南“这美蒋所幻想的坚强堡垒, 变成反动派最后的坟墓” 。广州地下党以广州学联名义, 在《华商报》发表《广州学联告同学书》, 结合广州实际, 布置了五项工作: 一、巩固与扩大校内外师生员工的大团结, 争取社会支持, 二、反对迁校, 反对撤退, 保护校内一切, 使人民公产完全无缺,三、反对特务威胁学校, 并注意他们的阴谋, 调查搜集他们的罪证, 四、有计划地开展深入的学习运动, 改造落后思想, 确立新的人生观, 五、展开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觉悟, 为解放军打下更深广的群众基础。广州地下党以广州学联名义, 在《华商报》发表《广州学联告同学书》, 结合广州实际, 布置了五项工作: 一、巩固与扩大校内外师生员工的大团结, 争取社会支持;二、反对迁校, 反对撤退, 保护校内一切, 使人民公产完全无缺;三、反对特务威胁学校, 并注意他们的阴谋, 调查搜集他们的罪证;四、有计划地开展深入的学习运动, 改造落后思想, 确立新的人生观;五、展开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觉悟, 为解放军打下更深广的群众基础。广州地下党又以广州学联名义, 在《华商报》发表《为“ 五•卅一” 两周年纪念告同学书》, 强调在“全华南全广州解放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 时, “必须认清反动派在死亡前的最后一分钟都决不会收敛他们的狰狞面目” , “我们要戒除骄躁, 更加警惕” , “更加沉着英勇, 发扬‘五•卅一’ 的斗争精神, 迅速地有计划地完成人民所赋予我们的任务”。

        当广州的国民党残敌制造镇压中大师生员工的“ 七·二三” 事件后, 《华商报》立即发表《制止大捕杀》的短评, 指出“ 这次大捕杀是很早就布置了的” , “是战犯蒋介石及其死党促成的” 。号召华南人民要提高警惕, 以果敢的行动制止反动派的残暴。并号召中大学生“应激起同仇敌忾的义愤, 坚决地稳步地走向革命行列” 。并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 揭露、抗议、反击国民党残敌迫害中大师生员工的血腥罪行。

       9月5日, 广州地下党又以广州学联名义发出《告教师同学家长书》, 部署最后的应变护校工作, 向各校提出“ 坚持岗位, 正常上课, 以便扩大与巩固校内师生工警的团结, 实行应变护校, 迎接解放” 的任务, 号召大家发扬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教学与坚持在这个即将解放的国民党反动派魔城下的广州‘危城’ 里,加紧结束国民党残余下的‘最后一课’ , 准备代之以新民主主义的‘最初一课’ ” 。这一部署和号召,使广州学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迎来了广州的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 广州以至中大地下党在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斗争所采取的策略是很成功的, 主要做法可归纳如下几点:

        (一) 通过与反动当局“捉迷藏战” 的做法, 打开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局面。

        1947年震动全国的“ 五•二〇 ” 惨案像一根导火线点燃了华南人民反内战的怒火。消息传来, 中大学生立即行动起来, 声援京、沪、平、津同学的正义斗争。中大地下党得到广州地下党及时写来的指示信, 信中指出: “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形势巳空前提高, 正要求行动。” 并号召全体同志要勇敢地站在群众的面前, 有步骤地把斗争引向高潮。5月22日中午, 中大地下党马上向第一线的同志提出: “迅速打开局面, 推动全体同学大会的召开, 参加大会选出的工作机构, 公开出面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的紧急战斗任务。

        由何锡全、潘明丽、张绍文、胡兆瑞、谢耀崇五位党员组成的中大地下党公开工作组接到指示信后深受鼓舞。但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 广州行营主任公开威胁学生说:“谁敢煽动游行就枪毙谁。” 中大学校当局也贴出“ 严禁学生集会和游行, 发起者一律开除学籍” 的布告。这时中大几乎没有任何“合法” 机构可用来发动群众了。要打开群众斗争的局面, 就要有正确而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经何锡全等认真研究后, 当天下午贴出一张既无题目又无署名的通告: “一群热心于时事和福利问题的同学将于晚上七时在福利饭堂开座谈会, 届时请同学们踊跃参加” 。当晚的座谈会开得很成功。会议决定要求“膳团联合会” 尽快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这一决定得到与会的803位学生签名拥护, 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起, 于5月24日召开全校2500多名学生参加的大会,打开了群众斗争的局面。

        (二) 摸清敌情, 采取对策, 发挥学生们的集体力量, 逼使敌人节节败退。

        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破坏5月24日中大全体学生大会的召开, 5 月23 日晚上, 军统“十三太保” 之一、三青团广东支团干事长黄某窜到石牌, 召集中大的三青团及青年军的骨干会议面授机宜。内客是: “ 一、占据会场有利地位, 集中力量, 以便利发言及会场之控制;二、争取主席团人选;三、上述失败, 就发动叫嚣、喧哗, 扰乱会场;四、最后, 以左臂缠白手帕为记, 制造流血。” 并派校外特务到会, 以指挥三青团及部分青年军特务的行动。

        中大地下党摸清敌情后, 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5 月24 日上午大会开始前, 地下党已布置了勇敢的、身强力壮的学生把守门口、窗口和靠近主席台前排的位置。召集人宣布大会开始时, 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一个特务迫不及待跳出来说: “今天起来发言的同学, 都要先自报姓名、学院、系、班级的所在单位” 。指挥唱歌的学生立即指挥大家高唱“ 你、你、你, 你这个坏东西… … ” , 压下他们的嚣张气焰。推选主持大会主席团时, 特务们抢先提出竞选人, 表决时他们只有37 票, 而由学生们提名的5 位, 却以绝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

        发言中, 校外特务云某公开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 学生们厉声驳斥。另一位约40岁的特务冒充中大学生发言, 学生们要他当场出示学生证, 他摸不出来, 问他是哪个学院哪个系的学生, 他也哑口无言, 只好惊慌地向他的同伙招手, 胡扯什么, “你们不民主, 我们退出会场表示抗议。” 在学生们“狗离开会场” 的愤怒声中, 特务们溜走了。大会顺利进行, 作出有关决议, 选举产生了由45 人组成的公开领导机构——工作委员会, 其中, 地下党员和“爱协” 成员占1/3的名额, 保证了党的具体领导, 促使这次大规模爱国民主运动的顺利开展。

        (三) 针对敌人的迫害阴谋, 采取保存革命力量的果断措施,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早在1946年“五四” 前, 市青委决定由中大党总支和民盟合作, 于“ 五四” 纪念日在文明路中大旧校址广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市委探悉到是日国民党政府当局将派军警包围会场, 实行大逮捕, 把党的骨干力量一网打尽, 于是, 决定改为分散活动方式, 以保持骨干力量。总支接市青委紧急通知后, 说服了情绪高涨的民盟同志, 改为各校自行活动, 致使当局当天抓人的部署落空。

        1947年 “五•卅一” 运动开展过程中, 中大地下党原计划于6月2日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 以响应“六月二日全国反内战日” 的行动。但国民党政府当局获知此消息后, 根据蒋介石下达的“ 六•一” 全国大逮捕手令, 策划镇压中大学生的爱国活动。广州地下党根据所掌握的敌情和中大学生示威条件已成熟的情况, 及时采纳中大地下党关于提前出击的意见, 决定在5月31日举行示威游行。这一决定, 打乱了敌人的阵脚,鼓舞了中大学生们的斗志。当天游行受到暴徒袭击后, 中大地下党果断地将已暴露身份的何锡全等人隐蔽起来, 由负责二线的同志带队抄小路返校, 甩掉敌人卡车的追赶。对敌人的“ 六•一” 大逮捕, 地下党事先安排应变, 许多学生换房间睡觉, 或反锁房门,使特务抓人扑了空。

        对历次大规模斗争过程中巳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爱协” 成员和积极分子、或被上了敌人“黑名单” 的同志, 地下党总是及时采取隐蔽或撤退的措施, 安排他们到其他战线, 或到工厂、农村参加城市斗争或农村武装斗争。尤其是1949年“七·二三” 事件发生后, 在反击国民党残敌血腥暴行的同时, 为做好配合解放军解放广州和接管广州的工作, 很多学生被地下党安排往香港的联络处转东江等地游击区。

        (四) 抓紧一切有利时机, 形成政治攻势, 打击反动权势, 壮大进步力量队伍。

        1949年2月初, 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到中山大学的斗争中, 先是发动师生抗议迁校的命令。校园贴出抗议的标语, 指出“只有日寇才占用过中大” 【18】, “一致呼吁全校员工重振‘五·卅一’ 焚烧伪宪法流血护校的精神, 誓死抵抗南京流亡政府的占据校舍扼杀教育”【19】。然后在广大师生中进行反迁校的民意测验, 结果89%的教授和83%的学生反对迁校, 迫使国民党政府放弃原来计划。反迁校斗争取得胜利。

        在反对教育部门提高学杂费的斗争中, 各校采取统一行动, 坚决反对教育当局提高征收学费和米费。结果, 斗争取得胜利, 大多数学生也不致失学【20】。

        中大附中主任张某自1947年“ 五·卅一” 运动以来, 秉承国民党当局旨意, 先后开除进步学生10 人( 其中地下学联成员4 人)。当其殴打萧教授事件发生后, 地下党立即通过附中学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决定组织附中护校委员会, 向张展开斗争, 在报纸上公布其罪行, 并在校内广泛发动学生给张写劝告信或警告信, 迫令他立即辞职。中大师院派出20多名同学到附中着令张辞职, 表示: “ 如张氏恋栈不去, 决联络各学院学生一致声讨”【21】 。中大附中同学多次派出代表, 并多次呈文, 要求坚决撤销张的附中校主任职务。由于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终于迫使中大校方令张下台。

        为了更有力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面目, 揭露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南京“ 四·一”惨案, 4月15日在中山大学体育馆举行了追悼会。指挥部组织纠察队站岗放哨, 迫使当局派来镇压的暴徒只好站在校门外张望。少数潜伏在校内的反动学生不敢轻举妄动。追悼大会发言的师生, 充分利用大会讲坛揭露、控诉、声讨国民党当局镇压革命的暴行,誓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追悼大会变成了向反动派宣战的誓师大会。大会表明, 中大师生中的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这为进一步开展迎接解放, 准备城市的接管工作, 打下良好的基础。

注:

【1】【2】  陈遐瓒 《 全国解放战争初期广州学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 广州青运史资料与研究 》总第20期, 1989年第1期.

【3】【4】【5】【8】【9】【10】  罗湘林、廖建祥、罗柏元: 《回忆解放战争初期广州中山大学地下党总支部的建立及其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广州的地下斗争》,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以下凡同此出处的仅注“ 同上” )。

【6】【7】【11】【12】 胡泽群: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广州中山大学地下党的工作》, 同上。

【13】 黄菘华: 《我所了解的广州“ 地下学联” 情况》, 同上。

【14】【15】【16】【17】 转引自《解放战争时期广州青年运动资料选编》, 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10月。

【18】【19】 张强: 《穗教育界大乱》, 《华商报》1949年2月23日。

【20】 李钧: 《解放军渡江前后的广州学运》, 《华商报》1949年5月4日。

【21】 《中大附中护校运动》, 《建国日报》1949年3月8日。